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征故将陶大临与山阴世家

Posted 2023-01-04 山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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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征故将陶大临与山阴世家

缘起

明亡于万历，此说自明末清初起已深入人心。但理由是否充分、证据是否确凿却仍有探讨余地。尤其自万历以后，政治生活空前活跃，但随之出现的改朝换代及清朝对明代史料的严厉禁毁，形成诸多空白和历史谜团，使人对此结论难以放心。顷读熊廷弼奏疏，其任辽东巡按时弹劾的“游徒骗子”中，有位浙江山阴人吴宗道，为民除害的表象下难掩朝堂上明争暗斗的深隐。特为此文，以透视万历后期党派、家族、朝政、利益及外交间的复杂关系及援朝抗倭东征战争的部分关节，提供一个考察明代社会转型的典型个案。

一、东征崛起的山阴将

吴宗道，浙江山阴人，通过万历援朝东征战争博得出身。这一点，在时任辽东巡按、湖广江夏人氏熊廷弼的眼里却不光彩。他总结说：“辽左数十年来，将官世职为四方游徒骗去者，不啻百数”，其中点名批评的一位即吴宗道。随着建州女真兴起，明朝辽东危机陡现，也使当地短期内集中了大量人才。熊廷弼在万历三十九年（1601年）弹劾了一批辽东卫所的将领，吴宗道就是他眼里的“游徒”之一，利用边疆危机得到不体面出身的一位军官。

那么，吴宗道是如何“游”得将官世职的呢？

万历二十一年（1693年），东征经略宋应昌题：“随征策士吴宗道、吕永明，术数可征，兵机多验，文学堪充记室，权谋可备将材，亦应并叙，授以应得武职者也。”东征之初，吴宗道为随征策士，任经略宋应昌标下参谋官，此时尚无世职。汉城收复后，他与黄应旸、余俊彦等“分投给散免死帖万余纸”，很快就以“指挥”身份与经历、守备等官持令行事，或称“都指挥使”——获得经略题授的武职流官。

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到朝鲜王京汉城宣谕日军退兵，并押解一批被俘日军“到关白处讨其降书”。对比其它几位策士的表现，吴宗道显得更加冷静。

他的第二个任务是，在总兵查大受等人的护卫下到达朝鲜南原，有参将骆尚志、游击宋大斌、高策、相公吕永明等同行。七、八月间，吴宗道在参将骆尚志、游击宋大斌等护卫下往来顺天、南原，以“都司”（都指挥使）身份，参与第一次明日和谈，居中联络。

同年九月，吴宗道作文祭奠在晋州战役中死难的朝鲜守城将领金千镒，七年之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再作祭文：“昔曾识面，寤寐公灵。劻勷东事，幸扫鲵鲸。今统浙师，奏凯明廷。”当时他已二次东征，握有兵权，统率浙营水兵，防汛巨济，归国途经晋州。

整个东征期间，他的职衔渐次为大明“指挥”、“都司”或“都指挥使”，但非世职官。战事阶段，作为“总督经略军门标下坐营都司”——从宋应昌、顾养谦、孙鑛到万世徳、邢玠，作为经略标下的佐贰官“坐营都司”，吴宗道都是接近明军统帅核心的人物，常住顺天，或捕俘日军，侦探敌情，或奔走联络，传递文书，作为明日和谈首席谈判官沈惟敬的助手，常与李大谏同行，所带家丁即有32名。万历二十四年四月初八日，他最早报告了明日和谈的册封使李宗城逃出釜山之事；也不时对朝鲜内政提出见解；更重要的是，他能给朝鲜提供如“督抚议战，司马议封”之类的内幕。

万历二十五年春，二次东征明军尚未渡过鸭绿江，他与李大谏等已进入日军行长、清正、正成营中联络，准备与日使相会顺天，了解关白情况，“用间之中少寓权衡”，与主战的杨镐似不同调，显示明廷内部意见分歧，前线将领也各有阵营。

万历二十六年五月六日，吴宗道致信宣祖：

从事于贵邦者, 已历五六霜……行长近虽帖耳, 然狙猿不可使冠带, 虎豹不可使羁縻。昔年东封之役，非殷鉴乎? 故用间退兵，道常授成算于柄东事者, 此外，道非所知也。道之所为, 道之所言, 皆三年之共耳目者, 可以对天地, 可以对君亲, 可以对愚夫愚妇, 堂堂正正, 未尝敢作蹑足附耳状, 大王必闻之熟矣。兹倭使至王京, 此诚东事噄紧功夫也……大王可利图之，不悉（总督经略军门标下坐营都司吴宗道顿首拜）。

