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人才有资格花钱免罪

Posted 2023-01-04 皇帝

篇首语：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什么人才有资格花钱免罪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目录

2、揭秘1949年哪些人才够资格能去台湾

什么人才有资格花钱免罪

清朝乾隆年间，官场上流行一种“议罪罚款”的制度，说白了，就是官员犯了错，上缴一部分“议罪银”便可免罪。这是有明确条文规定的，比如在《钦定吏部处分则例》卷四十八中载明：“官员承问引律不当，将应拟‘斩’、‘绞’人犯错拟‘凌迟’，及应拟‘监候处决’人犯错拟‘立决’者，承审官降一级调用，审转官降一级留任，臬司罚俸一年，督抚罚俸六个月。”罚俸开始施行时，主旨只是针对一些较小的过错，在尚不足以撤职、降职的前提下使用一下，让官员感到有点儿“心疼”，以便从此更加严谨为官。但到后来，事情悄悄发生了变化。

来看当时被罚款的封疆大吏李质颍给乾隆皇帝的一篇奏疏：“奴才李质颍谨奏，为仰恳圣恩，俯准宽限事……奴才于浙江巡抚任内未行奏参王燧，情愿罚银十万两，粤海关监督任内奏事错误，情愿交银二万两。四十六、七两年关税盈余短少，部议赔银三万六千余两。广东盐案不实，情愿罚银十万两。奴才自四十六年起至本年，交过造办处广储司共银十四万两，其余十一万六千余两，理宜竭力凑缴，按限完纳，庶于寸衷稍安。但现在变产凑交，一时售卖不及，又恐有误限期。奴才昼夜惶悚，无计可施，唯有叩恳圣主恩施格外，准于明年起每年作为二季，交银一万五千两，奴才得以设法竭力，及时估变交纳。”在这封奏疏中，李质颍承认先后几次工作中出现失误，“情愿”上缴罚银，但一时难以凑齐，请求宽限。虽然此疏有哭穷的表演成分，但动辄数十万两银子，对谁都不是个小数，已完全超出受罚者应得的薪俸和养廉银的总和。这么多钱，已不仅仅是对官员的惩罚，而是刻意搜刮了。由惩治手段转换为敛财目的，称得上是遗患无穷。

首先，这些“议罪银”没有明确的数额，伸缩性极大。全靠当事人根据所谓的实际情况把握，是多是少只凭一张嘴，谁的嘴大谁说了算。皇帝不说罚多少，受罚者自己报数就只能往高里说，万一报少了，皇帝不满意，给顶回去，那就算白报了，丧失了缴钱免罪的机会。这种潜规则自然成了破坏制度的重要一环。

其次，交了钱就可以免罪。受罚者食髓知味，会丧失对渎职违章的警惕。反正花钱就能摆平，那就犯了受罚，罚了再犯，千锤百炼。花钱免罪无疑是对罪恶的包庇与纵容，从而引发社会对善恶判断的失序。

第三，受罚者白花花的银子拿出去了，他还得拼命把这些钱挣回来。即使不为盈余，他也得把这个窟窿堵上，想方设法抠钱。这种情况下，哪里还有心思理政，哪里还会想着为民服务？他得先为钱服务。最重要的是，他通过什么方式搜刮钱财？当然是违法手段，按部就班，一分一分地挣辛苦钱，猴年马月也挣不够这笔巨款。于是，一层层盘剥下去，最后都转嫁到底层百姓身上。

那么，被罚的钱哪里去了呢？如果进入国库，用于发展民生，花到老百姓身上，倒也罢了。而事实上这些钱最后都进了内务府，也就是皇帝的私人账户。据说，广储司银库所收罚款，每月都要将数目开单呈报给乾隆皇帝的大管家和，开报时要逐项列报罚款人之姓名，缴款数目，以及已缴未缴情况，再由和转奏皇帝。皇帝精着呢，谁少给了都得收拾他――官员犯错，皇帝得钱，岂不快哉。到最后，那些高级官员成了皇帝的“白手套”，专替最高决策者搜刮，最高决策者成了罪恶之源。

