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被当作权力博弈的一桩冤案

Posted 2023-01-05 小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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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被当作权力博弈的一桩冤案

冤案的形成有很多的原因，特别是在中国的古代，一桩案件的定性可能会更复杂，背后牵扯的更多。比如，晚清著名的四大冤案之一，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光绪元年也就是1875年的10月18日，此时大清国的实际执政者慈禧老佛爷收到了一份弹劾奏折，执政多年的她敏锐的感觉到，可以利用这个案子里提到的案子来夺回她想要的东西。这个案子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已经被定性成通奸谋夫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这件原本平常的风化案最终像滚雪球一般，牵扯了十几位朝廷命官，甚至演变成了朝廷里党派斗争的剧目。

同治十二年十月九日，在豆腐店帮伙的葛品连因身体不适回家，途中数次呕吐。早饭也未吃，便在糕点店买了粉团吃。到了家门口，还呕吐不止。到家后就躺到了床上，他自以为又得了流火疾，便要妻子小白菜去买桂圆和东洋参煎服。葛品连服用后并未见好，病情反而更为沉重，延至申时，葛品连便死了。葛品连死后的第二天晚上，尸体的口、鼻内竟流出血水。葛品连的义母冯许氏见后怀疑葛品连是中毒而死，便与其母沈喻氏等众亲友商议，请求官府前来验尸，以验明葛品连是否中毒致死。如系中毒而死，则请查根究底。此事告知了地保王林，当晚便请人写好了呈词。次日一大早，在地保王林的陪伴下，沈喻氏便向县衙提交了要求验尸的呈词。葛家人估计想不到，这一报案成了多少人的噩梦。沈喻氏怀疑投毒的人就是自己的儿媳小白菜。小白菜本名毕生姑，乳名阿生，小杨乃武15岁，其父毕承祥，后来一些文艺作品中称其为毕秀姑。据说她非常喜欢穿白衣绿裙，因此被称为小白菜。在她八岁时随母再嫁到余杭县城，其母嫁给喻敬天为妻，小白菜称喻为继父。小白菜与葛品连是邻居。葛品连之父葛奉来，早年死亡。葛品连之母也是带子再嫁给沈体仁为妻，沈体仁则是葛品连的继父。小白菜11岁时，经其母喻王氏与葛品连之母沈喻氏订明，将小白菜嫁给葛品连为妻。葛品连成年后由继父将其荐至豆腐店当伙计。小白菜16岁时，葛品连便想将小白菜娶过门。小白菜与葛品连于同治十一年三月初四成亲，小白菜即为葛毕氏。

时任余杭知县是刚刚到任不久的河北盐山县人刘锡彤，时已年近七十，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本会在余杭知县的位置上结束他的仕途。刘锡彤接下呈词，正准备与仵作沈祥及门丁沈彩泉等前去勘验，恰好生员陈竹山来衙为刘知县诊病。陈竹山与刘锡彤关系密切，常来常往。于是一边诊病一边就谈起了即将去勘验的事。陈竹山得知是为葛品连验明死因，就把他在走街串巷时所听说的有关杨乃武和小白菜之间的羊吃白菜传闻告知了刘锡彤，还说，街坊邻居都认为葛品连之死是杨乃武和小白菜因奸谋毒所致。

杨乃武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生于浙江省余杭县城内（今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镇）一个小康之家，自幼勤奋好学，为人正直，同治十二年考中癸酉科乡试举人。杨乃武结过三次婚，首为吴氏，次为大杨詹氏，后死于难产。继娶小杨詹氏，即案发时之妻，后直至终老。为什么好好的举人却跟一个有夫之妇关联上了呢？

在小白菜与葛品连成亲之后，曾在杨乃武家里租住过一段时间，每月租金800文，杨乃武和小白菜就在同一楼房内居住。葛品连仍在豆腐店帮伙，由于早上起得很早，有时晚上就宿在店中。小白菜一人在家，闲来无事，经常去杨乃武家中走走，有时杨家人就会叫她一起同桌吃饭。一来二去，两家人的关系就熟悉了起来。小白菜十分仰慕杨乃武的才学，经常会请他教自己读书写字，杨乃武也没有拒绝，因此就会经常看见两个人在一起诵经读书。日子一长，在邻里之间就传出了一个羊吃白菜的传闻，暗指他们二人之间有了私情。小白菜夫妇在杨乃武处住了一年以后，杨乃武提出要求把房租增至每月1000文。小白菜夫妇觉得难以承受，就另行租了太平巷王心培隔壁的房子居住。

