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也是"微博控":将日记抄录数份在朋友圈传阅

Posted 2023-01-04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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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也是"微博控":将日记抄录数份在朋友圈传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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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曾国藩是个愤青，“自负本领甚大，每见人家不是”。30岁时意识到自身的不足，立志学做圣人，他的方法就是写日记，不过他的日记与一般人不同，很像今天的微博。

曾国藩日记的篇幅都不长，几十字，一两百字，写的内容多是生活的白描，从早晨起床开始，吃的什么饭，和谁说的什么话，甚至晚上做了什么梦，都一一记录下来，然后回忆自己一天的言行，发现其中哪一点不符合圣人要求，就加以自责，做深刻反省。更关键的是，曾国藩写日记不光自己看，还让别人看。虽然那时没有互联网，可以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发布到网上，与粉丝们互动，但曾国藩有他的办法，他把日记抄录数份，然后在朋友圈子里传阅，朋友们会在后边加批注，谈自己的感想，或批评，或鼓励，就像现在粉丝们的跟帖一样。

比如，有一次，好友倭仁在他的日记后批语道：我辈既如此学。便须努力向前，完养精神，将一切思维、闲应酬、闲言语扫除净尽，专心一意，钻进里面，安身立命，务要另换一个人出来，方是功夫进步。愿共勉之。

曾国藩看到后的反应是，“为之悚然汗出”，然后感叹说，不如此“安得此药石之言”。

还有一次，他在日记中抱怨骆秉章对他很冷淡，他的三弟曾国华评论说：“兄之面色，每予人以难堪。”这让他如醍醐灌顶，想起自己素来自负，对这位前辈加上级汇报工作或说话总是不容置疑，于是一下子警醒过来。

日记通常都是非常私密的东西，通常都会严加保密，不让外人知晓，可曾国藩为什么如此开放呢？

原来他在日记中虽然能够毫不留情地剖析自己，做到狠斗私字一闪念，但自己的缺点、错误或是陋习改正起来却非常困难，总是改了犯，犯了改，改了再犯。例如，他曾在日记中立誓“夜不出门”，但还是经常“仆仆于道”。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二十五两天，京城刮起大风，他仍然“无事出门”，回来深切自责“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十二月十六日，菜市口要杀人，别人邀他去看热闹，他“欣然乐从”。

内修效果不理想使曾国藩认识到，光靠自我反思、自我监督是不行的。于是他把日记公开，让众多的眼睛看着自己。并且通过亲人朋友的“跟帖”、点评，点醒和提示自己，形成强大的外在监督力量。用他的话说就是：“势必有所激，有所逼，才能有所成。”完全靠自己监督自己，往往靠不住，人都是在外界的压力之下，才能做真正的改变。

曾国藩天资并不聪慧。但却成为“内圣外王”式的人物，成为清朝的“中兴之臣”，与他注重自我修养，使自己不断完善是分不开的。而在其一生中，写这种类似“微博”的日记，并公之于亲人朋友，成为他最重要的自修方式。

一个人最难战胜的，就是自己。即使你自制力再强，也有被自己打败的时候。所以真正强大的人，不是向外显现力量，而是能放下身段，放低自己，不断从外界汲取力量。这，正是曾国藩最聪明的地方。

吉宅难寻曾国藩“北漂”也租房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朋友王继贤到曾国藩所住的棉花六条胡同拜访。王继贤字翰城，是曾国藩的湖南老乡，与曾国藩同为京官，在朋友圈中是著名的“风水大师”。王氏一进曾宅，就连说此地风水不好。

京官租房四大特点注重体面讲究风水

京官租房的第一个特点是要求住宅表面的体面。身为朝廷命官，住宅须配得上官制威仪，因此自然不能蜗居斗室。所以京官们虽然穷困潦倒，却多租住大宅，至少要一套像样的四合院，讲求宽敞气派。如果条件许可，带有花园的宅子最受欢迎。稍晚于曾国藩的李慈铭在京官期间，租居位于保安寺街故闽浙总督旧邸，有屋二十余楹，有轩有圃，花木葱郁。这是当时京官的常态。

京官租房的第二个特点是周转率高。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当然是因为三年一度的会试，使外城的房屋租主保持着周期性的流动。与此同时，随着仕途迁转，官员经常更换办公地点，收入水平也会随官位升迁而升高，因此对住房的要求也发生变化。这在清代京官的诗句中屡有反映。康熙年间的大学士陈廷敬曾说自己“五春三度移居日”。乾隆年间的钱大昕则说：“客居燕台两寒暑，有似泽雉游樊笼。虎坊菜市三易寓，去住踪迹风转蓬。”嘉庆进士、后来官至体仁阁大学士的祁寯藻亦说：“自我官京师，十年四徙宅。”这些诗句皆是写实，比如钱大昕于乾隆十七年六月入都，开始寓神仙胡同。同年秋移居潘家河沿。十九年，又移寓横街。此后还在珠巢街、宣外大街等处住过。这种情形正如他在诗中所形容的那样：“劳如车轴无停转，拙比林鸠未定巢。”

