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父子为何枪杀邵飘萍：邵飘萍怎么死的

Posted 2023-03-06 张学良邵飘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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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父子为何枪杀邵飘萍：邵飘萍怎么死的

1926年4月24日，中国近代著名记者、民国初期著名报人、《京报》创办人邵飘萍遭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两天后，即4月26日凌晨，被张作霖枪杀于北京天桥，享年38岁。邵飘萍的死，无疑是中国新闻界的一大损失。86年后的今天，邵飘萍正直的报人精神依然在激励着人们。这么多年来，有关他被杀的原因一直众说纷纭，那么他被军阀杀害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

怀抱“新闻救国”之志

邵飘萍(1888--1926)，原名振青，浙江东阳人，出身贫寒。1909年邵飘萍大学毕业回到母校教历史、国文。除教书外，他还为上海的报纸写通讯。他酷爱新闻事业，对报业怀有特殊感情，有“新闻救国”之志。

1911年，辛亥革命后杭州光复，杭辛斋受命筹办《汉民日报》，聘邵飘萍为主笔。他从此进入新闻界，开始了15年的报业生涯。1912年春，杭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将《汉民日报》交邵飘萍主持。他对时局有惊人的洞察力，对袁世凯有入木三分的认识。

1913年8月10日，浙江当局以扰害治安罪及“二次革命”嫌疑罪，查封《汉民日报》馆，逮捕邵飘萍。他出狱后到日本暂避，在法政大学学法律、政治。同时，为国内报纸写评论。他还组织了“东京新闻社”，反对袁世凯卖国。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上海新闻界电邀邵飘萍回国。他于当月返回祖国，参加反袁护国斗争，发表了著名的时评《预吊登极》：“京电传来，所谓皇帝者，不久又将登极。呜呼！皇帝而果登极，则国家命运之遭劫，殆亦至是而极矣！但二月云云，尚需多少时日，各处反对之声势，再接再厉。所谓登极者，安知非置诸极刑之谶语乎！记者是以预吊！”

全文共86字，短小精悍，用语犀利，给民众以希望。

他在上海主持三报笔政，坚决支持蔡锷反袁护国的壮举，猛烈抨击袁世凯的罪恶行径，写下了一系列犀利、精辟的文章。据《时事新报》统计，他发表了社论36篇、时评134篇。

邵飘萍

1916年袁世凯死后，上海《申报》社长史量才聘请邵飘萍为驻京特派记者。在短短两年间，他为《申报》写了200多篇《北京特别通讯》，文章真实、生动、深刻、犀利，分析在理，常常一针见血。

1918年10月5日，他辞去《申报》驻京记者之职，创办了《京报》。他在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提出了办报宗旨：“必从政治教育入手。权不拔之基，乃万年之计，治本之策。……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邵飘萍从此走上一条独立办报的道路。其言论既不受外国通讯社左右，又不受军阀操纵，开创了20世纪中国独立的新闻事业。他大书“铁肩辣手”四个大字，悬于报社墙上，勉励同人。到1919年5月，全国许多地方设立了《京报》代派处，成为一张全国性的大报。

开罪军阀，惨遭杀害

1919年8月，因《京报》屡屡发表揭露、批评政府的文章而被查封，邵飘萍遭到全国通缉，被迫第二次亡命日本。

1920年他回国，9月17日，《京报》复刊。他办报重视外交、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内容，关注国家命运、人民疾苦，也依靠社会力量，办了好多种副刊，形式多样，丰富多彩。他始终坚持新闻自由的理想，继续《京报》的办报宗旨，独立表达公正的舆论。

他支持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倒曹、吴;力助郭松龄倒戈反张(作霖);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段祺瑞，拒绝“善后会议顾问”的聘请;他强烈谴责“三·一八”惨案屠杀学生、民众的滔天罪行，发表了一系列详细报道和出版《首都大流血写真》特刊;他极力欢迎孙中山北上，称他为“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失败不馁，成功不居之中山先生”。邵飘萍这些态度对社会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难怪冯玉祥说：“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