这段传闻被刘锡彤听取后简直是眼前一亮，这是因为他跟杨乃武之间还有说不清的过节。在此之前，刘锡彤曾经做过一任余杭知县，但任期未满就被罢了官，而被罢官的原因就是杨乃武向上检举他私增税赋，贪污成性。因此刘锡彤对杨乃武简直是恨得咬牙切齿。

带着报复杨乃武的心态，刘锡彤带着仵作赶紧去了现场。仵作沈祥验得葛品连尸身仰面作淡青色，口、鼻内有淡血水流出，身上起有大泡十余个。但用银针刺探喉部却呈青黑色，擦之不去，不似是砒毒之征，心下疑惑。于是只是向知县禀报说是服毒身死，却未报何毒致死。刘锡彤也也不问，因为他只要听到服毒两个字，加上之前羊吃白菜的传闻，他在心里已经对这个案子下了定义：通奸谋夫。随后当即将小白菜叫来讯问，叫她交代如何毒死葛品连，小白菜答不知并且大呼冤枉，刘锡彤并不理睬，下令小白菜带回县衙审问。

回到县衙之后，刘锡彤立即开堂审案，但是审了一个下午都没有结果，小白菜坚决否认毒害葛品连，于是刘锡彤便改变战略，决定先审通奸。然而，小白菜只是承认自己与杨乃武仅仅是房东与租客的关系，杨乃武与葛品连的死更加不可能有关系。于是刘锡彤把心一横，决定对小白菜开始用刑。根据《大清会典事例》的规定，用于刑罚的法定刑具有三种：背板、夹棍和拶指，其中用于女性犯人的是背板和拶指两种。背板就是竹制或者木制的板子击打臀部，拶指则是专门用来夹手指的。即使是这种法律规定之内的刑讯手段，也不能是一个弱女子可以承受得了的。小白菜在大堂上几次昏死过去，最终熬不过酷刑招了，作了与杨乃武系因奸情而谋害亲夫葛品连致死的供述。

小白菜作完口供后，已是次日凌晨三更，但刘锡彤此时却没有半分睡意，他想着一鼓作气把案子审完，立即派一王姓书办并带民壮阮德等前往抓捕杨乃武。阮德和书办将杨乃武强行带到县衙。杨乃武半夜三更平白无故被强行带至县衙，窝了一肚子的火。当知县讯问时，他听的是目瞪口呆，这简直荒谬，他也绝不会认下着欲加之罪。刘锡彤拿出了小白菜的口供，气得杨乃武浑身哆嗦，不但否认与小白菜因奸谋毒之事，还以粗暴的态度顶撞刘锡彤，怒斥他凭空捏造，这使刘锡彤大为恼火，恨从中来的他想对杨乃武也用刑，但此时杨乃武有举人身份，系天子门生，不能用刑。这让刘锡彤一时没了办法，只好将杨乃武暂时押入大牢。次日，拿着小白菜的供词便呈报杭州知府，要求革去杨乃武的举人身份。杭州知府陈鲁又通过浙江巡抚杨昌浚向朝廷具题。同治皇帝在杨昌浚的具题上亲批：杨乃武著革去举人，其因谋死本夫情由，著该抚审拟。

杨乃武得知小白菜的供认说是初五交给其砒霜。于是，托人要求岳母本家亲友为其作证，证明其初五日在南乡除灵立继，初六日才回余杭城内。意在否定小白菜供认的初五日交砒霜的事实。但在葛品连死后第十天，即同治十二年十月二十日，刘锡彤将杨乃武和小白菜及全案卷宗解至杭州府时，杨恭治、吴玉琨、詹善政等人为杨乃武所作的初六日才回余杭城内的公禀却被刘锡彤压下了，没有随卷宗上呈杭州知府。有了革去举人御批之后的陈鲁毫无顾忌的对杨乃武用刑，最终，杨乃武熬刑不过，只得承认与小白菜因奸谋毒之事。当陈鲁追问砒霜来源时，杨乃武便编造了从杭州办完中举手续回余杭的途中，在本已熟识的仓前镇爱仁堂药店钱宝生处以毒鼠为名购得的。陈鲁得到这一口供，以为案情已经大白，便叫刘锡彤将钱宝生的证词取来。

