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晚清

Posted 2023-01-05 美国人

篇首语：追风赶月莫停留，平芜尽处是春山。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晚清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目录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晚清

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人有很多被称为所谓“怪癖”的东西，实际上，我们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不同民族的“怪异”风俗和特性只不过是由生长环境不同而造成的。

美国旅行家、摄影家伊丽莎・赛德莫曾说过一段被西方人广泛引述的、关于中国人的民族性的经典的话。她说:“没有一个人理解过，或者真正了解过中国人，这一世界上最好懂又最难捉摸、最理智又最没逻辑最矛盾的民族。”

一位在美国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绅士用同样矛盾的语句进行了回击。他如此描述美国人的民族性:“说到美国人，我发现他们伟大与渺小并存，善良与卑鄙并存，喜欢个人英雄主义却又十分自私，他们理智傲慢却又愚昧迷信，他们极其自负，又好夸夸其谈。美国人很容易引人注目，他们非常矛盾，极其不协调。”

中国人常用的复仇方法，有一种让我觉得奇怪，始终无法理解。西方人从来不会为了诅咒别人而自杀，但是在中国这样的行为每天都在发生。中国人好像相信死在别人家里，是对屋主永远的诅咒。所以，中国经常有某某跳到仇家的井里或者跑到仇家门口服毒自杀的新闻。

穷人替富人抵命

我的一个英国朋友曾经告诉我这样一件事。一个富有的中国人在英租界里谋杀了自己的一个雇员。他知道，除非有人受到惩罚，否则无情的英国法律是不会停止追究的。于是他就让一个叫楚麻袋的中国穷人承认是他杀了人，楚麻袋被送上了绞刑架。这个中国富人、真正的谋杀犯向楚麻袋承诺，将厚葬他，并照顾他的家人。我的英国朋友对此怎么也无法理解，就写信给中国商人朋友，讨教此事。这位中国商人很快就回了信，他在信中说:

帮人家顶罪，对中国人来说一点都不奇怪。这样的事在中国每天都在发生。中国人不像白人不怕死，一般说来，中国人都比较惜命。但是楚麻袋，年纪一把，身无分文，死期将至，他自己看自己就是烂命一条。既然有人答应给他厚葬，照顾他的家人，他就会说“我帮你去死”。楚麻袋的这种行为是在卖命，他卖身给了真正的杀人犯。因为必须有人去为那位富人顶死，楚麻袋说他去，警察拿办了他，处以死刑，一切法律程序完成了。富人和楚麻袋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

从西方人的观念来看，这样的事太离奇了。可是，在我们西方人身上同样会发生很多奇怪的事情。

中国人:奇怪的西方人

我们最好记住，在中国人的印象里，我们的古怪毫不逊色。德国的《法兰克福报》刊登过一篇有意思的文章――一位中国人在上海看到的美国人和欧洲人的“奇怪”行为。文章部分内容如下:

大家一直在说，洋鬼子的国家如何有钱，如何宏伟，但在我看来，这肯定不是真的，不然他们为什么来我们这里呢？他们无缘无故地拍球，跳起，好像有人给钱让他们这么做一样。他们有时候在荒郊野地长途跋涉，在空中胡乱地挥舞手杖，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做，是一种宗教仪式吗？他们不知羞耻，男人经常和女人并肩散步。他们的女人很值得同情，过节的时候，只能在一间屋子里慢吞吞地走，还得听难听得不得了的音乐。

一位在欧洲和美国旅行的中国绅士给亲戚写了如下内容的信:这些洋鬼子没法教化，无药可救。他们可以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不吃一口米饭，但是却吃数不清的牛羊尸体。这就是他们为什么气味难闻的原因，他们把自己身上的味道弄得像绵羊的一样。他们每天都洗澡，希望可以去掉那令人讨厌的味道，但是去不掉。他们不把肉切成小块做熟了吃，而是很大块地、半生不熟地就端上桌子，又是拿刀切，又是拿刀砍，又是拿手撕着吃。他们吃饭离不开刀叉，这让一个文明人神经紧张，一个拿着武器吃饭的人坐在对面太让人吃惊了。他们甚至与女人同桌吃饭，而且女士优先，这真是颠倒了乾坤。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相互嘲笑对方的民族特性，并不能让任何一方信服。世界各国的民族性都是各有特色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

