揭秘康熙大帝缘何要废长城

Posted 2023-01-05 游牧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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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康熙大帝缘何要废长城

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创了中国“大一统”的崭新局面，这是商周以来划时代的伟大变革。“大一统”指以一统为大，原为儒家的政治主张，著《春秋》，意在尊崇周王，反对国家分裂，维系全国一个政权、一个统治者，这就是“大一统”的本义。秦修长城，就把“大一统”扩展到长城脚下。汉以后历代能否突破秦的局限，将“大一统”发展和扩大到长城外，关键取决于能否真正统一长城外“三北”地区的诸游牧民族。历代王朝所称“外患”“边患”，几乎无例外的来自这里，二十四史中留下了难以计数的记录。

自秦至清初，上下两千余年间，生息在“三北”地区的游牧民族与渔猎民族十分活跃，例如匈奴、乌桓、鲜卑、氐、羌、党项、回纥、高句丽、突厥、蒙古、契丹、女真、满洲等，都在不同历史时期，频频进攻中原，构成对中央王朝的长久威胁。因此，历代王朝承袭秦制，反复修筑长城，以其为国家安全之保障。比较各代修长城，又以明朝为最。自明太祖洪武十四年筑山海关，迄至帝亡国前，明持续修筑长城，长达250余年。工程之浩大，修筑之完备，长城之绵长，都创中国历史之最。

历代修长城，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边患”，挡不住游牧民族的铁骑，却严重阻碍国家“大一统”的进一步发展。把“三北”少数民族限隔在长城外，不能真正行使国家管辖权，只满足于定期朝贡，实际上只是维持表面的统一，当中央王朝衰弱，或者某一游牧民族变得强大时，原先那种松散的政治隶属关系就会被打破，冲突或战争就不可避免。

清以前，历代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三北”的民族问题，其“大一统”一直徘徊在长城一线。清以前历代王朝的国家“大一统”，表面上是为长城所阻，实际上是传统、狭隘的民族观念制约着人们的思想。这种由区分“内中国外夷狄”到“天下一家”的破局，是从清朝的康熙帝开始的。康熙帝即位时，除了台湾，全国大陆重新实现了统一，当台湾归入版图后，清朝对全国的统一始告完成。清朝的“大一统”能否巩固，尤其是能否进一步发展，同历代一样，关键取决于“三北”游牧民族的动向和清朝所采取的政策，其中如何看待长城又是一大关键。

康熙二十八年，清朝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东段边界，“三北”之一的东北趋于安定。二十九年，以噶尔丹为首的准噶尔割据势力公然发动战争，侵夺内外蒙古，直接威胁京师。康熙帝毅然决策征伐，很快就阻挡住了噶尔丹的攻势。次年，康熙帝率诸王、贝勒、大臣前往多伦诺尔（今内蒙古多伦），约集内外蒙古来此“会盟”，定疆界，制法律，为外蒙的喀尔喀蒙古诸部编制盟旗，使其接受清朝的管辖，从而实现了北部乃至西北的空前统一。蒙古问题宣告解决。

就在这次“会盟”之后，有大臣看到长城年久失修，建议拨款修理。康熙帝继承皇太极、顺治帝提出的“满汉一家”的民族思想，进而又发展成为“中外一视”“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发现长城的存在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尤其不利于与“三北”游牧民族的政治一体化，于是否定了修长城的建议，并说出了一段意义深远的话：

“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法养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也。”（《清圣祖实录》）

康熙帝总结历代修长城的历史教训，悟出一个治国的大道理：长城再坚固，也无法保障国家的安全，惟有“养好”百姓，让他们高兴，才会得到治国之本，边境自固而无忧。这就是“众志成城”的意思。康熙帝决策废弃长城，实际是拆除了分割广大汉人与“三北”少数民族的一道隔离墙，不再有内外之分，迅速形成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康熙帝废除土石工程长城，力主构筑一道“众志成城”的思想长城，是“大一统”理论的划时代突破，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揭秘司马迁外孙杨恽才华卓着缘何会被腰斩

司马迁在他的《太史公书》的最后一章《太史公自序》里讲，完成了《史记》的撰写工作之后，他又另誊抄了一份，这就使《史记》有了正、副两个本子。个人修史，一旦遗失或遭水火，多年的心血就白费了，所以司马迁很小心。正本呢，“藏之名山”;而副本呢，“副在京师”。副本留在京师，京师是个大略的概念，其实就是将副本交给家在京城的亲人收藏，这个亲人是谁呢？是司马迁的女儿司马英。

