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曾想把《四库全书》卖给日本

Posted 2023-01-04 文物

篇首语：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为何曾想把《四库全书》卖给日本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目录

1、为何曾想把《四库全书》卖给日本

2、曾想联手中国后改为侵华战争

为何曾想把《四库全书》卖给日本

溥仪终日算计着复辟之事。他一面勾结国外帝国主义，还周旋于国内军阀、政客之间，一面又暗中做安排准备退路

。他展开行动的第一步就是筹措经费，将眼光盯在了宫中文物上，打起了他的如意算盘。

中国历代宫廷都有收藏珍贵文物的传统，到了宋徽宗的时候，宫廷收藏已经相当丰富，并且一直传承了下来。明清两朝的皇上更加重视文物收藏，特别是乾隆时期，宫廷的收藏达到了极盛。

按理说，民国成立，这些珍品文物都应该收归国有，但是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他在《清室优待条件》中规定“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的条文，把紫禁城内外财物包括文物在内，都当作清廷的合法私产。

正因为如此，溥仪摆出了从前“主子”的派头，对宫中文物任意处置。

最严重的是，1922年初，溥仪以宫内经济困难为由，打算把从沈阳故宫运到紫禁城保和殿的《四库全书》售给日本，并派人与日本人

商定了120万的售价。在民国教育部的竭力反对下，阴谋没有得逞。

明的行不通，溥仪又暗中盘算，起了盗宝之心。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弟弟溥杰和堂弟溥佳每天都来宫里上学，每天给他们些赏赐，让他们装在包袱里面，出宫时带出去。其中有宋版的《抱朴子内篇》，宋版李涛刻《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都是传世稀有之物。为了存放宝物，溥仪还派人在天津英租界内秘密买了一幢楼房。

溥仪盗宝时，发现了乾隆的珍藏

等昭仁殿里面的古籍善本被带出去得差不多了，溥仪又打起了别的算盘。一天，他让太监打开建福宫那边的一座库房。

这座库房有几十年没有开过了。溥仪走进去，看到满屋子都是堆到天花板的大箱子，箱皮上有嘉庆年的封条。打开一个箱子一看，全是手卷字画和非常精巧的古玩玉器。

溥仪把这个发现告诉了父亲载沣，载沣告诉他，这都是乾隆当年最喜欢的珍玩。乾隆去世后，嘉庆下令把这些珍宝全部封起来，装满了建福宫一带的很多库房。画家郎世宁给乾隆画的很多画也藏在里面。

以前，溥仪对宫中的许多古物都不怎么感兴趣，自从盗宝计划实施以来，对宫中的珍奇宝物特别留意。听说了这些，他的心里又开始盘算着新的计划。他将视线从古籍善本转向了晋唐以来的书画。

溥仪先是每天分别给溥杰和溥佳“赏赐”书画十卷或者十册，有时胆子大起来，竟一天赏赐了30幅画，包括唐寅的《野航雨景》、赵孟的《乐志论》、文徵明的《赤壁赋图》、宋人摹顾恺之的《斫琴图》、黄公望的《溪山无尽图》等等。就用这种逐次递增、分批转移的方法，溥杰、溥佳兄弟几乎每天从紫禁城带走几大包书画。从1922年9月到12月，总共盗出去书画手卷1285件，册页68件。

久而久之，内务府官员及太监们也学着“皇上”的样子，干起了偷盗之事。那段时间，毓庆宫的库房门锁被人砸掉了，后窗户也打开了;乾清宫的窗子被人打开，里面的大钻石也不见了踪影。北京著名的琉璃厂到处流传着宫廷文物。溥仪刚准备彻查此事，就有人为了掩盖偷盗真相，纵火烧毁建福宫，无数珍贵文物和近十处宫廷建筑毁于一旦。

溥仪出宫时，将王羲之墨宝偷偷卷进随身行李

这样的宫廷闹剧，李石曾他们看在眼里，心急如焚。他上书总统和国会，再提筹办博物馆的事，要把内廷彻底改造过来，使得紫禁城变成民众共享的文化场所。

1924年10月23日，北京政变爆发，冯玉祥的助力，推动了北京局势的改变

。修正后的《清室优待条件》应运而生，条款中写道，大清宣统帝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移出宫禁。

1924年11月5日，宣统皇帝溥仪结束了他的紫禁城时代。

不过，他在忙乱收拾东西的时候，居然没有忘记将藏在西暖阁里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偷偷卷进随身行李中。

那天，溥仪和他的后妃们随着父亲载沣走出御花园。御花园外的神武门广场内停着等候在这里的5辆汽车。溥仪的行李由太监拎着，和所有人的行李一样被要求放下搜查。国民军士兵从里面搜出了《快雪时晴帖》。太监不肯放手，与士兵争辩起来，溥仪做贼心虚，忙不迭让太监交了出去。

当李石曾看到这件稀世国宝时，他惊呆了。因为各宫殿已经上封上锁，无法送回保管，李石曾派人到街上买回一个大保险柜，亲手将它锁在了柜内，外面再加上封条，临时存放在神武门内的一间办公室中。

再后来，张作霖向首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索要此帖，院长推说这件珍品锁在了保险柜中，而保险柜的三把钥匙分别由冯玉祥等人持有，因此无法打开。几个小时后，张作霖就被炸死，这件宝物差点成了随葬品。当然，这是后话了。

