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八旗子弟为什么最终成了自己江山的掘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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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1、晚清的八旗子弟为什么最终成了自己江山的掘墓人

2、晚清八旗子弟的最终结局

晚清的八旗子弟为什么最终成了自己江山的掘墓人

晚清最后十几年,最走红的满人亲贵,要属庆亲王奕。连权倾朝野的袁世凯都得拼命地巴结他,一个劲地给他上货。虽然说,太平天国之后,清朝的天下靠汉人崛起保了下来,督抚专权,汉人势力上升。但当家的西太后真正信得着的还是满人,尤其是宗室亲贵。这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当家妇人,骨子里是乡下人,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观念根深蒂固,因此,无论什么时候,朝里地位最主要的大臣,比如首席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王大臣,都是亲贵宗室。

两场情色事件

到了庚子之后,庆亲王崭露头角,成为朝中最明白的宗室亲贵。平心而论,奕的确很明白事儿,至少大事不糊涂。戊戌政变,老太婆凤颜大怒,一度执意要废了光绪,亲贵中唯有他拼了命死劝,连屎尿都拉在裤子里;闹义和团的时候,也没有跟着起哄。此后搞新政,大体上都能跟张之洞、袁世凯们保持一致,连预备立宪也不反对。可惜,此时的满人两百多年的养尊处优,早已把那点精气神消耗干净了。庆亲王奕最大毛病是好货贪财,卖官鬻爵,收受贿赂成了家常便饭。正因为这点,那位因长相酷似同治皇帝而深得老太婆信任的瞿鸿,没少挤兑他。当时以敢言著称的御史三霖(赵启霖、江春霖、赵炳麟)弹章屡上,但奕却始终不倒。比奕更明白事的老太婆未必不知道奕的那点爱好,但长的像儿子的人毕竟不是儿子,大清江山,是满人的,是自家祖宗的江山,必须留个自家人在身边。

奕的长子载振,子凭父贵,30岁就做了新成立的商部的尚书,随后转为农工商部的尚书。据说,当时新发行的纸币,上面印的都是载振的头像。只是,少年得志的载贝子(此时载振的爵位是贝子,属于亲王之下第四级,地位已经很高,昔日即使皇帝的儿子,最初也不过封贝勒、贝子)从小锦衣玉食,对于钱财倒是无所谓,最在乎的是美女,很有那么点寡人之疾。

于是,做了最有钱部门的尚书,载贝子一连闹出来两场情色事件来。第一件跟妓女,第二件是跟女艺人。当时,有位津门名妓色艺俱佳,名叫谢珊珊,在载贝子席上,珊珊恃宠把脂粉涂抹在商部官员的脸上,大家都习惯了,嘻嘻哈哈一笑置之。可能席间有位官员喝醉了,散席出门也没有把脂粉擦去,事情败露,被御史参了一本。虽然清朝传统官员不许嫖妓,但此时禁令早已废弛,老太婆知道,也就是骂一顿了账。倒是庆亲王奕,装模作样让儿子跪了半晌,直到有外人来见了,一个劲儿劝,才结束惩罚。

然而,三年之后,载贝子事情反而闹得更大了。这事跟一个叫段芝贵的人有关。此人是北洋的旧人,是袁世凯从李鸿章手里继承下来的旧将,小站练兵时的左膀右臂,跟段祺瑞也关系密切,人称段祺瑞为老段,段芝贵为小段。袁世凯称帝,他拥戴甚力。在袁世凯死后,段芝贵还在民国历史上有过不怎么样的表演。五四运动的时候,人传他力主镇压;后来直皖战争,他又是皖军的总指挥,仗还没等怎么打,就稀里哗啦败了。但是,此时的段芝贵,正处在上升时期,做过镇统制(师长)、兼管天津警察事务的他,一直都想高升一步,过一过封疆大吏的瘾。而他的主公袁世凯也乐于让部下升上去。因此,有人传,这事也跟袁世凯有关。不管怎的,反正机会来了。载振奉命到东三省公干,从天津乘船出发,在当地逗留多日。段芝贵得以尽地主之谊,当然少不了名妓美女侑酒。当时津门有位女艺人杨翠喜,是京津两地尽人皆知的女伶,人长得美,戏也演得好。当时中国坤伶很少,她14岁登台演出,一下子就红了。据说曾经深得李叔同的赏识和爱怜。席上,杨翠喜大展身手,把个载贝子迷得半截身子软了。接下来,段芝贵趁热打铁,高价买下杨翠喜,送给载贝子。不久,东三省改设督抚,段芝贵被破格提升为署理黑龙江巡抚(代理)。

