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美国副领事说谁才是真正的中国皇帝非慈禧

Posted 2023-01-04 光绪

篇首语：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晚清美国副领事说谁才是真正的中国皇帝非慈禧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目录

1、晚清美国副领事说谁才是真正的中国皇帝非慈禧

2、谁才是真正的 ”宰相”

晚清美国副领事说谁才是真正的中国皇帝非慈禧

导读：

而李鸿章的幕僚、曾任美国驻天津副领事毕德格，更是直截了当地称：“实际上，翁同（总理大臣）才是中国皇帝”。

翁同

“百日维新”之前，清朝中枢还有一项重大政治举动，即召湖广总督张之洞入京辅政。此事还必须从头说起。

中枢的情况与慈禧太后的态度先是在咸丰十一年咸丰帝去世前，安排肃顺等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主持朝政；咸丰帝的弟弟恭亲王奕D与慈禧太后联手发动政变，杀肃顺，以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恭亲王任议政王，并主持军机处和总理衙门。这位年青的近支王公在桂良、文祥、曾国藩等人的支持下，有所振作，开创了“同治中兴”的新局面，洋务运动由此而兴。然而，慈禧太后与恭亲王的矛盾始终不断。同治四年，慈禧太后罢去奕D“议政王”名衔。光绪十年，即中法战争时，慈禧太后更以“委靡因循”为名，罢免奕D为首的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全体班子，以礼亲王世铎领衔军机处，以奕粒ê蠓馇烨淄酰┝煜巫芾硌妹牛相关的朝政又命军机处与光绪帝的本生父、恭亲王的弟弟醇亲王奕X商议，实际上是以奕X当政。该年是甲申年，史称“甲申易枢”。奕X作为当今皇上的本生父，自要避嫌，而军机大臣孙毓汶，内靠奕X，外联李鸿章，完全听命于慈禧太后，在军机处渐渐占据主导地位。光绪十六年，醇亲王去世后，孙毓汶更是权重一时，也是清流党人最为敌视的政客。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慈禧太后在朝野的压力下再度起用恭亲王奕D，重领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然奕D此时已无三十多年前的那股朝气，为政平和，一切以慈禧太后的旨意为归。

“甲申易枢”时，光绪帝的师傅翁同亦罢去军机大臣一职，仍任工部尚书，并奉命继续在毓庆宫行走（即仍任师傅）。此后不久，翁改任户部尚书，光绪二十年再次出任军机大臣、督办军务处会办大臣，光绪二十一年出任总理衙门大臣。这些重要职位加上光绪帝的师傅，使之地位大升。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此时拜访以文华殿大学士名义在京闲赋的李鸿章，李鸿章建议他直接去找翁同，方可解决问题；而李鸿章的幕僚、曾任美国驻天津副领事毕德格（W.N.Pethick），更是直截了当地称：“实际上，翁同（总理大臣）才是中国皇帝”。同为军机大臣的刚毅在与李提摩太的秘书私下交流中竟称：

“他（刚毅）对皇帝没有任何影响力，因为翁同一手遮天；在内阁（应译为“军机处”）里，汉族官员独行其是，甚至恭亲王与礼亲王都无足轻重。他声言，翁同把皇帝引进了一团黑暗里，‘蒙蔽了他的双眼’。”

需要说明的是，李提摩太的言论经常有不准确之处，但以大势而言，称翁同权重，应是事实。

慈禧太后虽不是开明的政治家，却是精明的权术家。她始终认为，只能有一个人对光绪帝具有影响力，而这个人只能是她本人。翁同身为师傅，每天可在毓庆宫与光绪帝单独相见，造膝进言。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八日（1894年12月4日），慈禧太后下令撤书房，后因光绪帝派恭亲王奕D说项，而只撤满文及洋文书房，保留汉书房。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十三日（1896年2月25日），慈禧太后再次下令撤汉书房。是日翁同在日记中称：

