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称刀枪不入全靠糊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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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称刀枪不入全靠糊弄
拳民就是义和团的成员,这种称谓是义和团发生那个年月的,没有褒也没有贬。他们的对手,被称为教民。在那个农民起义比较被看重的年月,中学生都知道,义和团跟太平军不一样,没有统一的领导,统一的组织。但是没有统一组织的拳民,却穿着差不多的服装,黄布包头,红肚兜,行为方式也高度一致,都是集中在一处(拳坛)“亮拳”,表演神灵附体(上法),然后舞刀弄枪,用大刀片往袒露的肚皮上砍,扎枪顶着咽喉,展示“刀枪不入”的本领。从山东到直隶,从河南到山西,北方偌大面积的土地上成千累万的义和团,都差不多,好像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控一样。
很长时间以来,义和团研究是个显学,但是学者都忙着给义和团找根正苗红的“爹”(组织源流)。只是这个出身好的爹,总也找不准,大家吵成一锅粥。有的说义和团源于鲁南半土匪性质的大刀会,有的说源于谱系上曾经有过造反历史的民间教门八卦教,有的则说是源于跟教会有冲突的民间拳会梅花拳。除了这几样之外,学者们找到的其它的组织源流,这个教,那个门,总括起来,能有几十种之多。
“爹”找不明白,儿子的秘密自然也没人理会,一本又一本的著述问世,但拳民到底是怎么回事,看了之后,依旧不明白(因为没有人屑于说)。其实,当年的史料文献和后来的口述材料说得很清楚,义和团大体上由这样几部分人组成:
一是老师,或者叫师傅,属于传道授业的。义和团的行为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师,老师都有“法术”,说起来都是从峨眉山、昆仑山什么地方下来的,有异人相授,比金庸先生还要早些,给这些山抹上了带有气功和武功的神秘色彩。当然,实际上这些老师,也都是乡下人,本没有什么特殊的本事,不过见过点世面,胆子大,敢说,也敢做,就成了老师。
好在要教的东西也不难,无非是点半像气功,半似技巧的玩意。这种玩意现在依然有人玩,比如用刀往运好了气的肚皮上砍(注意事项:不能用刀划,一划肯定出事),扎枪顶着咽喉(注意事项:找好角度,否则穿帮)等等。还有的有点类似于前不久曾经很是流行的气功,老师装神弄鬼弄几下,接了功的弟子们马上像神鬼附体一样,乱蹦乱跳,一跳老高。不同的是拳民们荷枪带棒,手里有家伙,而且上法(接功)之后,往往宣称自己是什么什么神仙附体,跟乡间跳大神的巫婆神汉差不多,跳够了,马上精神萎靡,回复常态,回家照吃煎饼。当然,老师传功,也像后来的气功大师,总是要弟子孝敬银钱。
不是一个拳坛一个老师,老师要到处走,义和团就是在老师的走村串街中流行开来的。老师虽然号称传的功法各有玄奥,但就跟前些年气功热的时候的气功一样,虽然大师们的门派不同,但基本的招式却大致差不多,所以天南地北的拳民,比划起来,外人看上去,就都一样了。应该指出的是,义和团运动过后许多年,华北乡村兴起红枪会的时候,类似的老师,类似的功法传播,又出现了。新面孔,老招术。
二是骨干。义和团拳坛的真正骨干人物,是被称为大师兄二师兄的人。这些人或者是对气功感悟性好,或者有点武功底子,或者脾气比较暴。拳民行动的时候,一般都是这些人领头,烧教堂,杀教民,动真格的,需要这些人带头下手。当然,下手的时候,原本在拳坛练的本事,大多用不上。对方要是弱,比如妇孺什么的,就剁成肉酱;对方如果强,坚持抵抗,多半也就算了。
三是拳民。拳坛的多数是一般的拳民,老少都有,小的十岁上下,属于义和团的儿童团,老的七八十的都有。这些人平时的时候,在老师的指导下,在大师兄二师兄的带领下,在拳坛上演练。个别有条件的地方,还有民间鼓乐伴奏。这种演练,在美国学者周锡瑞看来,很有表演性和仪式性。的确,看当时人的记载,拳坛经常有很多人围观,跟看戏似的。后来气功热的时候,每逢大师出场,聚众练功的时候,好像看得人也很多,可见古今一个道理。当然,拳民不可能只在家门口表演,还要出去干事(其实真有不少拳民不打算出远门的,只在家乡玩玩算了,但袁世凯做山东巡抚,非逼着拳民北上京津,说是那边有鬼子打,实际上是以邻为壑),出去干事的时候,杀杀烧烧,吆喝呐喊,全指着这些普通拳民。