我这样说，并不是要为中国人的民族性说好话。抛开中国人的民族性不谈，以前的中国政府的官员是存在很多问题的。

晚清:贪官的天堂

这个统治集团差不多已经集体腐朽了。几乎所有的中国官员都腐败。

《北华捷报》报道说，直隶省一位消息灵通的中国绅士表示，直隶省有一半土地税未能上交政府。

“这还不算，”他说――我们县里的官员还有其他的收入来源，比如说三四十年前为了剿灭太平天国运动，县里额外增加了一种税。我们县的官员从那时候开始，一直收到现在。按理说，这种税早该取消了，负责监察的县吏应该干涉此事，向保定府报告，县官会被立刻免职。但是没有人会这么做。一来税额很小，我个人的一份不超过5美元。而全县征收的这笔小钱加起来就是个大数目，县里的官员与府里的官员，甚至省里的官员、中央的官员，都是要分成的。

中国的整个公共服务体系都因贪污而腐朽了，官员们不管是应得的薪俸，还是可拿可不拿的、拿了也不算犯法的灰色收入，都照单全收，中国的官员受贿成风，向上贿赂成风，清朝末年的吏治绝对是贿赂公行。

清朝的官场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意思是，即使是当一个清廉的知府，三年时间也有十万两白银的回报。清政府很多官员的职务是通过公开的买官或者秘密地行贿“跑官”得来的，他们为了当官支付给政府或者上级官员大笔钱财，为了尽快收回成本，为了继续往上爬，把官做得越来越大，各级官员想方设法地聚敛钱财，他们想出来的匪夷所思的刮地皮的名目繁多得超乎我们的想象，乱七八糟的没有来由的苛捐杂税让老百姓苦不堪言。

由于政府在吏治上的松懈和官员服务意识的淡漠，中国可以说是贪官的天堂。北京的方泰瑞博士指出: 只要稍微懂点中国官场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官场中的每个人都有“价格”。打官司的时候，官员们是看诉讼双方贿赂的多少来定案的，不只是官员们的下人们可以被收买，1000个中国的官员里有999个人愿意帮助出钱多的一方。

中国的商界，比如说票号和贸易公司可能还会讲求信誉，遵守合同的约定，中国的官员是没有原则的，他们主要看钱办事。在中国的官场，个人的行贿行为和相互欺瞒的行为是非常普遍的。

旅美华人和留学生不再愿回到祖国

美国著名的华人报纸、旧金山的《中西日报》1的编辑伍盘照，在去年回了一趟祖国后，写了下面的文字: 在中国旅行的日子里，我对清政府充满憎恶。产生这种感觉，并不是因为我跟孙逸仙等革命派的领导人情谊深厚。我在北京看到，庸人充斥官府，贪污受贿盛行，满清政府不想进行任何有实质内容的改革，我的热血在沸腾，像大清帝国领土上的革命者一样。

很多在美国待了10至15年的中国留学生都不愿意回到北京。他们这样选择的原因，倒不是因为他们贪恋美国的荣华，不愿意为祖国效忠，而是他们凑不齐送给当权的满清王公的贿赂款项。

要想结识任何一个满清勋贵，至少要送上300两银子（相当于200多美元）给王公的门房。王爷的门房，顶得上一个七品知县，只有把他们打点好，才能有机会见到王公。这在北京，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很多王府的门房成了满清勋贵收敛钱财的“前线”。门房得到的钱，会被王府的人瓜分，王公本人会得到最大的一份。

跑官的人，想要得到的职务越高，孝敬门房的钱就要越多。有熟知内幕的朋友告诉我，在北京，庆亲王在这项收入上每年就有300万美元进账。他的这笔收入与流氓成性的肃亲王比起来却是小巫见大巫。

前些年闹得沸沸扬扬的以皇族载涛和载洵为首的五大臣出洋考察的事件，在喧嚣的背后是一场大规模的贿赂游戏，考察只是表面文章，吃喝玩乐，借机收钱，才是考察的实质内容。五大臣出洋考察团就是一个超豪华旅行团。不过，他们回来以后，却恬不知耻地宣称，对世界各个强国的陆军和海军都进行了彻底的研究。