“懋勤殿首领传旨曰书房撤。余问长撤耶抑暂撤也？答曰长撤。余入见时，奏此事想懿旨所传，上颔之。”

慈禧太后此次行动，是有预谋的，很可能另有罢免翁的设想。翁从此失去了在毓庆宫与光绪帝单独相见的机会，只能在早朝“叫起”时随军机大臣一同与光绪帝相见。慈禧太后的目的，是削减翁的权势。当时的人们对此类举动的意义也是看得很清楚的。

本文节选自：《戊戌变法的另面》，作者：茅海建，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谁才是真正的 ”宰相”

对于普通人来说，「 ”宰相”可能是我们最熟悉的古代官职了。「 ”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协助皇帝处理政事，是我们对于这个官职最为直接的印象。清代的「 ”宰相刘罗锅”，明代传奇「 ”宰相刘伯温”，南宋卖国求荣的「 ”蟋蟀宰相”贾似道，北宋搞变法的「 ”宰相王安石”，唐代的女皇武则天时期的「 ”宰相狄仁杰”，汉初「 ”萧规曹随”的「 ”宰相曹参”，山西还有著名的「 ”宰相村”，曾经走出过五十九位「 ”宰相”。这些历史上的著名「 ”宰相”的和他们各种传奇故事，早就成为我们文明和文化的一部分，融入了华夏民族的基因。就算是不太熟悉历史的朋友，也能对中国历史上的「 ”宰相”如数家珍，说个七七八八。然而，虽然这些「 ”宰相”的名字和事迹，大家可以信手拈来。但是真相却令人咋舌，在中国历史上，除了辽代以外，其实从来没有一个朝代有「 ”宰相”这个官职。那么，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笔者就从介绍什么是「 ”宰相”开始，并以魏晋之际的情况来做一个例子，和大家一起对中古时代悄然流变的官职制度做一个管窥。一、政治制度意义上的「 ”宰相” 《史记·殷本纪》：「 ”政事咸决于冢宰。” 《史记·齐世家》：「 ”崔杼为右相” 我们可以看到，在战国以前，「 ”宰”和「 ”相”经常分开使用，但是意思却都差不多，都是指辅佐君王治理国家的高级官吏。而到了战国以后，「 ”宰相”就经常连在一起使用了，而意思保持不变，并且在随后的两千多年时间里一直如此，并作为一个口头用语传袭至今。但是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正如前文我们谈到的那样，「 ”宰相”虽然已经有了明确的意思了，但是却从来没有（除辽代）作为过一个正式官职名。在各个朝代，甚至同一朝代的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官职的官员充任宰相。有些朝代比较明确，争议较少，比如西汉丞相或三公是实际的宰相，而唐代加「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就可以被认为是实际担任了宰相，这些基本是一个公认的结论，几乎没有争议。然而因为缺乏明确的制度规定和记载，在更多的时候，哪些官职是「 ”宰相”，给我们留下了不少争议的空间。这种争议，从古到今，都没有中断过，甚至在当时，关于「 ”谁是宰相”这个问题，都存在有不同的看法。而本文要讨论的魏晋之际，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典型时期。二、「 ”宰相”的「 ”标尺”是什么？争议的焦点就在于，尚书和中书究竟哪个才是魏晋时期的真正的「 ”宰相”。《晋书·梁王肜传》：「 ”肜位为宰相，责深任重，属尊亲近，且为宗师，朝所仰望，下所具瞻。” 《晋书·贾充传》：「 ”公，国之宰辅，而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 《晋书·何充传》：「 ”充居宰相，虽无澄正改革之能，而强力有器局，临朝正色，以社稷为己任。” 从《晋书》的记载里，我们看到司马肜守尚书令被称为「 ”宰相”，贾充也因为尚书令一职被荀勖称为「 ”宰相”，而何冲也以骠骑将军录尚书事而居「 ”宰相”。