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马克思《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是谁？

Posted 2023-01-05 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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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马克思《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是谁？

一个人能否在历史上留得住名，往往有很大的偶然性。比如这位王茂荫，历仕清道光、咸丰、同治三朝，曾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堂事务，那是正宗的“省部级”。可是，历朝历代的“省部级”多如牛毛，有几个能在历史上记一笔。王茂荫却是幸运的，他的名字出现在了马克思的著作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了过680多人，其中唯一的中国人就是王茂荫。尽管他的名字并没出现在《资本论》正文中，只是记载在附注中。

王茂荫，安徽歙县人。字椿年，号子怀。道光十二年(1832年)进士，历任监察御史、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及兵、吏、工部侍郎等职，是清朝货币理论家。

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财政危机加剧，当时有铸大钱和无限制发行不兑换银钞等各种主张，实际都是主张用通货膨胀的方法来缓和财政危机。王茂荫上书《条议钞法折》，建议发行可兑现银钞，提出“极钞之数，以一千万两为限”。纸币要能流通顺利，必须注意和防止无限制发行纸币而造成通货膨胀这一弊端，以便“无累于民”而“有益于国”，被议驳。

咸丰三年(1853年)，针对肃顺等请添铸“当百、当五百、当千”大钱的建议(所谓铸大钱，指铸造钱体和重量都有所增加，而钱币面额价值则增加得更多的货币，这使得铜钱的名义价值远远超过本身金属材料的价值。)，上《论行大钱折》，严加批驳，指出：“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能以为千”、“若奸人以四两之铜铸两大钱，即抵交一两官银，其亏国将有不可胜计者”铸大钱必然使得物价上涨。同年3月咸丰准添铸了“当百，当五百，当千”的大钱，结果在流通中造成极大混乱，加之上述发行的不兑现的“宝钞”，使通货膨胀愈演愈烈。

咸丰四年(1854年)，针对清政府发行不兑现的纸币官票、宝钞严重贬值，市场极其混乱的情况，三上《再议钞法折》，这实际上是他关于改革币制、缓和危机的第二方案。这个方案中提了四条补救措施，集中到一点，即坚持主张将不兑现的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反对铸造当百和当千等项大钱的主张，试图用兑现的办法来刹住继续增发不兑现纸币的势头，制止通货膨胀，以挽回纸币的信用。

结果触怒咸丰皇帝，“王茂荫由户部司员，只知以专利商贾之词，率行渎奏，竟置国事于不问，殊属不知大体。复自请严议，以谢天下，尤属胆大。如是欺罔，岂能逃朕洞鉴耶？”指王茂荫只顾着商人的利益，而把皇上的利益搁在一边了，真是太不关心国事了。尤其是王茂荫居然再次提出什么修正方案，简直是大胆妄为！最有意思的是最后一句，大白话就是：你当我是傻瓜一个，我看不出你在动什么脑筋啊！

这些奏折被当时俄国驻北京布道团的巴拉第收录在1857年出版的《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里。1858年，德国人卡尔·阿伯尔和弗·阿·梅克伦堡将巴拉第的《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翻译成德文出版，并更名为《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马克思正是看了这本书，注意到了王茂荫及其货币观点，并把这些写进了《资本论》。这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中编号为83的附注里出现“王茂荫”三个字的原因。

在这个附注中，马克思这样写道：

“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换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了严厉的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

当然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译文，当时对“王茂荫”三个字的翻译也是一波三折。

我们知道，陈启修是第一个全卷翻译《资本论》的人。之所以说是全卷，就是说在陈启修之前的1899年，蔡尔康曾经提到过《资本论》;1906年，朱执信也介绍过《资本论》;1920年费天觉还部分翻译过《资本论》。但他们都没有注意到“王茂荫”这个名字。直到1930年陈启修翻译《资本论》全卷时，才遇到“王茂荫”这个难题。

马克思原文中的“Wan—Mao—In”，被陈启修译成了“万卯寅”，当时日本高素之的日文译本将其翻译成了“王猛殷”或“王孟尹”。陈启修对“万卯寅”当然也不满意，便在下面写了一条说明：“我曾经托友人到清史馆查此人的原名，现在还无结果，这里姑译为"万卯寅"，等将来查明时再改正罢。”

1936年，郭沫若读到了陈启修翻译的《资本论》，并在清代编年史《东华续录》中发现了这样一段记载：“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奏：钞法未善，酌拟章程四条。并以兵民怨恨，自请严议。得旨：王茂荫身任卿贰，顾专为商人指使，且有不便于国而利于商者，亦周虑而附于条规内，何漠不关心国事，至如此乎？并自请严议，以谢天下。”

于是，郭沫若认定“万卯寅”应该是“王茂荫”。从此“王茂荫”才真正出现在《资本论》里。在晚清浑浊的官场中，作为官僚队伍中的一员，王茂荫在廉洁自律方面表现得也很出众。史料记载他：“性清淡，寡嗜欲。京宦三十载，恒独处会馆(即歙县会馆，今宣武门外。王为安徽歙县人)中。自本简约，粗布粝食，处之宴如。”“公余之暇，手一卷自娱，京宦三十年，未尝携眷属。”作为一名封建社会的“省部级”官僚，能做到这样真是难能可贵。

王茂荫的家训，也是他的遗言，其中一些内容今天读来依然有警示作用，现摘录几段：

“凡人坏品行损阴骘，都只在财利上，故做人须从取舍上起。”

