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绿营兵为何敢武装攻击二品大员曾国藩

Posted 2023-01-04 绿营

篇首语：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晚清绿营兵为何敢武装攻击二品大员曾国藩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目录

1、晚清绿营兵为何敢武装攻击二品大员曾国藩

2、并灭掉太平军？湘军为何超越八旗兵和绿营

晚清绿营兵为何敢武装攻击二品大员曾国藩

曾国藩不是军人，也从来没有摸过武器。但是他毕竟从道光二十九年起，兼任过数年的“兵部左侍郎”（约等于今天的国防部副部长），加以他以经世致用为志，对大清国家武装情况有较一般人远为深入而全面的了解。

他深知，依靠目前这支大清军队，打败太平军是不可能的。因为晚清国家军队是一支没有灵魂的、没有“天良”、没有精神力量的军队。曾国藩说过：“国藩历年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不丧尽天良！”

要挽救这个国家，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赤地立新”，自己动手，练出一支崭新的有战斗力的队伍。所以，在接奉圣旨后的第十天，曾国藩就复奏，要在长沙创建一支新的军队。

曾国藩练兵，首重给军队注入“良心”和“灵魂”。他在中国军事史上首先发明了“政治教育”。创立湘军之后，每逢三日、八日，他要把军队召集到操场上，进行政治动员。他亲自训话，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孔孟之道和“不要钱，不怕死”的岳飞精神激励将士，教育他们忠君爱国，不得扰民。

这当然是好事。但问题是曾国藩又一次把手伸向了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外。和各地国家军队一样，驻长沙的绿营军，军纪废弛、四处扰民，令全长沙头疼。曾国藩命令驻省的正规军队每三八两日，与湘军一起“会操”。曾国藩自己说：“传唤（绿）营兵，一同操演，亦不过会弁委前来听我教语”，开启他们的天良。他为了唤醒这些兵痞的良心，也确实苦口婆心：“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其目的“盖欲感动一二，冀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

这一利国利军之举，却差点让曾国藩送了命。

大清政治惯例是文官不管军队的日常事务。即使是巡抚这样的实权大官，也不会具体过问军队的日常操练。文官们虽然痛恨曾国藩，但也只能形于辞色，性情粗野的军人们却没有这么好脾气，他们立刻付诸行动。

带头闹事的，是长沙副将清德。他在太平军进攻湖南时曾临阵脱逃，此时面对曾国藩却很勇敢。他不仅带头抵制会操，“操演之期，该将从不一至”，而且摇唇鼓舌，四处鼓动各军不要受曾国藩的摆弄。

行事至刚的曾国藩立刻给皇帝上了个折子，弹劾清德，并猛烈抨击湖南驻军“将士畏葸，疲玩已成痼习，劝之不听，威之不惧，竟无可以激励之术”。尚方宝剑很快显示了威力。咸丰皇帝立刻将清德革职拿办。这是曾国藩出山之后，与湖南官场发生的第一次正式冲突。

表面上看曾国藩在这次冲突中取得大胜，实际上失败的隐患已根植在这场“大胜”之中。

晚清官场最重要的潜规则是“官官相护”。常在河边走，谁能不湿鞋？只有彼此掩盖，才能最大限度保证大家的集体安全。动辄咬人，足以令人人自危。湖南官员从此对曾国藩更加恨之入骨。清德的上司、湖南提督，也就是驻湖南最高军事长官鲍起豹更伺机报复，而机会也很快就来了。

绿营军看着曾国藩招来的这些湘勇土包子怎么看怎么不顺眼，经常借故与湘勇发生械斗。八月初四，鲍起豹的卫队又寻衅攻打湘勇，双方各有负伤。

军队没有纪律，何以平贼，何以安民？曾国藩向鲍起豹发去文书，要求他逮捕带头闹事的绿营兵，以杜私斗之风。

鲍起豹决意要借这个机会好好教训教训曾国藩。他故意将几名肇事士兵五花大绑捆起来，大张旗鼓地押送到曾国藩的公馆，同时派人散布曾国藩要严惩这几个绿营兵的消息，鼓动军人闹事。绿营一传二、二传三，越聚越多，群情激愤，纷纷上街，游行示威，要求曾国藩释放绿营兵。长沙城中一时大乱。