除此而外,一个拳坛,还有若干不经常出现,但却不可缺少的人物,他们算是拳坛的后台或者叫恩主。这些人多半是乡绅或者富户,以武举居多,武举人和武秀才。明清两代,虽然文、武都有科举,但军队的军官,却基本上不由武举来充任,大多行伍出身。武举基本上成了人们求个功名,改变身份,取得绅士资格的一种方便门路(比起文举,考试也相对容易通过)。因此,武举,成了乡村社会低级绅士的代名词。这些人比较闲,好生事儿,所以,官府鼓励,拳民起来的时候,他们往往乐于掺和其间,为拳坛张罗个吃喝什么的。
说起来,拳民起来,跟自打基督教开禁以来,尤其是太平天国失败之后,绵延几十年的民教冲突有关。“民”指一般非教徒的老百姓,“教”指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教会和信教的教民。两者的冲突,有些属于利益方面的。比如说,一个地方只要出现了教民群体,一个社区就出现了另一个中心,新的权威,这种权威对世界有一种新的解释,这样或多或少会令原来的权威感到一点不舒服。但更多的是属于文化方面的,属于基督教自身的行为和中国传统习俗的冲突。
最早的文化冲突跟民间的娱乐活动有关。唱戏以及相关的社火秧歌活动,是中国农民的娱乐,但这种娱乐却往往以酬神演戏的方式展开,于是被教会理解为“偶像崇拜”。因此,教会特意给教民从总理衙门讨来一项“特权”,既不许教民参加活动,也不要教民分摊戏份。但是,当酬神演戏是为了求雨的时候,多少会有点麻烦,如果没求来还好,求来了,雨又不可能只下在求雨人的地上,也沾了雨露的教民,就会被人视为占了大便宜,纠纷在所难免。
比较常见的文化冲突,是跟教会的日常仪式有关,从出生、入教时的洗礼,到死前的终傅礼,平日做弥撒,以及密室忏悔,都令中国的老百姓既感到神秘,也感到不解,容易往邪了想。双方有点摩擦的时候,就更易于流于恶意揣测。一般来讲,中国人讲究男女受授不亲,但乡村世界,农家村姑,没有条件藏在深闺。所以,男女混杂在所难免。但是这种混杂,一般只限在野外、集市等空旷地方。一旦男女混杂在一个房间里(比如教会做弥撒),就难免引起人们有关脐下三寸的联想,从通奸到乱交、群交。至于密室忏悔,隔膜更甚,不可解释,则联想也就更加活跃,简直就板上钉钉认定就是密室行淫。应该说,自从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基督教开禁以来,中国的城乡产生了无数的关于基督教、教会、教民的讹言,有无数份的打教揭帖在流传,其中最核心的成分,都跟“淫”有关。来自文化的隔膜,被恶意地放大了。显然,对于打破大门进来的西方人,无论输入的宗教本身怎样,中国人的观感,几乎从进入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是先天不良的。
被恶意放大的隔膜,还有教会育婴堂收养弃婴事件。在过去的时代,中国农村比较普遍存在弃婴的现象,主要是弃养女婴。虽然背后有生活的无奈,但不能说不是一个恶习。当然,中国也有人办育婴事业,收养弃婴。但这个事,做的比较大的,还是教会的育婴堂。育婴堂收来的弃婴,很多本身生命条件就不太好(视弃养的时间长短而定),收来之后,嬷嬷们往往对于拯救婴儿灵魂,比拯救他们的生命更在意。因此,造成了育婴堂的婴儿死亡率比较高。当育婴堂将这些死婴集中埋葬的时候,麻烦就来了。过去弃婴东死一个,西丢一个,狼吃狗叼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一个地点,一个棺材埋很多,就很扎眼。于是传说这些孩子,都是教会害死的,更进一步传说教会拐来中国人的小孩,挖心肝做药,挖眼睛点银(可以将铅点化为银)等等。有的育婴堂为了鼓励人们帮助收弃婴,往往会给那些送来孩子的人一点报酬。但是就是有匪类,为了这点报酬,居然去拐人家孩子。这种匪类一旦暴露,就会把屎盆子扣在育婴堂头上,“坐实”了有关的讹言。轰动全国的1870年天津教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闹起来的。
当然,由文化隔膜导致的冲突,在基督教的传播历史上,并不稀罕。从理论上讲,隔膜是会随着交流的增加而消除的。基督教的某些风习固然怪异,中国人见得多了,自会见怪不怪,随之而来的会是理解,甚至和解。只要彼此没有因误会形成对抗,只要彼此的敌意没有形成刻版印象,冲突就会消散。但是,当时清政府的作为,却使这种和解的可能化为乌有。
纯然的江湖骗术 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真相
提到义和团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气功,当时的义和团似乎是“刀枪不入”,凭借气功吸引了一些群众。那么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到底是怎么回事?分析起来,其实至少有四种情况。