司马英嫁的丈夫叫杨敞，杨敞可是宣帝时期两任过汉丞相的大人物。司马英给杨敞生下两个儿子，大儿子叫杨忠，二儿子叫杨恽。杨恽在宣帝时继父兄爵任常侍骑，左曹，因揭发霍光子弟谋反有功，受封平通侯。外公撰修的《史记》手稿，第一个看到的人，就是这位杨恽。

杨恽继承了父母双方家族的许多优秀基因，熟读《春秋》，才华卓着，又很喜欢结交英俊杰出的儒生，因而在朝廷上名显一时，人人都以为其前途无量。

除了才华，杨恽还有一个特别令人敬佩的地方，就是清廉仗义，轻财好义。

《汉书》载，父亲杨敞去世时，身后留下遗产五百万，杨恽大方地把这些钱财分散给了同宗族的人。其生母司马英去世得早，父亲续弦，给他找了个继母。父亲死了，杨恽对待继母如同对待亲娘，孝敬有加。继母无子，死时也留下几百万的家财，继母还专门遗嘱全部归杨恽继承，杨恽没听继母的，而是把这几百万分送了继母的兄弟们。父母先后两次留下近千万资产，杨恽分文不留，“皆以分施”。

在官场，杨恽更是不贪不占，以廉洁公正着称。

这样的一个又有才华，又清廉正派的人，该是上下交口称赞、美誉不尽了？事实却并不如此。

杨恽身上有一个致命的缺陷，“伐其行治，又性刻害，好发人阴伏，同位有忤己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什么意思？就是说杨恽这个人呀，喜欢自我标榜，好吹嘘自己的德才能力，高傲自负;尤其让人难忍的是，个性刻薄，老爱戳别人的痛处，揭人的疮疤;特别不容人，同事中但凡有谁与自己的意见相悖，他想方设法予以加害。

这脾气、这胸襟、这涵养，身在官场不懂圆通，实在是大忌。就因为这个性，杨恽在朝廷里得罪了不少人，树敌颇多。

俗话说身正不怕影子斜，自以为正直的杨恽，别说影子斜，整个人都让人给扳倒了。

朝中有位太仆，叫戴长乐，杨恽咋看咋不顺眼，十分讨厌他。可这个戴呢，来路很是特殊，是汉宣帝早年落难时的知己，刘询意外做了皇帝，立马召这个哥们到身边，安排做了亲信宠臣。可想而知，跟这种人过不去，杨恽的下场是注定要失败的。果然，架不住戴长乐一而再地在皇帝面前撺掇，杨恽最终被废为庶人。

吃一堑当长一智？杨恽江山好易秉性难改，罢官为民后，虽灰心于政治，却决不安分守己，他开始“家居治产业”，着手经商。经商你就经商呗，却要显摆，“起室宅，以财自娱”，做房地产，发财了，张扬恣肆，以财取乐。他的想法是，我花我挣的钱，我玩我的，该是不碍你什么人了吧！

杨恽富豪的日子过得得意洋洋，自由自在。交结天下，高朋满座，花天酒地，名闻一时。政坛处境诡谲，商场不关他人，杨恽满以为自己就此可以风风光光下去。殊不知，像他这种有过相当政治伤疤的人，经商发财，照样会有人说三道四的，人们免不了对其致富产生种种揣测和非议，怀疑其生意的纯洁性。

杨恽有个好朋友叫孙会宗，任安定郡太守，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写信提醒杨恽，说：“大臣废退，当阖门惶惧，为可怜之意，不当治产业，通宾客，有称誉。”高位上退下来的人，就应当待在家里谨小慎微，千万别经商置业，更不要去结交宾客，再图虚名。

杨恽读罢好友的信，犯了倔脾气，这什么逻辑，做官耿直难容宵小，自个儿凭本事赚钱自个儿花也有闲话，还让人活不？！他愤然给孙会宗回了封信，这封信便是几可与其外公的《报任安书》相媲美的《报孙会宗书》。

信中大发牢骚，谩骂好友，愤世嫉俗。结果不久，被人告发，宣帝下令逮捕入狱。最终，以大逆不道罪腰斩于市，老婆孩子流放西部酒泉郡。

官商之道相通，均需柔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