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股灾还是官员腐败

Posted 2023-01-05 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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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股灾还是官员腐败

近年来的民国热中，英国商人麦边浮出历史水面，成为灭亡大清帝国的重要嫌疑人。

乔治·麦边，男，家世不明，青年时期在英国本土混不下去，千里迢迢去了香港，在一家英国银行打工。后来他辞职单干，成立了以航运及烟草为主业的麦边洋行，迅速暴富。1903 年，麦边把他的邮船和码头，以250 万日元的价格，打包出售给了日本邮船会社，从此麦边洋行转入金融界，成立了以经营橡胶园为主业的兰格志拓植公司。

麦边这厮，端的有眼力。19 世纪是工业革命时代，汽车产业的发展引爆了轮胎产业。橡胶是生产轮胎的重要资源，在股市上高开高走，一家公司发行的橡胶股，发行时每股10 镑，迅速地涨到了每股180 镑。

资本无边界，上海租界洋商股票交易所中，麦边洋行的兰格志股票开始领跑，股价从100 荷盾（1 荷盾约合6 钱银子），涨到了每股1500 ～ 1600 两左右，吸收了大量本土钱庄和西商洋行资金。

本土钱庄中，正元钱庄老板陈逸卿表现最为疯狂，倾出自己的全部家当，还挪用钱庄的大量资金，向外国银行借贷，所有的钱都用来套购橡胶股票。越来越多的人卷入汪潮之中，普通职员甚至平民，也将发财之路赌在橡胶上，职员卖掉西装、小姐卖掉钻戒、太太卖掉皮鞋，把所有的钱都用来购买橡胶股。

美国就在这时候果断出手——巴西橡胶园主产区铁路临近竣工，于是美国宣布限制南洋橡胶进口。伦敦股票交易所中，南洋橡胶股霎时间大跳水，上海的兰格志股票也应声狂跌。

本土钱庄一家接一家迅速倒闭，形成连锁效应。正元、谦余、兆康三家首当其冲。而后倒闭名单越来越长，演变成一场空前大灾难。上海官方迅速地控制了倒闭钱庄的账本和当事人，开始查账。

却不曾想，这一查，却把个大清帝国，活生生给查死了。

股灾中第一批倒下的三家钱庄：正元、兆康和谦余，它们背后都有同一个人的身影——川汉铁路总收支施典章。他把川汉铁路集资款，放到钱庄里炒股，不料却在股市崩盘时亏损350 万。那么，应该怎么处理施典章呢？专案组的态度是，板子重重地举起来，再轻轻地挠一挠——施典章被勒令退赔亏挪各款，收缴非法所得，罚金一万，交由地方官监管，一俟罚金缴清，即可释放。

这不叫处罚，说奖励还差不多。专案组为何如此轻描淡写？施典章其人究竟有何后台？

他什么后台也没有，就是川汉铁路这个摊子太烂，不知有多少人想对这个烂摊子下刀子割腐肉，可稍有不慎，后果堪虞啊！

川汉铁路摊子之烂，俨然已经成为清帝国的一枚不定时炸弹，愁得满朝文武，欲哭无泪。

四川虽说是天府之国，但以当时的财力，独立修建铁路还是太不现实了。但有人知道修路是肥差，就大打爱国悲情牌，不停地反对列强干涉，要求自行集资兴建。

筹办者盯着的是四川百姓。百姓虽穷，尚可刮肉，于是在各地设立租股局，对农民强行征股。比如，南充等地以50 两银子为大股，但农民断无可能缴得起大股的，那就再把大股切割为5 两一股的小股，农民缴了5 两银子，只能拿到张白条——官府承诺，等凑足了50 两银子，就可以享受真正的股权了。集资方很清楚，对绝大多数贫苦农民来说，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凑足50 两银子，集资方要的就是这个——如此一来，大量的散股就滞留在租股局的手中，无论是吃利息还是放贷，都是极肥的鲜肉。

干部们看到了希望，也就有了信心，就先对农民以铁路捐的名义收缴租股，然后再征缴税粮。缴不起租股的农民，就会被扣上抗粮的罪名，鞭笞棰楚，监禁锁押，因此卖妻鬻子、倾家破产者不知凡几。

农民沦为川汉铁路的牺牲品，反而催生了二级市场的繁荣——大股东以极低的价格，买进农民手里的白条。可怜的农民不知道这是一个险恶的圈套，只想把手里的白条好歹兑现——但租股局紧接着又会催缴新股，大股东拥有的股本越来越大，农民反倒背上更为沉重的债务。

早在橡胶股灾爆发之前，朝廷就对川汉铁路查过账。让朝廷绝望的是，四川这些大股东真是太狠了，在募集的800 多万两银子的资金，有150 万花在了人员工资和办公经费上，另有200 万投资失败，损失殆尽——这就意味着，铁路寸土未动，募集来的钱已经有一半被大股东们祸害没了。