可靠的掘墓人

可是,一位红艺人冷不丁离开舞台,不可能没有动静。很快,事情为奕、载振父子的政敌侦知,御史赵启霖一封弹章上去,载贝子又有麻烦了。好在袁世凯属于那种特别会办事的人,他手下的干将自然也不差。在朝廷派人调查之前,段芝贵在天津警察里的好友杨以德马上安排了一位盐商王益孙,也是杨翠喜的旧交,出面顶杠。神不知鬼不觉,杨翠喜回到了天津,所有的买卖手续一律重办。其实,原本买佳人的银子大半都是王盐商出的,现在把人接回来,倒也顺理成章。原本查案的人就不乐意接这得罪人的买卖,拖拖拉拉,等到人到了天津,这边所有的事都安排妥帖了。这位能干的杨以德,后来的故事也相当扎眼,民国时期,他成了天津的警察头子,在五四运动中,镇压过天津的学生运动,把周恩来等人抓到了监狱里。

即使到了这个份上,载贝子还是什么事也没有。御史赵启霖反倒丢了官。可是这事动静忒大,即使把事抹平了,人言却抹不平,舆论反了天。段芝贵的封疆大吏只好暂时不做了,而载贝子赔了美人,官也折了。幸而庆亲王奕圣眷犹在,泼天的富贵也在。几年后,满人亲贵全面当家,大举收权,载贝子又重新出山,可惜,满人的江山此时已经到了头,载贝子只好到天津租界做寓公去也。

当统治集团最可靠的自己人最大的爱好只剩下货与色的时候,这种货色的权贵,可靠固然还可靠,但实际上却已经成了自己江山的掘墓人。

晚清八旗子弟的最终结局

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政府只允诺付给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每年400万元,清朝政府以往发给八旗贵族的俸银、禄米一律停发。对于满洲八旗贵族来说,长期以来的一大笔固定收入突然之间化为乌有,使昔日的王公贵族失去了经济来源,陷入坐吃山空的境地。

政治权力的丧失,也使王公贵族们失去了大量收受贿赂机会。过去有权有势时,朝中百官争相阿谀逢迎,奉送金银财宝,如今的王爷失去了权势,变成了平民,不仅没有人来送礼,往往还要反过来给民国新贵们行贿纳银,以求得到军阀政府的庇护。

清代的王公贵族都拥有大量土地,每年可以向耕种这些土地的佃户收取巨额地租以及各种农副产品,这些土地被称为庄地,是清初八旗跑马圈地从农民手中抢占来的。辛亥革命后,王公贵族失去了政权,广大佃户、农民乘此时机拒不交租,展开了抗租夺地的斗争,其结果使王公贵族失去了巨额的地租收入。袁世凯虽然下达了大总统令,逼迫佃农交纳庄粮地租,广大佃户依然抗租、占地,王公贵族既然收不到租银,王府中的开支又很大,只得变卖庄地。这些庄地大多以低廉的价格卖给了一些地主、官僚和军阀。

清代北京城内仅王府就有几十座,贝勒、贝子府也有许多。王公们只有这些府邸的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到了民国时期,清王朝一倒台,这些府邸成了王公贵族的私产,连同大量金银珠宝,本来可以使贵族子弟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但由于贵族们的后代过惯了挥霍浪费的日子,在没有了俸禄之后仍然不知道节省,依然讲排场、比阔气,造成坐吃山空、入不敷出的状况,最后只能靠变卖家产打发日子。再加上一些王府的管事、庄头乘机盗窃主人的财产,或吞没租银,或偷卖庄地,贵族子弟们又是十分懦弱无能,使得王府的财产大量流失。北京城里的各大王府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里就迅速败落了。

赫赫有名的睿王府,在民国时期,每年减少7900两俸银,1500石禄米,地租收入也急剧减少,后来王府将东北、河北的庄地都卖出去了,每亩只卖了3角5分钱,尽管固定收入几乎断绝,王府的开支却比清朝时还要大。因为过去对八旗贵族有种种限制,不准随便外出交结部院大臣、封疆大员,不准没事串亲戚,不准无故离京。民国时期这些限制都没有了,贵族子弟们就玩得更痛快了。睿亲王魁斌死于1915年,他的两个20来岁的儿子中铨、中铭过惯了花天酒地的生活,老子死后更没人管了。为了比阔,哥俩儿花费巨款修建新房、花园,每个房间都安上电话,又添了西餐厨房,出门不坐轿,而要坐马车、汽车。王府里预备下两辆汽车、八辆马车,家里还买了大量洋货,价格十分昂贵。这两个少爷还经常和一群豪门子弟在前门外聚赌。1919年,兄弟二人卖掉了西郊的别墅,拿着两万元钱,带着妓女到天津去玩。两天的工夫,连花带赌,钱就全没了。