中国各个阶层的人都公开沉迷于赌博。赌博虽是恶习之一，但汕头令人尊敬的汲约翰博士却说:“虽然中国人并不都道德高尚，但是在中国，堕落从来不像印度一样成为宗教的分支。”虽然方泰瑞博士批评中国人的卫生习惯，“毫不夸张地说，每个村庄、每个乡镇和每个城市里的每一个家庭都散发着肮脏的恶臭”，但在笔者看来，中国人的道德要比日本人高尚，因为他们的典籍中充满了对德行的赞美。

“令人恐怖的黑暗故事”

西方人认为中国人道德败坏，可能是受到一些传教士的影响。有些较为偏激的传教士讲过一些令人恐怖的黑暗故事，以此来证明邪恶已经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诸如此类的故事，最典型的就是他们描述的雍和宫喇嘛们的行为。北京的雍和宫是一座皇家寺庙，里面住着500个喇嘛。某些传教士认为这些喇嘛不但参与骚乱、抢劫，还罪行累累以至于雍和宫这一中国藏传佛教的著名庙宇“臭名昭著”。

雍和宫规模庞大，有很多宏伟的建筑，它里面有一座6米高的镀金佛祖雕像，这座佛像据说是中国最大的，闪闪发光，令人敬畏。在寺内的一个殿堂里，陪伴我的两个喇嘛告诉我，他们日常的事情就是反复地诵经。

我在雍和宫看到的黄铜的和镀金的佛像，数目惊人，有些佛像和我在印度看到的一样，佛陀在参“欢喜禅”，也许这就是某些传教士对雍和宫印象不好，认为雍和宫“淫秽”的原因。在基督教的教堂内，是不会出现这种男女交合的塑像的。基督教的土地上虽然也有邪恶，但被基督教的教义所摒弃，被体面的人所拒绝，被文明的律法所禁止，这些东西是不会登堂入室的，更不会出现在神圣的宗教场所。但是雍和宫却把所谓“淫秽的佛像”放在庙堂之上，而且还得到政府的支持。雍和宫在中国的寺院中地位很高，它的屋顶铺着只有皇家建筑或者受到皇家特别保护的建筑才能够使用的金黄琉璃瓦。传教士本是最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当然难以接受雍和宫将“欢喜佛”置于大庭广众之下的做法。他们对佛教的历史缺乏了解，不懂得男女双修也是佛教某些教派参禅悟道的法门之一。所以，雍和宫在他们的口中和笔下就没有什么好的评价了。

不过，某些西方人有这样一种共识，中国人的性欲旺盛，因为中国的一夫多妻制极其盛行。在中国生活了20年的派克先生写道:中国人毫无疑问是性欲旺盛的，他们很容易使性行为变得肮脏……富有的官僚阶层最为骄奢淫逸……其次是有钱的商人阶层……北京贪婪的有闲阶级狎妓成风，公开炫耀“淫荡”这一最严重的罪行……

派克先生又写道:在中国所有的阶层中，道德意识极其薄弱……即使是我们认为应该送上断头台的罪行，在中国人那里连轻罪都算不上。派克先生这位虔诚的基督徒想批评的是中国人的“残酷无情”，说得更直白一些，是对苦难的无动于衷。

派克先生的依据之一，是中国人喜欢看恐怖的刑罚。中国人的刑罚对犯罪者的身体非常残忍，中国人处以死刑，最常见的是斩首，最恐怖的是凌迟，也就是用小刀把人身上的肉一片一片地割下来，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要持续好几天，为的就是让死者受尽痛苦慢慢死去，如果刽子手不能割到规定的刀数，或者在规定的时间之前让罪人死去，他也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不管是斩首还是凌迟，都会有大群的中国人围观，中国人是一个喜欢看热闹的民族。

