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战失利并非直接原因

Posted 2023-01-04 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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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战失利并非直接原因

最近，国内各大报刊登载了关于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的文章，目的是通过重温历史，缅怀先烈，吸取经验教训，正确把握现实，更好地走向未来。然而，有的作者由于对这段历史史料掌握不够，研究不透，对一些问题只看表面，却未看到事物实质，以至于只为浮云遮蔽眼，不能客观公正地评价这段屈辱的历史，出现了一些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误解。

误解一，将甲午战争的失败完全归结为是甲午海战的失败造成的。120年前的甲午海战战败是历史事实，但从整个甲午战争来看，除了海战场还有陆战场，甲午海战只是甲午战争的组成部分，如果将整个甲午战争的失败一味地归结为海战场的失败，显然是不公正、不公平的。从甲午海战的失败来看，有其必然性和深层次原因，但应当说，清政府腐败没落是导致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

误解二，将甲午海战的失败全部归结到北洋海军身上。在中国历次海上反侵略战争中，1894年爆发的甲午海战堪称规模最大，场景也最为惨烈悲壮，先后进行的丰岛海战、黄海海战和威海卫保卫战，北洋海军投入了几乎所有的战舰和兵力，与日本海上编队进行了殊死较量，给予入侵之敌沉重打击，削弱了日海军的实力，迟滞了日军的行动。然而，时至今日，对北洋海军仍有一些不实指责，甚至有人把失败的罪责全推到北洋海军的头上，这显然是不公正的。虽然北洋海军在战略指导上存在一些问题，是导致甲午海战失利的重要因素之一，但绝不是根本原因。

误解三，将主炮凉衣事件看成是北洋海军管理松懈。山东史学会甲午战争专业委员会委员陈悦通过对所涉事件军舰名称，事件发生地点、东乡平八郎的身份、故事版本的流传等细节的考察，证明主炮凉衣说法子虚乌有，是日本一厢情愿的编造。一个被证实是谣言的故事，很长时间以来被国内外涉及北洋海军、甲午海战的著述乃至文学作品屡屡使用，并以此作为甲午海战失败的原因之一，这显然是错误的。

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甲午战争作为影响中国近代社会进程的重大事件，对中国近代史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其失败的原因至今发人深省，给中国人民留下极其沉痛的记忆。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两个一百年和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的关键时刻，我们重温这段历史，认真总结教训，避免悲剧重演，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在反思这段历史的同时，必须客观公正评价北洋海军及甲午海战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分析研究甲午战争失败的深层次原因，还历史以真相，还历史以公平。

慈禧是甲午海战失利的替罪羊吗

将北洋海军的停止购舰和慈禧太后重修颐和园等工程联系起来，据说最早滥觞于梁启超等维新人士。我们知道，慈禧太后和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势同水火，这不是什么秘密。如果上述说法确切的话，那么，断然不能排除梁启超等人是在故意夸大事实，欲借此将慈禧彻底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以报当年菜市口杀害六君子的旧仇。所以，严格说来，梁启超氏的这些言论只能当做一个参考意见，根本不能当成历史的定论。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向来缺乏深刻的反思精神。因此，在一些需要反思的关口，往往浮皮潦草，匆匆搪塞而过。最常见的办法是匆忙之间抓一只“替罪羊”，将一切责任推卸给这个人，余下的关联方便可以得过且过，继续敷衍下去。譬如，中国学界的主流意见到现在为止，仍然将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失败的主要责任归咎于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三海工程”和修缮颐和园。其背后的逻辑链条很直白：假若慈禧太后不动用海军的军费，北洋海军就不至于在1888年成军后停止购舰。不停止购舰，北洋海军的势力就不至于被后起的日本轻易赶上，1894年9月17日的大东沟海战就不会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结果。而只要北洋海军不败，日本就得不到完全的制海权，甲午战争可能就是另外一种结果……

