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前清廷国防的战略陷入两难

Posted 2023-01-05 海防

篇首语：热水治不了百病，情话过不了一生。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甲午前清廷国防的战略陷入两难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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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前清廷国防的战略陷入两难

李鸿章与左宗棠两派争论的焦点，被称为“海防与塞防之争”。1870年代的清政府在战略目标的设定和战略过程的缔造上完全失能，最终弄出一个不伦不类的“海陆并举”。

1874年春，日本以琉球船民被害为借口发兵台湾，勒索白银50万两而还。这是“同治中兴”十余年来第一次出现来自海上的入侵，故中日和约签署不过六天，恭亲王即领衔总理衙门上疏同治帝，极言练兵、简器、造船、筹饷为“紧要应办事宜”，并奏请将该折下发南北洋大臣并滨江沿海各省督抚，饬其详细筹划。之后半年，包括李鸿章、沈葆祯、左宗棠等在内的地方大员29人共递上相关折片60余件，纵论国防要务，史称第一次海防大筹议；后世史家又根据其中李鸿章与左宗棠两派争论的焦点，称之为“海防与塞防之争”。

“海防论”、“塞防论”相攻讦，表面上是政见差异，实则反映了陆海复合型国家（Rimland Power）在安全方面的双重易受伤害性，以及战略选择的两难；面对此种困境，如何在海陆两个方向上分配精力，用于国防建设的财政资源又从何而来，则成为现实考验。惜乎1870年代的清政府在战略目标的设定和战略过程的缔造上完全失能，最终弄出一个不伦不类的“海陆并举”。

“海陆并举”实为财政黑洞

边疆战争之所以在历史上频频成为耗尽大帝国财力的元凶，关键在于因空间广大且缺乏补给而导致的“力量损失梯度”。博尔丁（Kenh Boulding）创造的这一术语描述了如下事实：随着军事单位深入远离基地的区域，其受损程度将逐步增加，相应的军事和政治控制力则日益递减。若要尽可能多地降低损失梯度，一则必须改善交通技术，获得骑兵、公路和铁路，二要不计糜费地维持补给线。是故一切边疆战争，迟早会演化成交通战、补给战；而长期的、不可控的战争支出，最终将超出按算术数列增长的农业经济的承受上限。明朝之所以自15世纪中叶起大筑长城，便是因为收复河套所需的开支已为财政所不容，而宁可改行短期花费较少的防御战略。

左宗棠以塞防关乎社稷，坚持出兵新疆，自有其安全依据；然而他毕竟无法脱出“力量损失梯度”的限制，开支很快水涨船高。从1875年底到1881年夏，仅各省拨付西征战事的协饷就高达白银5230万两（账面），加上近1500万两的外债，每年要花费1/10以上的岁入继续新疆战事，这给千疮百孔的财政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

而在蒸汽-钢铁时代，从无到有地创建一支海军同样所费不赀。不单是依托农业经济的清政府无法支持“海陆并举”的花费，即使是20世纪初的德国这样经济总量惊人、增长率高居世界第二的大工业国，要同时维持海陆双向的扩张也是举步维艰。

清廷的塞防偏好

尽管“海陆并举”成为了本次筹议的官方结论，但在1875-1881年，塞防所获经费的总额和优先度始终是高过海防的；若以甲午年为界，则1875-1894年的海防总支出不过白银3000万两左右，不及1875-1884年塞防开支（8000万两）的四成。造成这一状况的主因，在于左宗棠深明朝廷的特殊心理，对塞防与京畿安全的关联做了刻意强调。

左氏在1875年4月的奏折中指出：中国定都北京，蒙古环卫北方，与陕甘以及新疆实为一整体；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蒙古不安，京师亦无晏眠之日。故西北名虽为边郡，实则如腹地，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分屯列戍，斥堠遥通”，才能令外人无隙可乘。如今，新疆之乱明系阿古柏、白彦虎篡逆，背后则有沙俄“狡焉思逞”，即使暂时节制兵事，也不可能打消对方的野心。莫若趁列强尚未大举介入，集中兵力将叛乱平定，如此方可绝后患。

平心而论，这番论证固然逻辑严整，但并无新鲜之处。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中叶，清廷先后在黑龙江左岸、大戈壁以西、西藏、青海与俄国以及准噶尔汗国交战，即是为了确保北方一体化防线的稳固。但左宗棠所言“图新疆为保蒙古，保蒙古以卫京师”，却道出了朝廷的心声：作为一个以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王朝，满清对辽东“龙兴之地”―这是一旦丧失政权后满人的退守地―及其地理屏障蒙古的安危极为看重，康熙年间之所以不惜代价进行准噶尔战争，着眼点便在于确保满人的战略后院。

对海防论者尤为不利的是，1860年《北京条约》签署以后，英法美各国与清廷的关系趋于缓和。列强满足于不平等条约带来的经济、政治收益，对入侵中国沿海暂时失去了兴趣。至于日本，虽然侵台事件构成了海防筹议的直接诱因，但明治政府内最激进的“征韩派”已经在1873年的政争中失势，中日两国因朝鲜问题积累的矛盾要到六七年后才会公开化。即使是李鸿章本人，在1874年的对日谈判中也远未意识到这个“蕞尔小邦”的长期威胁。如此一来，只有正在中亚大举扩张的沙俄成为了最现实、也最迫近的危险，中国的国防资源向塞防倾斜也就顺理成章。