加之自东汉以来，三公的宰相权力一直在被尚书台侵夺。似乎魏晋之际，尚书就是实际的宰相不应该有任何问题。然而问题就在于我们前面所谈到过的，即便是在当时，大家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都不尽一致。这种看法上的不一致，在史籍中自然也有所表现。《通典·职官三》：「 ”自后汉，时虽置三公，而事归台阁，尚书始为机衡之任。然当时尚书不过预闻国政，未尝尽夺三公之权也。至魏晋以来，中书、尚书之官，始真为宰相，而三公遂为具员。” 《通典·职官三》：「 ”永昌元年……其后或有相国，或有丞相，省置无恒，而中书监、令常管机要，多为宰相之任。” 《通典》先是回顾了三公失去「 ”宰相”权力的过程，并给出结论「 ”尚书”在魏晋成为真正的「 ”宰相”，但是《通典》又明确把中书监和中书令也视为「 ”宰相”，这里不仅出现了和《晋书》截然相反的结论，还「 ”自相矛盾”。为了解决这种「 ”矛盾”，《文献通考》倒是给出了一种「 ”和稀泥”的说法，认为魏晋时期的尚书和中书都是「 ”宰相”，然而这无疑引起了进一步的混乱，「 ”宰相”作为首辅，显然不可能出现两个职位同掌并立的局面，而不管是曹魏还是西晋，中书和尚书都是同时存在的。所以，《文献通考》这样的说法，显然难以让人信服。笔者觉得，这种史料里相互颉颃的结论，一方面说明魏晋之际究竟谁是「 ”宰相”的情况确实非常复杂，所以才出现了这种莫衷一是的局面；而另外一方面，则是更为重要的，那就是其实大家对于「 ”宰相”缺乏明确的定义和制度化的梳理，往往流于表面现象，看到某某人权力很大，他的官职就往往被视为「 ”宰相”。「 ”宰相”作为中国政治制度上最为重要的官职之一，关于它的解读却陷入了混乱纷纭的状态。这显然是很难让人接受的一件事。所以面对这种认知上的混乱，《通典》也做出了澄清上的努力。魏文帝曹丕把孙资为中书令、刘放作为中书监来掌管机密，两人拥有极大的权力；晋武帝以荀勖作为中书监「 ”毗赞朝政”的施政极有成效。「 ”八王之乱”前夕，太子东宫的刘卞劝说张华效仿司马懿发动政变，废黜贾南风以保太子，也用了「 ”公居阿衡之地”的说法。而刘卞口中所谓的「 ”阿衡”其实就是宰相的意思。《诗·商颂·长发》：「 ”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 阿衡本来是商代的官职名，伊尹就曾经担任过这个职位，所以常常被后世用来代指宰相。《机权论》：「 ”伊尹躬受汤命，阿衡王家，故不得不放诸桐宫也。” 而当时张华就是中书令，所以张华才被刘卞视为宰相，并以此说明张华有发动政变的合法性。依据上面这些例子，《通典》得出的结论是，「 ”自魏晋以来，宰相但以他官参掌机密，或委知政事者则是矣，无有常官。其相国、丞相，或为赠官，或则不置，自为尊崇之位，多非人臣之职。其真为宰相者，不必居此官。”笔者觉得，相比起《文献通考》，《通典》虽然成书在前，反倒是显示出了想要对「 ”宰相”给出科学定义的努力。按照《通典》的说法，魏晋以来，「 ”宰相”以「 ”他官”的形式存在，这里的「 ”他官”显然是相对汉代的丞相和三公而言的。因为汉代的「 ”宰相”都是在这些职位中产生的，而魏晋之后的情况变得复杂起来，中书监，中书令，尚书令，其他官职参录尚书事等等，只要被皇帝所倚重，能够参与机密，制定政策，统帅百官，谁就是真正的「 ”宰相”，甚至侍中一类的官职，都可以是「 ”宰相”。无独有偶，《资治通鉴》里的记载，也显示出和《通典》相似的看法。《资治通鉴》：「 ”六月，以右卫将军王华为中护军，侍中如故。华以王弘辅政，王昙首为上所亲任，与己相埒，自谓力用不尽，每叹息曰：「 ”宰相顿有数人，天下何由得治！”是时，宰相无常官，唯人主所与议论政事、委以机密者，皆宰相也，故华有是言。亦有任侍中而不为宰相者；然尚书令。仆、中书监。令、侍中、侍郎、给事中，皆当时要官也。” 王华当时是右卫将军且掌管禁军，还兼任侍中，而魏晋以后「 ”侍中”意味着可以入禁。