京官租房的第三个特点是集中于宣南即宣武门外地区，特别是宣武门外大街两侧以及菜市口的南部。这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清代中央六部均设在正阳门内。宣武门外离正阳门不远，在此居住上朝方便。二是中原及南方士子进京，通常的路线是由卢沟桥入广安门，故落脚宣南最为便利。三是明代宣南地广人稀，又有树有水，风景不恶，许多明代显宦在此遗有别业，可供京官租用。同时又有陶然亭、窑台以及历代遗留的古刹名寺等吟咏集会胜地，很对文人习气严重的京官们的胃口。故夏仁虎《旧京琐记》说：“旧日汉官，非大臣有赐第或值枢廷者，皆居外城，多在宣武门外。土著富室则多在崇文门外，故有东富西贵之说。”

四是传统时代官员多迷信，选择住房时多讲究风水。考察京官居住史，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位于菜市口大街的绳匠胡同，居然住过清代史上三十余位重要人物。清中前期的徐乾学、洪亮吉、毕沅、陈元龙等都曾寓居于此，晚清这里更是名人荟萃：同治的帝师、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李鸿藻住过菜市口胡同7—11号;左宗棠住过16号;龚自珍1819年在菜市口胡同“休宁会馆”住过;“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住在29号;蔡元培于光绪年间任翰林院编修时也住过菜市口胡同……

这么多人选择这里，是因为人们传说这里是北京最有“旺气”、最能出主考的胡同。刘光第在家书中解释说：“第于五月廿八日移寓绳匠胡同南头路西。此胡同系京师最有旺气之街道。第与同司主稿正郎汤伯温同斋另院而共一大门。宅正对门则挥颜彬，宅斜对门则孔样霖;宅左则戴北春;宅后则文田。盖气旺则无事不旺也。”不过刘光第搬到这里却并未能帮助他成为主考。

曾国藩“北漂”为租房闹心：租房花一半薪水求吉宅连日奔走行坐不定

如同大多数湖南来京赴官者一样，最初几天曾国藩暂住在宣武区椿树胡同的长沙会馆，三天后在宣外的菜市口附近的南横街千佛庵，赁了四间屋子，每月租金四千文，折成全年需白银33.47两。他此时没带家眷，孤身一人，不需要居住大宅，但又不可能和平民混居，所以住在庵寺是较为经济的选择。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一日，曾国藩生了一场重病，因在千佛庵乏人照料，搬到骡马市大街南果子巷外万顺客寓，两个多月后才病愈，于十月初六日由客寓搬到果子巷南头贾家胡同内鞑子营关帝庙内。他独自住一小跨院，三开间，院中花木扶疏，颇宁静，适合病后休养。

不久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由湖南护送曾国藩的妻小来京，曾国藩接到家书后开始寻找一座较大的宅院，日记中这一段时间曾国藩记载看房次数颇多。十二月十二日，他到琉璃厂看房子。看好了一处院子后，却听人说这个屋子里死过人：“此屋曾经住狄老辈之夫人王恭人，在此屋殉节。”虽然殉节乃是理学伦理中最光荣的事，曾国藩却因此打消了租这套房子的念头。他在日记中说：“京城住房者多求吉利，恭人殉节……当时究非门庭之幸。”

后来他在骡马市大街北的棉花六条胡同看定一处住宅，十二月十七日搬入，每月房租八千文，全年需银66.95两，已占薪俸之半。

曾国藩的众多搬迁过程中，有一次明显是出于风水方面的考虑。道光二十一年七月，朋友王继贤到曾国藩所住的棉花六条胡同拜访。王继贤字翰城，是曾国藩的湖南老乡，与曾国藩同为京官，在朋友圈中是著名的“风水大师”。王氏一进曾宅，就连说此地风水不好。曾国藩在家书中汇报说：“王翰城言冬间极不吉，且言重庆下者不宜住三面悬空之屋。”曾国藩因为他“言之成理，不免为所动摇”，问他怎么办。王氏说八九两月不利搬家，因此必须于当月搬家。

曾国藩因此坐卧不安，放下手中所有事务，数日东奔西走找房子：“找房屋甚急，而讫无当意者，心则行坐不定。”最后，经“邀同翰城走绳匠胡同看风水”，终于在这条前述最有“旺气”，最能出主考的胡同北头选定了一处风水上佳的新住所，才安下心来。巧合的是，两年后的道光二十三年，住在这里的曾国藩果获主考之命。

搬家很无奈？搬家很精彩：住房排场随官制升迁而涨

更多时候，搬家的原因是官越做越大，人口越来越多，对排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道光二十四年曾国藩升翰林院侍讲后，不得不再次搬家。盖因入京以来，添了三个女儿，儿子纪泽也到了读书年纪，要立家塾，仆妇也随之增多，“寓中用度浩繁，共二十口吃饭”，于是又搬到上朝更为方便的前门内碾儿胡同西头路北。有房屋二十八间，月租三十千文，“极为宽敞”。

这是曾国藩首度搬到内城居住，如果按他家书中汇报的这个数字，年租金需251.04两。道光二十七年三月，曾国藩又一次搬家，移寓南横街路北，这次租住的宅院共有四十几间房，更为宏敞气派，价格应该也更高。

十三年间，曾国藩总计搬家八次，其中仅道光二十年就换了五次住处。总的趋势是居住条件越来越好，租金也从月租四千文到八千文、十千文直至三十千文，不断上涨。

具体在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一至七月，住在棉花六条胡同，月租八千文。八月搬至绳匠胡同，月租十千文。全年房租和搬家装修费用，共花去白银97.87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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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宅难寻 曾国藩“北漂”也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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