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德瑛休宁史上曾有国家最高监察官

Posted 2023-01-04 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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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德瑛休宁史上曾有国家最高监察官

休宁县历史悠久，名人倍出。自东汉建安十三年建县以来，就走出了19位文武状元，被誉为中国第一状元县。其中状元之一的金德瑛，在清乾隆二十三年，升之都察御史，成为官居一品的国家最高监察官。

金德瑛(1701-1762年)，休宁瓯山木桥头人。他35岁那年，正值乾隆皇帝弘历登基，进京赶考夺魁状元之首，是乾隆皇帝钦点的第一名。

中状元后，金德瑛入翰林院为修撰，掌修国史。乾隆对他极为器重，便命他以修撰身份入值南书房，侍从作文赋诗。第三年，就让金出任福建乡试正考官。第六年出任江南乡试副考官。第八年，又奉招提督江西学政。三年任满时乾隆帝下诏.”德瑛很有操守，取士公正，命正留任。”在江西任期内，金德瑛提倡通经学古，大办教育，注重选拔人才。江西地方官吏和百姓谈及他的丰迹时便纷纷赞叹。

回京后，金德瑛任太常寺卿。后又奉命任山东提督学政。当时，山东一带发生饥荒，邹县、腾县灾情。严重，乾隆诏令发粮赈灾。但对重灾区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当地官员不敢再申请救济。这时，德瑛任满还京，便即上疏奉告邹、腾一带灾情。由于他对民众的关心，得到乾隆的褒扬，诏命再加赈济，救民于水火。

乾隆二十三年，金德瑛便升任都察御史，成为国家最高监察官。刚到任几个月，他便就乾隆颁布的祭祀圣贤帝王的致祭人员提出裁减，可委派一员大臣去，这样可节省人力和财力。乾隆帝觉得有道理，准奏了。一个月后，德瑛奉命去通州检查国库粮仓时病倒途中，入京后不久便病逝，享年62岁。

金德瑛一生为人正谨，才华横溢，与郑板桥往来甚密，郑鼓励德瑛做一个公正廉明的清官。金德瑛曾写出“傲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和“动莫如敬、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事莫如咨”十六字的长联教育后代。

金德瑛病逝后，遗体葬于万安镇上黄村（今上黄村委会附近）。1998年至2000年间，为了缅怀、追念祖先金德英，不少境内外金氏人员前往上黄村拜谒金德瑛墓遗址，并于2001年编印了图文并茂的《金德英公诞辰300周年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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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瑛是中国共产党优秀的女干部，一九二七年五月入党，参加了洪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抗战后历任湘鄂西区党委书记、川西南工委书记等职。建国后历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等职。她为人刚正不阿，处事公正无私，被称为“女青天”。“文革”内乱中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一九七三年七月含冤而死。

(一)

钱瑛，乳名有生，学名生桂，曾用名陈萍，一九○三年五月十四日 (农历四月十八日)生于湖北潜江周矶镇。兄妹四人，她排行第四。

钱瑛的祖辈原居湖北省咸宁县的力稼庄 (今咸宁马桥) ，后来迁往潜江县周矶镇经商谋生。她的父亲钱训臣和母亲彭正元在周矶镇开小药店。在钱瑛幼年时，她母亲因药店生意不好，家中生活困难，携带她们兄妹回到力稼庄，依靠祖传的几亩薄田度日。她七岁到塘角冲私塾读书，深得塾师喜爱。十多岁又随母亲来到周矶镇，先后就读于私塾和县城半工半读的职业女校。有时失学，就在家帮助母亲做些家务。但她喜爱读书，尤爱好古典文学，向往古代花木兰、岳飞、文天祥等英雄人物。

钱瑛年纪稍大时，决心要同男子一样做一番事业，不许有人歧视她，侄辈们都尊称她为“四爷”。她为人沉静寡言，作风朴实，但意志刚毅。凡她认为该做的事，绝不半途而废; 不愿做的事，别人也难以强求。如她幼时被父亲许与陈姓，不久男方病故。后来又有媒人来提亲事，她执意不从。父亲对她怒斥道： “这事怎么能由得你! ”她想： “由不得我，就死! ”一气之下，跑进房中拿起剪刀自尽，幸被嫂嫂发现获救。颈部的伤疤，成了她反抗包办婚姻的见证，从此，家里人谁也不敢再强迫她了。

一九二三年，钱瑛从潜江来到武汉，住在同族钱介盘(亦石)家补习功课。钱介盘是我党早期的革命活动家、教育家，在武汉颇有声望，对钱瑛爱护备至，经常为她讲述革命道理，提高思想觉悟。她于同年夏天投考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校方以她幼年缠过脚不便上体育课为理由不予录取，经钱介盘交涉，促使校方将她以备取第二名录取入校①。

钱瑛走进女师，实现了她平生力求学业深造的强烈愿望。她虽然基础较差，但能迎难而上，奋发学习，很快就取得好的成绩。这时的钱瑛，还不过着重以文学修养来陶冶自己的品格。如她向往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那种男耕女织，平等和睦的美好社会，常说自己要为实现这种社会探索一条途径。她喜爱写古体诗，曾和同学吴瑞芝、张叙敬、李华琼组织小诗社，自诩“爱梅轩主人”，常以梅花傲严寒、斗冰雪的品格激励自己。