如此大肆挥霍,一掷千金,靠的是变卖家产。过了还不到10年,家里值钱的东西卖得差不多了,于是又靠典当房屋借钱。王府中的500多间房屋典出去后借了10万元,过了没多久又花完了,只得把王府附近家人居住的20多间小房卖掉,后来又把祖坟墓园中的建筑和树林全都卖掉。

到了1924年,由于交不起借款的利息,被债权人告到京师审判厅,翌年法院把王府的房屋查封了。本来这些房屋能卖几十万元,足可还上欠债,但是懦弱无能的中辁听说法院查封了房屋和家产,吓得躲了起来。家人也以为一贴封条,房子和东西都属于人家的了,于是匆忙搬家,将府中的汽车、马车等物品都送给司机、车夫作为工钱。王府中物品只运走了六七十车,因无处存放,暂时寄放在当铺里。40多个箱子的衣服只开了一张200多元的当票。可笑的是,40多箱的衣服后来居然无人过问,以至于两年以后,这些衣服都成了死当,全归当铺所有了。王公贵族后代的无能和懒惰真是令人吃惊。睿亲王的后人又将看坟的养身地1000多亩卖给了看坟人,每亩仅8元。再往后就靠当衣服、首饰混日子。原来雇用的十几个人也雇不起了。到了1931年,由于穷得没办法,中铨想借移灵的机会把祖宗棺材里的陪葬珠宝取出来卖钱,因为和县衙门分赃不均,被人告发,法院判了中铨7年徒刑。他坐了5年监狱,于1939年去世。他的三个侄儿只得靠摆小摊维持生活。昔日豪华富贵、炙手可热的睿王府还不到30年,就一败涂地了。

民国时期庆王奕退出了政治舞台,长期在天津租界里定居。奕和其长子载振把大量现金存入东交民巷的各家外国银行,这样既能收取利息,又不会被军阀抢去。父子俩还进行商业投资,并且向民国的一些新贵赠送古玩、珠宝,以此来保证自家生命财产的安全。

1917年奕病故,两年后载振三兄弟分了家。1924年载振迁居天津,并投资商业、旅馆业,办起了新业公司。他还利用巨额资金做黄金、美元的投机生意,还买了一些股票。载振三兄弟迁居天津后,留下一些佣人看管北京的庆王府。1927年国民军方振武将他的司令部设在庆王府内,一年后离去时,将府中的家具物品都拿走了。日军占领北京时期,载振兄弟将庆王府卖给了日伪华北行政委员会。

载振一家平时的生活异常奢侈,加上妻妾成群,鸦片烟瘾又很大,庆王府的日用开支浩大。日军占领天津时期,新业公司经营不力,业绩一落千丈,载振只得靠变卖古玩、珠宝、玉器维持生计。1948年,载振病死在天津。

载振的三弟也是个吃喝嫖赌样样都会的花花公子,在赌场上常常一晚上就输掉一两所房子。他的妻子、儿子、儿媳也跟他一样吃喝玩乐抽大烟,几年下来,把卖王府时分到的十几万元财产挥霍一空,然后就卖珠宝、玉器、古玩、首饰、衣物,最后终于陷入贫病交加的境地,于1925年死去。他的两个儿子后来靠捡破烂或向亲友乞讨为生。

醇亲王府在清末出了光绪、宣统两个皇帝,并长期领取亲王双俸。民国时期,其他王府的俸银禄米都停发了,唯独醇亲王载沣每年可以从清廷内务府领4.2万两岁费。直到1924年溥仪被赶出紫禁城,这笔岁费才停发。载沣父子不会理财,家里的财产都交给管家处理。因坐吃山空造成家境逐年衰落,后来只得变卖家产,将府中的金银、珠宝、古玩、字画都拿去典当、出卖。1939年,载沣将宣武门内太平湖的府邸卖给了日伪政权,得款20多万元,存入银行吃利息。抗日战争胜利后,位于后海北沿的醇王府的境遇比起其他王府来要好一些,还没有当卖一空。

民国时期的八旗贵族子弟中,一些人因饥寒交迫而死,一些人逐步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还有那个肃亲王的女儿、知名度很高的金璧辉,投靠日本军阀,摇身一变成为日本间谍川岛芳子,曾在北京城作威作福,抗战胜利后在北京被处以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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