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与和珅之间不可告人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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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与和珅之间不可告人的秘密
对乾隆这位一代英主为什么会特别宠幸贪佞的和珅，历来有很多说法，一说乾隆和和珅间有暧昧的同性恋关系，和珅不仅聪明伶俐，而且长得非常俊美，传说君臣两人常在御书房里同榻而眠;最少御史钱沣就曾经公开指责和珅办公的地点太过接近皇帝的住所。而对此一暧昧关系则又有更匪夷所思、更“深奥”的说法：
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乾隆当太子时，一次进宫，看到父皇雍正的一个美丽妃子正对镜梳妆，一时兴起，从后面用双手捂住了那个妃子的眼睛，妃子拿起梳子往后便打，正好打到乾隆的额头。乾隆的母后见了，认为是那个妃子调戏太子，于是赐帛自尽。乾隆觉得对不起那个妃子，就用朱砂在妃子的颈上点了一下，悲痛说：“我害尔矣，魂而有灵，俟二十年后，其复与吾相聚乎?”
后来，和珅入宫侍驾，乾隆看和珅长得像那个冤死的妃子，验其项颈，见颈上有一红色胎记，而和珅的年龄也与那妃子死去的时间相合，于是认为和珅就是那冤死的妃子“转世”而来，为了偿还当年的“孽债”，乾隆遂对和珅关爱有加，和珅因而平步青云，权倾朝野;而乾隆则处处袒护他，让他作威作福长达二十余年。直到乾隆死后，嘉庆皇帝才去抄和珅的家，以白绫赐死。
这样的解释虽然光怪陆离，但却为一般百姓津津乐道，因为它对英明的乾隆为什么会宠幸贪佞的和珅提出了令人“满意”、让人“豁然开朗”的解说──原来不是乾隆皇帝昏庸、胡涂，而是来自“前世的孽缘”，也就是所谓的“前世因果”。
“前世因果”其实是过去一个重要的“诠释系统”，虽然证据薄弱、甚至没有任何证据，但却可以为很多令人纳闷、难以理解的事情提供令人“豁然开朗”的解释，满足人们想要知道“为什么”的心理需求，所以一直普受欢迎。这种例子很多，譬如北宋大文豪苏轼为什么自号“东坡居士”?为什么对佛教与禅学情有独锺?为什么会和佛印成为密友?又为什么会特别喜欢杭州?答案都是“因为”他“前世是个和尚”。
关于苏东坡“前世是位和尚”的说法还有好几个版本：一个版本说苏东坡的母亲临盆前梦见一个瞎了一只眼的和尚前来投宿，惊醒后即生下苏东坡。当苏东坡长到八、九岁时，梦见自己变成一个和尚，在陕右一代走动。后来与云庵禅师谈及此事，云庵惊呼说：“五戒和尚就是陕右人，一只眼睛失明，晚年游历高安，在大愚过世。”五戒过世已五十年，而苏东坡当时是四十九岁，因此大家认为苏东坡是五戒和尚“转世”。
另一个版本也认为苏东坡是五戒和尚“转世”，不过重点不同：五戒并非功德圆满而坐化，原来他还有一师兄叫明悟，五戒因一念之差，同女子红莲有苟且之事，犯了奸淫之戒，被明悟和尚识破，五戒羞愧难当，便坐化投胎去了。明悟预见五戒下一世可能毁佛谤僧，于是他也跟这坐化，投胎而去。五戒投胎成了苏东坡，而明悟则转世佛印和尚，不仅成为苏东坡的好友，而且一再劝化点悟他，让苏东坡潜心向佛。
第三个版本说：苏东坡在被贬到杭州时，即有宾至如归之感，有一天和友人参寥一起到西湖边上的寿星院游览，他一进门，便觉得所见景物十分熟悉，他告诉参寥：“从这里到忏堂，应有九十二级阶梯。”结果证明他所言不误，他还可以把寺院后面的建筑、庭院、树木、山石作栩栩如生的描述，他说：“(因为)我前世是这里的僧人，今天寺中的和尚都是我的法属。”此后，苏东坡便经常到寿星院盘桓小憩。
苏东坡本人似乎也相信自己前世是位和尚，他在文章诗词里曾多次提及，例如：“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南华寺》)“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和张子野见寄三绝句"过旧游》)。