一九二四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推动了反帝反封建群众运动的迅速发展。先进青年纷纷走上国民革命的道路。女师在进步学生徐全直、夏之栩、杨子烈、袁溥之等带领下，不断掀起学潮，反对“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要求民主解放。钱瑛也受到她们的影响，毅然投入女师的学生运动。她剪去长辫，留着短发，利用课余时间，或到医院看护伤兵，或到大街宣传抵制日货，经常活跃于群众之中。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刀光剑影，使她看清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腐朽的反动本质，并逐步懂得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拯救民族危亡的道理。就在这一年的三月，她由吴瑞芝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五月又转入中国共产党①。在革命最危急的时刻，她却以一个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战士，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

大革命失败后，钱瑛离开母校，辗转于汉口、九江、广州、上海等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在汉口，她参加过劳动代表训练班的学习; 南昌起义时，她在九江总工会作组织工作;广州暴动时，她在广州作兵运工作和广东省委宣传部工作。一九二八年，她调到上海，任全国总工会秘书。这时，她和一起在全国总工会工作的共产党员谭寿林结婚。一九二九年春，钱瑛奉命出国到苏联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她不顾身已有孕，毅然起程，在苏联生下一个不足月的女孩，寄养在保育院，一九三一年初她回国时，难以顾及，仍只好将孩子寄养，后来下落不明。她回国后，奉调到湘鄂西苏区工作。四月，她爱人谭寿林在上海不幸被捕，不久在南京英勇就义。从此以后，她将悲痛化为革命烈火，更加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也没有再组织个人家庭。当组织和同志们关心她并提及这事时，她总是这样回答： “我过惯了大家庭，不要小家庭。”几十年来，她就这样为革命贡献了自已的一生。

(二)

钱瑛在湘鄂西苏区，先是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职工委员会委员、工会常委兼秘书长等职。她经过深入调查研究，组织发动群众，建立了雇农工会及贫农团，并于一九三一年三月十日撰写了《论怎样建立乡村工会》一文①，对建立乡村工会的意义等问题作了全面的论述。文章首先指出： “加紧建立和发展群众的组织，是我们目前刻不容缓的任务，特别注意最受压迫、生活最痛苦的乡村工人”，应“即刻地建立乡村工人的阶级工会”。接着，文章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经济特点，是“造成乡村工人的社会成份及其被雇佣形式的复杂，文化方面也是异常的落后”的原因。要改变这一状态，文章认为“要动员最觉悟最有经验的城市工人竭力的去帮助他们这些最薄弱的兄弟，并且要普遍的提高乡村工人自己地文化程度，打破他们的一切封建思想与宗教迷信，发展他们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认识”。文章最后还强调要吸收乡村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各项革命活动，“ 经常地加紧训练工作，以造就工会的干部，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乡村无产阶级的阶级工会”。在钱瑛的积极努力下，湘鄂西苏区的雇农工会逐渐地建立和发展起来。一九三一年五月六日，钱瑛、张敬之在《自湘鄂西致全总信》中汇报说： “监利已有雇农工会的组织，会员约八百余人，沔阳、汉川的雇农工会刚才开始组织。”①

钱瑛还担任过中共潜江县委组织部部长和县委书记。在她的领导下，农村普遍发展苏维埃及农民协会等群众组织，并掀起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群众运动; 在城市也打开了城镇工作的局面。只是当时王明“左”倾错误已影响湘鄂西苏区，如在土地改革中，平分一切土地; 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远田;侵犯中农利益，没收资本家的财产等，加上国民党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和造谣，曾一度使潜江县城许多店铺关起门来不做生意，市面冷冷清清，进城的农民连食盐也买不到。她根据贺龙的指示，检查研究了对中、小商人的政策执行得不好的情况，提出了纠正的办法。她一面召集工会干部开会，向大家进行政策观念的教育; 一面派人向关店停业、率家逃到张港的商人吴贤仁作解释工作，动员他回潜江县城继续营业。在吴贤仁回来恢复营业的影响下，其他中、小商人也陆续回城，“左”的错误影响才得以克服，使市面恢复正常。

钱瑛在担任省巡视员期间，经常深入沔阳、潜江、监利等地检查工作。当时，在苏区与白区交界的地方，群众的对立情绪异常严重，凡来自对方的人往往抓着就加以杀害。钱瑛针对这一情况，曾多次教育苏区的干部，要善于分清敌我，对捉到从白区来的群众，不能乱杀，要放回去，要设法消除交界地区群众之间的对立，这有利于革命工作的开展。她对以夏曦为书记的湘鄂西中央分局领导的肃反扩大化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有一次她问夏曦： “这些负责干部都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考验出来的，有的是根据地的创始人，怎么会是反革命呢?”①夏曦分辩说： “他们建立根据地就是为了消灭根据地，他们创立红军也就是为了消灭红军”②。她认为这完全是一种违反逻辑的推理，毫无根据。她为许多苏区干部被错杀而感到痛心。

一九三二年五月，正当我红三军向襄河北岸行动时，川军范绍曾部一个旅乘虚直入，占领了老龙口，企图向新沟嘴、周老口、瞿家塆我洪湖中心地区进犯。那时只有一个警卫团留守根据地，形势十分危急。钱瑛果断地指挥赤卫队几百名战士，连夜赶到数十里外的直路河地区，从后面袭击敌人，从而减轻了警卫团正面作战的压力。这时，红三军主力从襄北赶回，将敌人歼灭。