派克先生上述说法的另一个依据，是中国人经常见死不救，这是他这位虔诚的基督徒产生上述观点的最大理由。他曾经去烟台旅行。到烟台的那一天，他看到一个垂死的人躺在街边，这是一条繁华而拥挤的大街，几百个中国人路过这个可怜的人的身边，却没有一个停下来提供帮助或表示同情。那个垂死的人面无表情地熬过他生命最后的时刻，独自体验最后的痛苦，他大瞪着眼睛躺着，身体慢慢地变冷变僵，冷漠的人群对此视而不见。24小时过后，他还躺在原地，死亡的面孔朝向沉默的天空。大街上的人们依旧推推搡搡地经过，照样若无其事地做着买卖、高声谈笑，对近在眼前的人生悲剧无动于衷。

我在青州府的时候，也曾遇到过同样的事情，街面上有一个女人在不停地扭动，我想走上前去帮忙。周围的人急忙警告我，制止我的行为，如果我没经要求就去碰她，与这个女人相关的人会抓住我，要我为她的死亡负责，很可能会要求巨额赔偿。

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中国人往往见死不救，因为他们怕被人讹诈。他们一旦出手救人，一群或真或假的亲戚会立即扯住他，嚷着要赔偿，接下来的代价更高，也许一个贪婪的地方官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大捞一笔，救人的人只有掏出足够多的钱贿赂才可以免罪。

另外，我猜想还有一个原因，中国人很迷信，中国人常常远离受难者，因为他们害怕死者的“霉运”跟着他们。因此，中国人出于自保意识，任由贫病之人死在街头，任由落水的儿童溺死河中，哪怕距离几尺远的船也不会过来搭救。也许还有一个原因，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很贫穷，他们自己也活在苦难之中，他们见过太多的苦难，体验过太多的苦难，对苦难已经麻木不仁了。

尽管儒家持不可知论，尽管中国人的禀性注重实际，但是中国人的确非常迷信，他们生活在对恶灵的持续恐惧中，他们对于鬼神的恐惧，超过了所有已知的民族，他们认为万物有灵，灵魂不灭，不管是人，还是猫狗等动物，还是诸如古树等植物。他们认为，动植物活得时间长了，吸取的天地精华多了，就可能成精。如果一个人横死，这个人就可能变成恶鬼。他们对于祖先的偶像崇拜，也是其他民族比不了的。他们有自己完整的信仰体系，与印度的诸多信仰和基督教的信仰不同，中国人的信仰体系很庞杂;或者说，中国人没有真正的信仰，只要对自己有好处，中国人会拜不同宗教的神灵。中国人家里有人去世了，会把和尚道士都请来做法事，如此可见一斑。中国人信神主要是为了现世的利益，比如说，有的阿婆信神，是为了请观音娘娘送来一个孙子。中国人虽然奉行儒学，不过儒家思想最多算得上是一个社会伦理的原则，并不能称之为信仰，我是一直不赞成所谓儒教的说法的。

因为中国的儒学是如此的深入人心，所以在中国人被西方人大声谴责的同时，为了公平起见，我们也应该肯定他们确实拥有的良好品性。

布朗眼中的中国民族品性

我们美国人不希望别的国家的人拿美国最坏的那一撮人的品行来评价所有的美国人，也不希望拿最优秀的美国人身上的缺点和蠢行来作为美国人整体的评价标准。中国有田忌赛马的故事，我们美国人也不能拿我们的最高等级的人和中国的最低等级的人对比，这是不公平的，这种比较不能肯定我们的优越性，我们更不能为此自鸣得意。正确的做法是，拿最好的美国人与最好的中国人比，拿最差的美国人与最差的中国人比，这才公平。

由于美国是世界强国，美国人总是喜欢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中国人，而且喜欢把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当做牛羊来看待。我们为什么不把中国人当做一个个个体来看待呢？我们为什么不把他们当做和我们一样充满感情的人来看待呢？他们在身体上、精神上和道德上，和我们只有程度上的差别，而不是种类上的不同。他们同样有希望和恐惧，同样有快乐和悲伤，他们同样对痛苦敏感，对快乐欣喜。上帝告诉我们，“所有的民族流着同样的血”。我们不能沾沾自喜地认为我们高中国人一等。探讨所谓“劣等民族”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英国社会学家颉德2告诫我们白人，“我们应该把有关‘劣等民族’的很多陈词滥调放在一边，既不能只看肤色，也不能只看血统，甚至也不能把掌握高等知识的能力作为声称一个民族比另外的民族优越的标准。以上这些标准，并没有科学依据”。真正的优越，不是一个民族传承的与别的民族不同的本民族的特性，而是一个民族体现出来的奋进的力量。现在白人拥有的任何优越之处都要归功于这种力量。