张亮基调走之后，湖南通省官员都和曾国藩气味不投。出了这个事，满城官员都关起大门，袖手旁观，心中暗喜。“营兵既日夜游聚城中，文武官闭门不肯谁何。”等着要看曾国藩的笑话。绿营兵见状，胆子更大，居然开始公然围攻曾国藩的公馆。

曾国藩的公馆就临时设在巡抚衙门的射圃里，与巡抚骆秉章的办公室仅一墙之隔。曾国藩以为绿营兵胆子再大，也绝不敢武装攻击他这个二品大员。所以被绿营兵包围后，他还若无其事地处理公文。不料绿营兵竟然破门而入，连伤了他的几个随从。连曾国藩自己都差点挨刀。曾国藩夺门而逃，几步窜到隔壁巡抚办公室门前，连连急叩。

绿营在门外闹事，巡抚骆秉章听得一清二楚，但是却装聋作哑，暗暗发笑。他早应该出来调停，却一直假做不知。直到曾国藩来叩门，他才故作惊讶，出来调停。绿营兵一见巡抚驾到，马上规矩下来。

骆秉章的调处办法是命人把鲍起豹捆送来的那几个绿营兵带过来，他亲自上前松绑，还连连向他们道歉，说让兄弟们受委屈了！

绿营兵面子挣足，兴高采烈拥着这几人而去。

只剩下骆曾二人了，骆秉章一句安慰的话也没对曾国藩说，只淡淡地说了一句：“将来打仗，还要靠他们啊！”就转身走了。

曾国藩气得哑口无言。

湖南官员们眼见前一段飞扬跋扈的二品大员这次被狠狠地修理，个个眉开眼笑，把这事当成笑话，四处飞传。一时间，满城都是对曾国藩的讥笑之声。“司道群官皆窃喜，以谓可惩多事矣。”

这是曾国藩出生以来，第一次遭遇真正的挫折。进秀才的艰难，画稿遭人嘲笑的尴尬，比起这次挫辱来，完全不在同一个档次。堂堂副部级官员，差点让闹事的兵痞杀了，还没处讲理。这种难堪在整个大清朝的历史上，也不多见。我们可以想象曾国藩是如何心血上冲，夜不成寐。

曾国藩的第一反应当然是向皇上控告。干脆，借这个机会把到省办事以来所受所有排挤委屈都痛快淋漓地向皇帝陈诉一番！

然而细一想，他就知道这种做法行不通。这一道奏折上去，顶多打倒一个鲍起豹，能把湖南全省官员都搬倒吗？如果搬不倒全省官员，那么以后他在湖南的处境，岂不是更要寸步难行？

经过几夜不眠的反思，曾国藩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好汉打脱牙和血吞”。他不再和长沙官场纠缠争辩，而是卷起铺盖，带着自己募来的湘军，前往僻静的衡阳。全省官员瞧不起我，我不争一日之短长。等到我在衡阳练成一支劲旅，打几个胜仗给你们看看，那时自会分出高下。这才是挽回面子的最好办法！

并灭掉太平军？湘军为何超越八旗兵和绿营

湘军，是一种现象，代表着汉人士大夫崛起，帮助清朝打灭太平天国。与曾国藩同时，甚至还稍早一点的江忠源、胡林翼、王鑫，以及曾国藩之后的左宗棠、李鸿章，甚至包括吴长庆、袁甲三(袁世凯的叔祖)等人，都是这个时代湘军现象的体现者。

曾国藩能够作为这一现象的代表，不仅因为当时他的官大，也不是仅仅因为他的道德学问好，主要是因为他对清朝的统治机器的弊病看得比较清楚，他麾下湘军的制度建设做得好，成为当时“新军”的模板。在总体的战略选择上，他也高人一招。

八旗兵的废弛，早在乾嘉之间，就已经比较明显了。清朝的旗兵制度，让旗人不工不农不商，专心当兵，自有钱粮可以养活家小。这样的铁杆庄稼制度，在承平日久的环境下，里面的人要想不成废人的确很难。