说起来，“议罪银”也不是谁都能缴的，这还有个资格的问题，最起码得跟皇帝有着很深的渊源或者交情。皇帝恩典你，才给你这样的机会。实在不行，也可以走“上层路线”，通过皇帝的大管家和来完成。和一辈子没做过地方官，没有在基层刮地皮的经历，却坐拥海量财富，是何原因？据靠谱的专家分析，这些财富大部分来自于“议罪银”的回扣或者是通过给皇帝和官员拉皮条得来。来看看和与其助手福长安给皇帝的一封奏疏：“查奇丰额于五德在织造任内纵容伊子，不行参奏一案，前奉谕旨，将奇丰额革职来京，交军机大臣究讯。兹奇丰额已于本日来到热河，臣等遵旨讯问。奇丰额伏地碰头跪称，我系内务府世仆，由刑部司员蒙恩补放道员，后擢藩臬两司，用至江苏巡抚，理宜倍加感激，于地方一切认真查办，乃五德在江苏织造任内纵容伊子永泰任意苛刻，以致胥役人员心怀抱怨，商贾观望不前，税银短绌，我于彼时不能即行参奏，仅令五德速遣伊子回京，直待降旨询问，始行奏出，实属糊涂荒谬，辜负委任。复蒙格外天恩，不即从重治罪，仅予革职，愧惧惭悚，无地自容。今情愿罚缴银四万两，并求转奏赏给苦差，以期稍赎前。”奇丰额包庇下属被追查，缴了四万两白银，希望免罪之外，还希望再给个官当，即所谓“赏给苦差”，并通过和给皇帝上奏。和在这中间能白替他传话吗？少给了都不行啊。而“英明”的乾隆皇帝只批示了三个字：“知道了”，其实就是认可了。

当时有个叫尹壮图的官员，对“议罪银”意见很大，上疏请求“永停此例”。乾隆虽然生气，但也不敢否认此事，便跟他讲道理：第一，奏请永停罚银之例，想法不错，这个值得肯定。第二，各省督抚难免偶有过误，且又非贪污受贿之罪（议罪罚银本来就会带动贪污，乾隆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若因此革职查办一时找不到替代者。从爱惜人才的角度考量，可以用罚款的方式进行薄惩。第三，罚缴的议罪银都留为地方工程之公用，以利一方百姓。第四，凡是贪纵营私的督抚均绳之以法了，从来没有以罚银幸免的人（全是睁眼说瞎话）。

尹壮图自然不服，继续上疏跟乾隆斗嘴。乾隆可不惯着他，不久就把他革职了。直到嘉庆皇帝主政，才恢复其职务，但“议罪银”造成的危害却再也抹不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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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1949年哪些人才够资格能去台湾

政府公务员最终抵台者，“通常不及原机关的十分之一人数”

近日，电影《太平轮》上映，一段沉痛的内战往事——1949年百万大陆军民仓皇迁台——重新获得诠释。电影之外，今人多已未必了解，什么样的人，当年才能获得一张去台的船(机）票。

至晚在1948年10月，陈诚被任命为台湾省政府主席时，蒋介石已有意将台湾作为日后退守之地。除军队之外，中央研究院是蒋介石最先指示迁台的机构。国民政府拨款三百万，作为中研院的应变经费。但中研院成功迁台的仅总办事处、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数学所，其他12个自然科学研究所与社会学所，都选择留在了大陆。在81名院士中，仅朱家骅、傅斯年、李济等9人选择赴台，陈寅恪、李四光、陈垣等60人留在大陆。另有胡适等12人去美。

拒绝赴台的学者中，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比较有代表性。陈垣读《西行漫记》后，“看到了老解放区十几年前就有了良好的政治……深深的受到感动”。北平围城期间，他给儿子写信说，“政府来电并派飞机来接，都未成行，后又敦促数次，均婉谢，因无走之必要也。”①

政府机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是除军队外，政府组织的迁台群体的主体。但国民政府行政院，当时对所属各机关的迁徙，并无任何统筹计划，以致于各单位只得各自为政，结果不但资料损失惨重，人员流失也相当严重——人员流失主要有两大原因，其一，当时国民政府随战争局势一再播迁，先至广州，再至重庆、成都，许多公务人员往往因生活困顿，不愿随迁，选择脱离。其二，各机关组织迁台能力不一，但总体上均甚为困难，名额有限，故迁台前均曾大规模编遣内部职员。