信中谈到从自己从事朝鲜事务已达五六年之久，日军小西行长部虽较安静，而明军的羁縻和谈只是“用间退兵”的方式之一，三年经营已到关键时刻。这不可能是他个人的意见，至少代表了明廷中有力者或东征军统帅核心的意思，说明此时明廷占上风的意见是不希望朝鲜介入，这为朝鲜君臣制定国策、筹划对应提供了有用的内幕消息。

吴宗道早期与李大谏等以策士身分，同侍经略宋应昌——其武职当即经略宋应昌便宜题授后所得，东征成为他的仕途起点。正如后来熊廷弼弹劾他“起家书佣，夤冒将领”，一语道出其出身。吴宗道后协同沈惟敬从事与日和谈工作，多次前往日军营中奔走、联络。在《朝鲜宣祖实录》中有很高的曝光率，显示出他与朝鲜王室非同一般的关系。

二、与朝鲜的特殊关系

在韩国江华岛上的碑林博物馆里，留有吴宗道的记功碑一通——《钦差都司石楼吴公宗道清白保民去思碑》（图中左侧第一碑即是）。碑文提到他是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字汝行，号石楼，武举出身，万历二十年以钦差官到朝鲜，万历二十五年再随邢玠入朝，“仍统水兵，久住江华，抚绥岛众，一境安堵”。另一位朝鲜大臣申钦记载其过朝鲜3次：除万历二十年、二十五年两次外，“己亥（万历二十七年）又来”，应是东征军中与朝鲜联系最多的一位将领——事实上还不止3次。

《宣祖实录》中留下吴宗道致朝鲜君臣书帖17通，时间从万历二十四年三月至三十七年四月，内容涵盖其充都指挥使到实任镇江游击十余年间参与的各项事务，显示了吴宗道与朝鲜拥有一种特殊的关系。

这种关系的特殊性，在于双方都在努力发展、维护、保持与高层交往的关系。

万历二十四年三月，吴宗道致书安慰因祖陵被日军焚毁的宣祖；这对甚信风水堪舆学说的宣祖来说，是一贴很好的心理安慰剂。宗道善于利用机会，与朝鲜王室建立亲密关系。

吴宗道还称东征期间在朝鲜留下最佳口碑的南兵将领吴惟忠为“家兄”——吴宗道籍贯浙江绍兴山阴，为州山吴氏二支三分第九世，吴惟忠籍贯浙江金华义乌，虽同浙籍，实不同族，他们之间并无血缘关系。但吴惟忠在朝鲜甚得爱戴，宗道与之攀亲论眷，当有加强政治资本的考虑，希望宣祖美言于明廷，以避免吴惟忠的坎坷命运。

最说明问题的莫过于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初四日，吴宗道教导朝鲜都监官员，应对东征军撤留之事的谈判。这段史料透露吴宗道与朝鲜关系之深，其为朝鲜出谋献策，已达不遗余力的地步。言谈中涉及的问题，包括如何要求粮饷、军费、留军数量等有关东征军留撤的关键细节，甚至具体到视当事各大臣（如经理万世德、总督邢玠、御史陈效等）的态度及动向，如何商谈、措辞的地步，吴宗道俨然成为朝鲜安插在明廷的耳目——如此，东征期间明朝当局对战事的指画、倾向及决策，对朝鲜已无秘密。与这些实质性内容相比，吴宗道书帖所显露的文采，实微不足道。

在明、日和谈的早期，吴宗道曾作为沈惟敬的助手，助其联络奔走。至战事第二阶段，吴宗道的地位已大大超出沈惟敬。如万历二十五年九月，朝鲜左议政金应南上箚言东征经略邢玠“已令吴宗道躬诣贼营，以为缓兵之计。此人言论、信义，亦足以回犬羊之心, 而比诸沈之只为身谋，而归罪我国者, 何啻天壤? ”吴宗道若持军门之令而不得成事，则“虽有百沈，亦何为哉? ”显示出朝鲜希望由吴宗道主持明、日议和谈判的倾向，比起沈惟敬，他们对吴宗道寄予了更多期望。

而此时的吴宗道，不仅建立了自己的“信义”体系，办事才能也得到充分认可，在府邸中还赡养着身怀绝技的朝鲜家丁，如“顺天保人白飞虎”，战时哨探埋伏杀贼，招徕被掳朝鲜人投出日营，潜入日军积粮小岛焚烧仓库，宗道甚为得力，至言“若得此汉三百，可当一万”，故将其随带回国，熊廷弼弹劾疏中也提到宗道拥有“丽人家丁”的罪状。

万历二十七年回国前，吴宗道给宣祖开出太平方：“道行役贵邦七八霜许，沐大王之恩最深厚。今随经略相公西归，启行有日。自兹别去，后会难期。虽见山川草木, 亦觉依依不忍舍也。赠以别言, 莫忘薪胆。”不仅显示其与宣祖的个人私交，也透露他心系朝鲜的衷情，尚不止于公务。