邵飘萍之死的直接起因，是他促成了郭松龄1925年11月24日东北军倒戈的滦州事变和郭、冯(玉祥)联合。他在《京报》发表了大量支持他们的新闻、评论。12月7日，他出了一大张二整版的《京报特刊》，全是最近时局重要人物的照片，每个人物后面都有邵飘萍的评语。他不断发表报道、时评赞颂郭松龄，历数张作霖的罪状，甚至撰文鼓励张学良“父让子继”。只相信暴力的“马贼”慌了手脚，马上汇款30万元赠给邵飘萍，企图堵他的嘴。他收到后立即退回，并继续在报上揭露张作霖。他曾和家人说：“张作霖出三十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张作霖

12月24日，郭松龄在日本关东军和张作霖的联合夹攻下，兵败被杀。邵飘萍把事件的真相公诸于世，引起了北方民众反日、反张运动。张作霖对他恨之入骨。

1926年4月，张作霖、吴佩孚(又拉了阎锡山)三面夹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冯部被迫撤出北京。4月18日，张作霖的先头部队入京。张作霖悬赏捕杀邵飘萍，邵飘萍避居俄国使馆，生命危在旦夕。4月22日，他在《京报》发表了最后一篇文章《飘萍启事》，仍然嬉笑怒骂，正气凛然。

4月24日，被军阀以造币厂厂长之职和二万块大洋的诱饵收买的邵飘萍旧交、《大陆报》社长张翰举，将邵飘萍从使馆骗出(谎称张作霖惧怕国际干涉，不敢杀他。并说自己已向张学良疏通，张允诺《京报》可以照出等)，予以逮捕，《京报》被封。

4月25日，北京各界组织营救。张学良出面接见代表时，毫无隐讳地说：“逮捕飘萍一事，老帅和子玉(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

4月26日凌晨1时许，警厅把邵飘萍秘密判处死刑。4时30分，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临刑前，他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然后面向尚未露出曙光的天空，哈哈大笑，从容就义，年仅38岁。

邵飘萍遇难后，北洋军阀不准家属收尸，名伶马连良慨然以友人的身份出面，参与为邵飘萍收尸。他出钱请人在城外搭建了一个举丧的凉棚，接待前来吊丧的人们。史载，前来吊唁的人很多，丧事从上午7时开始，到下午3时还没有结束。马连良还拍摄了照片，为控诉北洋军阀的暴行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其中一张是邵飘萍整容后的遗容，照片上，他饮弹牺牲后左眼下的弹洞清晰可见。

知名人物邵飘萍生平故事简介,邵飘萍历史评价,邵飘萍怎么死的？

邵飘萍，名振青，浙江金华人。生于1884年11月1日(清光绪十年九月十四日)。他的父亲邵桂村是个教员。他弟兄共五人，其他四人都在家乡务农。邵飘萍幼年就特别喜欢读书，十四岁中了秀才。后来因受戊戌变法的影响，他丢弃了“子曰诗云”的一套，改而攻读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1902年，他考入杭州浙江高等学堂。在杭州，他开始读到多种书报杂志，眼界逐渐开阔。那时，梁启超在思想文化界有很大影响。邵飘萍对梁的新文体及其“笔端常带情感”的议论颇为倾倒，用心加以模仿，不时为《申报》写些通讯文章，反映杭州及金华地方情况。不久，他被聘为《申报》特约通讯员。

1905年，邵飘萍从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回到金华，在一个中学里教书。他继续为《申报》写通讯，对新闻事业的兴趣更加浓厚起来。他看到报纸颇能影响人心，便认定报纸是救国的有力工具，发展进步的新闻事业可以成为救国的一种途径。和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幻想“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一样，邵飘萍则可以说是一个“新闻救国论”者。

1911年辛亥革命，赶跑了清朝皇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当时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公布的《约法》里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一时间，各种报刊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于各地。这时，幻想“新闻救国”的邵飘萍，心情非常激动，于1912年离开金华到杭州，与一个叫杭辛斋的报人合作[1]，办起《汉民日报》。邵在《汉民日报》上经常揭露贪官污吏与地方豪绅的丑恶，对袁世凯盗民国之名，行专制之实，也时有讥讽。所以，他办报还不足三年，竟先后被捕三次，“最后，《汉民日报》遂承袁世凯之电令而封闭”[2]。到这时，邵飘萍以其亲身经历，锐敏地觉察到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