同时，尽管清廷入关之后实现了满汉分隔制度，但自皇帝开始，没有人能挡得住汉文化的魅力。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

在满人入关之前，一部《三国演义》，就已经风靡了满洲各部，进关后汉文化的说唱文学，很快就征服了八旗子弟。而满人的上流社会，则被昆曲、诗词歌赋所倾倒。所以，尽管皇帝不停地强调满人要保持原来的部落骑射文化，但部落文化却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更何况，即使满人不会过日子(钱来得容易，没法会过日子)，欠下一屁股债，最终皇帝都会替他们还。同理，就算八旗兵不善骑射，也受不了什么大不了的处罚。自己人对自己人，总是下不了狠手。八旗兵的不中用，到太平天国兴起时，已经无法挽回了。

八旗兵，汉人比不了。曾国藩练湘军，比的是汉人的绿营。

绿营兵实际上是世袭兵，平时驻扎在各地，充当地方警察，战时临时调集，由朝廷任命将领，领命出征。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本质上，跟积弱的北宋兵制区别不大。

而且这种兵，自成体系，平时的统带者，没有地皮可刮，只能喝兵血，克扣军饷。兵不足额，甚至严重不足额，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世袭为兵，强弱无从挑选，训练早成形式。只要一支队伍有几个能耍把式的，上级若来点校，则临时雇人站班，耍把式的做好表演，再打点好了点校大员，一切OK。士兵们则把打仗，作为捞一把的天赐良机。这样的兵，上了战场，则扰民害民有余，作战基本没戏。

每次打仗，将领们最擅长的游戏，就是杀良冒功，揽功推过，谎报战绩。两次鸦片战争中，充斥了这样的戏法，最后实在演不下去了，只好皇帝出面，赔钱了账。只是，对于洋人，还可以用赔钱、割地、开放口岸来应付，但对于太平天国，则任何妥协都没用。人家不仅要你的钱，还要你的命、你的江山。

曾国藩等人，大多是老于宦海的人物，他们深知清朝兵制的弊病。另起炉灶，编练新军，必须洗心革面，一改旧章。

湘军是晚清时对湖南地方军队的称呼，或称湘勇。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清朝正规军无法抵御，不得不利用地方武装，湘军就是在这时发展起来的。

其实，绿营的病，也是朝廷的病。朝廷固执兵为国有的体制，分隔兵将，为的就是防止武人，尤其汉人的武将擅权，形成不稳的因素。但是，这回长毛造反，火烧眉毛，曾国藩顾不得忌讳，皇帝也只能暂时放下心病，放任曾国藩们去闹。

实际上，湘军的编练，正是针对绿营毛病去的。大路数，是在抄戚继光的旧稿：用山野乡民，编练一支兵为将有的队伍。史家一直称道湘军的营制有独到之处，制度的优势是战胜太平军的最大保障。

其实，湘军的营制，基本上跟绿营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以营为基本单位，营的规模，也大体上在500人左右。其官佐，也跟绿营一样，无非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

但湘军不同的地方在于，湘军的各营，哨长招士兵，营官招哨长，各营的哨长，都是各营长官自己招募的自己人，从士兵到军官，只听命于自己的长官。如果长官阵亡，则该营解散。

而绿营则根本不是这样，兵将之间，没有什么关系。绿营的士兵，多半是老于行伍的兵油子，抢劫在行，逃跑在行，打仗不在行。但湘军的士兵，多是质朴的乡民，多半跟自己长官有着浓厚的乡谊，甚至有宗亲关系。只要训练得法，上阵即使为了自己的长官，也多肯卖命。

有人说，曾国藩是用书生带乡农，即用自己的弟子门生回乡招募最不开化、最质朴的乡民，组成了湘军。

其实，也不尽然。的确有大量他的弟子、宗亲、师友的弟子、同乡进入湘军将领之列。他的弟弟曾国葆、曾国华、曾国荃都成了湘军的骨干。但是也有不是湘人的鲍超，还有不少出身行伍的原绿营将领，甚至还有塔齐布这样一个满人。