应当说，类似上面这样地“反思”北洋海军之败，倒也恩怨分明，简单明了。只不过，历史的真实情况绝非这样“漫画化”。

诚然，北洋海军自1888年成军之后，的确停止了购买军舰的计划。在此前后，“三海工程”和重修颐和园工程的确花费了不少的银子，而且在修建园子的过程当中也确实动用过海军衙门的款项。但是，修建园子动用海军衙门的款项和北洋海军停止购买军舰之间究竟有多大的关联度？是不是这些被挪用的款项直接导致了停止购舰的结果？显然，需要有翔实的史料来做出周密而科学的论证。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截至目前的一些结论总显得浮光掠影，经不起严格的推敲。

实际上，就慈禧到底挪用了多少海军军费修建园子这个问题，目前能够看到的研究成果数字悬殊。其中，最少的认为只有数百万两白银，最多的认为有8000万两白银，而学界普遍采用的则是2000万两白银和3000万两白银说。仅就这些数字之间的巨大差异，就能看出来这些数字基本上属于没有过硬证据的猜测而已，与基本的历史事实可能存在着较大的出入。

首先，将北洋海军的停止购舰和慈禧太后重修颐和园等工程联系起来，据说最早滥觞于梁启超等维新人士。我们知道，慈禧太后和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势同水火，这不是什么秘密。如果上述说法确切的话，那么，断然不能排除梁启超等人是在故意夸大事实，欲借此将慈禧彻底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以报当年菜市口杀害六君子的旧仇。所以，严格说来，梁启超氏的这些言论只能当做一个参考意见，根本不能当成历史的定论。

实际上，稍具历史常识就会知道当时的海军衙门不可能拿出2000万两白银以上的经费去赞助“三海工程”和颐和园工程。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明白重修颐和园等工程到底花了多少钱，其中又有多少是动用了海军衙门的经费？

根据中国海军史专家姜鸣和王家俭的研究成果：整个“三海工程”（包括大学、岁修及庆典）一共花费了约600万两白银。其中，从1885年到1895年这10年中，“三海工程”从海军衙门经费中共挪借了437万两白银。而且，姜鸣在《龙旗飘扬的舰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12月第1版）一书中特别指出：“三海工程”并没有无偿占用海军衙门经费，所借款项后来都指定专款予以归还。

其后的修缮颐和园工程也大抵是如此。据统计，整个颐和园工程耗费的资金约在1000万两左右。根据姜鸣先生的查档计算，1888年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海军衙门经费有案可查的用于颐和园工程的总额，往大里说也断然不会超过750万两。而台湾的王家俭先生则在《李鸿章与北洋海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版）一书中考证：整个“三海工程”和颐和园工程，海军衙门有案可查的拨款数额为2322700两白银。

如此，又何来挪用2000万两、3000万两乃至8000万两白银之说？

我们姑且采用姜鸣先生的750万两白银的说法。750万两白银是个什么概念？我们可以参照1880年代初期北洋海军的两艘德国造的定远级的铁甲舰的价格来对照一下。当年，建造并将两艘战舰驾驶回国的费用一共有340万两白银。如果把将物价上涨等因素算进去，这些钱到甲午战争前大约可购买三艘定远级的铁甲舰。如果真是这样，北洋海军多了这三艘铁甲舰，是不是就一定有把握打赢日本的联合舰队呢？相信只要不是“唯武器论者”，恐怕谁也不敢站出来打包票吧？

我们知道，决定战争胜败的因素有很多，有时甚至就是纯然的运气等偶然性因素。以此论之，则北洋海军即使多几艘军舰，多几挺快炮，以当时舰队内部的腐败程度和派系林立、华洋杂处的复杂局面而论，完全不敢断言它就一定能称雄海疆，将日本联合舰队赶至日本国内的几个岛屿之间。

在这方面，可以对比的参照物是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和日本联合舰队开战的俄国舰队。如果按照当时的海军实力，俄国显然要比日本强大多了。但是双方在对马海峡的大决战中，俄罗斯舰队却被相对弱小的日本联合舰队打得屁滚尿流。在这场著名的大海战中，日本的联合舰队以损失战舰9艘，死亡117人的微弱代价，取得了击伤、击毁俄国战舰31艘，毙敌5000人，俘虏6000人的骄人战绩，创造了世界海战史上的一个奇迹。