第一种是硬气功的表演效应
中国武术中的确有号称“铁布衫”的功夫(如兼习童子功,又称金钟罩或者金钟扣),这种功夫练起来非常繁难,每日要经过无数次的跌打磨炼,比如从杠上向沙坑里摔,用杠子和铁锤遍身捶打,还要经过特殊的药水浸泡,配合以运气吐纳,连晚上睡觉都要睡在坚硬的木板床上,什么东西都不能垫。如果坚持练上三年到五年,功夫才可小成。
据武术界的人士说,练成这样的功夫,只要有了准备,一般的冷兵器是可以抗一下的,但是火枪(即使是鸟铳)还是难以抵挡。义和团起于直鲁地区,那里是传统的习武之乡,义和团的大师兄二师兄们有几个功夫高的实为应有之义,比如着名的拳首心诚和尚就是有史可查的“浑身气工(功)”的武林好手。受西太后派遣前去查看义和团“刀枪不入”真伪的刚毅和赵舒翘,曾被一位大师兄蒙了,估计他也有那么两下子。至于为什么鸟铳打不透他的肚皮,也可能是在火药上做了手脚。
第二种情况是貌似硬气功的简易法门
当时,几乎满地都是“刀枪不入”的义和团,真能练成“铁布衫”功夫的又有几人?绝大多数都是用偷工减料的速成法造就的高手。鲁西南的大刀会与义和团的渊源,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夕,徐州道阮祖棠曾经派人暗访过大刀会。据他的报告,大刀会所谓的“金钟罩”演练,“其习法时,贫者不受贽仪,有力者以京钱六千为贽,夜半跽而受业。
燃灯焚香,取新汲井水供之。以白布画符,其符字鄙俚不经,有周公祖、桃花仙、金罩铁甲护金身等字样。传业者并不能书,或不识字,多遣人代书之。另授以咒,诵咒焚符,冲水令其跪饮,即于灯上吸气,吹遍其体,复以砖、棍排击之。诵咒之夜即能御刀,谓诵久火器亦不能伤矣。大致略似运气之法,气之所至,猛击以刀可以不入,而稍一顿挫,则饮刃也”。
像这种夜半受业,燃灯焚香,供井水,念咒吞符等等烦琐的仪式,实际上是为了营造一种神秘的气氛,借“神力”以济功力之穷,所以才有了念咒的当天就可以御刀的“神效”。实际上,这不过是传业师傅的“猫腻”,即利用力学原理,手法得当,可使刀砍不伤,受业者其实并无真正的功夫。所以说,“稍一顿挫”,即改变受力角度,仍然会受伤。当然,真的练硬气功的人据说也要念咒,但人家是以练为主,念咒主要起的是神秘其功夫、坚定受习者信念的作用,而这简易功法则相反。
第三种情况实际上是第二种的延伸
在义和团运动最兴盛的时期,各地拳众充分发扬了“群众首创精神”,大大地简化了仪式,并与巫师神汉的降神附体结合起来,一吞符念咒,立刻来神,刀枪向肚皮上招呼,什么事没有。实际上,义和团的人在练功上法的时候,是进入了某种气功态,有点武术底子,气质和心理状态如果又比较契合,人是很容易进入这种气功态的。而且进入状态之后,人往往会有超常的“能耐”,比如蹦得高、蹿得远等等,再加上师傅指导得法,手法得当,眼见得刀真的砍不进去。
到了这个时候,不由得人们不信是关张赵马和孙悟空、猪八戒之类附了体,别人怎么看另当别论,自己首先就信了自己“刀枪不入”。当然也有些人状态不那么好,据时人讲,义和团拳民上法时,许多人都会像原始民族的巫师跳神一样,口吐白沫,神志迷乱,但是也有所谓“明体者”,“神降之后,尚自知觉,不致昏迷也”。更有所谓“缘体者”,“谓与神有缘,不劳更请,但一顿足存想,其神即降也”。实际上,后两者的什么“明体者”、“缘体者”,都属于状态不佳的,不操练则已,操练起来说不定就会出事,所以当时义和团各拳坛也常有“漏枪”、“漏刀”的记录,就是说在自家练习的时候,刀枪也会有“入”的可能。
第四种情况是纯然的江湖骗术
义和团“刀枪不入”的最后一种情形实际上是纯然的江湖骗术,也可以说是一种魔术和戏法。义和团里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江湖艺人自然也少不了往里掺和,原本是用来抵御或者吓唬洋人的“刀枪不入”法术,在他们这里,就变成了表演魔术。
因此,对于这四种“刀枪不入”的情况来看,除了第一种有点功夫之外,剩下的几近骗术。四种“神术”哪一种也不可能真的实现“刀枪不入”,面对已经进步到了后膛枪炮时代的洋人,根本一点用都没有。然而在西方人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给他们造成损失和麻烦的,其实还是清朝掌握洋枪洋炮的正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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