利益集团的博弈

戴维・德卢戈（David D’Lugo）在研究英德海军竞赛时发现，一个国家的体制适应性（Constitutional Fitness）或者说政体构成对它的国防能力的发展上限具有直接影响。以“一战”前的德国为例，由于帝国宪法以高度的税收自主交换了各小邦的政治服从，当中央政府需要在短期内筹集巨额军费时，会发现直接控制的税种数量不足，说服各邦增税则需要经过复杂的博弈。故德国的经济基础虽然较英国为佳，能够动员的资金却少得多。1870年代的中国同样身陷此种困境：李鸿章与左宗棠同为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中央财政瓦解的获益者，但在为自身偏爱的战略取向争取资源时，他们一方面竭力竞争中枢的认同，另一方面对其余督抚大耍手腕，国防财政遂变得愈发不能均衡。

面对变法失败的光绪，慈禧为何陷入进退两难

满清晚期，自咸丰皇帝之后，每一位皇位继承人都颇具悲剧色彩，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那个叫慈禧的女人。慈禧在发动「 ”辛酉政变”夺权之后，对权利的占有欲急速膨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不惜以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皇帝为赌注，来满足自己的私心。而光绪，显然是其中最悲哀的一个，3岁就被慈禧从亲身父母身边带走，虽然顶着「 ”皇上”的桂冠，却始终受制于人，坦率讲，他一直都是慈禧手中的一枚棋子罢了，只不过，慈禧为了这枚棋子也可谓是「 ”用心良苦”、「 ”不择手段”，甚至于逼死自己已经怀有身孕的儿媳、同治帝的皇后阿鲁特氏阿鲁特之死阿鲁特氏的悲剧从她被选为皇后就已经注定，当时慈安和慈禧在皇后的人选上发生争执，慈安钟意于阿鲁特氏，而慈禧则喜欢富察氏，双方相持不下，最后让同治自己选，同治选了阿鲁特氏，这让他的母亲慈禧大为不满，也因此对阿鲁特氏产生了敌意。婚后同治十分宠爱阿鲁特氏，对慈禧青睐的富察氏无动于衷，又招来慈禧的斥责，并要求他远离阿鲁特氏，倔强的同治不敢抗命，但是他宁可一个人住在乾清宫也不愿到富察氏那里去，这又被慈禧认为是阿鲁特氏的挑唆。同治十三年，同治皇帝驾崩，在75天之后，有孕在身的阿鲁特氏也自尽身亡，关于阿鲁特的死，史书中一直有两种说法：其一：被逼自杀在同治帝去世后，阿鲁特氏的父亲崇琦曾试探性地请示慈禧，如何安置同治皇后，慈禧冷冷回答「 ”可随大行皇帝去罢”。崇琦当时就大惊失色，可看到慈禧坚决的态度，也就不敢违抗。他将此事秘密通知阿鲁特氏后没多久，阿鲁特氏就去世了；这种说法受到质疑，因为如果慈禧想让阿鲁特氏陪殉的话，不可能等75天之久，更不会等到崇琦征询时才说出这话，她早就下手了其二：抗议自杀同治去世时，阿鲁特已经怀有身孕。当时没有什么「 ”四维彩超”，谁也不知道是男是女，是个女孩倒还罢了，万一是个男孩，那慈禧拥有的一切可能都会消失。因为慈禧之所以能和名正言顺的正宫太后慈安平起平坐，因为她是同治皇帝的母亲，母以子贵。可现在同治驾崩，万一阿鲁特氏产下皇子，那阿鲁特氏就成为皇太后，前有慈安、后有阿鲁特，根本没慈禧什么事，她必须退位，这是她最不愿面对的结局。于是，她就以「 ”国不可一日无君”为由，无视阿鲁特氏和她腹中的孩子，立光绪为王。无可奈何的阿鲁特氏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以死明志。次年，御史吴可读在同治坟前自尽，在遗书中，他斥责慈禧断了同治皇帝的血脉，这在当时引起极大震动，各地官员纷纷上书，洋人公使也表达了不满，为了安抚人心，慈禧发诏立誓：光绪后，不管谁做皇帝，都必须以「 ”同治后人”的身份！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不得已立端王之子溥儁为王的时候，只能称其为「 ”阿哥”的缘由光绪在机缘巧合中成为皇帝，任谁看都是家门「 ”蓬荜生辉”之事，然而，塞翁得马焉知非祸？等待光绪的绝非一帆风顺光绪变法光绪亲政后，意识到国力的孱弱，立志改变，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影响下，他决定仿效日本的「 ”明治维新”进行变革。只可惜，光绪的根基未稳，而提拔的「 ”维新派”人物又大多没有实权，更严重的是，变法触动了传统「 ”保守派”的利益遭到抵制。虽然光绪也用「 ”铁腕政策”杀鸡儆猴，可是，在康有为「 ”围园杀后”计划泄露后，慈禧迅速出手、再度接管了时局，并软禁了光绪光绪真的有「 ”围园杀后”的念头吗？