我相信，体现在我们身上的奋进的力量，也会体现在中国人身上。我们应该避免乔治・艾略特所说的那种被西方世界普遍接受的看待中国人的错误观念――“中国人好像仅仅是使用厕所的动物，在他们的脸上从来看不到伟大的灵魂。”

作为一个传教士，我想说，我们需要知道是价值和尊严让人之所以为人，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人不但是人还是我们的兄弟。中国人是和我们一样的人类，他们一样会回应友善、欣赏公正，一样能和在上帝福音的影响下的西方人那样彼此友好相处。中国人与我们的不同，并不在于构成人类的基本因素上，而是在于因习俗和环境差异所造成的表面现象上。

从这样的视角，我们就可能理解莎士比亚所说的:

在邪恶的事情上也有良善

人看到的东西应该过滤吗

那些蔑视中国人的西方人，让人联想到狄更斯《圣诞颂歌》里的吝啬鬼斯克鲁奇。斯克鲁奇认为:“穷人和受苦者，如果想死，最好去死，正好减轻剩余人口的负担。”鬼魂严厉地质问他:“人啊，如果你有心，心里不是铁石，就先抑制住怒火，搞清楚到底什么是剩余人口，他们在哪。是你来决定谁该死谁该活吗？只有上帝的眼睛才能分辨出，你是否比成千上万个穷人的孩子更适合活下去。啊，上帝！请倾听树叶上昆虫的哀鸣:在尘世上有太多饥饿的兄弟！”

事实上，有很多中国人值得我们尊重和肯定。中国有很多民众确实愚钝无知，但是也有很多民众强大睿智。中国成千上万的儿童有着和美国儿童一样聪明可爱的脸庞。欧洲人和美国人对中国人性格的判断并不公平。我指的并不是顽固腐败的满族官僚，也不是目无法纪的土匪强盗，也不是居于社会底层的龌龊猥琐的流氓恶棍，更不是随时准备蛊惑人心的巫婆神汉。我指的是作为整体的中国人，因为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和我们截然不同，所以常常被西方人误解。

西方人和中国人之间没有什么认知的藩篱，在我们不能理解他们的时候，让我们远离偏见和意气用事，以尊重的态度去看待一个经历了3700多年历史考验、其传说延伸到无法确知的远古时代的伟大民族――他们节俭、忍耐、勤劳，而且不像美国人那样，他们懂得尊重父母。在亚伯拉罕离开乌尔城之前的200年，他们的祖先就有了确切的记录;在基督教时代开始之前，他们就已经在使用火器;他们最先种植茶树、制造火药、烧制陶器、提炼漆胶;当我们的祖先还穿着兽皮睡在山洞里的时候，他们已经穿着丝绸住在房子里了;他们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比欧洲人早500年;他们发明了航海用的指南针，没有它，大海难以安全穿越;他们构想出人工内陆航运体系，成功开凿了600英里长的大运河;他们在山峰上开凿道路，在卫三畏3博士看来，其建筑工艺可以与罗马人的工程相媲美;他们发明了拱顶，让我们的现代建筑受益良多。德国人在1190年才开始用纸，但是斯文・赫定却发现，中国人用纸已有1650年之久，在耶稣诞生150年之前，中国人就广泛使用纸张。欧洲人的商业不以硬币和实物交换为基础的历史才有几百年，而中国设立银行发行飞钱、银票，比这早得多。大英博物馆里有张中国的银行支票，是明朝的建立者、洪武皇帝朱元璋在1368年颁准发行的。