同年六月，蒋介石调集十万兵力，“围剿”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九月，红军主力被迫撤出洪湖苏区。突围时，钱瑛化装为农村妇女，身穿蓝印花布褂，头戴草帽，混在群众之中，通过了敌人层层岗哨的搜查。在沔阳通海口处，敌人发现她是外地人，便将她扣留，严加审讯。她机智地说她姐夫童勉之从汉口贩药材来此做买卖，很久未回，姐姐不放心，特地要自己到这里来找姐夫。当时有位农村老大娘当场挺身而出为她作证。她又通过童勉之的关系，请当地王福记药铺出面作保，因而获释。事后，她到了汉口童万泰药铺二姐处，在汉阳租了一间房间，隐蔽两个多月。年冬，她乘船去上海找党的组织。

六十年代初，歌剧《洪湖赤卫队》影片上映，钱瑛看后，心潮澎湃，曾赋诗一首，题为《歌剧“洪湖赤卫队”观后》③，缅怀湘鄂西苏区的战斗生活。诗如下：

回首湖滨三十秋，

几番风雨几多愁。

狂飙蒋匪同为敌，

鱼米家园两不留。

杀敌抗洪双苦战，

红军义士血争流。

英雄智勇贯千古，

一曲名扬震五洲。

(三)

一九三三年初，钱瑛任江苏省委妇女部秘书。四月，因叛徒告密，她被国民党特工总部上海行动区逮捕。在敌人的审讯室里，当叛徒出面指证时，她怒不可遏，打了叛徒一记耳光。几个特务蜂拥而上，将她殴打至伤，拖回牢房。在敌人的法庭上，她英勇不屈，义正辞严地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残民的罪行，后被判处十五年徒刑。在国民党江苏第一监狱和南京反省院期间，她发动同监的难友拒绝向敌人“反省”、“悔过” ，拒绝向国民党党旗敬礼，拒绝唱国民党党歌。她是狱中几次绝食斗争的领导人之一①。

有一次，狱中的国际友人牛蓝夫妇进行绝食斗争。钱瑛听说后立即组织政治犯以监狱的物质生活太坏为理由提出五项要求，宣布绝食，以声援牛蓝夫妇。绝食到第七天，典狱长被迫答应了大部分要求，斗争取得胜利。又有一次，由于监狱虐待政治犯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吃的是掺着砂子、稗子和发霉的黄米; 喝的是夹着泥砂、虫子和草纸的菜汤; 放风的时间也缩短了，大家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钱瑛和同监的帅孟奇、夏之栩等集中大家的意见，决定再次进行绝食斗争。这次绝食斗争不但不吃饭和其他食物，还绝了水。绝食、绝水的第三四天，有的难友呕吐，嘴唇发裂，皮肤干燥，洗脸时皮肤上的毛孔马上将水吸干。但大家互相鼓励，团结一致，饿死也不向敌人屈服。到第七天，监狱当局怕出问题，不好交待，不得不答应大家提出的要求，改善政治犯的生活待遇。

在监狱中，钱瑛处处关心难友，得到大家的爱戴。一九三五年初的一天，在放风时，她突然发现曾在一起工作过的战友彭镜秋带着一个小孩也在坐牢，才知道她被捕了，但又只能装作不相识的样子。一天，她借放风机会悄悄地问彭镜秋： “你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没有?”当她知道彭没有承认时，就鼓励彭说： “我们在第一线同敌人战斗，就要站稳立场。”①她暗中托人将一床棉被捎给彭镜秋，并叮嘱彭不要说是谁送的。没过几天，棉被被查房的看守发现，将彭镜秋带去看守长那里拷问谁是送棉被的人。钱瑛知道后，马上去找看守长，理直气壮地说： “棉被是我送的。这么冷的天气，她带着孩子，谁没有恻隐之心?!”看守长竟恼羞成怒，给她带上手铐。当她回到牢房时，小号子全体女政治犯立即宣布绝食，以示抗议。第二天，敌人无法，只好又将她的手铐去掉①。狱中有一个年纪最小，外号叫“小骆驼”的难友，钱瑛常常热情帮助他学文化，讲革命道理。“小骆驼”在她的启发诱导下，经常为难友传递消息，对狱中的斗争起了不小作用。“小骆驼”出狱时，她做了一个书包送给他，上面绣有“任重道远”四个字，鼓励他长大后继续做个有益于革命事业的人②。

在监狱和反省院期间，钱瑛由于带头坚持斗争，曾遭到单独监禁及种种折磨，但从没有动摇过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心。她常常用针在手帕上刺孔传递消息，同难友保持联系，并用各种办法保护同志，减少损失。她用旧布做了一些小手帕，用旧袜线在上面绣有铁窗、明灯、太阳等图案，分送难友，鼓励她们在黑暗中要看到光明，要坚持斗争③。

一九三七年九月，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根据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协议，经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交涉，钱瑛等十三人，于九月二十五日获得释放，回到了党的怀抱。

(四)

钱瑛获释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即派她到湖北工作。十月，中央决定由郭述申、陶铸、钱瑛组成湖北省工作委员会，由钱瑛负责农委与妇委的工作。一九三八年一月，中共湖北省委正式成立，她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为了重建和发展湖北党的组织，她不顾身体虚弱，以坚韧的革命毅力，奔走于武昌、汉口、汉阳之间，审查原有党员和发展新党员。她明确规定：对于党员或发展对象，必须逐个经过严密审查，然后再决定是否恢复其组织生活或吸收入党。经过钱瑛等人的努力，到三四月间，中共武昌区委、硚阳 (硚口、汉阳)区委、汉口区委相继成立。与此同时，她还派人到鄂西等地去整顿和建立党的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在黄冈建立了中心县委，在鄂北、鄂中建立了特支，在荆沙及宜昌也建立了党的组织①。

