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乾隆时期几乎无官不贪的真正原因

Posted 2023-01-05 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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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乾隆时期几乎无官不贪的真正原因

乾隆时期亦是清朝比较发达的时期，已经是发展到了饱和点。以至于当时的发展也停滞不前，毫无创新与前进。当时的社会风气也是在一种贪腐的状态下，和是最大的贪官都没有怎么样。想必这个和乾隆皇帝个人的政治素养、统治作风，以及性格与爱好，也都对时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现在一起来看看在清朝的乾隆年间为什么无官不贪。

有清一代，乾隆朝官吏贪墨之风尤盛，其时，不仅案件多发，婪赃巨大;而且上至部院督抚，下至胥吏衙役，几乎无官不贪，尽管乾隆帝屡兴大狱，然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盛。

执政过程中执法不一

乾隆皇帝虽明确规定：凡官员犯有侵贪、亏空、苛索、贿赂、欺冒、挪移、盗库等贪污行径，一经发觉，严惩不贷，强调“不可为贪官开幸生之路”，并以“斧锁一日未加，则侵贪一日未止”，实施严刑峻法。然而，专制政治赋予了统治者在执政过程中很大的随意性，故而乾隆帝个人的权力和意志常常凌驾于法律之上，其主要表现为：

其一，因人立法，徇庇亲信。诸如云贵总督李侍尧，在乾隆四十五年，因贪赃索贿，为云南储粮道海宁参劾，由于情节恶劣，大学士九卿会议斩决，但乾隆帝认为李侍尧在督抚中最为出色，遂百计回护，命各直省督抚重议。但当各督抚多请照初议定罪时，乾隆皇帝犹欲开脱之，对支持九卿之议的富勒浑等人大加斥责，并不顾众意，以“罪疑惟轻，朕不为已甚之事”，下诏将李侍尧定为斩监候。不久，即降特旨，赐其三品顶带花翎，起用为陕甘总督。此后，李侍尧贪渎如故，而“上终怜其才，为之曲赦”。又如，闽浙总督陈辉祖亦以“能事”为乾隆帝所器重。乾隆四十六年，陈辉祖因其弟为王望贪污大案成员，当坐瞻徇情弊罪，交刑部治罪。但乾隆帝却极力开释之，他说：“朕断不肯因其弟株连，遽置重典。陈辉祖尚属能事，著加恩免其治罪，降为三品顶带，各留本任。”（《清史列传》卷18，陈辉祖传）而且，还委其以查抄王望赃物的重任，陈辉祖借机侵贪，又酿成一起侵盗官物的大案。尽管如此，乾隆帝意犹宽容，降旨改斩立决为斩监候，只因新任闽浙总督富勒浑、浙江巡抚福崧等连章劾奏，以闽浙两省仓谷亏空等情实，证实了陈辉祖为政之贪。乾隆帝这才迫于形势，赐令自尽。

其二，以时立法，时宽时严。乾隆帝在其统治前期，执法尚为严厉，二十余年中，共处置贪污大案七起，即兵部尚书步军统领鄂善案;浙江巡抚常安案;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案;山东巡抚鄂乐舜案;湖南布政使杨灏案;云贵总督恒文案，以及山东巡抚蒋洲案。这几起案件，犯赃者家被籍没，人被处死。其中，蒋洲乃前大学士蒋廷锡之子，亦严惩不贷。为此，乾隆皇帝还特加指示：“外吏营私贪黩，自皇考整饬以来，久已肃清，乃不意年来如杨灏、恒文等案，屡经发觉，而莫甚于蒋洲此案，若不大加惩创，国法安在？”表明了这一时期乾隆帝在执法上的严肃性。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特别是到其统治后期，乾隆帝惩贪则“多从宽纵”。乾隆四十三年，粤海关德魁亏空税银，按律应赔两万余两，乾隆帝谕令全免。浙江巡抚福崧，早在乾隆五十二年盘查浙江省亏空案及平阳知县黄梅贪污案时，已发现其婪赃之蛛丝马迹，但乾隆帝未予追查，只将福崧改调他省。此外，像于敏中、杨景素等人，皆赃私累累，乾隆帝直到他们死后才予以处置。其宽纵的结果，必然为官吏营私舞弊大开方便之门，“督抚等遂尔无所敬畏，任意妄行”，酿成乾隆后期一起又一起的贪污大案。