万历二十八年春，吴宗道以水兵备倭都司受命率三千水兵，参与朝鲜的春季防讯。十月，完成任务归国，途经釜山遇飓风，“所领船军卒太半溺死”，损失惨重。为修补船只，休整队伍，留驻江华岛半载余，历经缺饷断粮的考验，次年春汛后回国。

正是在驻守江华岛期间，吴宗道生有一子，其母为朝鲜县妓兰生。万历三十五年三月，吴宗道遣其“同生”兄弟吴贵道率家丁三人到朝鲜，为“鎭江吴游击所生儿存没探问事”。（图即吴宗道驻江华岛的碑文文字）

具体情形是：“游击巨济防汛时，果率县妓兰生娠有，游击在瓮津时，委送家丁专探兰生怀孕与否；及其弥串鎭临别时，流涕致嘱于（林）欢, 如果生男，幸须庇护生长云，委曲说道。游击过江后，厥上典专人探问兰生产子与否, 则果为生子, 未踰年，遽为夭絶。”吴贵道此行的目的，就是寻找宗道留养朝鲜的儿子。“吴宗道还朝之日，亦托以遗腹子”于朝鲜文化县监林欢（曾任吴宗道的接伴官），可惜此子产后夭折。查对吴氏族谱，宗道子一鳞，生于万历丙午年（即万历三十四年）九月初七。可见，宗道在朝鲜所生子为长，时已年近半百，升任镇江游击后，即派家人前往寻找，吴宗道与朝鲜的关系已深及血缘。

吴宗道万历十三（1585年）年中辽东武举，二十七（1599年）年以征倭授钦依守备，管两浙水师，三十年论功世袭绍兴卫中所百户，次年补辽东守备，三十四年升镇江城守游击。可见，驻守江华期间，宗道是以钦依守备的身份管理两浙水师的，万历三十一年实授辽东守备，三年后升任游击。从履历看，吴宗道在朝鲜所任指挥使、都司等职，均非明代地方最高军事指挥机构“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的首领官，而是脱胎于卫所制的省镇营伍制下中级营官“都司”之谓。

但吴宗道在朝鲜朝野的影响却非泛泛。万历三十五年春，吴宗道驻扎盖州，曾请朝鲜大臣宣扬其外祖母、外姑及母亲三世守寡之节，得到以朝鲜相国李德馨为首的朝野缙绅回应：李山海题贞烈轴“奕世贞烈”，题宗道东征劳绩轴“请缨奏凯”，而沈喜寿、尹根寿、李好闵及柳根、李福恒、申钦、韩浚谦、吴亿龄等人均题赋献诗。

朝鲜也看重吴宗道，显示吴氏关情朝鲜并非一厢情愿。吴宗道归国后，朝鲜仍向明廷建议，希望由他来经办涉及明朝、辽东与朝鲜相关的各项事务，至言必得“如吴宗道辈固当”，“如得此人，则必胜于他官”。可见吴宗道在朝鲜的影响。

万历三十七年，因经济问题，吴宗道被熊廷弼弹劾革职。朝鲜尹根寿有送其归乡书，言其“遭谗解任”，为我们提供了观察问题的另一角度。尹、吴两人交情不断，若干年后尹氏《答中原人书》尚致意宗道，感谢其所捎礼物如《圣教序》书帖、越扇、息香、池茶等，并憾叹宗道夭折之子：“天于吴氏之绪，独奈何曾不少延其似续之人之命耶！”

三、吴宗道的社会背景

接下来的问题是：朝鲜为何要与吴宗道维持这种特殊关系？其间有何利害攸关之处？吴宗道从东征之初的从征策士到题授都指挥使散职，虽与经略、总理等东征要臣不可同日而语，但其与朝鲜的特殊关系，却使他格外引人注目。

（1）驸马切亲首先，与吴宗道同时入朝的黄应旸——据说黄是内廷翰林董其昌的“妾父”，曾密告朝鲜译官朱元礼说：“吴宗道乃皇上驸马之切亲”。这种说法是可靠？通过查证《山阴州山吴氏宗谱》及其它相关数据，可以断定黄应旸之说并非空穴来风。

明神宗皇帝在万历二十五、六年间的“驸马”人选有6人，其中最有可能与吴宗道相关的是穆宗六女、封延庆长公主驸马的河北高阳王昺。

高阳王氏亦河北世家。嘉靖壬午（1522年）会试亚魁、以诗名世的王荔，即为王昺曾祖，字子岩，号青屏，出理登州府，劾归，着《青屏诗集》、《万木亭一家言》等。

王昺，万历十五年（1587年）尚延庆公主，官太子太师，掌宗人府事。父鼎铉，以子尚公主，钦授南城兵马司副指挥。王昺为人“儒雅无勋贵气，时词臣陶望龄、董其昌皆乐与游，文献之誉，声闻宫禁。”可见，王昺与陶望龄、董其昌均拥有良好的个人关系，黄应旸以董其昌“妾父”的身份，所言皇上驸马之事，已有三分靠谱。