这年四五月间，钱瑛来到鄂西，往返于荆(门)、沙(市)、宜 (昌)地区检查工作。沙市原有一个地下党支部，有四十多个党员。红二军团领导曾指示支部长期埋伏，以待时机。后来红二军团长征转移，这个支部同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钱瑛与荆沙区委对这个支部的成员进行了严肃认真的审查，肯定它是红军长征时留下来的一支革命力量，并能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斗争，绝大多数同志表现坚定、英勇，是一个好的基层党组织，因而决定恢复该支部的活动②。在宜昌，有一个未经上级党组织批准而建立起来的支部，经过调查之后，她决定予以解散，但对其中的成员，经过审查而又符合党员条件的，则个别重新吸收入党，既坚持了党的原则，又体现了党的政策，保证了党组织的健康发展。不久，成立了宜昌市特别支部③。

一九三八年春至九月间，中共湖北省委决定，由组织部部长钱瑛负责，在武汉举办党员训练班。党训班开设了党的建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革命史、哲学以及游击战争等课程，分别由长江局和湖北省委负责人讲课。钱瑛分工主讲党的建设。她讲课理论联系实际，常常穿插许多先烈在敌人法庭和刑场上英勇斗争的故事，生动深刻，发人深省。有一次，她讲课时向学员提出这样的问题： “一个党员被捕后，敌人为了扩大反动的政治影响，搭起台来 ‘欢迎’他，把他推上台去，要他发表演说，这个党员该怎么办呢?” “一个党员被捕后，他自己是坚定的，敌人为了制造假象，用他的姓名在报上发表反共启事，他知道后应该怎么办?”在革命遇到危险的时刻，往往是对每一个共产党员最严峻的考验，所以有许多学员在经过反复的思考和讨论后，对这些问题的印象很深，甚至几十年后仍然铭记不忘。由于她的作风平易近人，工作耐心细致，学员们亲昵地称她为钱大姐。

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武汉三镇相继失守，湖北省委迁往宜昌。这时，省委书记郭述申赴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由钱瑛代理省委书记①。她针对武汉沦陷后的形势，明确提出：由于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日寇已占领了武汉和鄂东、鄂中广大地区，还可能渡过汉江西犯鄂西。省委决定不再随国民党党部、省政府行动，而是要把我党的工作重点转向农村，着手创建荆 (门) 、当 (阳) 、远(安) 工作据点②。她向派往这些地区工作的干部传达了董必武的指示：鄂西北各县要加速建党，准备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要不理会国民党的阻挠，大胆放手的干，这就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她还说：“当阳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是鄂西农民运动发展好的地方，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要尽快地使党在农村扎下根。”①她鼓励一些学生出身的党员说： “学生要去打仗，便要决心和农民生活在一起，紧紧依靠农民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②。在她的领导和部署下，鄂西地区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力量的创建工作，迅速开展起来。

一九三九年初，钱瑛到河南竹沟参加中原局召开的干部会议。这次会议决定撤销湖北、河南两省委，成立鄂豫边、鄂豫皖、鄂中等区党委。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敌后，建立、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会议决定钱瑛调任中共鄂中区党委书记。

钱瑛返鄂后，立即召开会议，传达中原局的有关指示精神：一面独立自主地发展党的组织和人民武装; 一面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同国民党的上层人物建立统战关系，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战，要同当时在湖北、河南一带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部队建立统战关系。她指示荆门地区的党组织组织供给部及军民合作饭店，具体帮助张自忠的部队; 以乡村工作促进会的名义，在枣阳地区建立军民办事处，动员和组织几百个运输队，帮助友军解决运输困难。她还指示要应国民党一三七师的再三要求，派干部去帮助做政治工作; 对一些县长、区长、联保主任及开明士绅，也团结他们一起抗战③。

在进行上述工作的同时，党在鄂中、鄂北的工作，也得以顺利开展。如多次举办青年、干部训练班，培训了骨干三四百人，充实了党政军机关的干部力量，发展了党的组织，并在大洪山一带建立了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反动派挑起了一系列反共摩擦事件。针对这种越来越紧张复杂的斗争形势，钱瑛及时地向干部强调指出，必须在党内防止两种错误思想倾向：一种是因为统一战线的存在，思想麻痹，看不到国民党反共逆流的出现; 另一种是在反共逆流面前缺乏信心，思想动摇，乃至丧失共产党人的立场。她强调各级党组织一定要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要使党的工作既能适应形势的变化，又要注意隐蔽，保存力量。

四、五月间，她根据南方局的决定，调到新成立的湘鄂西区党委 (机关设在宜昌，管辖鄂西二十七县和湘西北五县) 任书记。这时形势更加恶劣，她要求大家一定要提高革命警惕，作好充分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在湖南南县地区开展工作的同志，已经受到设在沅江县国民党洞庭湖警备司令部的注意，工作很难开展。她当机立断地决定建立公南特委，将所辖地区扩大到公安全县和湖南澧县。因这两个县不属于上述“警司”管辖范围，从而使党的工作有了回旋的余地①。她还指示江陵县委建立以岑河口为中心的游击战争根据地，组织三湖游击队。所有这些，使鄂西地区的抗日战争和党的工作有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五)