当然，“相信”并不代表就“真有其事”。也许，我们无须太在意这些“前世因果”的真假，不妨把它当作“生命的美丽传奇”。但问题是“前世因果”不只用来解释生命“情调”而已，它还用来解释很多具体的事项。譬如苏东坡的好友黄庭坚，一直为狐臭所苦，药石罔效，在他被贬到涪陵后不久，他梦见一名女子来对他说：“我生前勤诵法华经，希望来生能身为男子，拥有大智慧，而且能成为当代名人。我就是大学士您的前身，但您知道您为什么会罹患狐臭吗?那是因为我死后安身的棺木腐朽，被蚂蚁在两边腋下筑窝，所以才让您受此疾苦。您现在住处的后山有一座坟墓，如果您能挖墓开棺，为我除去腋下的蚂蚁窝，您的狐臭就能不药而愈。”黄庭坚醒来后，到后山去寻找，果然找到一座无主的坟墓，他于是照女子梦中所言，挖墓开棺，除去尸体腋下的蚂蚁窝，并且为她换了一副新棺，妥善安葬。不久，他的狐臭果然就不药而愈。
这个故事为黄庭坚“为什么”会罹患狐臭提出了“前世因果”的解释。但我想现在大部分的人都会对这种“诠释”一笑置之，甚至认为荒谬绝伦。为什么呢?因为现代医学已经对狐臭的成因提出了明确的解释，而且还提供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狐臭的“前世因果论”不再被“需要”，所以就变得不合理、荒谬、不再被相信而被淘汰了。如果你还言之凿凿地说某人的狐臭是因为他前身尸骨腋下长蚂蚁窝，那可能就要被认为是“疯子”或“愚不可及”了。
那为什么还有人津津乐道乾隆和和珅的“那一段孽缘”还有苏东坡“前世是位和尚”这类说法呢?因为有人不愿意承认乾隆“胡涂”，有人想让苏东坡多些“传奇”，这是“需要”的问题，而非“真假对错”的问题。而言之凿凿却不会被认为是“疯子”或“愚不可及”，主要是因为它们还有不小的“市场”。
帝王故事 乾隆帝与和珅惩治贪官的“宰肥鸭”办法
乾隆帝与和珅为了多捞钱财，曾一起制定了故意对贪官采用“先纵后惩”的办法，即明知某地方官有贪污行为，但先不动声色，任其发展，当其贪污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再进行惩治、查抄，籍没其家产，美其名为：“宰肥鸭。”
乾隆帝弘历25岁登基，在清朝诸帝中不失为一个有政治抱负和有所作为的皇帝。在他统治时期，以其祖康熙为榜样，并吸取了其父雍正的一些统治经验，乾纲独断，事必躬亲，勤于政事，励精图治，在各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当时的中国空前统一，社会相对和平安定，经济繁荣发展。可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乾隆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生活奢靡的一面也逐渐滋长和暴露出来。整个社会从上到下，日益奢侈成风，达官贵人追求享乐，竞相豪华，纸醉金迷，灯红酒绿，在这种情况下，腐败滋长、泛滥，贪官污吏比比皆是。“督抚藩臬，朋比为奸”;“上下关通，营私欺罔”。到了乾隆晚年，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谅不过十之二三，而防闲不悛者，亦恐不一而足。”
乾隆朝的腐败与清政权的中衰，首先是从吏治败坏开始的，而官吏间的贿赂公行，则是吏治败坏的集中表现。当时人们做官的主要目的就是追求获得名利与更多、更好的物质享受和各种特权。以督抚为首的地方官吏要想在地方上发财，就不得不向中央的京官进行贿通、贡献，而京官平日薪俸较少，要想发财就不得不包庇地方官吏，听任其为所欲为，鱼肉百姓。于是，彼此上下其手，便形成了“无官不贪”、“无吏不盗”的官僚体系。