雍正乾隆时期大清的贪污腐败现象

　　当一个社会的腐败程度非常严重时，世人便常用“贪腐遍地”、“无官不贪”等字词来形容。这类概括性极强的词句，常常被指责为以偏概全，没有科学区分主流和支流。实际上，这类字词，不在于严谨判断，而在于发泄不满情绪。哪一个社会都不能一概而论，即使政治制度完全一样的封建王朝，因为执政者不同，治理贪污腐败的措施有异，结果也便大不相同。> > 　　比如，皇帝做一把手时，清朝实行“完赃减等条例”。也就是，贪污的犯官，如果在一年的时段里补赔了所贪的款子，就可以免死减罪发落。等到执政，便废除了这一条例，而代之以“完赃不准减等”。> > 　　即使补足了贪污的金钱，该砍头依旧砍头。即位，政策又有变化，完赃不仅可以减等发落，而且即使“三年限外不完”，死罪人犯只要在监狱里待一辈子就可以了。> > 　　然而，这种种差异，仅能造成贪腐程度不同，不能从根本上遏制贪污腐化的扩张。历史上，不管哪个朝代，反贪的路数基本是一样的：狠抓思想道德，设置监察人员，青睐严刑峻法。这些招数，施用起来，是会起作用的，否则不会用了又用。不过，效果并没有人们预想的那么好，> > 　　否则一些非常浅显的道理，没必要一代又一代重复，一年又一年讲述。> > 　　就说道德吧，中国讲了几千年，不仅位居九五的人重视，每个与乌纱帽沾边的人都年年讲，月月讲；道德真正高尚的人讲，行为龌龊、蝇营狗苟的人也讲。帝执掌清朝大权的时候，曾对贪官之多的现状大发感慨。大臣说，那些贪官没有做官的时候，也知道不该做贪官，可一旦做上官，就见利忘义、利令智昏。顺治说：这都是因平日不能严格要求自己所造成的必然后果，如果认识明白，持守有定，就不会被金钱财物所诱惑。据说在场的大臣频频点头。清朝讲述为官之道一讲就是三百来年，直到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被推翻。> > 　　高尚者或许以为，讲且如此，不讲更糟，因此需要更加起劲地讲。> > 　　品德低劣的人，也不反对大讲特讲，因为他们可以拉大旗作虎皮，在道德之光下贩卖丑陋。在耀眼的光芒之下，思想道德一直受到令人痛心的挑战和侮辱。清朝后期的几桩大案，为道德的无奈和崩塌作了极好的注脚。> > 　　乾隆统治后期，贪官不仅数目多，而且官位高，赃款金额非常大。> > 　　如山东巡抚国泰“婪索诸属吏，数辄至千万”、浙江巡抚王望，生活奢侈，大肆收受诸州县贿赂。后来他在甘肃做布政使时的赈灾案爆发，牵出甘肃官场集体腐败大案，其中他一人就贪污白银三百余万两。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浦霖事败后，籍没伍拉纳家产时，得银四十五万多、如意一百余柄；查抄浦霖家产时，得金七百、银二十八万，田舍价值六万多。罗列这些案件，目的并非不承认乾隆朝的经济发展，而是觉得好多事不可理解：那时朝廷依然崇尚思想道德，依然有各种监督，依然有刑律，然而贪腐却日趋严重，日益普遍，症结究竟在哪里？更令人深思的是，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的陈辉祖，在奉旨查抄王望家赀时，将很多物品抽换抵兑，捞取钱财，中饱私囊。可谓反贪者也堕入贪污泥沼。> > 　　乾隆朝的文字狱已经使举国臣民变得如同奴才，舆论不仅一律，发声的时机也与皇朝的安排步调一致。也就是说，那时社会绝对是一种声音，绝对安静。在铁桶一般的社会里，官僚集团却上演一出又一出腐败大戏，难道仅仅是因为道德不坚定吗？高官有那么好的政治经济条件，为什么还不坚定？国泰系刑部官员出身，熟知国法，官至封疆大吏，俸禄也相当丰厚，但仍婪索不已，究竟是何种原因？提倡道德的乾隆皇帝，任命的大员却乖戾刻薄，盛气凌人。山东巡抚国泰情性恣睢，对属员任性吹求，轻喜易怒，藩司于易简也要向他长跪回话；浙江巡抚福崧性情偏执，近于刚愎；两广总督富勒浑刚愎自用，暴戾乖张；闽浙总督伍拉纳躁急苛刻。道德究竟为何物？> > 　　一个社会，存在乱象，不在于舆论不一律，不在于老百姓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是专制皇权使政治、经济、文化变得畸形。皇权之下，官员仅仅满足于自肥，视民众如无物。> > 　　素常我们说，封建的皇权统治必然导致腐败堕落。至于为什么“必然”，人们懒得去说。> > 　　实际上，专制统治者不是皇帝一个人，而是整个官僚集团，社会上的规则都是权力集团制定的，只不过皇帝居于金字塔的最上层而已。在专制社会，一个镇长就是一个土皇帝，社会有数不清的土皇帝，他们的话就是法律，道德、监督等等，只是他们掌中玩物，你说监督之类还能起什么作用？专制皇权统治一方面努力禁锢人的声音，一方面偷懒，不去开拓新思路谋求发展，而宁愿拿出很大精力论述自己的招数如何好，他人的思路怎样要不得。> > 　　没有贪官的社会永不会有，但大面积贪腐的景象却可以避免。招数就是不要妄自尊大，裹足不前，而要不断学习和创新，承认失误，弥补疏漏。无论经济发展多么迅速，成果落入王望之流、国泰之辈腰包里，国基哪里会稳固？说白了，专制才是造成大面积贪腐的祸首，国泰们才> > 　　是侵噬大清江山的蛀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