《汉民日报》于1914年被封禁以后，邵飘萍逃往日本，入法政学校读书。那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策划侵略中国。他感到无比愤慨，于是联络三个中国同学，“设东京通讯社，为京津沪汉著名报纸司东京通讯”[3]，极力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阴谋和野心。1915年初，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首先在外国报纸上透露出来。邵飘萍立即驰报国内，从而激起全国人民对袁世凯的愤怒声讨。他在通讯里，还经常反映留日中国学生开展爱国运动的情况，对国内正在酝酿的反袁斗争起了促进作用。

1916年春，邵飘萍应上海《申报》和其他几家大报的邀请回国。抵沪后，同时担任《申报》、《时报》及《时事新报》的主笔。他以“阿平”的笔名经常发表反袁的政论，很快引起舆论界注意。6月，袁世凯倒台身死，军阀政客们又群集在北洋军阀的新首领段祺瑞周围，北京政局仍是群魔乱舞。邵于此时被《申报》聘为驻京特派员。

邵飘萍到北京后，奋力改变新闻界只靠摘引官方文件发消息的陋习，千方百计，必欲得事实的真相而后发出第一手新闻消息。在邵的要求下，《申报》大大扩充了北京电讯的篇幅。于是，《申报》的《北京特别通讯》，以其内容丰富、真实、生动，受到重视，引起各家报纸效法。邵飘萍通过《北京特别通讯》，及时较详细确实地揭露了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的种种丑行，因而遭到反动派的忌恨。

1918年7月，邵飘萍创办新闻编译社[4]，这是在北京由中国人自办通讯社的开始。它的业务是一面采编本国新闻，一面择译外电，然后分发各报馆。当时“北京报纸和外国驻北京记者购用的很多”[5]，这有利于打破外国通讯社和报纸对我国舆论的操纵。是年10月，邵又在北京创办《京报》，他在《创刊词》中写道：“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为作也。”[6]在他的编辑室大书“铁肩辣手”四个大字，颇以舆论界“中流砥柱”自命。然而，这毕竟带着很大的幻想成分，恣睢暴戾的北洋军阀，是不可能听命于多少反映一些民意的舆论的。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邵飘萍激于爱国义愤，在报上揭露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卖国罪行，因而触怒了段祺瑞政府。段政府下令查封《京报》并派军警包围报馆，要逮捕邵飘萍。邵仓促化装，逃出北京到上海。不久，他接受大阪《朝日新闻》社的邀请，前往日本，担任该报的特约记者。

邵飘萍到日本后，一面当记者，一面注意研究思想和社会政治问题。在1920年内，他写成了《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和《新俄国之研究》两本书。前者介绍西方流行的各种社会政治学说，并较多地介绍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后者专门介绍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制度和政策。邵根据他当时所能看到的材料，严正地指出，各国反动派所散布的对新俄国的种种诬蔑，皆属荒谬无稽;确认十月革命是“世界历史上之一新纪元”[7]。

1920年下半年，段祺瑞政府垮台，邵飘萍从日本回国，在北京重新办起《京报》。根据对日本新闻事业的观察研究，他看到国内的新闻事业亟待改进，且必须发展新闻学教育。早在1918年，邵飘萍曾被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聘为导师，讲授新闻采访技术。由于邵氏思想进步，又有丰富经验，讲课很受会员欢迎。1923年，邵又在汪大燮办的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讲授同一课程，并在这年写成《实际应用新闻学》一书出版。1924年，邵又受聘于北京政法大学，讲授新闻采访技术以及报纸经营方法，并于是年写成《新闻学总论》一书出版。

《京报》复刊后，邵飘萍锐意革新。1925年初，《京报》陆续增出各种周刊，其中《莽原》周刊，是鲁迅先生主编的。其他有《妇女》、《儿童》、《电影》、《戏剧》、《民众文艺》等共十二种周刊，此外还刊行三种社会科学半月刊，这些定期专刊深受读者欢迎。这期间，邵飘萍追求进步，同情革命的倾向更趋明显，《京报》成为最活泼而有生气的北方报纸。在第一次大革命高潮中，它是北方进步舆论的一个重要阵地。

1923年“二七”大罢工时，邵飘萍在《京报》上怒斥军阀禁遏工人合法集会并枪杀工人群众的暴行。

1924年1月，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建立广东革命政府。邵飘萍对南方出现这一新局面，自始就持欢迎态度。是年11月，趋向进步的北方军人冯玉祥率部入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了贿选的总统曹锟，并把清废帝溥仪驱逐出宫，宣布废除帝号。邵对这一进步行动非常赞扬。