但是因为有司徒王弘和侍中王昙等人的存在，让他感觉到「 ”宰相顿有数人”的窘迫，难以施展自己的才华。《资治通鉴》在这里给出的结论和《通典》几乎完全一样，只要皇帝和谁讨论大政方针，把重要的政策交给谁去执行，谁就是事实上的「 ”宰相”，以此推之，当时的尚书令、仆射、中书监、中书令、侍中、侍郎、给事中都可以算作是「 ”宰相”了。如果说《资治通鉴》是从王华的叹息中，得出了「 ”宰相无常官”的感性认识的话。《通典》就更像是想要从之前的「 ”故事”里，去抽丝剥茧，为我们总结出关于「 ”宰相”的一般规律。在这里，《通典》显示出了理性探讨的光辉。《通典》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它把「 ”宰相”置于一种动态过程去考察，企图从繁纷芜杂的历史现象背后，去获得一个「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尺。它通过大量的「 ”案例”，看到了「 ”他官”变成了事实上的「 ”宰相”，并以此得出了「 ”宰相”「 ”无有常官”的事实。可惜的是，《通典》得出的结果既不正确也远远没有达到「 ”标尺”的程度。《通典》止步于此的原因，笔者觉得是因为其毕竟其成书于一千多年以前，还难以从制度发展变化的角度去梳理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因此也就只能停留在「 ”排比史料”的层面了。笔者觉得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是祝总斌老师，祝老师在《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提出了界定「 ”宰相”的两个条件，并认为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根据我国两千多年的宰相历史，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即必须拥有议政权，和必须拥有监督百官执行权。”在笔者看来，这是一个「 ”标尺性”的定义，显示出了极大的科学性。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有了这把「 ”标尺”，就可以按「 ”尺”索「 ”相”，清晰地辨明历代哪些官职是真正的「 ”宰相”，而不会陷入《通典》那样的「 ”无有常官”的迷惘。据此，魏晋之际尚书和中书，到底谁是真正的「 ”宰相”问题，其实也就迎刃而解了。三、为什么尚书是「 ”宰相”，而中书权力又极大？按照祝总斌老师的定义，魏晋之际的「 ”宰相”最终定格在尚书身上。之所以要使用「 ”最终”一词，是因为这本身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后汉书·仲长统传》：「 ”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 这段《后汉书》里的记载，曾经被作为中学的历史考题，问这种情况说了什么，正确答案为「 ”台阁已经完全掌握了国家决策权力”。笔者觉得其实这个答案是相当值得商榷的。如若按「 ”宰相”应该具有参与机密的议政权力来看，东汉的尚书无疑是符合的。但是问题在于在东汉尚书并没有监察百官的执行权，这部分权力依然被三公所保留。另外，即便是所谓的议政权，也并不是一句空话。三公有三公府，是一套完整的办事机构的。这样才能保证议政之时言之有物，确有政见。而我们都知道，尚书台要直到曹魏后期，才从少府中独立出来。就东汉的情况而言，尚书不仅缺乏监督百官执行的权力，就连议政权，也没有制度上的保障。但是，到了魏明帝后期，史料中开始极难看到军国文书送报三公的记载。反而提及这些重要文书的史料，大都和尚书台有关。《三国志·傅嘏传》：「 ”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乡之举，其选才之职，专任吏部。” 