一九四○年二月，钱瑛调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八月，她不顾长途跋涉的劳累和敌人的严密封锁，奔走于重庆、鄂西之间进行工作。

一九四一年一月，鄂西特委书记何功伟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鄂西党组织遭到了破坏。她要求不仅特委成员要迅速转移，下面的骨干也要全部转移到别的地方埋伏起来，没有暴露的基层组织更要隐蔽好，以减少革命力量的损失。不久，何功伟英勇牺牲的消息传来，她感到异常的沉痛。一九六二年，在何功伟就义二十一周年之际，她写了一首七律，寄托对战友的深切悼念之情：

少小曾怀国难忧，

长成誓雪万民仇。

汉江怒吼天迟曙，

海上流亡志幸酬。

铁马金戈战敌伪，

高歌壮语励同囚。

忠贞那惜头颅掷，

含笑刑场典范留。①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初，钱瑛任南方局派驻川西特委代表和中共西南工作委员会书记。有一段时间，她同张清华住在成都市郊九仙桥。张是成都市委妇女部长。她们自称姐妹，说是从川东流落此地的。当时生活艰苦，环境险恶。八路军办事处每月发给她们的津贴不足买一斗米，主要靠半饭半菜充饥。在此期间，她曾多次遭到特务的盯梢，甚至跟踪到厕所，但由于她的机智沉着，摆脱了险境，完成了党的工作。

一九四三年夏，钱瑛赴延安，入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白区地下党的许多人被打成所谓“红旗党”特务，使不少同志遭受审查，蒙受冤屈。钱瑛刚到延安时，也被怀疑和受审查。但她沉着冷静，坚持实事求是，相信问题会搞清楚。她两次向社会部据实介绍地下党斗争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帮助搞审查工作的一些领导人对白区地下工作有所了解。她还为张清华、密加凡、余杰等同志作证，澄清问题，使他们恢复了自由①。同志们都十分敬佩她坚持真理的精神。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六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钱瑛作为七大代表参加了大会。是年冬，她回到重庆，任党的重庆局(原南方局改名)组织部部长。

(六)

从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到一九四六年，钱瑛先后任中共中央重庆局、南京局(重庆局迁南京改名)组织部部长。中共在重庆、南京、上海等地的代表机构撤走后，中共中央指示由上海局领导蒋管区党的工作，她调任上海局委员，分管川、滇、黔、湘四省及武汉市地下党和平津一部分党组织 (主要是学校党组织)的工作，并负责领导整个蒋管区的学生运动，兼管上海局青年组和上海市学委的工作。

一九四六年六月以后，蒋介石彻底撕毁旧政协决议，全面发动内战。钱瑛根据党中央、毛泽东有关在蒋管区城市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反对蒋介石统治的革命群众运动，进行第二条战线斗争的指示，在南京、上海召集各地党组织负责人汇报情况，分析形势，部署工作，着重全面地阐述和贯彻党中央制定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十六字”方针。她强调指出： “在党处于地下情况下，任何时候党组织和干部都必须荫蔽、埋伏，千万不能重走抗战初期武汉地区那种大轰大擂的暴露组织的老路，但荫蔽、埋伏的目的是为了积蓄和发展力量，进行革命斗争。因此，只有我们深入地做群众工作，提高群众觉悟，党的组织和干部才能真正荫蔽在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一旦时机到来，我们就有力量打击敌人，开展革命斗争。”①为了全面积极地贯彻白区工作的“十六字”方针，她要求各地党组织领导党员善于用各种形式去团结群众，做扎实细致的工作; 要关心群众，解决群众的切身问题; 要善于组织发展进步力量，积极建立发展中国民主青年同盟、民主青年协会、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等党的秘密外围组织，作为党联系进步群众的纽带，领导城市群众斗争和学生运动的助手，并在这一基础上积极而慎重地发展党的组织②。为荫蔽组织，防止敌人的破坏，她要求地下党各级领导机构要精干、灵活，组成人员要少，机构名称要小，还要按照历史关系，在同一地点、同一行业建立平行组织(如平行的工委、学委，平行的支部等)，在工作上互相配合，在组织上互不联系地开展活动①。同时，她还坚持要求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既要互相配合，又要严格分开，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有二线、三线配备，要坚持单线联系，党员和积极分子如已暴露或有暴露危险的，要坚决撤退②。

在钱瑛等的正确领导下，各地地下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全面积极地贯彻了党中央制定的白区工作方针。所以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尽管蒋介石采取异常残酷的镇压办法和狡猾的特务手法，仍然破坏不了我党散布在各地的地下组织和所领导的蒋管区城市群众革命运动。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北平发生了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的事件后，在钱瑛领导的“南系”③党组织和华北局领导的“北系”党组织互相配合下，迅速发动了一个规模较大的抗暴运动。这次抗暴运动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学生为主体，在取得教授、社会名流的同情和支持下，于十二月三十日举行了有万余学生参加的游行示威。钱瑛抓住时机，立即要求各地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配合这场斗争。各大城市的广大学生纷纷起来响应，举行罢课、游行示威，抗议美军暴行。全国参加人数达五十余万，超过了一二九运动的规模。这次抗暴运动，是内战全面爆发以后蒋管区学生运动反美反蒋斗争的第一炮，标志着蒋管区人民斗争新的高涨④。抗暴运动结束后，北平“南系”地下党负责人袁永烈到上海汇报。钱瑛听后指出：现在看来，蒋管区学生运动的高潮已经到来，今后要积极主动地开展群众斗争，配合和支援解放战争的发展，不断冲击蒋家王朝①。