中国人尊重知识，奖掖学识，在所有的国家独树一帜地创立了科举制度――这是一种衡量一个人是否适合担任官员的考核办法。科举制虽然一直在儒家经典的狭窄轨道上运行，但以知识作为衡量官员的更高标准，比我们的祖先几百年间只注重一个人的勇力的办法先进多了。汉学家毕海澜曾经在他的《盛唐的衰落》一书中引述过一位中国作家的观点。这位中国作家阐述了中国人的等级及其各个等级的价值:

第一等级是士人，因为智慧总是高于财富，正是智慧让人与其他低等生物相区别，让他能够为自己和其他生灵提供食物、衣服和住所;第二是农民，因为他们的头脑没有思想，但他们的劳动为人类提供食物，他们的耕作是人类存在的根本;第三是工匠，人类的基本需求除了食物之外，就是住房等生活用具，工匠满足人的这些需求，所以他们仅次于提供食物的人;第四是商人，随着社会的发展，需求多样化，必须有人从事兑换和交易，于是商人就出现了，他的位置诱使他行为不端，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两头搜刮，所以他的等级较低;第五是兵，因为他的职业是对社会进行破坏而不是建设，他消耗其他阶层的产品，不生产对人类有益的东西，所以他处于社会等级的最底层，他的存在本身意味着必要的恶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要素之一。

中国政府的形式是温和的家长制，但是在实际运行上却很软弱、腐败、专制。尽管如此，中国的人民仍然拥有比西方人想象的多得多的个人自由。正如派克先生写道:“中国没有护照、没有对自由的限制、没有国境线、没有种姓偏见、没有食物禁忌、没有卫生措施，除了风俗习惯和刑事法令，没有法律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就像一个巨大的共和国，身在其中，个性不受约束。”

我们不能通过在美国看到的中国人来做出对中国人整体的判断。诚然，在美国的中国人绝大多数都很友好、勤劳、有耐心，有些还非常聪明。但是，这些讲粤语的苦力基本上都来自广州的下层民众，鲜有例外。中国人对美国人的印象很可能也来自我们的底层人，那些在美国国内没有能力获得体面生活而跑到中国闯世界的冒险家们。

实际上，中国能人很多――从中国回来的安德鲁主教用“有头脑的民族”来称呼中国人;格兰特将军环游世界之后告诉斯图尔特参议员，他在旅途中发现的最令他震惊的事，是无论在任何地方，中国人与犹太人竞争，中国人都会把犹太人挤走。

西方人都知道犹太人的毅力，他们曾独自面对整个西方世界的绞杀，他们在与希腊人、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的历史对抗中充分证明了自己民族的优秀。但是格兰特将军却发现在计谋、坚忍和耐力上，中国人远远超过犹太人。

在商业竞争上，老谋深算的英国人、精明的美国人，同样不是中国人的对手。不相信的人可以问问被挤出了西贡、上海、曼谷、新加坡、槟榔屿、巴达维亚和马尼拉的美国及欧洲的商人们。在中国之外的很多亚洲港口，中国人已作为成功的殖民者出现，他们能够对付任何竞争，所以他们在当地拥有最多的财富，控制了大部分贸易。

中国人的确非常自以为是，但是这一点在发表美国国庆演说的美国政客面前相形见绌，“美国雄鹰的尖叫”是世界上最出名的。因此，美国人在批评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自负之前都要三思。

中国还没有出现伪造人口普查数据，让世界上觉得一个国家比它实际上更好的案例。一个在中国待了很多年、汉语流利的英国使领馆官员对中国人的性格赞不绝口。就他的经验来看，“中国人极其忠诚，渴望被信任，有责任感，充满感恩之情并看重名誉”。他说:“我的中国朋友从来没有弃我于危难之中而不顾，或者算计我，一次也没有。这样的乐于助人、情深义重的好品行，在我的同事和同胞当中找不出几个人来，英国人总是太会讲外交辞令了。”

美国文学家布勒特・哈特写过一首讽刺诗，叫做《异教徒中国佬》。这首诗原名《诚恳的詹姆斯的老实话》4，换了《异教徒中国佬》的题名之后，在美国引起了轰动。这首诗描写的是被两个白人赌徒硬拉上赌桌的中国劳工“阿新”以高超的赌术赢钱的故事。这首诗将“异教徒”的称号放在了中国人的头上。他的这首诗歌，在19世纪70年代美国排华风潮中被广为引用。这首诗里有三句描写中国苦力的话特别有名，成为排华运动中引用率极高的反华言论:

各种阴险古怪的方式，各种匪夷所思的把戏诡计，异教徒中国佬真是特别

哈特的本意并不是要讽刺中国人，作为美国著名西部文学作家的他，只不过想描写一个生动有趣的西部故事。当时伦敦的《观察家》杂志恰如其分地评价这首诗:“智力平平的人都看得出来，布勒特・哈特先生本意是描写自作聪明的美国人，他根本不打算攻击中国的廉价劳工。他想讽刺的是，美国白人欺骗华工的伎俩连华工计谋的一半都赶不上。”《观察家》杂志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人反对廉价华工的叫嚣背后的真实动因是美国人的自私。

美国人看重日本人轻视中国人的现象非常普遍。因为日本人的辉煌成就，使得东方国家所有的荣誉都归了日本人。以惊人速度崛起的日本人吸纳了很多现代观念和科技发明，他们配得上西方人的尊重。

但是，在我看来，中国人才是亚洲最优秀的。中国人与日本人有同等的智慧，还有德国人孜孜以求的精神。古老的龟兔赛跑的寓言同样适用于国家。上海的一家华人店铺的古怪招牌无意间透露出中国人的雄心:“从火炉到雨伞都能修，只要凡人能做的都能做。”

曾考察过中国的地质结构和地理特征的德国学者李希霍芬被誉为最了解中国国情的西方人。他曾说过:“在人类的所有民族中，中国人是唯一能在所有气候条件下――从最冷的极寒地带到最热的赤道――都能进行伟大而持久的行动的民族。”

科尔克霍恩引用了他的一句话:“无论在哪里，只要华人得到立足之地，再加上一瓢之水，他就可以让世间万物生长。”科尔克霍恩在李希霍芬的基础上发展了对中国的认识:“她（中国）具备一切构建伟大国家的因素，唯一缺少的是意志和引导的力量。有了这一东风，你会发现中国早就万事俱备。中国多的是能人，他们拥有完美执行的能力，高度计划的头脑和勤劳工作的双手。”

中国中心论盛行利玛窦眼中的中国人

据利玛窦的冷眼旁观，外国朝贡体制纯粹是中国中心论妄自尊大、凸显中心的外在政治形式需要。他发现，“中国人知道整个事情是一场骗局，但他们不在乎欺骗。倒不如说，他们恭维他们皇帝的办法就是让他相信全世界都在向中国朝贡，而事实上则是中国确实在向其他国家朝贡。”

2010年是利玛窦逝世400周年，中华书局适时推出了《利玛窦中国札记》的精装本。1615年，继《马可·波罗游记》以后，由金尼阁整理的该书一经出版，再次轰动欧洲，让西方重窥天朝大国的一抹斜阳。

学界多从东西文化交流的视角，强调利玛窦对欧洲文明东渐与中华文明西传的独特贡献，这固然没错。这位“明代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书中有许多赞美中国人聪明伟大之类的话，这是国人喜闻乐见的。他也批评中国的陋病，尽管总是“小心翼翼用谅解的词句提出自己的论证”，但我们还是能从这位“世界公民”的中国札记里，读出他者之眼对中国人劣根性的犀利观察。

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利玛窦就强烈感受到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中国中心论，“他们把自己的国家夸耀成整个世界，并把它叫做天下”。正如他所指出：“中国人声称并且相信，中国的国土包罗整个的世界”。顾及素来秉持天圆地方说的中国人“深信他们的国家就在它的中央，他们不喜欢我们把中国推到东方一角上的地理概念”，在献给明代皇帝的世界地图中，利玛窦特意把中国置于世界中央，照顾了一下中国中心论的虚荣心。

在利玛窦看来，正是这种中国中心论，导致中国人“对海外世界的全无了解却如此彻底，以致中国人认为整个世界都包括在他们的国家之内”，而对绝大多数外国，“完全没有察觉这些国家的存在”。据他的观察，“与他们国家(指明帝国)相邻接的少数几个王国，———在他们知道有欧洲存在之前就仅知道这几个国家———在他们的估计中几乎是不值一顾的”，这些不值一顾的邻国，包括朝鲜、日本、安南、占城等。