陶望龄则出自浙江会稽陶堰陶氏，与山阴州山吴氏为数世通婚的姻亲家族。

浙江山阴州山吴氏，最著名者为一支大分九世的吴兑（1522-1593），字君泽，号环洲，嘉靖三十八年进士，隆庆十二年任宣大总督，主持俺答封贡，万历九年任蓟辽总督，终以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致仕。娶骆氏、王氏及某，共生育二子八女。吴兑次女适“陶堰副使陶大有子主簿允惠”；吴兑嫡子吴有孚“娶参政陶大年之女”。

浙江会稽陶堰陶氏，分西、东、南三房，与吴兑家族两代联姻者，均为东长房第六世陶性、陶慥之后。九世陶大有，陶性次子谘长子师文之长子，字子谦，号同野，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授刑部主事、郎中，出守广州，擢山西安察使司副使，娶董氏，生五子，山阳县主簿允惠为其幼子，娶兵部尚书吴兑次女。九世陶大年，陶慥四支讲长子师齐之子，字长卿，号新岑，嘉靖二十年进士，选南京兵部武库司主事、车驾司郎中，历任山东、福建、四川、广西各地，终江西参政，配章氏，生一子。而吴兑嫡子吴有孚所娶大年之女，陶氏谱失载。

陶堰陶氏人才辈出，贵盛隆重。东长房与大年、大有同辈的陶大临曾为经延日讲官，前后“三视院篆”，任修《穆宗实录》副总裁；大临侄允谆任尚宝司丞，大临子允宜亦任职礼部。南次房第九世陶廷奎次子陶承学，曾任礼部尚书，育有五子，第三子陶望龄、第四子奭龄均闻名当世。

以后世子孙论，会稽陶堰陶氏文风更甚，而山阴州山吴氏则以武职见闻。陶、吴联姻乃文武相乘，正是明代中叶以来，江南世家大族互建亲缘关系的一个实例，为考察士大夫集团的成长轨迹提供了很好的素材，他们对万历朝政的影响不可小觑。

吴宗道，为山阴州山吴氏家族二支三分第九世，号石楼，父九德，祖相（生九牧、九德、九霄、九韶、九华五子）。宗道叔九霄，“住武清县”，娶毛氏，生二子凝道、济道；二女“长适路家庄王，次适县前萧。”吴凝道“继娶王氏，生子一则玠”。宗道叔九华亦“住密云县”。可见，吴宗道这一族至少有三房居住在北方，武清、密云都在北京附近的畿辅地区，也是皇亲国戚较为集中的居住地，吴宗道的堂妹——“适路家庄王”者及宗道堂弟凝道所“继娶王氏”——都不能排除出自河北高阳王氏家族的可能。吴凝道亦在朝鲜活动。万历二十四年六月，曾将“其兄所送杨天使之书”送往朝鲜备边司；而“以狂生自许”，在吴宗道与总兵刘綎矛盾中推波助澜的“宗道之侄”吴自华当即凝道之子。如此，与董其昌、陶望龄相交甚密的“皇上驸马”王昺，为黄应旸所云吴宗道“切亲”，即不中亦当不远，其为人慷慨豪迈，关心国事且有担当，成为吴宗道在朝鲜建立特殊关系网的第一块鲜亮招牌，合情合理。

（2）尚书族弟吴宗道的族侄吴有孚，为山阴州山吴氏一支大分九（八）世吴兑嫡子，字达卿，号禹门，万历十五年中举，袭锦衣卫正千户，升指挥佥事，官南镇抚司升都指挥，分守蓟镇太平路参将，三十一年任蓟镇参将，三十四年升任山东副总兵。

万历三十七年二月，辽东巡按熊廷弼劾奏防海副总兵吴有孚、镇江游击吴宗道“役纵水兵，兴贩海上，每装载货物，撒放中江……潜入属国，压取貂参。其资本出有孚，而宗道为之窝顿地主，乞将二弁正法。”次月，辽东副总兵吴有孚革任，镇江游击吴宗道革任听勘。

熊廷弼弹劾的吴有孚与吴宗道，正是出自山阴州山吴氏家族的叔侄俩——年龄仅相差一岁（宗道生嘉靖癸丑1544，有孚生嘉靖甲寅1545），论辈分却为叔侄（宗道为八世，有孚为九世）。熊廷弼所指要害在于“从宗道衙内拿出”押货人“伊亲马英，为吴有孚表弟，吴宗道外孙”——这层血缘关系，正是吴宗道在朝鲜建立特别关系网的第二块招牌。