一九四七年，震惊中外的“五二○”惨案②发生后，各地学生同仇敌忾，在党提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的指引下，分别举行了大规模的罢课、游行，猛烈地向国民党反动派进攻，形成了强大的第二条战线，使国民党反动派陷于极端孤立的境地。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取得胜利后，钱瑛及时召开上海局青年组会议，进行全面总结③，提出了今后领导群众斗争必须掌握的问题。她强调指出，坚决贯彻执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方针，是在蒋管区敌强我弱的总形势下我们战胜敌人、积蓄力量、发展革命群众斗争的关键。她说，“有理”，就是要及时抓住敌人理屈之处进攻，题目选好，师出有名，就好大做文章。“有利”，就是要选择有利时机进攻，每次斗争要有收获，从而提高群众斗争的热情和觉悟，并使进步力量在斗争中得到发展和壮大，一定不要硬碰。“有节”，就是要适可而止，波浪式地发展运动，不能无限期地采用最尖锐的斗争方式，也不能坚持不可能达到的过高要求，使自己陷于被动。她还说： “这是党领导昆明 ‘一二·一’ 学生运动从无限期罢课转到 ‘停灵复课’斗争所得到的一条重要经验。”① “五二○”游行后，华北学联未经党组织同意，决定把六月二日定为反内战日，号召全国在同一天举行罢课、罢工、罢市。这是完全错误的。当她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和刘晓(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研究，决定在这一天学生不上街游行，只在校内举行抗议集会，并电告中央，中央复电同意，并向各地转发了上海局的请示电报。后来北平‘南系’ 负责人七月来上海汇报时，她严肃地提出批评，指出这种事先宣布我们的斗争部署，同敌人硬碰的作法是错误的，而且在当时的条件下，实现全国性的“总罢”也是不可能的。她还说： “你们北平靠近解放区，北平提出的口号，别的地方以为是党中央的意见，有力量的要响应，没有力量的也要响应。这次武汉大学由于响应北平的错误号召，造成了不必要的牺牲，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②她针对上海、杭州个别大学一直在坚持无限期罢课，指出这种作法不对。她说，现在快放暑假了，中间学生一走，少数进步分子就暴露了。青年组织和学校党组织应立即向积极分子做工作，赶快改变斗争方式，及时解决复课问题③。正由于她和各地党组织坚决贯彻了“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方针，所以从一九四六年到全国解放，大的学生运动搞了十几次，规模越来越大，斗争越来越尖锐，一直保持着胜利前进的态势。

在领导蒋管区学生运动中，钱瑛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提高斗争艺术，切实执行党的政策。例如，在团结广大中间群众的问题上，要善于根据中间群众的切身利益和觉悟水平提出斗争的口号和方式; 要经常研究中间群众的情绪和变化，善于等待和提高他们的觉悟; 在公开的领导机构(如学生自治会、学联……等) 中要吸收中间群众的代表人物参加领导。这样，既有利于我们直接听到中间群众的意见，又有利于迷惑敌人，掩护党的组织，团结大多数群众，并可在斗争中使他们转向进步，壮大党的力量①。在领导学生运动问题上，她强调要做好团结争取教授的工作，把他们当作直接同盟军，使他们站在学生运动一边，就更利于发动中间群众，争取社会同情，敌人要镇压，也就不得不有所顾虑②。解放战争时期学生运动搞得成功，其中争取教授的同情和支持，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一九四八年一月，上海局在南京举办学习班，上海局和南京市委的干部参加了学习。钱瑛在学习班作了关于党的组织工作和党员气节教育的报告。四月，经中央同意，钱瑛转移到香港，与华南分局合署办公。上海局决定利用香港的特殊环境举办学习班，分批抽调川、滇、湘、黔四省和上海、南京、武汉三市的地下党委及“南系”平津学委负责干部到学习班学习。学习班由钱瑛主持，刘晓、刘长胜常去讲课。学习班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一，进一步全面地理解“十六字”方针，在新形势下，地下党在城市方面，应坚决实行疏散荫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 不能再用过去的老办法(如罢课、罢工、游行、示威等)去进行斗争，而应深入团结群众，坚持、扩大阵地，尤应避免将城市中多年积聚的革命领导力量在解放军尚未逼近、敌人尚未最后崩溃之前过早地暴露而招致损失。二，除在条件成熟的农村尽量开展武装斗争外，要认识蒋管区大中城市的解放是依靠解放大军，而不是靠地下党去组织城市武装起义; 地下党的基本任务是要从过去破坏敌人的统治转到团结工人、学生和各阶层群众，加强统战、策反工作，开展反破坏、反迁移的斗争，全力保护好工厂、交通、学校、机关和资财、档案、人民生命财产，以配合大军，迎接解放①。在学习中，她强调大家必须思想联系实际，总结经验，以达到提高认识，解决问题为目的。她对学习班抓得很紧，严肃认真，但在生活上平易近人，与同志们一起打扑克，话家常，甚至热情关怀和帮助他人解决恋爱、婚姻等问题，深得同志们尊敬和爱戴。