对川汉铁路这个烂摊子，认识最清醒的，是朝中的内阁侍读学士甘大璋。据他计算：川汉铁路预算在9000万两左右，如果依靠盘剥当地农民募股，每年最多不过募集800 万两，全部股本募足超过十年。就算川汉铁路硬着头皮开工，也只能一年修一小段，等明年募到新股，再修后面的一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段。可最多不过几年，后面募来的新股，还不够偿还前面募股的利息。而且新路未修，旧路已坏。所谓修路不过是一个无底洞，不具丝毫可行性。

但川汉铁路的大股东们，表现得极为淡定。他们认为，朝廷有必要替他们埋单，接下这个烂摊子。

橡胶股灾事件，再次打开了川汉铁路这只恐怖的魔盒，股东们争斗激烈，不断有人入京告状。朝廷认瘪服输，咬牙接下了这个烂摊子——可没想到的是，这又中了大股东们的妙计。

铁路从商办收为国有的政令下达之后，湖南和广东一起鼓噪起来，而四川却表现得极为温和，庆幸总算是摆脱了这个烂摊子。可等到朝廷下令四川停止租股，不许再强迫农民认购股权时，大股东们不乐意了，他们明确拒绝这道命令，要求朝廷把此前的亏空承担起来。如果朝廷还有一点儿理性，像对待施典章那样厚待大股东们，朝廷也未必非死不可。可是朝廷实在受不了这群贪官污吏的嘴脸了，耐性到了尽头，竟然下旨斥责曰：所收路款侵蚀已多，有不可告人之处，一经宣布，此中底蕴，恐不能始终掩饰。

此语一出，股东震怒，四川保路同志会宣告成立。股东大会的副会长发表讲话，大意如下：我们为爱国而来，如今爱国必先破约以保路，因而能帮我们破约保路的就是爱国者，即使是仇人，我们也亲近他……

被盘剥得骨头透血的乡民们顿时群情激愤，署名入保路同志会者超过10 万人，连和尚、老道都加入了进来。四川总督赵尔丰吓坏了，拼老命地给朝廷打电报，央求朝廷认瘪服输，不要惹大股东，股东凶猛……没用，时在1911 年9 月7 日，数万保路同志会会员包围了赵尔丰的衙署，枪击事件发生，历史从此注定。

四川乱起，朝廷急命武昌新军奔赴弹压，行至途中，武昌城中一声枪响，辛亥革命应时爆发。四川总督赵尔丰，就这样被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但据史学家雪珥研究，保路同志会之所以逼迫赵尔丰，是因为此前他发现租股利息被股东鲸吞，愤怒之下处理了一批贪官污吏，结果开罪大股东，播下了日后被以革命名义残酷处决的种子。

历史，比我们想象的更要复杂。

中国最后一个皇权王朝的灭亡，就是从英国人麦边的兰格志股票开始，揭开了四川铁路的盖子。而朝廷对施典章的处理，又引发了四川股东的内乱，最终由铁路国有而导致大股东发飙，掀起保路运动，成功将大清帝国掐死。

目前多家资料众口一词称，英国人麦边在闹出这场乱子之后跑了——这纯属胡说八道，麦边压根儿没有跑。相反，他在股票狂涨之时，就先行一步推出了各种金融创新，包括股票分拆和分期付款等，平安无事地度过了股灾。

此后，麦边把洋行的事业交给儿子——1891 年生于上海的麦克贝恩打理，而这位麦克贝恩，热爱运动，喜欢宠物，开创了上海的跑狗业，结果又引发了民国年间的抵制风潮。这件事也极有趣，不过与我们的主题无关了。