拿到了杨乃武和小白菜两个人的供词之后，认为铁证如山，可以定罪判刑。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日，杭州知府陈鲁作出判决，以因奸谋杀亲夫罪处小白菜凌迟之刑，以授意谋害他人亲夫处杨乃武斩立决。按照清朝的制度，死刑案件需要逐级审理，以免冤漏。像杨乃武小白菜这种发生在余杭的案子，除了要上交知府审理外，还要上交到浙江按察使司来核准。按察使司是清朝掌管全省刑狱的衙门，相当于现在的省最高人民法院，浙江按察使司审核后，再由巡抚上报给朝廷。浙江按察使蒯贺荪，开始觉得案有可疑。因为杨乃武乃是个举人，他自己也是个举人。他不太相信一个举人会为一个女子而抛弃自己的前程不说，还得赔上自己的性命。于是，他找来刘锡彤，询及本案的经过情况，是否有不正常的情况。这刘锡彤向按察使拍胸脯保证，说此案铁证如山，绝无冤屈。蒯贺荪见此，也就放心了。遂将案件按照杭州知府的意见上报浙江巡抚杨昌浚。在此期间，杨乃武在狱中，书写了关于自己是被屈打成招的申诉材料，由其妻小杨詹氏即詹彩凤向杭州各衙门申诉，但没有引起浙江巡抚及臬司等地方官员的重视。

在同治二十年的十二月二十日，此案第一次结案。此时距离杨乃武小白菜被收押刚刚过去了两个多月，浙江巡抚将此案上报了朝廷，只等朝廷批复之后就对二人执行死刑。杨乃武的家人此时并没有放弃，决定进京上告，但因为没有经验和门路，都察院在接到诉告后，认为杨家人违反律制越级上告，决定不予受理。不过都察院作为最高监察机关，也不是毫无作为，他还是下了一纸公文给浙江巡抚，要他重新复审此案。在那个时候，杨乃武与小白菜这种通奸谋夫的案子违背了最基本的三纲五常，属于人伦大案，在当时处罚极重。不仅当事人收到极刑，就连所在州县都要受到牵连加重赋税，最严重的连所在县城的城楼都要削掉几尺。浙江巡抚并不愿意沾手这种案子，于是又将它交由杭州府审理，案子到了始作俑者的手里，自然是毫无结果的，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案子已经成了铁案，几乎没有可能翻案。

方伯谦之死是一桩冤案吗？还原真实的方伯谦

提起方伯谦，看过电影《甲午风云》和电视剧《北洋水师》的观众，应该不会陌生。那是一个贪生怕死的舰长，先是在丰岛海战时临阵脱逃，致使运兵船高升号被日本军舰击沉，一千多中国官兵壮烈殉国;后来是大东沟海战，与“撞沉吉野”的邓世昌形成鲜明对比，方伯谦再次逃跑，致使舰队阵型大乱，中国再一次败于日本。而这场海战的失利，直接导致了整场甲午战争的失败。由此看来，方伯谦罪莫大焉，堪比琦善和汪精卫。他临战脱逃的罪恶形象，已然板上钉钉。

然而，在历史学家的眼中，事情却没有这么简单。

自从方伯谦被清廷以“牵乱船伍”、“临阵退缩”罪处斩后，为他鸣冤的人代代不绝，先是他的夫人进京告御状。1896年，一名知情者以笔名“冤海述闻客”撰写回忆录《冤海述闻》。这名知情者爆出了鲜为人知的方伯谦战斗细节，经专家考证，作者极有可能是北洋水师“济远”舰上的海员，并且亲身经历了海战。此外，北洋水师中“广甲”号军舰的管轮卢毓英，也详细记载了他在甲午战争中的亲身经历。他的手稿被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命名为《卢氏甲午前后杂记》。这两部作品都在文中披露了方伯谦的“冤情”。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宫档案公诸于世，甲午战争时的大量电报流入研究者手中，于是，一个前所未见的方伯谦，引出一个前所未见的甲午海战。