1925年初，孙中山为谋求政治统一而北上。《京报》上几乎每天报道孙中山的消息，并以“全国景仰”为题，刊出孙中山照片，表示了对这位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的高度敬仰，热烈地希望他北上成功。而对于段祺瑞搞的善后会议，则一直持批评态度，曾指出：“所谓善后会议者，不过一班寒酸措大，聚讼之庭，嚼字咬文，与人民之实际生活有何关系?”[8]邵的这种政治态度，再度激起段祺瑞政府的忌恨。当时邵飘萍曾写信给胡适，向他指出，进步青年对他参加善后会议十分不满，同时在讲到自己的态度时说：“微闻当局对弟极为不满，此固意中，亦无所惧。”

接着，震动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邵飘萍在《京报》上连篇著文，强烈谴责帝国主义是“已退化于野蛮阶级之人中豺虎，自称文明绅士之强盗化身”[9];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以“排外”、“暴动”、“赤化”的罪名，作为屠杀中国人民的借口;指出英、日等国政府应负杀人罪责;提出“打倒外国强盗，严办外国凶手”的口号[10]。他在《愿国民注意根本问题》一文中，还指出了斗争应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最终目的。

五卅反帝运动揭开了大革命的序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农群众日益奋起，推动中国革命走向新的高潮。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在“讨赤”的黑旗下，联合起来向革命人民疯狂进攻。这时，邵飘萍又在《京报》上发表《中国今后之趋势》一文，相当深刻地分析了所谓“讨赤”的巨大欺骗性和它的反动实质。然后指出，被帝国主义、军阀、政客指为“赤化”的“祸源”的广东革命政府，其“治绩为全国第一”。在这篇文章的末尾，他写道：“腐旧的军阀必归失败，帝国主义者必遭覆没，革新派虽困苦艰难，千回百折，而最后胜利必归于革新者。”[11]对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充满信心。

1926年3月18日，在北京，段祺瑞下令卫队向举行反帝游行的学生群众开枪，造成又一起大惨案，全国为之震动。邵飘萍怀着极大愤慨，连续在《京报》上发表评论，严厉声讨段政府的罪行;揭露其对帝国主义奴颜婢膝、对爱国人民穷凶极恶的反动嘴脸;指出段祺瑞是惨案的祸首元凶，应当逮捕法办。恼羞成怒的段祺瑞对邵飘萍恨之入骨，遂把他秘密列入通缉名单，企图进行迫害。

“三一八”惨案过后不久，奉系张作霖与直系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联合进攻冯玉祥所部国民军。4月15日，国民军被迫退出北京。奉军入京后，疯狂肆虐，不但封闭报馆，钳制舆论，而且残酷镇压爱国运动，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由于邵飘萍同情国民军，反对“讨赤”，还曾支持郭松龄倒戈，并多次指名谴责奉张亲日卖国，张作霖对他早已怀恨在心。邵为免遭迫害，当奉军入京时，便避入六国饭店。4月24日，奉军设计将邵诱捕，当即封闭《京报》馆。然后，不经审讯，即以“宣传赤化”的罪名，于4月26日将邵飘萍杀害。

注释

[1]杭辛斋(1869—1923),浙江海宁人。清末曾从事革命活动,在北京办过《中华报》。据《警钟日报》说,该报“内容丰富,以恢复国权、启导民智为主”。

[2]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引自汤修慧《一代报人——邵飘萍》(油印稿)。

[3]邵飘萍:《愚与我国新闻界之关系》,引自汤修慧《一代报人——邵飘萍》。

[4]据邵飘萍《我国新闻学进步之趋势》(《东方杂志》第21卷第6期)及曾虚白《中国新闻史》所记,新闻编译社创立于1918年7月。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记为1916年7月,误。

[5]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上册,台北三民书局1966年版,第289页。

[6]汤修慧:《一代报人——邵飘萍》。

[7]邵飘萍:《新俄国之研究》,1920年版,第2页。

[8]《京报》1925年2月7日。

[9]《京报》1925年6月2日。

[10]《京报》1925年6月6日。

[11]《京报》1926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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