一般说来，当腐败局面不可收拾，官吏的贪污行为引起了公愤，以致百姓骚动，造成统治不稳时，皇帝也会不惜采取惩处手段，对贪官污吏加以惩罚，希图起到“杀一儆百”的警世作用。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清朝二品以上的高官，因贪污、受贿，或数罪并罚而被处以斩刑、绞刑，或被赐自尽者，共计有41人，而在乾隆一朝就有27人之多，几乎占了全部人数的67%左右。至于因贪赃枉法而受到“抄家没产”、“充军发配”、“降职罚薪”的官员，为数就更多得多。不能不说乾隆“惩贪”手段是十分严厉的。可是当时情况却是“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
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至嘉庆四年(1799年)的27年间，几乎没有一年不“惩贪”，被揭发出来的地方贪污官员主要包括有：广西巡抚钱度，四川总督阿尔泰，云贵总督李侍尧，陕甘总督勒尔谨，浙江巡抚王昌吉望、陈辉祖、福崧、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江西巡抚郝硕、布政使郑源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乾隆统治的中晚期，贪污大案一个接着一个，层出不穷。最显著的就是浙江省的贪污案件，几乎从没有中断过。旧的贪污案件还没处理完毕，新的贪污案件又出来了。个中原因是由于清朝最高统治者乾隆帝的“惩贪”，其心中有一定的尺度。应该惩谁，不惩谁，惩到什么程度，他心里有数。他绝对不会因为“惩贪”、整顿吏治而动摇其自身的统治利益。因此，他只能把“惩贪”限制在他的统治权所需要的范围之内，他不可能触及当时贪污体制的总根子。
这个总根子不是别人就是绝对专制的封建皇帝自己。当然这许许多多的贪污案件也未必全部直接与乾隆以及其得力助手和珅有关。但从本质上却又与封建的专制体制有着千丝万缕，无法分割的联系。也可以说，在乾隆统治的后半期，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和珅为中心的“贪污网”。长期以来，乾隆只把眼睛对准个别的地方官吏，而没有可能涉及到形成贪污腐败的政治体制本身。对于整天伴随在他身边的宠爱和佞幸的嬖臣则存心包庇或回护，自己则实际上乃是腐败的总根源。例如，乾隆帝与和珅为了多捞钱财，曾一起制定了故意对贪官采用“先纵后惩”的办法，即明知某地方官有贪污行为，但先不动声色，任其发展，当其贪污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再进行惩治、查抄，籍没其家产，美其名为：“宰肥鸭。”
再如，乾隆与和珅共同制定了一个“议罪银”制度，规定官员有“错”或“罪”，可以通过“自愿”交纳一定银两免去惩罚。有鉴于此，许多地方官吏学会了不贪白不贪。如果贪赃罪行未被发现，那就算自己赚了，如果被发现则自认倒霉，于是索性更加肆无忌惮地大肆贪污行贿。这其实就是哄抢行为中的一种群众心理。当官的认为不贪白不贪，所以上行下效。因此，在这种氛围下的所谓“惩贪”与贪风并存，而且愈演愈烈也就不足为怪。和珅之所以能在20多年中为所欲为，恣意贪婪，正是乾隆培养的结果。
乾隆帝本人也知道要教化百姓，稳定民心，必须首先端正官风，要用严猛手段惩治贪官蠹吏。必须要求各级官吏“端己率属”，吏治不清，人心不古，社会风气败坏的根源在于高官大吏贪腐不廉。孔圣人早就说过：“君子之整风，小人之德草，风行草上必偃。”看来道理也并不是难懂。然而毕竟是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毕竟是社会存在左右着人们的意识。这或许是乾隆反贪，所留给我们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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