没有，当时光绪只是给谭嗣同草拟了一封诏书，交由杨锐带出，原文是：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荒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不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侯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而康有为则把密诏改为：朕唯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且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虑，不胜企盼之至。特谕两道诏书相比，最关键的地方有两处，第一：他把光绪给谭嗣同的诏书改成了给自己的；第二：光绪的意思是「 ”既不得罪太后，又能使变法继续下去”，改后成了「 ”设法营救”！这下，康有为就名正言顺地成为「 ”中心人物”了，他还以此找到袁世凯，让袁世凯配合实施，可谁想，袁世凯在斟酌之后，向荣禄揭发了此事，最终导致慈禧的翻脸。可以说，正是由于康有为的擅自做主，才导致光绪被禁，事发后，康有为又秉承「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的理念，一溜烟去了日本，而其他六位却慷慨赴义。罪名难取轰轰烈烈的「 ”戊戌变法”在实施百日后就宣告终结，可这时的光绪却真真让慈禧为难起来光绪3岁被立之后，慈禧的生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垂帘听政。这是光绪18岁亲政之前的，这名正言顺，皇帝年幼嘛；第二：退休生活。1889---1898年，这个时期光绪已经亲政，慈禧就退居二线，去颐和园享受退休生活了，虽然她依然利用嫡系掌握朝局的动向，但名义上她已经「 ”不合法”；第三：临朝训政。变法失败后，光绪依然是皇帝，但「 ”训政”的却是慈禧，好像回归了「 ”垂帘听政”，但慈禧在名义上也只是「 ”临时过渡”，不会太长久给光绪安个什么罪名才能保住自己的利益呢？慈禧真的是进退两难：罪名一：围园杀后这个不能说，先不说康有为外逃、光绪不承认，死无对证、难以服众，即使坐实了光绪参与这事，这个罪名还是不能说，为什么？光绪如果有这么大的罪名，那必然被废，立谁呢？以当时端王的势力，只有立他的儿子溥儁。溥儁当时已经12岁，三五年就要亲政了，到时慈禧还得退休，更要命的是溥儁后面的亲爹——端王载漪可不是光绪的亲爹——醇亲王奕譞所能比拟，端王要势力有势力，要军队有军队，到时父子联合，别说慈禧想干政了，就是她的人身安全都可能无法保障，相比溥儁，光绪带来的风险要小的多得多，这也是为什么慈禧始终不废光绪的原因，她不会给自己制造那么大的威胁；罪名二：动摇江山这个能成立吗？很难！首先，光绪变法的出发点也为了强大满清，虽然有些措施不得人心，但是他的本意是好的，所以，错归错，但还没达到被废的程度；另外一点，光绪是皇帝，别说他动摇了江山，就是他真把江山给搞丢了，也没人敢怪他。历史上皇帝多了去，办的错事也不计其数，谁敢怪皇帝？皇帝也聪明，要么找个人当「 ”替罪羊”，实在不行就来个「 ”罪己诏”，自己责怪自己几句就行。慈禧的难处「 ”围园杀后”不能说、「 ”动摇江山”站不住，还有其他罪名吗？没有了！没有罪名，你凭什么要软禁皇帝、自己听政呢？这真让慈禧头疼。好在很多大臣都明白其中缘由，也没有过多追问，但是端王不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必须趁这个机会把儿子推到皇位上去，所以对于他来说，光绪的罪名是越大越好，所以他不断唆使他的党羽上奏章，请求废光绪、立新王。无奈之下，慈禧只得选了个「 ”折中”方法，就是把端王之子溥儁立为「 ”阿哥”，一来可以暂时保住光绪，二来也能堵了端王之口，至于溥儁什么时候能登基，那还不是自己说了算？但是有个前提，就是光绪必须活着，为此，慈禧专门增加了光绪身边的太监数量，除了监视，还要确保光绪不会想不开、去自杀！这就完了？错，满清后期还有一股力量，那就是洋人！洋人其实挺喜欢光绪的，他可以被软禁、可以没有实权，但他得好好活着。大家都知道「 ”八国联军”的称呼来自庚子之乱，其实在光绪被软禁后就出现了这一幕，只不过当时只有200人左右。当时谣传「 ”慈禧下毒谋害光绪”，多国公使就集结了小量部队，带着洋人医生，进入紫禁城给光绪体检，结果发现光绪虽然体虚，但是并没有中毒症状，就自行离开了。洋人对光绪的注重程度也是慈禧不能废光绪的原因所在，慈禧天不怕、地不怕，也只怕洋人；洋人对于光绪的维护也深深刺激了端王，可他还真不敢和洋人公开叫板，这才有了利用义和拳对付洋人的策略慈禧一生，经历了无数的变故，可是变法失败后的光绪，却也长时间让她进退两难，从此，不管到哪，她都不得不带上光绪，连去世时，也都那么凑巧，仅仅相隔了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