（3）故相亲家吴有孚所娶参政陶大年之女，生孟明、孟登、孟益、孟文四子。次子孟登“万历乙亥五月十一生，娶郡城大学士朱赓女”，“故相朱赓之儿女亲家”成山阴州山吴氏的另一个亮点，也是熊廷弼弹劾宗道叔侄时特别强调的一点。吴氏族人确实依靠朱赓这棵大树遮阴乘凉，朝鲜人透露了熊巡按未曾揭露的更多内幕。

吴有孚另娶妾马氏（生子孟仁，授锦衣卫总旗）有外甥马聪曾任辽东都司，天启二年（1622年），致朝鲜大臣李廷龟书中提到：“先母舅石楼吴公讳宗道游贵国最久……向年徳馨李公为贵国大王请封入京，首辅金廷朱公之揭，无门可投，不佞见而代为投之。朱公，不佞姻娅也，尽暴其情，朱公一力主张，得如所请。”马聪提到的内幕，所关甚重：朝鲜仁祖反正后，李德馨到北京请封，投揭无门，即倩宗道外甥马聪通过“姻娅”关系打通了门路——朱赓之婿吴孟登为宗道族侄吴有孚次子，关节通达，朝鲜遂请封成功，仁祖坐稳了宝座。这个关节，在李德馨的文集中也有记载，其致吴宗道的一份简牍记载了两人的秘密过往：“回到鸭江，竟失攀叙，归计甚忙……广宁前抚鎭有合揭于当途，欲因弊邦嗣君之未定位也，而占取地方作天朝郡县，被宋、王两给事重参，未知二老何意出此计也？大槩尽悉于两参本，而前起告讣使臣，得揭稿于一科官家，不佞恐其伪作也。念此揭必在首辅记室，敢托令表弟，使密图觅看矣。令表弟丈追到通州，说称多费重价，乃得同行，二公谓此揭送贵府传致为妙，遂成约而来。令表第丈说跟到，而迄不至矣！幸十袭密封见寄，至望，至望！”吴宗道曾通过表弟的关系，与“首辅”直接交通斡旋朝鲜嗣君定位的问题——处理两国之间的重大问题，也需借助吴氏家族的社会关系网。

“首辅金廷朱公”即山阴籍内阁大学士朱赓，字少钦，号金庭，隆庆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万历间为侍读、日讲官、礼部尚书。万历二十九年秋，赵志皋卒，沈一贯独当国，请增置阁臣，诏朱赓以故官兼东阁大学士诣阙。万历三十四年，沈一贯、沈鲤去位，时年七十有二的朱赓“独相七年，史称其醇谨无过，然无所建白。惟是时东林声气倾动一时，赓独借汉唐宋朋党之害以立论，谓汉之党，皆君子，而罹小人之害，其势在小人，故使卓操之徒得以假手力而国移于强臣。唐之党，君子小人互相攻击，其势两盛，而卒两败。故使朱全忠得以窃入而国移于盗贼。宋之党，皆以德行文章标表一时，其势在君子，而芟除太过，不能使其身安于朝廷之上，故使吕、蔡诸人得以藉口而国移于邻敌。党愈众则害愈深，变愈大。其言切中时病。阙后明社既屋，乃信赓言，其深识早见，有非顾、叶诸人所及者也。”鼎革之后，后世史臣亦谓其“深识早见”，可见其非庸禄之辈。在“朝政日弛，中外解体，赓疏揭月数上，十不能一下”的大局中，通过朱赓的运筹，朝鲜能如愿以偿也算幸运。

万历三十六年十一月，朱赓卒官；次年二月，吴氏叔侄即遭弹劾，间隔之近，不能不令人起惑。而朱赓“与沈一贯同乡相比”，也确有实迹。万历中期以来，浙、齐、楚、昆、宣等地域性的政治集团开始孕育、形成并发展壮大，沈一贯、朱赓任阁臣、首辅之际，浙党势大，致有“陛下三十年培养之人才，半扫除于申时行、王锡爵，半禁锢于沈一贯、朱赓”之说，而反对者熊廷弼等是否为楚党张目？弹劾朱赓女婿兵部主事张汝霖的汪若霖，籍河南光州，作为“言官相攻自此始”的肇始者，身后留有“忠而忤相者”的声名，与朱赓有难解的过节。东林健将陈于廷亦“诋大学士朱赓甚力”，显示浙党与东林党的关系也不融洽。如此复杂背景之下，吴宗道叔侄的经济案件也不能不被蒙上一层神秘的政治面纱。

四、吴氏家族的经贸网

熊廷弼所揭露的经济案件显示：吴氏家族不仅掌握中朝边境贸易，其经贸网更从内陆运河通达海外，宗道、有孚叔侄充分利用掌握水军的便利，从事包括军火、奢侈品、杂货等各项贸易活动，控制东海及东北亚沿海地区的贸易通道。

