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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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外交
对于近代中国来说,林则徐、魏源,还有徐继,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通过与西方人直接交往,认识了西方,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这是中国对西方认识的根本转折。在他们之前,中国人面对周边族群始终有一种文明上的自大,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等,其实都是中原文明优越感不自觉的外露。
面对西方,中国文明在明末徐光启时代有过一个短暂的理性平和时期。那时的明朝尽管面临政治危机,但文明的自信在徐光启那一代中国人那里没有多大问题。中国文明原本就是从黄河中下游一隅不断吸收周边族群文明而不断重构和发育而成的,所以徐光启那代中国人面对全然不同的西洋文明,面对满腹经纶的利玛窦等“西儒”,既不感到自卑,更不会狂妄自大。那一代中国知识人遵照圣人“一事不知以为耻”的教诲,面对不知道的西方知识,采取“拿来主义”立场,如饥似渴地吸收。按照徐光启、李之藻等人规划,他们准备用20 年时间将传教士带来的几千部西方典籍全部译成中文。假如这个计划得以实现,中国在那个时代实际上就会与世界处于一种同步状态,中国文明也一定会像过去几千年一样,不断吸纳外来文明重构自己的文明体制。
然而,徐光启那代人的理想因为中国内部政治变化没有持续下去,满洲人定鼎中原之后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西方化,而是汉化。所以尽管在清朝早期很长时间并没有禁止传教士在中国活动,但中国主流文化实际上已不把西方化当回事,不再像徐光启时代那样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洋文明。乾嘉汉学畸形繁荣,其实就是一个最好例证。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对于统治者来说确实是一种耻辱,但对整个中国社会而言,这场战争让中国国门再度打开,睁眼看世界,看出了中国与世界的真实差距。
看到了差距,就要弥补这个差距。这个逻辑一点儿都不意外。魏源在鸦片战争后明确提出中国要想避免这样的战争结局重演,第一,必须放下老大的架子,重新审视自己和他人;第二,必须确立向西方学习的大原则,不能因为“非我族类”而拒绝人家好的东西;第三,退一万步说,假如中国还准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话,那么也必须卧薪尝胆十年生聚。用魏源的历史名句表述,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只有“师夷长技”,方能“制夷”。换言之,要想“制夷”,必须“师夷长技”。
魏源那个时代,中国刚刚从自以为辉煌的盛世中惊醒,由于信息不对称,由于先前文化自大理念深入士大夫骨髓,士大夫阶层用自己的双手蒙住了自己的双眼,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像我们今天这样体会向西方学习的道理。为了说服这些士大夫,魏源和那时许多聪明人一方面用“西学中源说”自我安慰,强调西方那点家底虽说比中国要富有些,但追根溯源,西方这些东西都能从古典中国找到依据。直截了当地说,这些西学都是对古典中国智慧的再发明和再创造。另一方面,魏源等人借用孔子“礼失求诸野”原理,倡导“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以为中国学习西方,就像古典中国向周边族群学习某些东西一样很正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那些“胡化”的东西,不是慢慢都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了吗?
根据这样的认识,魏源建议在虎门创设造船厂、火器局;建议像晚明那样邀请外国技师来华主持新式工厂的创设、新式机器的建造;建议聘请外国人培训中国人,进而慢慢发展中国自己的基础工业。应该说,魏源的这些规划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可行的。
魏源那代人意识到了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只有学习西方,才能改变自己,才能让中国在与西方的交往中不至于再犯鸦片战争这样的错误。这些认识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中国此时不是在一种常态情形下学习西方,而是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不得已。因而这次向西方学习,不仅始终笼罩在失败后的阴影中,有一种报仇雪耻的急切冲动,而且呈现出中国文明很少有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特征。那时中国人不愿从基础科学开始全面接受西方科学技术体系,而是急功近利地从最实用最易见效的领域开始。中国学西方的目的越说越直白,就是为了“制夷”,就是为了雪耻。反过来说,如果不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中国还将像过去一样沉睡、昏睡,根本不会去学什么西方。
极端功利主义立场不仅使魏源和那一代中国人无法从容地学西方,而且使那代中国人始终无法忘怀中国中心主义,始终认为中国落后和鸦片战争失败都是一个偶然事件,根本没有从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这种层面去思考。由于中国失败只是偶然,所以不存在整体落后;由于不清楚时代差异,所以中国古典文明成就依然被士大夫阶层津津乐道。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将正常的文明交流弄扭曲了,目的变成了手段,手段弄成了目的。功利主义使中国在此后数十年无视最基础功夫,忽视从文明最细小的因子上嫁接中西文明。近代中国在向西方学习时始终带有一种莫名的情绪,不是心悦诚服,不是出自内在需要,所以在经历上百年所谓向西方学习历程后,中国依然无法弄清西方何以富、何以强,中国何以不能像西方一样跻身于“列强”,何以总在“世界之外”徘徊。
孔子思想对现代世界有什么意义吗