挂白旗为诈降

首先说说方伯谦其人。

方家祖居福建省侯官县，兄弟四人，方伯谦居长，自幼聪敏过人，他的父亲是个私塾教师，因此他从小便知书识礼。1867年，十五岁的方伯谦考取福建船政局学堂，为福建船政学堂第一届驾驶专业学生，从此开始学习海军。1871年毕业后，方伯谦与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叶祖等人，登建威练习船实习，进行了中国近代海军史上的第一次远航。航行北至天津，南至新加坡、槟榔屿等口岸。

1877年，清政府派遣第一批留欧学生出国深造海军专业。方伯谦奉派，偕同严宗光(后改名严复)、萨镇冰、叶祖、刘步蟾等，前往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深造驾驶专业;先学理论，后上军舰实习，一年半后毕业。毕业以后，方伯谦先被派到英国犹太拉军舰赴印度洋实习，尔后又经历了全球各大洋的航行。李鸿章在嘉奖令里写道“(方)于行军布阵及一切战守之法，无不谙练”，可以说，方伯谦是地道科班出身的海军人才。

这样一个训练有素的方伯谦，在丰岛海战中是如何“跑路”的呢？

图为济远号巡洋舰管带(舰长)方伯谦画像。黄海海战中，他因为临阵脱逃罪，被斩首军前，但是，不断有学者对这个判罚提出质疑。

据《中国近代史丛刊·中日战争》记载，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清廷作为宗主国，派兵帮助朝鲜平乱。1894年7月22日，北洋水师提督(海军司令)丁汝昌派济远舰率领威远、广乙两艘军舰护送爱仁、飞鲸等运兵船去朝鲜牙山。24日，北洋军舰先后抵达，济远舰管带(舰长)方伯谦指挥水陆兵丁用小火轮把马匹、大米等军用物资运上岸。寅刻(上午35时)，他又派威远舰送军情电报往仁川拍发。

威远舰到仁川后，突然获悉7月23日，日军破坏与中国一起平叛的约定，私自攻入朝鲜王宫，武力侵占了汉城，中朝之间的电报中断。威远舰管带林颖启拜访了停泊在仁川港的英国某军舰舰长罗哲士，获悉了一个重要情报——日本舰队将于明日来牙山袭击中国军舰。

威远号立即赶回牙山报告。方伯谦感到形势严重，有爆发中日战争的可能。他知道运兵船高升号明天就要到牙山，自己兵力单薄，必须抢在日军之前撤退。

这里需要交代一下，甲午战争初期，李鸿章一直主张“不可衅自我开”、“避战保船”的策略。由此看来，方伯谦要从牙山撤退，无论从服从命令还是战场机动来讲，都无可厚非。方遂下令军舰上的水手也下船帮忙，火速卸载军资。

25日凌晨4时，卸载完毕，方伯谦下令起锚回国，拟于途中遇高升号后，令其掉头西归回威海。7时许，船队驶近丰岛海域，忽然发现有军舰快速驶来，那是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旗舰“吉野”居前，“浪速”殿后，“秋津洲”居中。方伯谦即向济远、广乙下令备战。约7时55分，双方相距3000米左右，吉野首先向中国军舰开炮，打响了丰岛海战。

这3艘日本军舰吨位大，共计1.1万吨;时速高，最高22.5海里，最低18海里;炮数多，73门炮中，120毫米以上的，吉野有12门，浪速8门，秋津洲10门，而且多为新式快炮。而中国济远仅2355吨，时速设计为15海里，实际仅12.5海里，舰载12门炮中，120毫米以上仅有3门。

敌强我弱，且实力悬殊。广乙开战后不久，因为受到浪速舰左舷大炮高速射击，自知不敌，遂退出战场，途中不幸搁浅。追击广乙的日舰秋津洲，便掉头与吉野、浪速一齐围攻济远，济远以一敌三。