日俄对马海峡之战的案例加上甲午战争中战胜北洋海军的案例充分说明：日本海军一向擅长和比自己强大的对手作战，他们的胜利并不完全依仗着武备的先进和强大。

其实，即使我们暂时认可“唯武器论”者的逻辑，承认如果北洋海军在成军后持续扩充军舰，就一定能够战胜日本海军的话，我们也不能将导致北洋海军停止更新武备的责任一股脑地推到三海工程和颐和园工程的身上。很显然，这是根本不同的两个问题。

如果单论北洋海军停止更新武备的原因，则完全可以肯定地说，区区被挪借和挪用的数百万两银子绝对不是其中最主要的和最关键的原因。事实上，北洋海军之所以停止更新军备，并不是因为缺少资金，而是清廷上下包括北洋海军的缔造者李鸿章的战略思想存在着要命的“短板”。

大家都知道，北洋海军的成立源于清朝的自强欲望，是朝廷中的开明官员对西方世界进入中国的一个被动性的回应。因为是被动性的回应，而且碍于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所以，即使具有世界眼光的李鸿章，也不可能有后来的世界海战专家马汉那样的“海权论”之类的超前思想。这样的一只舰队虽然起点很高，但它也只能是一支立足于近海防御的“黄水海军”，而不会是志在外洋的“蓝水海军”。所以当醇亲王奕X和李鸿章在视察了北洋海军成军时的大操之后，都觉得海军的近海防御使命已经完成，继续扩军的压力已经不再那么紧迫了。于是，我们看到，恰恰是李鸿章自己主动向朝廷提出了暂时停止购买舰船的要求。李鸿章做出这样的决定，可能的确有修建“三海工程”和颐和园工程需要挪借海军军费的考量，但这显然不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当时在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任上的李鸿章并不是一个穷光蛋，他手里还是有些经费的。根据同样担任过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陈夔龙回忆，李鸿章卸任后，曾经将1000万两白银留给了王文韶等后任，这笔钱后来一直传到了袁世凯的手中。李鸿章的总督府有这样不菲的一笔“小金库”，而且他根本不想据为己有，据此推断，假如李鸿章认为有必要的话，他一定是会动用这笔钱在战前武装北洋海军。这笔钱直到李鸿章卸任时还没有动过，恰恰反证了北洋海军其实是“不差钱”的。

另外，北洋海军在建军后出现了发展速度明显迟缓的现象，不能不说与清政府内部各个派别之间的斗争和倾轧大有关系。

当时，朝廷里主管财政的是李鸿章的政敌翁同，而翁本人又是清流党的领袖之一。对于李鸿章创办北洋海军的举动，清流党的攻击一向不遗余力，有的人甚至造谣说“北洋海军非国家之海军，乃李鸿章一人之海军也”。

在这种形势下，作为主管财政开支的翁同便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利用自己的权力打压李鸿章和北洋海军。1891年6月，翁同以户部之名义上书皇帝，要求“暂停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两年”。这曾经令李鸿章等开明派大为恼火，他在写给当时的云贵总督王文韶的信中大发牢骚说：“枢密方议增兵，三司已云节饷，军国大事岂真如此各行其是而不相谋也？”（姜鸣《天公不语对枯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1月第1版）

真正奇怪的是这个翁同。他一方面在费用开支上多方为难李鸿章的北洋海军，一方面却力主让北洋海军和日本一战！有人提醒他说：北洋海军和日本海军的军力对此已非昔日模样，中国不宜轻易开战。翁同却说：“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见姜鸣先生上书）

事实上，翁同未必不知道北洋海军的虚实，他之所以一味主战，其实是在经过了精心权衡之后所做出的一个极其精明的决定。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站在翁同的角度考虑问题，不难发现“主战”对他最为有利。一方面，如果大清国真的打败了日本，那再好也不过了，国家扬眉吐气不说，他本人也会因为一向主战而赢得“政治正确”的巨大声誉，搞不好甚至还会是首功一件呢！而如果不幸战败了呢？则正可以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彻底削弱北洋海陆两军的实力，对李鸿章来个釜底抽薪，让他成为“光杆司令”。对此，他并不隐瞒，曾经对人说过这样一句令人寒心的话――“吾正欲试其良，以为整顿地也。”这真是赤裸裸的夫子自道！在他翁同的小算盘里，私怨才是第一位的，国事算老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