吴氏家族的罪状之一是从事军火生意，与朝廷争利：“漏报皇税，逼勒各行，强载货物……以致商民不得买卖，税银无从办纳。”利用职权营私舞弊，经营者皆本贯人氏，如万历三十五年朝鲜所获“自外洋来”异样大船一只，船上19名军兵皆原籍浙江，所装载者“皆铳、炮、刀、鸟枪、火药诸器，与青蓝布匹、杂色货物”——显然是动用海军从事海外军火贸易。这无论是从中江商民百数十人所控告的“海兵生事”，还是熊廷弼在汪家沟查获的“登莱虎船三只”、水兵捕盗魏忠等33人、寄存吴宗道衙内、价值约银千余两的货物以及盖着“总镇印号”朱摽的令票三张——种种证据，无不显示吴宗道、吴有孚叔侄从事生意的手笔之大。

吴氏船队的规模和性质，非一般商人得以具备。其生意规模，两年内“陆续到镇江、旅顺、金、复及海外各岛者约三、四十只不等”，一年发船20只左右，每月尚不止一船。其贸易网从中朝边境覆盖渤海、黄海海域，“明以其半撒放中江及朝鲜商人取值，而暗以其半同吴宗道所收丽人家丁，变丽服，乘辽船，潜往铁山、别东、大张各岛，换贸貂参等物。”除军火外，还从事贵重奢侈品买卖。宗道叔侄，一为登莱海防副总兵，有兵有船；一为东征指挥、镇江游击，有地盘有门路；而浙东山阴的本贯，山东蓬莱、辽东镇江的官居，东南沿海直成吴家后院，而中朝边贸，仅恐是其家族生意的冰山一角。那些军火卖给谁？贵重奢侈品谁会买？吴氏家族贸易网所联结的对象及贸易的国际性，动辄即可涉及军政大局，实有牵一发动全身的意味。

如此判断的另一原因是，吴氏家族的贸易网络，还有一个不可缺漏的重要环节——纵贯明朝南北的大运河漕道。万历四十年七月，总督明代漕运20年的勋臣王承勋离职，户部言其“历年既久，谤议易生”，建议改用流官，一扫“凌虐剥削等弊”。至此，明朝勋臣伯爵总督漕运的历史宣告结束。

王承勋，字叔元，号瑞楼，父正亿世袭新建伯——隆庆元年（1567年），文成公王守仁（阳明）追封新建侯。万历五年，王承勋世袭新建伯，二十年八月，以伯爵充任总兵官提督漕运。承勋所娶吴氏即吴兑三女；承勋之子先进亦爵新建伯，娶吴有孚长女；而承勋之女则嫁有孚三子孟文为妻。州山吴氏家族与新建伯王氏家族为山阴境内世代通婚的两大家族——漕运总督新建伯家所掌的内河漕运网，自然可为州山吴氏海外贸易网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无论是军火货源的组织，贵重奢侈品的销售，还是江南布匹、杂色的南来北往，都不能离开大运河这条贯通明内陆河道的交通大动脉。王、吴两家这种云遮雾罩的关系，更能彰显事实真相。

王承勋总督明朝漕运年间，与河臣李化龙、曹时聘、漕抚李三才等同事，管理漕船8000多只，每年夏运漕粮近300余万石。万历三十七年十月，新建伯王承勋以督漕18年积劳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岁加禄米三十石。三年后，户部题覆革除勋爵世袭总兵官督漕，理由就是消除谤议和漕弊，给人留下无穷的想象空间。王承勋此后仅出现在看牲、祷神、祭祀行礼等节庆场合，熹宗天启五年正月病故。承勋身故后，因吴兑之女未育子嗣，遂酿侄先通、先达争讼袭爵之事，旷日持久，被明末清初遗民李清编入《折狱新语》中，世家大族气象尽丧。而王承勋与漕抚、后升漕督的东林党人李三才及后任职辽东的河臣李化龙的关系，也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值得注意的是，吴氏家族在朝、明边境的贸易活动曾受太监高淮制约，这或许是万历三十五年吴宗道建议宣祖具疏闭市的内因，“鸭绿之市，以之通商可也”，“何以为垄断，税行商、税坐贾、税居民不足而复税及贡臣? ”援朝战争之初，因朝鲜经济凋敝，物质供应艰难，宣祖特许在鸭绿江中江贡道旁“暂设关市”济急，期待战争结束停止，但因神宗所遣太监高淮等在辽东开矿征税，榷及中江，故关市一直维持了19年，直至万历四十年，经宣祖再请才罢——时吴宗道已离辽东，其请罢市时尚为镇江游击。对从事边贸获利的吴氏家族而言，朝鲜罢市显然对其不利，却为何愿弃中江利薮转为朝鲜计虑？高淮榷税中江，损害吴氏利益，当是一个解释，或许这也是熊巡按所言吴氏叔侄与皇家争利的潜在实质。

