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虽然道貌岸然 但也为祖父生日筹集“份子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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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虽然道貌岸然 但也为祖父生日筹集“份子钱”
曾国藩（1811―1872）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汉族，嘉庆十六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荷叶塘白杨坪（今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天坪村）的一个书生门第家庭。晚清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
在晚清乃至民国时，曾国藩俨然被捧至“教主”的地位，之后又被视为“屠夫”，再到现在铺天盖地的“曾国藩热”。在一个世纪的时光里，曾国藩一直都似京剧脸谱，不是大奸便是大恶。对于这股热潮，孟泽表示：“是举国若狂的唾弃或者膜拜，那只是说明时代及其观念的混乱与不知所措而已，并不是冷静和理智的状态。”
200年后，曾国藩如何再次还原为“人”？于今年增订完毕《曾国藩全集》的唐浩明说：“我们增订了50万字，主要是奏折。要从这点新发现的东西去改变人们对曾国藩的看法是不可能的，只能说，通过这些增订的奏折，补充丰富了人们对他的理解。”
而张宏杰的感受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普通人对于曾国藩的看法：“最初接触曾国藩时，他不过就是个挺没趣的老头儿，长得土头土脑，不抽烟，不喝酒，不玩女人，成天道貌岸然，正襟危坐，写过一大堆絮絮叨叨无比唐僧的家书，仅此而已。”
但真实的曾国藩不可能只是一本励志的成功学故事，更不可能是一个内心无比强大的“完人”。“我发现，细节中的曾国藩，其实挺有意思的，比如他很少洗澡，经常几个月才洗一次脚。他做穷京官时，成天为钱发愁。”张宏杰讲了一个关于曾国藩的小故事：为了在即将到来的祖父生日宴会时多收一点“份子”，他未雨绸缪地加大了社交力度，随份子随得很多，“分资较周到”。可是事后想起自己还要做“圣人”，又对自己的小算盘“批判”不止
明朝历史 让中国人头疼的“份子钱”竟起源于朱元璋?
份子钱指的是中国的一种民间习俗和传统，就是别人结婚、生孩子、死人、包括单位、个人乔迁之类的，相关的人要去送钱。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乌托邦。而中国人追求“天下一家”的历史尤其源远流长。从《礼记・礼运篇》到《大同书》，中国人乌托邦之梦中的集体主义、平均主义思想之强烈性与连贯性为世界历史所仅见。
在乡村生活中长大的朱元璋的乌托邦梦想尤其执着。自然经济下农民们的生活状态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宋朝诗人范成大描绘过一幅耕织图：“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如果风调雨顺，乡村生活充满平静和安详。但这种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是非常脆弱的，一有天灾人祸，没有多少剩余的农民们往往破产。对这一点，朱元璋深有体会。既然中国的政治规律是“有了权力可以造一切”，现在，朱元璋希望能把自己手中巨大的权力和农民的淳朴、善良、互助意识结合起来，使农民们组成一个温暖的大家庭，“过失相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人人过上勤奋耕织，生活有余的日子。“如此，贫富何患其不均，词讼何患其不息，天下何患其不治。太平万世，理必有然也。”
中国的政治传统为朱元璋进行乌托邦实验提供了可能的平台。因为规划设计全国人民的生活是专制君主应有的权利。《周礼》反复说：“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每一代伟大的政治家，面对自己刀剑征服来的天下，都有一种要在上面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冲动。他们把自己当成天才的艺术家，殚精竭虑在这片被他删成白纸的土地上进行美轮美奂的艺术创作。用黄仁宇的话来说，这就是“先造成理想上的数学公式，以自然法规的至善至美，向犬牙交错的疆域及熙熙攘攘的百万千万的众生头上笼罩下去。……行不通的地方，只好打折扣，上面冠冕堂皇，下面有名无实”。