《魏略》：「 ”晏为尚书，主选举，其宿与之有旧者，多被拔擢。” 以上两则史料也向我们展示出，除了审阅奏文的权力被尚书侵夺之外，原来属于三公的选举权在曹魏后期，也已经完全落入了尚书手中。东汉到曹魏的两百多年间，由于政治形势的发展，尚书台不断侵夺三公府的各项权力。特别是曹魏后期走向魏晋禅代，因为政治斗争的需要，尚书台最终取代了三公府，成为事实上的行政决策机构。《晋书·刘颂传》：「 ”古者六卿分职，冢宰为师。秦、汉已来，九列执事，丞相都总。今尚书制断，诸卿奉成，于古制为重，事所不须，然今未能省并。可出众事付外寺，使得专之，尚书为其都统，若丞相之为。” 《晋书》的这段叙述，则似乎是完全按照定义「 ”宰相”标尺一样，向我们展示出入晋以后，尚书台则不仅完全握有议政权，还可以监察百官执行成效，成为了公认的「 ”宰相”。但是，这里依然存在着一个让人疑惑的问题。那就是，尚书虽然完全符合「 ”宰相”的定义，但是为什么中书依然拥有很大，甚至超过尚书的权力，却不能被视为「 ”宰相”呢？《通典·职官三》：「 ”魏晋以来，中书监令掌赞诏命，记会时事，典作文书，以其地在枢近，多承宠任，是以人因其位，谓之凤凰池焉。” 《通典》里关于中书情况，除了介绍其职责执掌之外，还用了「 ”凤凰池”这样的溢美之词，既向我们展示了中书的权势不俗，又点破了中书之所以具有这样地位的原因。那就是「 ”地在枢近，多承宠任”，完全是因为亲近皇帝所致。关于这一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案例”。《三国志·刘放传》：「 ”其年，帝寝疾，欲以燕王宇为大将军，及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共辅政。” 魏明帝曹睿临终前，本来打算以燕王曹宇等人辅政。但是孙资和刘放因为和曹宇等人有过节，利用自己中书职位和曹睿亲近的有利条件，进谗言「 ”燕王实自知不堪大任故耳。”最终让曹睿放弃了让曹宇参与辅政的决定，并且「 ”又深陈宜速召太尉司马宣王，以纲维皇室。”建议启用司马懿，并最终让司马懿获得了合法的辅政地位。从这个角度讲，中书确实具有左右朝政大局的权力，甚至「 ”号为专任”。这也是很多人把中书视为「 ”宰相”的重要原因，然而中书这样的地位完全是因为「 ”附至尊”而得到的，而非制度选择的结果，既不合法，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等到高平陵之变后，曹魏皇权衰落，中书的权势比起魏文帝和魏明帝之世，就被认为是「 ”非显选”了。这个阶段出任中书令的大都非司马氏亲信，反观进入尚书台的卢毓、裴秀等人，俱为司马氏心腹。尚书和中书，孰重孰轻，就不言而喻了。另外，即便是中书权势煊赫的时候，也只是体现在影响皇帝的决策方面，还根本谈不上监察百官执行决策这个层面。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中书都不能被视为是真正的「 ”宰相”。结论「 ”宰相”也许是我们普通人接触最多的古代官职之一，历史上诸多「 ”宰相”的传奇故事我们耳熟能详。然而古代政治制度中的宰相却有着特定的含义，制度的发展有时候往往润物无声，某些变革的细节不易被人察觉。我们通过对汉魏制度变迁的考察，重新获得了「 ”宰相”定义的标尺，并按「 ”尺”索「 ”相”。对魏晋之际看似相似，实则有着不同内涵的两个官职尚书和中书进行对比，明白了中书权势煊赫背后的原因，同时也确认了尚书才是真正的「 ”宰相”。

晚清美国副领事说谁才是真正的中国皇帝 非慈禧

晚清美国副领事说谁才是真正的中国皇帝 非慈禧

导读：

谁才是真正的 ”宰相”

晚清美国副领事说谁才是真正的中国皇帝非慈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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