万历三十七年，辽东总兵李成梁、巡抚赵楫被参，吴宗道报告朝鲜“辽东二老缔结高太监，且与老酋（指努尔哈赤）相亲，图免其罪，欲掩袭二百年忠顺之国，故渠罪益重，人言尤起。”显露作为镇守地方大员，与朝廷所派太监的矛盾，以及各派势力（包括边外女真）欲控制辽东、瓜分经济利益的意图。

吴宗道被罢职后，朝鲜李埈致宗道书，再次展现解读此事的另一个角度：“今此被诬，孰不骇叹！”表示要作书申报辽东都司为宗道辩白所蒙“非理之谤”，还特别提到熊巡按“乃以报功之举，而反为媒孼之资。”朝鲜虽然为吴宗道动用了外交管道，但他显然未能脱困。

五、余波

吴宗道的一生，实与其家族的命运休戚相关。而吴氏家族的命运，又与明清易代这个大局密切相扣。随着首辅朱赓辞世，宗道有孚叔侄被劾，新建伯王承勋离漕，驸马王昺被革职为民，吴氏家族似乎趋于沉沦。

天启改元之后，吴氏家族再次浮出水面。天启元年，借助大学士孙承宗经理辽东、遣御史游士任募兵江淮的东风，吴有孚官复原职：游士任招练淮兵，“同时有副总兵吴有孚及武举赵佑等，皆与士任深相结，并荐于朝，期以大将。”通过游士任，吴有孚重新现身——牵出一段吴氏家族涉足明清变局的秘事。

天启元年七月，御史游士任（1574-1633）受命为登、莱、天津等处监军御史。十一月，游士任疏报募得8000余名，皆“力举千斤，弓开十石；火药、火器、战车、战船、没水黏竿、占风测象，无所不有”者。游士任所募的淮营子弟，此后成为兵部手中一张王牌，侍郎张经世欲将御史游士任淮兵及招练兵俱调发渡海，接应毛文龙——毛文龙奇袭镇江，创下辽左恢复的神话，大大鼓舞了明人士气。天启二年七月，淮兵已渡海1500名，陆续到达登莱者达8700余名。新募淮兵陆续渡海赴岛驻守，经大学士孙承宗核实，共有4773名，成为毛文龙东江防线的海上主力军。

武举出身的赵佑，原籍山东登州。天启元年五月，赵佑以加衔守备授钦差游击，为监军道梁之垣所遣，护送朝鲜进香使臣柳涧等离开天津出海，九月，带家丁数十人到达朝鲜，拘于气候及形势，滞留朝鲜一年有余。天启二年八月，工科给事中方有度陈制奴要着，请以赵佑、汪崇孝为觉华岛守将，助毛文龙一臂之力。由此，赵佑成为阁臣孙承宗整顿关务的得力助手，参与科田。

天启六年六月，辽东巡抚袁崇焕更定营伍，加衔游击赵佑榜上有名，为“总兵标下练兵游击”。两个月后，被毛文龙杀害：“今此赵佑之死，机关甚重”；“徐敷奏逃还，亦以赵佑之死而然”；“毛将之擅杀赵佑亦可诛也”——朝鲜均传赵佑被毛所杀，但“赵佑不意死于船上”又有疑点。无论如何，赵佑见杀，事关毛文龙疑叛大局，均系明朝东江防线创建与崩溃的关节。

早在天启元年八月，辽东经略熊廷弼疏言“三方建置，须联合朝鲜”，故改辽东南路监军道梁之垣为行监军道，以其籍贯登州、生长海滨、习知鲜、辽形胜与民情土俗，前往朝鲜“敕谕慰劳该国君臣”，并使发兵与毛文龙“援助有济”。

无论是赵佑、梁之垣，还是游士任诸人，不是出自登州，就是军事专家，而吴有孚亦曾栽倒于此，又重现于此。梁之垣前往朝鲜之际，有辽东“马都司”相伴左右，《明实录》中未见其人，朝鲜史籍记载其为梁之垣的代表，主持与朝鲜商谈出兵事宜，不却料是吴宗道的后人。

朝鲜李廷龟有《答马都司骢（壬戌傧接时）》简帖之一后附《马都司书》二通，其通一曰：“先母舅石楼吴公讳宗道，游贵国最久，见知贵国最深。”壬戌为天启二年，当时吴宗道已不在人世，卒年或不满六十。其外甥马聪之名，却借李廷龟而得彰显，李氏告别马聪诗略曰：

平生知己石楼翁，高义堂堂国士风。

十四年来空洒涕，三千里外喜逢公。

称吴宗道为知己、国士，分别十四年，却已成永别。

马聪，字最白，会稽人，万历四十六年武举，曾任登州参将，崇祯六年死于孔有徳之叛，阖门眷属亦皆死节。“聪坚守一日，请援不至，至溃围出战，被创者十有六，乃被擒，不屈而死。……事闻，赐祭一坛，荫一子锦衣卫小旗。乾隆四十一年谥节愍。祀忠义祠。”方志材料甚简，亦不载其任登州参将前辽东都司的履历。