美国历史美国是如何抑制住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的

　　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美国经历了一个所谓的“镀金时代”。这一时期，美国的工业产值迅速赶超英法德等欧洲强国，与此同时社会财富急剧积累。但这个时代恰恰也是美国历史上政治最腐败的时期，政党分赃、官商勾结、以权谋私的现象滋生蔓延，最终激起社会强烈的改革要求。　　“贪污与无法无天的风气，乃是美国风气”　　1905年，有一名法国人绘制了一幅美国“腐败地图”，对美国45个州的政治状况进行了区分，结果只有6个州政治清明，13个州属于部分腐败，25个州完全腐败。还有学者专门考察了美国1815至1975年间的腐败现象，描绘了一条“腐败指数”曲线，显示美国历史上有三段腐败高发期，分别是1840年前后，1857-1861年，1868-1876年（腐败指数最高）。　　与腐败浪潮相伴的是整个社会浮躁不安，追逐财富成为一切的中心。1873年，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镀金时代》，讽刺这个时代：“浮华而铜臭弥漫，奢靡的泡沫背后，只剩下一堆冰冷的金子，就连空气中都充满阴谋的味道。”著名记者林肯·斯蒂芬斯则针对当时的社会氛围写道，“人民并非纯洁无过”，“贪污与无法无天的风气，乃是美国风气”。　　这一时期的腐败席卷美国行政、司法和立法机构，其中行政腐败最为常见，分肥制、盗窃国库、违规特许经营等比比皆是。著名参议员乔治·霍尔对那时美国官场的腐化堕落作过精彩描述：“我在政界听到政客们厚颜无耻地讲述作官的秘诀：在美国获得权力的真正方式是贿赂那些任命官员，获得官职后则利用职权实现自我野心和满足个人报复欲望”。较之中央政府的政治分肥，地方上的腐败更直接，纽约民主党组织坦慕尼协会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腐败大案不了了之　　19世纪70年代初，纽约州和纽约市的议会选举处于政治组织坦慕尼协会的控制下，它垄断的市政职位多达4万个。该协会的老板特威德担任过纽约市议员和国会议员，他通过立法，推动有利于自己的新城市宪章通过，接着控制了纽约市政工程项目的提案批复大权，借此大收回扣。承包纽约市政工程的商人，有时甚至需要送上65%的工程款才能拿下一个项目。特威德还曾担任纽约市长，他在主持建造纽约政府办公大楼的时候，大肆贪污，40张椅子和3张桌子就折价17.9万美元，一只寒暑表报价7500美元。　　其实1861年时，特威德还一文不名，但不过10年他就集聚了2500万美元的超级财富，有人甚至认为他的不义之财多达2亿美元。特威德和坦慕尼协会被曝光后，受到很多质疑，甚至被调查、控告，但一直安然无事。因为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卡尔多佐等人，也是坦慕尼协会的成员。在这种情况下，上百名与特威德集团有瓜葛的罪犯，即使证据确凿，也被减刑或赦免。不仅纽约一地如此，据统计，1860-1900年，美国市政债务由200万美元猛增到14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都与城市老板及其党徒中饱私囊相关。当时的舆论这样评价：“美国的城市政府是基督教世界中最糟糕的政府——最奢侈、最腐败、最无能。”　　这一时期还有一起腐败大案值得一提。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主要股东、马萨诸塞州众议员爱米斯于1867年组建了莫比利尔信用公司，并从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和联邦政府诈骗了数千万美元。为了预防和阻止外界调查，爱米斯不惜巨资扶植代理人进入国会，同时又将若干股票以每股100美元优惠价格卖给共和党为主的国会议员。这些股票每股一年的红利就有数百美元之多。当时的美国副总统科尔法克斯就持有大量铁路股票。　　1872年，事情终于败露，结果显示被骗取的工程款达9400万美元，实际工程仅使用4400万美元，其余全被公司高层和大小政客瓜分。由于国会由共和党控制，涉案议员又众多，这一沸沸扬扬的“莫比利尔信用丑闻”最终竟不了了之。不过，在1876年的总统竞选中，这一丑闻事件极大地扯了共和党人的后腿。　　求官不成谋害总统　　庆幸的是，伴随着社会财富的扩张，美国的政治社会文明也在前进，反腐败进程缓慢而有成效。在这一过程中，行政系统反腐走在了前列，而这与一位不幸的美国总统、共和党人加菲尔德有关。　　加菲尔德当选总统前就立志废掉政党分赃制，但在1881年7月2日，即入主白宫不到4个月，他就遭一名求官未遂者刺杀。这名凶手认为加菲尔德当选总统有他的功劳。两个多月后，加菲尔德与世长辞。　　加菲尔德之死引起美国举国愤慨。“每个阶级和阶层，每天都怀着忧虑、羞辱和憎恶的心情议论这一事件”，历史学家保罗·范里普在《美国文官制度史》中写道。改革派趁机加强舆论引导。美国《民族周刊》发表社论称，“我们看到的报刊，没有不在某种程度上认为这种犯罪是‘分赃制’的产物的”。很快，一场改革运动的高潮到来。1883年1月，美国国会通过《彭德尔顿联邦文官法》，即《一项管理与改善美国文官制度的法令》，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以能力与功绩作为录用官员的依据，文官不得因为政党关系等政治原因被免职。此后，美国通过系列反腐法律，比如1907年的《提尔曼法案》，首次规定禁止公司和全国性银行向竞选公职的候选人提供捐款;1910年通过《联邦反腐败行为法》，开启美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先声。　　除此之外，新闻媒体对美国反腐也贡献很大。1870-1920年间，美国独立性城市报纸的比例从11%上升到62%,而腐败是新闻热点中的热点，吸引了记者们的普遍关注。著名记者林肯·斯蒂芬斯曾从密苏里城出发，沿路调查明尼阿波利斯等6个城市的政治状况，将政商狼狈为奸的现实发表于自己任主编的《麦克卢尔》杂志上，1904年又汇编成书《城市的耻辱》，在美国热销。斯蒂芬斯等一批黑幕揭发者通过自己的调查和文章，让全社会意识到了腐败的严重和危害。　　多方努力使美国反腐出现了积极的成果。文首所提的美国1815至1975年间的“腐败指数”曲线显示，美国在1914年前后曾经一度出现0.16的最低水平，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又增至0.274,但是之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大体在0.2的水平上，美国刹住了腐败之风。

是股灾还是官员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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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 美国是如何抑制住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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