据《冤海述闻》记载，激战中，日舰炮火击中济远舰指挥台，大副都司沈寿昌头部中炮：“方伯谦与之并立，脑浆尚溅及其衣”，又一炮击中前炮台，二副守备柯建章被洞穿胸部而亡，三副守备黄承勋中炮断臂，六品军功王锡山、管旗头目刘均中炮阵亡。”指挥台和炮台共牺牲13人，受伤40余人。而此时，方伯谦仍屹立指挥台，发号施令，连发40余弹，大多打在了浪速号上。据吉野舰航海日志记载，浪速舰中弹进水，船体倾斜，行驶渐缓。

酣战正激时，济远舰忽见西南洋面有一缕黑烟，知道是高升号运兵船正由操江舰护送驶往牙山。济远立即升旗语告知操江：“我已开仗，尔须速回。”遗憾的是，当时烽烟弥天，济远与操江相向而过，高升和操江号竟没看到，总之它们没有答复。日本军舰跑得快，高升和操江猝不及避，被敌人赶上。

日舰转而追击高升号。趁此喘息之机，济远收拾前炮台，搬出尸体，调试各炮。炮手发现，前炮的旋转底座被打坏了，无法瞄准，后炮还能轻微动。方伯谦下令测量官、枪炮官节约炮弹，必须看定瞄准，听令才能开炮。他要求大家冒死等敌人离近了再开炮，不准轻放。

午刻时分，吉野追上济远。方伯谦冷静沉着，后主炮手静待舰长命令。

令官兵不解的是，忽然，方伯谦命令升起白旗和日本军旗，但不停船。这种举动，使吉野以为济远投降了，便停船下锚。谁知方伯谦忽然又令船头向右转，同时突然用后炮连发四弹。

据吉野舰长河原要一回忆，这4发炮弹，都来自济远150毫米口径的后主炮，第一发打毁了船头，第二发打坏了指挥台，第三发最厉害，中了吉野舰右舷，穿透钢甲，击穿发电机，然后又穿入机舱里，所幸的是，弹头里面未装炸药，使吉野侥幸免于报废。

图为济远舰上克虏伯造150毫米后主炮。1894年7月25日中午，丰岛海战中，方伯谦就是指挥这门炮，打伤了日本军舰吉野号。

由于开炮时，济远始终未停船，而吉野已经停下来，所以两船距离渐行渐远，最后一发炮弹，因为距离过远，没有打中。著名的甲午战争专家戚其章认为：“吉野若非伤重，以其航速及战斗力均较济远为高，何故不追？方伯谦若非诈敌，则可停船不必逃遁，更不必发炮击之”。然而电影《甲午战争》中，把这笔功劳归于爱国水兵们的自发举动。殊不知，军队乃是最讲究等级与命令的群体，没有长官的命令，士兵怎敢擅自行动？即便是士兵抗命，难道连发四炮，舰长都无动于衷吗？

挂白旗显然是方伯谦的“智取”。

济远舰就这样驶回了威海。据清朝官方的《甲午战争纪》记载，“船中血肉狼藉，三军望之骇然”。方伯谦立即将战斗经过禀报丁汝昌，然而，丁汝昌不仅不予理解，反而严厉责备方伯谦“悬挂白旗辱国”。由于济远舰以一敌三，保船成功。不久，清廷仍然电谕，“管驾济远之方伯谦于牙山接仗时，鏖战甚久，炮伤敌船，尚属得力，著李鸿章传旨嘉奖”。

方伯谦的诡诈战术，连敌人也很钦佩。1895年2月12日，北洋舰队向日军投降时，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始知方伯谦已死，他遗憾地说：“牙山之役(指丰岛海战)，方伯谦甚谙海战，何故杀之？”

不抛出方伯谦无法自保

丰岛海战后，日舰在朝鲜西海岸一带频频活动，增援陆军，为攻打平壤做准备。同时，为了加强平壤守军的力量，清政府派兵增援平壤，由丁汝昌率北洋舰队护送刘盛休所部8营陆军赴朝鲜大东沟。方伯谦亦率济远全体官兵，跟随舰队于9月16日凌晨2时左右，由大连湾起锚，护送招商局运兵船，于午后抵达大东沟，镇远等10艘舰停泊在港口外。平远、广丙泊港口里。陆军趁着夜色登陆朝鲜。