当时赴台一票难求的情形，可参考张大千回忆。据张说：“原以为到了机场，就可飞离险境，那有如此简单的事啊！一看机场堆的都是行李，外加筹了一大堆扶老携幼的人。大家注意的是一位……点名的军官，叫到谁的名字，谁就可以上飞机了，人人都在想自己的名字，盼望被叫出来的那份急盼神情，真是不好形容……”②大略而言，最后国民政府五院十二部，“到台湾者通常不及原机关的十分之一人数”，“家眷未能随行者比比皆是”。③

除军队及政府机关人员外，国民政府当日已无力组织其他人员集体迁徙。较典型的例外，是“山东流亡学生”数千人，因偶然的机缘，得山东同乡会、澎湖防卫司令部及国防部、教育部介入，成功赴台——内战期间，国共双方争取学校、学生甚烈。及至国军在在东北和华北的军事逐渐失利，为不让学校及学生落入中共之手，曾一再动员北方各省大中小学校南迁。但在1949年，对“山东流亡学生”赴台，陈诚曾特意强调此乃个案，教育部也避谈此事，目的是尽量避免其他学校循例效尤。可见当日瓦解之势，已顾不上再谈什么“争夺青年”了。

就当时台湾的经济状况而言，即便是上述政府组织的迁台人员，也无力给予良好照顾。譬如，故宫博物院、中研院史语所的工作人员，只能借住在台大宿舍中。齐世英身为立法委员，到台湾后仅配给他“铁板自强新村一户水泥平房”。④

1949年初，上海黄浦江畔，码头送行

私人旅客被严格限制入境，抵台者多是公务员、军人、商人

至于私人赴台，起先几无限制，因此随着战局恶化，赴台者急剧增加。1946年，大陆迁台人数只有37978人，到1948年，这个数字增长2倍多，达到98580人。⑤

陈诚基于“防止‘共谍’的潜入”与“预防人口过分增加，以减轻台民的负担”的考虑，于1949年2月开始实施对私人赴台的限制，颁布了《台湾省准许入境军公人员及旅客暂行办法》，规定“暂准入境”者为“中央各机关派台工作人员及其眷属”“中央各院部会及各省市政府，因公派员迁台者”“工商人士”等七类，他们凭借相关证明，填写“入台旅客登记表”后，可购票赴台。到台湾后，“于十日内向到达地区之主管户政机关及警察机关申请登记，否则得限令出境。”⑥

台湾当局对入台申请的审查颇为严格。以1949年3月下旬为例，台北市批准发给204人入台证，驳回436人，申请通过率仅35%。规定实施后一个月的时间里，核准入台者有男10059人、女4710人、孩童1481人，共16250人，其中公教人员2876人、商人5830人、学生1111人、工人140人、自由职业者494人、农民91人、家务2944人，其他383人。⑦可见自由入台者主要为商人、公务员、教师，以及他们的家属。严格限制的同时，政府也鼓励一些人赴台，如军人购买船票可打六折，国大代表甚至免费。

总体而言，对军人赴台的限制最少。“军事机关及部队迁台者”不必登记、申请，只“必须将名称、或番号、主管姓名、人数、武器、及任务、驻地等，事先通知警备总司令部备查。”赴台的马德五，在1949年5月的日记中说，家庭会议上商量“上海是保不住了，‘共匪’马上就要杀过来了，父亲和德书堂兄是国民党老干部，被‘共匪’抓住﹐必死无疑。我是个国民党老干部的儿子﹐也是凶多吉少的。”因此，他们穿上军装，“跟随运兵轮船先行逃命去台湾。”⑧与之类似，国军从上海撤退时，王鼎钧侥幸上船，他后来说，当时“台湾限制入境，多少有办法的人来不了，我们竟无意中得之，似幻似真，如同梦境”。⑨

从1950年开始，由大陆赴台的人数明显下降。只有1955年较多，因大陈岛撤守时，有1.6万多百姓被迁往台湾。据台湾的普查报告，自1945年—1956年来台外省人约64万，再加上迁台的60余万现役军人，总数有120万左右。⑩

1949年11月，国军搭乘“执信”号轮船撤往台湾

注释：

①刘乃和：《陈垣年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3页；②李永翘：《张大千年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7年，第256页；③⑤⑥⑦⑩林桶法：《1949大撤退》，第245、245、321、250页；④齐邦媛：《巨流河》，生活·读书·新知本站网书店2012年，第194页；⑧马德五：《我1949年的迁台日记》，《文史天地》；⑨王鼎钧：《文学江湖》，生活·读书·新知本站网书店2013年，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