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根据党中央的部署，从一九四八年下半年起，钱瑛从香港、上海、北平先后抽调不少干部到武汉，加强武汉的工作。她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给中央的电文中，较为详尽谈了她对武汉的斗争形势和党的工作的具体部署②。她认为白崇禧为着控制武汉，争取时间，积极扩充其实力，其目前方针是以和备战，中心准备撤退，进行破坏，现已将三十兵工厂、被服厂及汽车修理厂的一部分迁移至柳州，并积极准备迁政府到鄂西。她强调当前最迫切的重要工作，是加紧培养干部，宣传党的各项城市政策，积极组织群众，反迁移、反破坏，护厂护校，保卫城市。在策略上，她认为要扩大与加深桂系与蒋系和地方的矛盾，争取团结地方元老中的开明分子及工商界，依靠基本群众，配合解放军，粉碎敌人破坏、屠杀的阴谋，彻底解放武汉。为了适应川、滇、黔地区解放的需要，她从川、黔两省抽调一批领导干部，集中到香港，于四月间亲自将这批干部带到解放区，并在武汉解放后来到武汉。其中除个别同志派回川、黔向地下党传达中央关于迎接解放的指示外，其余都留下参加武汉市的接管工作，使他们从实践中学习经验，为日后迎接四川、贵州的解放作好准备。

在促进湖南和平解放的斗争中，钱瑛也倾注了大量心血。是时，她是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当华中局接到程潜表示愿意起义的备忘录和湖南地下党省工委的报告，决定派专人去湖南传达中央、华中局关于程潜起义和湖南迎接解放的指示后，她指派原成都地下党一位负责人洪德铭和湖南工委交通刘尚文负责此项任务，并对他们传达了一些工作要点，请默记熟背。其要点是：湖南，已经是党和人民的湖南，而不是反动派的湖南了; 党的任务是广泛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加强统战工作和策反工作，开展反迁移、反破坏，护厂护校，保护机关、档案、交通和一切资财的斗争; 要立即停止武装袭击敌军和敌人政警机关的行动，避免敌人狗急跳墙，提前动手进行破坏和屠杀; 要加强对程潜、陈明仁的工作，劝陈明仁不能有任何暴露，也不要搞什么驱白 (注：指白崇禧)运动，以便麻痹蒋介石，稳住敌人，争取顺利地实现和平解放①。钱瑛还交待地下党组织和进步力量要继续隐蔽好，要立即停止发展新党员，防止投机分子、坏人混进党内和地下武装;要加强对党员和积极分子的政策纪律教育，服从解放后各级党委的领导，做好会师、团结工作②。八月四日，程潜、陈明仁通电宣布起义，长沙和湖南北部胜利实现和平解放。

(七)

全国解放初期，钱瑛在武汉先后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组织部第一副部长，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组织部部长、纪委副书记、妇委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人事部部长等职。在此期间，她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精神，针对党内出现的某些问题，先后撰写了《发扬党的光荣传统，继续提高党的战斗力》①、《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②等文章。这些文章深刻地分析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性。她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必须扩大党的队伍，加强党在各项建设事业中的领导作用。由于解放前“党的组织长期处在分散的游击战争和秘密的地下工作情况下，不能经常得到党中央的直接领导，党员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因之未能有系统的提高”，“少数党员……对中国革命长期性认识不足，对共产党的最终目的认识模糊，以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全部革命事业的成功”。现在，党的地位变了，“这些党员，自以为对革命劳苦功高，应该享受革命果实，……不愿再作艰苦的工作”，如果这样下去，我们党会蜕化变质，政权有得而复失的危险，就根本谈不上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了。文章还分析了有的地方基层党组织，在大量发展党员时将一些未经考验和教育的普通群众、一般的积极分子吸收到党内来，降低了共产党员的标准，甚至个别投机分子也乘机混入。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她指出：中南地区“党的组织必须加强和整顿”，要结合当前各项中心任务，采取严肃慎重的方针，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一次普遍整党工作。

一九五二年二月，党中央发出关于整党工作必须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相结合的指示。钱瑛在领导整党和“三反”运动中，耐心地向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教育和纪律教育。她沉着冷静，对一些案件反复调查核实，排除假证、假供，对确实严重违犯党纪国法的问题，则按照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严肃认真地进行处理，强调“绝对不许党内有两种纪律存在的现象”，这就是说，党的纪律对任何党员，上至高级领导干部，下至一般党员，都是平等的，任何人不能有特殊①。从一九五一年下半年开始的全国性整党中，她积极参与领导了中南地区的整党工作，并收到了显著效果。

在党的建设上，钱瑛不但按照党章严格要求党员，也同样严格要求自己。她常说： “我是做党的工作的，正人必先正己，不正己如何正人?”②她一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全国解放后，她一如既往，仍然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那么一股拚命的革命精神和艰苦朴素、平等待人、公而忘私的思想作风。一九五一年，有一位外国医生给她检查身体后，说她的“寿命只有几年了，不能再工作了”。但她毫不介意。在她的日程表上，只有学习、办公、开会。她说： “我们不是八小时工作制，是包干制。”③在她的时间内，除了为党工作，就没有什么个人的家庭生活，即使是逢年过节也不例外。秘书担心她的健康，有时催促她到公园散步，但她总是走一会儿又回去看文件，考虑工作。她还十分注意不因自己身居领导地位就高高在上，沾染特殊化的恶习。她的服务员李青荣回忆道： “我跟随钱部长五年多，她的居室陈设简单，衣着朴素。钱部长处处为国家节约，在武汉时，按编制组织上要给她两个秘书，两个警卫员。她只要一个秘书，一个警卫员”①。她从来不许自己的亲属利用她的关系得点“照顾”，常常教诲侄子们： “我是共产党的干部，不是国民党的官，你们对外不要谈我和你们的关系，不要要求照顾。”②她还叮咛她的秘书：“不要因为是我的亲戚就瞒着我去帮忙。”③她的这种律己奉公，艰苦朴素，与群众血肉相连的崇高品德，赢得了同志们的敬佩和爱戴。