9月17日，丁汝昌催促陆军迅速卸载装备，并令各舰于午刻起锚，回旅顺。不料，北洋舰队的行踪为日本海军侦得，此时平壤城已被日军攻下，协同步军作战的日本联合舰队12艘战舰得以腾出手来，在统帅伊东佑亨的率领下，杀气腾腾地扑向北洋舰队。当天12时50分，游弋黄海的日军在大东沟洋面上截住了北洋舰队，著名的黄海海战拉开序幕。

战斗中，致远舰一马当先，杀入敌舰重围，不幸于午后3点30分沉没。孰料，在此关键时刻，济远舰再一次逃跑。

吉野等舰见济远西驶，“鉴于牙山之役，恐诱敌，不敢穷追”。而此时，济远舰实际上是已战无可战。据《冤海述闻》记载：“济远前火炮炮盘熔化、钢饼、钢环坏不堪用，全船各处通语管亦被击坏。二副守备杨建洛、把总王宗墀阵亡，战死7人，重伤10余人，轻伤无算。”根据李鸿章的保船精神，“无可战，只得保船西驶”。

据《甲午战争纪》记载，自上午12时50分开始，至下午3时30分致远沉没之后，济远参战过程将近3小时。在此之前，约开战后一个半小时至两小时，轻型战舰超勇、扬威号遭日舰猛扑，起火燃烧，已先后离阵，驶向朝鲜大鹿岛附近。这说明，最先离队的是超勇、扬威2舰。而在超、扬起火，致远舰沉没之后，据广甲舰管轮卢毓英的《卢氏甲午前后杂记》记载，“广甲尤胆落，急返而逃”。卢毓英是广甲的管轮，理应维护广甲，但是。他在文中揭露广甲管带吴敬荣“开战之后，举止失措大东沟之役，广甲以厕所受炮望风而逃”。这说明作者的立场还是比较客观的。

图为北洋水师定远铁甲舰上官兵的合影，军装还是中国水勇的古典打扮，与现代化军舰颇不协调。

这些珍贵的史料都说明，最先离队的绝非济远。

次日凌晨，方伯谦率济远回到旅顺，天亮以后，除广甲搁浅外，北洋舰队各舰也陆续回到旅顺。

《清末海军史料》记载，查黄海一战，战斗5个小时，定远、镇远两船共中大小弹200余处，阵亡共10余人;靖远中弹数十处，阵亡2人;来远中弹100余处，自后鱼雷舱至前烟筒座被焚殆尽，阵亡10余人;平远中弹20余处;广丙中弹数处;济远中弹70余处，阵亡7人，伤者13人。由此可见，济远舰是在奋战后，带着重伤撤离的战场。

方伯谦回到旅顺港后，向船坞总办龚照叙述了海战的大致情况。龚照急电李鸿章。李鸿章据方伯谦所言，向军机处如实报告了海战战况。

舰队回港后，丁汝昌亦将更具体的战况电告李鸿章，其内容与方伯谦所言大致相同。但李鸿章在给丁汝昌的回电中却明知故问，抛出了一个“何以方伯谦先回”的问题，注意：这里不是问济远何以先回，而是直指方伯谦何以先回。

由此，方伯谦临阵怯逃的说法在军中传开。但方伯谦问心无愧，并不以为然。

可既然有人猜疑，方伯谦就坚持请丁汝昌查验济远的损毁状况，可丁汝昌并不同意上船查看，丁汝昌因为战伤告假，刘步蟾代其行令，于是“球”被踢给刘步蟾。方伯谦以为刘步蟾既是同乡也是老同学，能够主持公道。不料，刘步蟾也不理他。方伯谦不免生气地说：“军无令，队不整，是谁之过？”此话一出，丁汝昌与刘步蟾不免心虚。黄海海战失利，指挥不当，他们应负首要责任，为避免方伯谦辩白事实，刘步蟾急令方伯谦率济远舰于9月19日晨，前往三山岛拖回搁浅的广甲舰。

方伯谦无话可说，即令升火起锚。但济远总车(轮机长)洋员哈富门认为船炮俱坏，万一遇上日军无以御敌，他向德籍洋员汉纳根(北洋水师的德国籍总教习，李鸿章的副官)力争。汉纳根不听，哈富门便辞去总车之职，坚决不出海。