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儒学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自然不能不提他,这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在世界上的骄傲,孔子的部分思想在当今还是有其实际意义的,懂得变通,还是可以拿来用的吗.主要是因为孔子关于精神境界的思想在今天一样适用。
比如:
按人格境界,把人分为小人、君子和圣人三等;
按心理范畴,把人分为智者、勇者和仁者三类;
归纳为九种境界:
小人之智者(小智),
小人之勇者(小勇),
小人之仁者(小德)。
君子之智者(大智),
君子之勇者(大勇),
君子之仁者(大德)。
圣人之智者(圣智),
圣人之勇者(圣勇),
圣人之仁者(圣德)。
翻开教科书,人们可以了解孔子思想的精髓,即: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重在修身。
其中,“仁”的内涵十分丰富,以《论语》中“仁者爱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言论可以看出,“仁”是一种高尚的精神道德境界和宝贵的思想情操,也是一种个人对于他人及群体的价值取向,所以,“仁政”成为孔子心目中最理想的政治模式,为政以德,取信于民,勤政爱民,节用恤民,与民共忧,等等,都可以说是施行仁政的最基本的要求;“礼”的中心含义不仅包括“礼品”、“礼仪”等内容,而且更广泛地指一整套维系国家、社会正常秩序的礼法制度及其观念。
毫无疑问,以“仁”、“礼”为中心内容的孔子思想,在中国、世界华人圈里、甚至全世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但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国政府一度号召人们要“破四旧”,“打倒孔夫子”,理由是孔子思想“太封建”、“忠效思想太重”、观念“太中庸”,等等。
“那是一个特殊的由于政治原因而曲解孔子文化的时代。
”曲阜市文物局副局长丁晨说,“如何理解其中的精华与糟粕,需要一个民族去思考。
”
然而,时至今天,展望中国,人们对孔子思想的重视随处可见:
中国政府在治理国家的方略中,提倡公正,所谓“政者,正也”;同时,重视仁义,提倡在保持法制精神的前提下,“以德治国”。
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三个代表”的主张中,最终的落点是“群众的利益”。
在此方针指导下,目前,各级各地政府都把廉洁奉公、勤政爱民当成了自己的施政纲要,“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孔子的思想,对于世界各国的施政者都有指导意义。
”山东省人事厅办公室副主任张祝秀说,“无论哪个政权,如果它不公平、不公正,不为群众的利益考虑,这个政权就不可能保持长久。
”
在文化领域,孔子的影响力在2500多年之后,依然深入到人们的心中:在曲阜师范大学、孔子中学、曲阜实验小学等中国数以千计的大、中、小学校园内,孔子的塑像十分醒目――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圣人、大教育家,孔子在学子们心中的地位仍然无可替代;
除了校园,孔子在整个中国文化界的影响力堪称无出其右:由中国孔子基金会等单位创办的《孔子研究》、《孔子与中国》刊物发行遍及世界各地;由国家旅游局举办的国际孔子文化节盛况一年超过一年,包括多位国际知名文化大师、中国政府高官、外国使节在内的贵宾都曾到会参与;以弘扬孔子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有关孔子的各类网站达100多家;孔子故里曲阜“三孔”,已经被列为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无以数计的单位、企业把孔子的思想言论,框裱挂墙,作为公民道德建设、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市民素质、企业文化等方面的教材,供人学习、体会……
在经济领域,孔子的许多思想被人们广泛提倡、运用。
生产企业讲究依靠产品质量打市场,正如孔子所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企业要求员工们要不断学习,才能进步,正如孔子所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
”;企业讲究诚信经营,孔子有提“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其实,除了思想上的借鉴、运用以外,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之中,人们对孔子的崇拜更是无处不在:“孔府家酒”成为中国出口量最大的中档白酒;“孔门豆腐”、“诗礼银杏”是所有到曲阜旅游的人必须一尝为快的名吃;“阙里宾舍”是曲阜市最受海内外游客喜爱的四星级宾馆,而曲阜市与孔子名字相关的酒店更多达76家;上海市一位企业家投资数千万元,在曲阜市建了一所孔子中英文学校,其生源来自中国数个省市;此外,用与孔子名字有关的字体命名的香油、煎饼等各类产品达100多种;每年,有300多万海内外游人到曲阜拜孔、祭孔,带来的门票收入仅今年“五一节”就近1500万元人民币……
今年30多岁的孔子第76代孙孔令文,是“孔氏手工布鞋坊”的老板。
一开始,他没有注册品牌,只是自产自卖,但生意一般;后来,他受别人指点,自建“孔氏手工布鞋坊”网站,生意很快越做越大。
他说,孔子在世界上有很大的影响,作为他的后人,我们首先是想借祖先的影响来打产品的知名度,其次,这也是对祖先影响力的扩大和延伸。
他透露,自己的布鞋就是比别的牌子卖得好,“不服都不行”。
“孔子的思想包含了十分丰富、深刻的内涵。
”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孔范今说“在当今这个社会,从政府到普通百姓,大家之所以越来越重视它,只是说明,孔子思想中有值得人们这么做的理由,其中,‘仁义、诚信’的内容更是符合当今社会的价值取向。
”
1988年,当年全球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会议上发表宣言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从2500年前的孔夫子那里汲取智慧。
“应该说,至今为止,人们也许只体会到了其中一部分的真谛。
”今年79岁、一生中有60多年在从事文物保护工作的世界著名孔子研究专家、原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孔繁银说,“时光茌苒,在未来的时间里,人们对此将体会更深。
”(新华网 温闽) 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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