马聪与朝鲜谈判的情况，借《光海君日记》得以流传。天启二年五月，朝鲜领议政朴承宗等到辽东，访问监军衙门，梁之垣“监军令马都司出接”，两人面谈四五次，商谈细节围绕朝鲜派兵、助粮及造船三个议题进行。

最初，梁之垣提出“令本国调兵八万，每年二万，递番分休，屯戍于昌、义之间”。马聪出面，首议朝鲜出兵二万，助战后金。在此问题上，马聪反复强调“贵国助兵之说, 为楚非为赵也”、“贵国治兵境上，相机进取, 此亦为自完地，非特为中国协助计也”。苦口婆心，以辽左既失，朝鲜也有隐忧为底牌，迫使朝鲜出兵。但朝鲜坚持以明朝先出兵为条件，只愿助兵分羹而不愿火中取栗，态度十分游移。

二议饷银。在此问题上，朝鲜也是能推则推，但因后金确实如芒刺在背，欲拔不能，故不能堵死与明朝谈判大门。马聪援引亲身参加东征、居留朝鲜3年的经历为证：“先年征倭之役, 亦曾参监院军事, 三易寒暑, 经游颇久, 贵国事情知之极熟”，认为朝鲜助粮是可以办到的事，“先年往来顺天，海道亦颇详知”成功封住朝人之口，迫使其答应筹办。

三议买舡细节。马聪建议朝鲜代买大船百只，以便运回避难朝鲜的辽民。事涉难民问题，朝鲜不便推托，只用力于时限、数量的协商。

最后，朝鲜光海君一槌定音：“安能以我不炼之卒，敌彼数十万㺚兵乎? ”于是，谈判陷入僵局。梁之垣空手而回，言朝鲜“佥括遗丁二万以候助征”之事，尚需我兵“自强而挟持朝鲜以为用”。萨尔浒之战，首开朝、明军事合作之局，这次马聪参与的谈判，是萨尔浒战役之后，明朝联合朝鲜、复兴辽左计划的第一次尝试，却没能成功。

天启初年，马聪任职辽东及吴有孚与登州将官的关系，使我们对自宗道叔侄革职后，逐渐沉沦的吴氏家族重新掌控山东、辽东，以及影响中朝关系的内涵，有了全新的体会和把握。

吴氏家族在京城锦衣卫内的势力也不小。朱赓女婿吴孟登兄吴孟明，以锦衣卫籍居京师，子弟皆从顺天庠起家。天启中，魏忠贤用事，许显纯掌诏狱，孟明为其副手，每欲起大狱，孟明均劝显纯无多连染，“自为他日地”，后先纵舍几40人。后孟明被逐，“大狱始成，杨、左辈皆烤死”。崇祯初，吴孟明以都指挥使掌卫事，进秩一品。

此后，吴氏家族成员的政治态度不再明显，行事低调，这或许与宗道、有孚叔侄被劾经历有关。但在接近权力中心并影响时政的道路上，吴氏家族虽一度受挫，却仍重整旗鼓，可见这些江南世家大族的坚韧与实力，他们绵延不绝的社会力量和政治追求几乎是坚不可摧。

宋朝宋代·马端临与《文献通考》

马端临与《文献通考》

马端临是饶州乐平人，字贵与，度宗时宰相马鸾之子。咸淳九年 (1273) 漕试第一。宋亡后，为慈湖、柯山两书院山长、台州儒学教授。

马端临秉承家学，穷二十余年之精力，撰成史学巨著《文献通考》382卷。其书以杜佑《通典》为蓝本，贯穿古今，会通历代典章制度，博加考察。所载宋代制度最为详备，多为《宋史》各志所未载。因身当亡宋之痛，故于南宋统治者的腐败，时有愤慨的批评。其书刊于元英宗至治二年 (1322)。

《文献通考》分24门，其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仕、宗庙、王礼、乐、兵、刑、舆地、四裔19门，皆因《通典》成规，而离析其门类。天宝以前加以补充，天宝以后续写至嘉定之末。其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5门，则为《通典》所未有，采录诸书以成之。其中所载宋制尤详，其案语亦多贯穿古今，折衷至当。虽简严稍逊《通典》，而详赡则过之。其自序说： “引古经史，谓之文; 参以唐宋以来诸臣之奏疏、诸儒之议论，谓之献; 故以名书。”

《文献通考》为研究中国古代典章制度之重要史籍，尤其是研究宋代典章制度的必备之书。

东征故将陶大临与山阴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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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 宋代·马端临与《文献通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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