据利玛窦的冷眼旁观，外国朝贡体制纯粹是中国中心论妄自尊大、凸显中心的外在政治形式需要。他发现，在向明朝纳贡的国家中，“来到这个国家交纳贡品时，从中国拿走的钱也要比他们所进贡的多得多，所以中国当局对于纳贡与否已全不在意了”。他进而一针见血道：“所谓进贡倒是有名无实的”，“中国人接纳来自其他很多国家的这类使节，如交趾支那、暹罗、琉球、高丽以及一些鞑靼首领，他们给国库增加沉重的负担。中国人知道整个事情是一场骗局，但他们不在乎欺骗。倒不如说，他们恭维他们皇帝的办法就是让他相信全世界都在向中国朝贡，而事实上则是中国确实在向其他国家朝贡。”

如果说朝贡体制从制度层面支撑了中国中心论，那么中华文化优越论则从精神层面满足了中国中心论。利玛窦说：“总的说来中国人，尤其是有知识的阶层，直到当时对外国人始终怀有一种错误的看法，把外国人都归入一类并且都称之为蛮夷。”他说得一点不错，中国人“偶而在他们的著述中，有提到外国人的地方，他们也会把他们当作好像不容置疑地和森林与原野里的野兽差不多。甚至他们表示外国人这个词的书面语汇也和用于野兽的一样，他们难得给外国人一个比他们加之于野兽的更尊贵的名称。”中国历代正史的《蛮夷传》与《外国传》，可以为利玛窦的观察提供充足的证据。

在利玛窦看来，这种超过阈度的中华文化优越感，使得当时中国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是看成没有理性的动物。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他批评中国人，“他们的骄傲是出于他们不知道有更好的东西以及他们发现自己远远优胜于他们四周的野蛮国家这一事实。”据利玛窦的实地考察，当时中国人“为了表示他们对欧洲人的蔑视，当葡萄牙人初到来时，就被叫做番鬼，这个名字在广东人中仍在通用。”尽管过了4个世纪，“番鬼”这词至今仍在广东话中流行。

与中华文化优越感如影相随的，就是当时中国人对外部世界抱有盲目的疑惧与反感，以致“从不与他们国境之外的国家有过密切的接触。”正如《中国札记》所说，“中国人害怕并且不信任一切外国人。他们的猜疑似乎是固有的，他们的反感越来越强，在严禁与外人任何交往若干世纪之后，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利玛窦认为，中国人“不是出自任何个人考虑才起来反对外国人的，他们声称他们的动机是基于保全国家的完整，维护他们祖先的法制。”明朝这种誓死捍卫“祖先法制”的做法，不啻是当今某些鼓吹者的异代知音。

利玛窦发现，正是出于这种超阈度的文化优越感，“中国人是那样地固执己见，以致他们不能相信会有那么一天他们要向外国人学习他们本国书本上所未曾记载的任何东西。”在他看来，这种对外来文明的顽固拒斥，使得“他们甚至不屑从外国人的书里学习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学与知识”。

利玛窦来华的年代，正是西方文明迅速反超中华文明的关键时期。由于拒绝外来文明中的先进因素，以推动中华文明的与时俱进，中国在世界之林中的地位自此以后日渐低落，利玛窦也成为中华帝国文明夕照的最后目击者之一。他在华长达28年，以外人的眼光看中国的症结，往往切中要害。这里列举的，只是他对明朝人中国中心论与中华文化优越感的细微观察，已让400年后的国人有入木三分的感慨。

《中国札记》英译本序言指出：“古老的文明可能走到一定的尽头，但是无论在中国建立什么样的政体，或者强加给它什么样的政体，这个民族的基本特征是不会改变的。”这一论断，褒贬俱有。从贬的角度说，却让人如芒在背。难道在超阈度的中国中心论与中华文化优越感上，利玛窦所擿发的痼疾仍会旧病复发吗？但愿国人不要让这段话不幸而言中！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晚清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晚清

中国中心论盛行 利玛窦眼中的中国人

中国中心论盛行利玛窦眼中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