明初才子解缙曾经给他提供了一份乡村乌托邦的完美画图。在《献太平十策》中，他根据《周礼》的记载提出，以每二百家编为一“里”，住在一起，“过失相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每“里”在村子当中建一个乡村会所，推选年高有德的老人坐在会所里管理大家庭的事务。会所两边设立学校，八岁以上的儿童都在这里学习洒扫应对、日常劳作及礼、乐、射、御（驾车）书、数，十五岁以上学习《诗》《书》等儒家经典。成年男子早晨都出工耕作私田或公田，晚间饭后都去学校学习道德和礼仪。学校后面设妇女活动室，妇女们相聚在这里从事纺织缝纫女工。
这幅蓝图过于完美，几乎与《太阳城》一样浪漫动人。朱元璋当然不会这么书生气，他吸取了解缙蓝图的精神，把这幅蓝图加以修改，在实际生活中加以推行。
在理想社会里，全国人民的社会生活也应该在皇帝的指挥下整齐划一。
人民公社时期，社员们上工都是听队长的统一号令。每天清晨，当村头老树上吊着的那半截铁轨被敲响时，全村的劳动力都从各家各户里走出来，在队长的带领下下地劳动。很少有人知道，这并不是人民公社的发明。六百年前，为了督促人民生产，朱元璋就已经想出了与今天春耕生产动员会类似的非同凡响的主意。“今出号令，止是各里老人劝督，每村置鼓一面，凡遇农种时月，五更擂鼓，众人闻鼓下田。老人点闸，不下田者责决，务要严督，见丁著业，毋容惰夫游食。若老人不肯督劝，农人穷窘为非，各治其罪。”（《教民榜文》）即命令所有的村庄皆置大鼓一面，到耕种时节，清晨鼓声一响，全村人丁都要会集田野，及时耕作。如有怠惰者，由里老督责。里老放纵不管、未加劝督的，则严加惩罚。他还规定，民有不奉天时、负地利者，“皆论如律”。
理想社会里，每个集体都应该充满互助精神。朱元璋发布乡里之间互助互济的文告。说：“乡里人民，贫富不等。婚姻死伤吉凶等事，谁家无之。今后本里人户，凡遇此等，互相周给。且如某家子弟婚姻，某家贫窘，一时难办，一里人户，每户或出钞一贯，每里百户，便是百贯，每户五贯，便是五百贯。如此资助，岂不成就。日后某家婚姻亦依此法，轮流周给。又如某家或父母死伤在地，各家或出钞若干，或出米若干资助，本家或棺椁，或僧道修设善缘等事，皆可了济。日后某家倘有此事，亦如前法互相周给。虽是贫家，些小钱米亦可措办。如此则众擎易举，行之日久，乡里自然亲爱。”
一直怀疑，今天让人家头痛不已的“随礼风”起源于朱元璋。
基于对淳朴的乡村生活的记忆，朱元璋还吸取传统文化中的有益营养，建立了“乡饮酒礼”制度。这可以说是朱元璋对《周礼》有关记载的一项创造性运用。每年春秋，各地乡村要以每一百户人家为单位，聚在一起，大会饮酒，由乡里德高望重的老人率众乡民宣读誓词：“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礼法，毋得恃力凌弱，违者先共治之，然后经官；或贫无所赡，周给其家，三年不立，不使与会。其婚姻丧葬有乏，随力相助。如不从众，及犯奸盗诈伪一切非为之人，不许入会。”通过这样的集会宣誓，培养民众的集体意识和互助精神。而拒绝那些做过坏事的人入会，则是为了让他们产生羞恶之心，以利改过。
朱元璋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因素还不止于此，他甚至进行了互助社的探索。洪武二十八年他采纳应天府上元县典史隋吉的建议，命令乡里小民或二十家，或四五十家，组成一社，遇到农忙季节，谁家有病，则全社通力合作，协助其耕耘。至于这一制度执行到什么程度，探索的结果如何，史书上没有下文。
相关参考
曾国藩被称为“千年第一完人”，就连毛泽东和他的死对头蒋介石都是他的忠实粉丝，可见其魅力所在。然而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位道貌岸然的理学家居然也做过荒唐事。比如狎妓。关于曾国藩与妓女的风花雪月之事，有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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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过生日，收到一份特殊礼物，曾国藩看后大惊，立马把它烧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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