不错，排除老兵油子与有市井气的市民，建构带兵官与士兵之间的血缘宗亲关系，用特别的制度规则，让兵将之间形成生死和利益共同体关系，这一切，都可以给湘军加分。

▲太平天国(1851年～1864年)，后期曾先后改称上帝天囯、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囯。是清朝后期的一次由农民起义创建的农民政权，也是清朝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

但是，湘军能够成功的关键因素，还有另外两条。

一是兵饷高，高出绿营两倍，正勇每月白银4.2两，亲兵还高过此数，这个数额，甚至比八旗兵还高。这样高的兵饷，至少在建军初期，士兵是可以拿到的。对于长年在土地上谋生而收获无几的老实巴交的农民而言，这样的兵饷，值得他们为之奋斗。

二是“取具保结”，每招一个士兵，都要登记其府县、邻里、父母、兄弟、妻子。如果该士兵有临阵脱逃，投敌叛变的行为，他的亲属将遭到惩罚。

当年戚继光还没有曾国藩这么多名堂，但招募乡民练成的戚家军，就已经很有战斗力了。所以，曾国藩这样的干法，成功的概率相当大。

事实上，李鸿章的淮军，虽然是以五营老湘军为基础组建的，但组建之后，淮军跟湘军已经大不一样，但只要是兵为将有的体制，配上洋枪洋炮，一样能战。鲍超的霆军，有不少都是城市里的市井之辈，由于兵饷高、训练好、打胜之后得到的好处多，也一样能战。

但比较起来，即使在曾、左、李三支军队里面，曾国藩系统的湘军，还是最能打的。

没有多少洋枪洋炮的霆军，可以傲视淮军劲旅刘铭传。

李鸿章和左宗棠的队伍，现代化程度都比较高，而且越来越高，对阵太平军取得优势，有很大的武器方面的因素。

但曾国藩、曾国荃的湘军，武器方面的优势比之太平军并不明显，但每每能够以少胜多。而且多数的硬仗，都是曾系湘军打的。这里的奥秘，不仅是曾氏兄弟带兵得法，而且在于，这支湘军在精神士气上的确有过人之处。

在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度，传统的信仰和习俗，即使信从之人怀的是功利心理，也不见得能够一下子将这些传统从他们的心目中清除。

更何况，太平天国这种蛮横专断地对传统信仰的扫荡，可以打动某些心怀不满的农民，也可以让另外一些固执于传统的农民愤怒。

所以，当曾国藩打出卫道的旗帜的时候，不仅忠于儒家传统的乡绅会感到振奋，就是那些不满于太平天国做法的农民，也会表示拥戴。

曾国藩著名的《讨粤匪檄》里，对太平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的抨击，说鬼神共愤倒未必，但的确有相当多的农民，对此会有强烈的共鸣。《讨粤匪檄》，不说太平军反叛，不说他们怎样反朝廷，单拿他们毁弃传统说事儿，的确很有针对性。

一大批湖南农民跟上太平军走了，另一大批湖南农民，却跟上了曾国藩他们，跟太平军死磕。在王朝末世，保卫王朝，效忠皇帝，已经难以打动人了。打动人心的，是基于人们生活层面的精神动员。

事实上，说湘军是卫道之军未必名副其实，但这支军队的确有股子精神，一股跟太平军对着干的精神头，加上训练有素，所以，湘军的战斗力，不仅绿营和八旗不能比，就是太平军也比不了。

自打湘军成军，每次与太平军交战，无论胜负，湘军都是以少敌多。

安庆攻防战，湘军围困了城里的太平军，却被前来增援的太平军反包围，两边受敌的湘军，居然顶住了内外夹攻，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硬是没有让太平军的援兵走进安庆半步。

同样，最后太平军与湘军在南京城下决战，太平军也是湘军的十倍，但打到最后，却是太平军惨败。

当然，打了胜仗的湘军，好处也是大大的，每攻克一地，太平军原来劫来的财宝，就都归了他们。所以，太平天国战争结束，曾系湘军虽然解散了，但湖南却出了一大批富翁。

晚清绿营兵为何敢武装攻击二品大员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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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灭掉太平军？ 湘军为何超越八旗兵和绿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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