曾想联手中国后改为侵华战争

石原莞尔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日本精英群掀起了一场“寻梦中国”的热潮。在来中国寻梦的日本精英人群当中，有一位陆军青年军官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后来的日本关东军“大脑”、参谋石原莞尔。这位年轻的日军战略家，为本国设计的第一个方略，是联合中国，代表东方去博弈西方。 1920年春天，带着联合中国抗击欧洲的东方梦，他来到了熙熙攘攘的武汉。三月的武汉，枯水期已经结束，扬子江黄金水道又恢复了勃勃生机，一艘接一艘的江轮来来往往挤满了航道，大型运输船蜂拥而至，码头上川流不息。年轻的石原莞尔穿着旧棉袄，和两位同伴一起来到汉阳码头，打扮成码头上寻找工作的苦力。在码头，他看到了一个现实中国。码头工经常遭到码头警察的欺压与盘剥。那些警察当然不知道他是日本人，日本干什么都认真，石原装码头苦力装得很像。一次警察把盘剥的目光放到他身上，让他上贡，他拒不表示。把警察惹怒了，他们还从未发现敢反抗的苦力，于是一拥而上，扒光了石原的衣服搜身，抢走了他身上最后一个铜板。中国警察抢走了石原的钱，也浇灭了石原的“中国心”。和他一起来的伙伴见此情况都回国了，觉得这个样子的中国没有联合的必要。但石原却继续中国之行。之后，他用一年多的时间跑遍湖南、四川、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形成了自己的“中国观”。那是怎样的“中国观”呢?石原的考察报告写下了这样结论：中国“官乃贪官、民乃刁民、兵乃兵痞”，“是一个政治失败的民族”。离开中国后，石原莞尔去了德国。在德国，他看到的完全是不一样的民族。1922年7月，他踏上德国领土，虽然此时德国一战战败不久，但从国民精神状态上看不到一点下降。历史上的德国数次被打倒，又数度重新崛起。一战战败后，德意志民族的意志并没有消沉，反而变本加厉地燃起民族烈焰。《德意志报》等报章不断出现知耻后勇的警示：“德意志民族，不要忘记这件事情……德国的荣耀被送进坟墓。不要忘记这件事!德国人民将以不懈的劳动，奋勇前进，重新夺得其在国际上应享有的地位。到那时，洗刷1919年耻辱的时候就到了。”“这个国家必须以精神的力量来弥补躯体的损失。”石原很佩服德国，但是德国人佩服的却不是日本。我们看后来日本全面侵华、南京大屠杀的影片中，救护中国人的国际人士，有不少德国人的身影。很多反映南京大屠杀的影视剧都忽略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国际友人对水深火热的中国难民伸出援救之手，其中表现较突出的，除了美国人，便是德国人。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到德国驻华使馆的法尔肯豪森，这些挽救中国无辜百姓性命的友人，竟都是德国人。日本频频向德国暗送秋波，后来还结成轴心国，可是，德国人为何不帮日本而帮中国?因为他们和日本一样，也曾做过中国梦——联合中国，统治世界。他们的元首对中国人具有天生好感。1925年，德意志第三帝国元首希特勒在他出版的自传《我的奋斗》中，表达了对中国人的好感：“中国人并不能等同于靼鞑人和匈奴人，他们是特殊的人种，是有一些文明的人种。”后来，即便与日本“手拉手”，但希特勒还是不能忘怀对中国的好感，2003年，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贾存德根据选译的档案，曾发表《孔祥熙和希特勒的历史密谈》一文，公布了当时会面照片。希特勒在接见中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时，说了些很动情的话，可作为希特勒“中国情结”的佐证。但是，个人的好恶毕竟不能取代现实的国家利益诉求。虽然德国元首对日本人不感兴趣，更愿意和中华民国合作，但远东的现实、中日力量的对比，使他最终还是选择和日本组合。因为此时世界，唯有大和民族与日耳曼民族以强悍傲世，不分伯仲。一战中，中国是战胜国，德国是战败国。但结果却似乎相反。日耳曼人充满激情，而华夏人却精神不振。虽然日耳曼民族和大和民族，后来都被军国主义者利用走上歧路，但是民族精神不亡，很快又让他们屹立于世界强林。世界上的两个最强悍的国家，都曾做过中国梦，但最终又放弃了中国。这似乎告诉人们这样一个真理：一个民族的尊严，只能在不亡的精神中产生。据相关史料称，当石原莞尔从武汉码头归来时，就改变了他的“联华抗欧”战略，而变为“吞华抗欧”——吞并中国，去占领统治他们，利用他们的广袤资源，做大日本，然后与西方较量。石原莞尔为日本吞华找到了这样理由：我们与你是同文同种，但我们一步到位就变成了强国，而你们却迟迟不能崛起，甚至看不到这种可能。那么，既然你不争气，就都交给我们吧，我来带领改变你们的命运。对于占领中国，他有十足的信心，理由是：“中国的官府对民众实在太苛刻，民众决不会和官府站在一起。” 而在日本这边，有石原类似想法的不止是军界。彼时逐步迈向军国化的日本，从军界到学界，普遍传递出对中国咄咄相逼的论调。如内藤湖南，把中国比喻成没有灵魂的腔肠类动物，即便切割也不会有剧烈反应：“中国恰似蚯蚓这种低级动物，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他部分能没有感觉，仍然能够继续活着。” 另一个学者加藤虎之亮对“中国人的民族性”进行“盖棺论定”，认为汉民族是注定没有凝聚力的民族：“中国的统治阶级和下层民众的关系很淡薄，作为国家组织的朝廷，实际是君主和百官结为一体，休戚与共，而他们的国家却与下层民众没有关系，就好比海水，君与臣是表面的波澜，虽然波浪起伏，但底层却是什么动静也没有。” 无论这是不是一个侵略者的借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当时中国北洋政府给予民众基本政治权利，中国人足够团结，没有一盘散沙的景象，那么石原“吞华”的念头即使萌生，也未必能实现半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