济远舰冒着巨大风险，找到了广甲。由于广甲触礁极其严重，济远费九牛二虎之力，仍拖拽不动，只好在9月23日早晨将广甲官兵运至旅顺口。

就在济远舰官兵营救广甲舰之际，丁汝昌与李鸿章之间却在密切联系，往来电报，罗列了方伯谦首先逃脱，牵乱队伍等诸项罪名。

这是因为，李鸿章和他的淮军亲信们，面临着来自北京的巨大压力。

早在牙山失守时，主战派大臣就已出离愤怒。9月11日，光绪皇帝的近臣、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上奏，揭露李鸿章包庇丁汝昌，斥责丁汝昌“置叶志超的陆军生死于不顾，任其孤军无援。”

与此同时，在李鸿章掌管的天津军械局，抓到了日本间谍石川五一，石川就住在官员刘芬家，而刘芬又是李鸿章的外甥——军械局总办张士珩的“书办”(秘书)。甲午战争期间，朝廷时常把官员骂李鸿章的奏章抄给他看。这次，在自己身边竟出了奸细，李鸿章气急败坏，为了洗清身上的污浊，他遵旨亲自组织处决，石川按西法枪毙，刘芬依中法斩首。

可是言官还不满足，继续发动攻势，大有不搬倒李鸿章决不罢休的样子。光绪帝终于在9月16日、黄海海战的前一天，给李鸿章下了圣旨，以“总未能迅赴戎机，以致日久无功”为由，“著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以示薄惩”。

这个所谓的“薄惩”，对于李鸿章来说，意味着朝廷对他失去信任与倚重，日后一旦真的出事，从重惩治就要变成现实。因此，当黄海海战失利消息通过丁汝昌的电报传到他的手中时，他立即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惊恐慌乱之中，他不得不和丁汝昌合演一场“借刀杀人”的戏，找个替罪羊，以加固丁汝昌这道防线，保自己过关。

问题是，为什么是方伯谦。

前面说过，方伯谦从小聪颖过人，读书甚多，对于战略战术及海军各种技术均有很深的造诣。当上管带后，又屡受褒扬，曾经连升三级，引起同行妒嫉在所难免。而且，根据方伯谦的夫人的御状，方伯谦为人性情耿直，不善溜须拍马，说话直言不讳，在同僚中关系紧张。比如：与丁汝昌结下私怨。

图为1894年英国《The Graphic》画报上，在黄海海战中致远号即将沉没的想象画。方伯谦所指挥的济远舰也遭受重创，但方伯谦下令脱离舰队，使济远成为第一个回到军港的舰支。他的自作主张，导致了“临战脱逃”罪。

北洋水师的衙门刘公岛风景优美，众将佐纷纷在此搞房地产开发——建别墅，方伯谦出过洋，别墅建的洋气，租他房的人多。丁汝昌也学着建，但他建的房子土气，没有人租。丁汝昌是安徽叫花子出身，15岁时，才扔掉打狗棍加入了太平军的程学启部，后来随程学启叛变太平军，加入淮军。不要说高技术的海军，连近代陆军他也不甚了解。仅仅因为是李鸿章的亲信，才得此高官。与此相对，方伯谦学贯中西，看不惯丁汝昌又外行又专横的作风。《冤海述闻》记载，“丁每与方言事，欲用统领压力制人。方每不让，侃侃争论，丁每为之屈”。因此，方与丁积怨日深。此外，1884年，方伯谦和汉纳根建造旅顺口炮台时，每座炮台方伯谦只花银几千两，汉纳根花了几万两，财务曝光后，汉纳根无法中饱私囊，也和方结下了“梁子”。

9月24日凌晨，正当军中官兵酣睡之际，号炮一响，方伯谦被斩首于旅顺黄金山脚下，时年42岁。

方伯谦被斩后，济远官兵闻讯伏尸痛哭，军中愤愤不平者大有人在。文廷式作《哀辽东赋》，抨击李鸿章假公济私，加害方伯谦，认为“指三字(莫须有)而成冤，坏长城而失傍”。

方伯谦的才干和个性，使之成为同僚中的“出头椽子”。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而这种人，在以后的中国历史中，仍屡见不鲜。而且，历史总有一种传统——在面临集体性的失败时，总能挖出一小撮“叛徒”，以文过饰非，不敢直面体制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