“看着当下取来虽见为有，不知非灾横祸出而消耗之必且过于所取，须以当下之不取为消将来这横祸，则此心放得下。古云：漏脯充饥，鸩酒止渴，非不暂饱，死亦随之。当时时作此想，则自然不敢妄取。渴不饮偷盗泉水，热不息恶阴木。有志者须极力持守，方可望将来有好日。恐此后汝辈家产薄、家口多，衣食难度，遂至见利而不能思义，故切切言此，务务紧记为要。”

1938年版中译本《资本论》影印本

这些言语，虽为士大夫老生常谈，但苦口婆心，言之真挈，也是他自己人生的写照。

从叮嘱家人的另一件事上，可看出王茂荫对名利的淡漠。在封建社会，“坐一乘轿，娶一房小，刻一部稿”，即除了做官、娶妾，能刊印留下一部书稿，这是士大夫梦寐以求的事。看王茂荫如何说的：“我之奏疏。词虽不文，然颇费苦心，于时事利弊实有切中要害处，存以垂示子孙，使知我居谏垣，蒙圣恩超擢非自阿谀求荣中来。他日有人入谏垣者，亦不必以利害之见存于心，能尽此心，自邀天鉴，可以望做好官。惟可传家，不可传世。断断不宜刊刻，切切是嘱。”最后还补上一句：“刻书是我所恶，无论何人总要想著书传世，将来必有祖龙再出，一举而焚之”。

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学氛围中，士大夫把留名青史作为人生最高追求，王茂荫能把人生看得如此豁达通透，实在是罕见。不过，历史就是如此诡异，就是这样一位不想留名的人，历史偏偏永远牢牢记住了他。

谁是马克思《资本论》中被唯一提到的中国人？

随着经济危机的出现，马克思的《资本论》又成了舆论与阅读的热点。马克思预言了一个“金融资本统治的世界”。“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患上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对经济危机有着深刻认识的马克思还指出，虚拟资本是信用制度升级后，资本人格化自我膨胀的必然结果。它必然完全脱离实际生活的逻辑，脱离实际经济逻辑，从而反过来对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造成伤害，成为自己的敌人。

《资本论》第一次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全部发展过程，正如达尔文的《进化论》曾发现有机自然界的进化规律一样，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发现了人类社会的进化规律。《资本论》是马克思用毕生精力著述的伟大的科学巨著，是人类历史上经验和智慧的结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马克思在《资本论》这部不朽名著中，一共提到了680多个世界各国的人物，其中只有一个是中国人，他的名字叫做王茂荫。

这个名叫王茂荫的牛人是何许人？王茂荫(1798—1865年)，字椿年，号子怀，安徽歙县人。中国清代著名经济学家、货币理论家、财政学家。他于1832年考中进士步入仕途。历任户部主事、御史、户部右侍郎、左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吏部右侍郎等职务。王茂荫在京历任三朝，居官30年，不携眷属随任，一直独居宣武门外歙县会馆，以两袖清风、直言敢谏而闻名。1864年，因为母亲去世离职返乡，1865年在家乡病逝。著有《王侍郎奏议》11卷及《皖省褒忠录》。《清史稿》有王茂荫传。王茂荫毕生致力于我国经济史尤其是货币史的研究和实践，他的货币观点及钞币发行方案最为引人注目，被学术界评价为“我国封建社会货币理论的最高成就”。

王茂荫是一位非常有见解的财政专家，他曾在户部任职多年，并主管过钱法堂事务，因而对币制改革一直非常关注，能够针对不同的社会财政状况，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缓解财政危机的方法。咸丰元年(1851年)，王茂荫上呈《条议钞法折》，建议发行由银号出资替政府负兑现责任的丝织钞币，以解决财政困难，被朝廷否决。1853年至1854年，他又两上条疏请改币制，均遭驳回。他提出的兑现大清宝钞和户部官票的主张，反对铸造当百、当五百、当千等项大钱的主张，对保持社会稳定、遏制通货澎胀有一定的作用。针对当时朝廷权臣肃顺等请添铸“当百、当五百、当千”大钱的建议，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难以为千。”对物价规律和货币投放之间的关系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但是，王茂荫的这些建议，遭到急于填充国库的咸丰皇帝的严斥，指责他“为商人指使，不关心国事”，并将他调离户部岗位。

王茂荫的货币改革方案，被俄国传教士巴拉第(1849—1858年在华)写进《内阁关于纸币的奏折》，并被收入了巴拉第主编的一部多卷本资料汇编。当这部资料汇编被翻译成德文，并于1858年在柏林出版时，书名已是《帝俄北京公使馆中国著述集》了。《内阁关于纸币的奏折》通过这个德文译本受到了博学的马克思的注意。马克思在1864年出版的德文版《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中，在谈到货币或商品流通、论述“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问题时，以第八十三条大段注释的方式专门提到了中国理财官王茂荫及其“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的观点，从而使他成为《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

时人对王茂荫评价很高，说他“直声清节，上自公卿，下至工贾隶圉，无智愚遐迩，啧啧皆赞其贤”(《阮陵吴大廷序》)。朝廷谕旨“广为刊布，实力劝导”、成书在王茂荫去世后不久的张之洞的《劝学篇》，几乎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士子必读手册，影响极大、传布极广，“不胫而遍于海内”。张之洞在《劝学篇·内篇·同心第一》中也这样盛赞王茂荫等人：“咸丰以来，海内大乱，次第削平，固由德泽深厚、庙算如神，亦由曾、胡、骆、左诸公，声气应求于数千里之内，二贺(熙龄、长龄)、陶(文毅)、林(文忠)诸公，提倡讲求于二十年以前，陈(庆镛)、袁(端敏)、吕(文节)、王(茂荫)诸公，正言谠论于庙堂之上，有以至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