一九五二年初，钱瑛奉调到中央工作，先后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党组书记、部长，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等要职。她忠贞不渝地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坚决与破坏党的路线、方针的行为和不良倾向作斗争。她经常深入各地调查研究，指导工作。一九五四年六、七月间，她带领工作组到东北地区，考察了三个省、六个市、二十多个主要工矿企业的纪律检查工作，着重了解了工矿企业中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思想情况以及执行国家生产计划中存在的问题，并向中央写了报告。在报告中，她指出了一些工矿企业的党委领导干部包办代替厂长的行政工作，忽视党的政治思想领导，以致有的厂矿长期闹不团结，生产无人负责; 干部中存在弄虚作假、骗取荣誉等不良倾向，使党的政策不能贯彻。为此，她建议加强党在工矿企业中的政治思想领导和改善党组织的工作方法①。这个报告，得到了党中央的重视，很快批发给全党。

一九五七年后，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一定程度上遭到破坏。有些部门党的领导人独断专行，压制不同意见，使生产遭到破坏，给群众生活造成很大困难。中央监委会对此十分关注。一九六○年和一九六一年间，钱瑛不顾自己身患疾病，多次率领工作组到问题最多、困难最大的地方，调查情况，纠正“五风”②，处理违法乱纪事件，平反冤假错案，解除人民群众的危难。一九六○年冬，她带领工作组到甘肃省进行实地考察时，发现那里一些地方的困难并不是由于群众思想有问题或坏人捣乱引起的，而主要是由于某些领导干部弄虚作假，骗取荣誉，不关心群众疾苦，征购过头粮所造成的。同时，她还发现有的领导干部对于敢讲真话、敢提意见的好同志进行打击报复，制造了一批冤案、错案。她对此极为愤慨，除向有关党委汇报外，并立即向中央告急，请求中央拨粮救灾。中央当即调拨了粮食，赈济甘肃灾民③。地方有关党委根据她的意见，也开始甄别平反冤错案件，调整领导班子，处理违法乱纪事件，使那里的问题逐步得到解决④。

一九六一年，在甄别平反“反右倾”案件的工作中，钱瑛和监委的同志一起，作了很大的努力。特别是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以后，采取了加速甄别平反的措施，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使一九五七年以后被错误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志，基本上得到了平反。一九六二年，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反翻案风之后，中央监委根据全国监察工作会议上反映的情况，认为确有少数人无理闹翻案，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还是该平反的没有平反。针对这种情况，中央监委提出了善始善终做好甄别平反工作的意见。指出凡是处理错了的案件，就要平反。她在协助安徽省委搞好甄别平反工作时，就认真贯彻了这一精神。当时，由于安徽省领导上的瞎指挥，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还把几位敢于提出正确意见的省委领导同志错误地划为反党集团，株连了一批干部。中央监委从人民来信来访中得知那里的问题严重，曾几次派人去检查，冲破层层封锁，了解到真实情况，报告了中央。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让钱瑛同他一起参加安徽组的讨论，帮助与会同志解除顾虑，向中央如实反映了情况。大会以后，她根据中央的指示，带领工作组去安徽协助省委进行甄别平反工作。她首先抓住问题的关键，对几位省级领导同志受处分的案件，作深入调查，反复核实，查清确属冤案、错案，坚决予以平反。因冤错案件受到株连的同志，同时予以纠正。当时，纠正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问题，还没有列入党的工作日程，但钱瑛率领的工作组在发现确有错划的右派分子时，也改正了一批。这在当时是需要具有革命胆略才敢做的。她不怕有人不满，也不怕有人在北京散布流言蜚语。她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说： “过去我抱定必死的决心去和敌人进行斗争，现在我还是这样，不过斗争比那时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了! ”①由于她毅然协同省委坚决落实政策，使安徽全省上下，民怨大消，人心大顺。在中共安徽省委的领导下，全省人民重新团结起来，克服了困难，发展了生产，不到两年的时间，那里的形势便大为好转。

钱瑛在进行甄别平反工作时，总要从正反两方面反复考虑，不轻信，不苟同，不妄断，对冤、错案件，坚决纠正平反; 但对处理正确的案件，绝对不准翻案。

钱瑛在党和国家的监察工作中，十分注意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注意贯彻惩办与教育相结合的方针，达到打击敌人，保护好人的目的。她既反对对一些严重失职和违法乱纪的党员干部采取姑息迁就的态度，又不允许对一些在工作中犯有一般性错误和缺点的党员干部，不耐心教育和帮助他们纠正错误缺点，而只采取纪律制裁的办法，始终坚持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她教育监察工作人员：检查处理案件要立足于关心、挽救人; 对违纪问题要抓苗头、抓倾向、抓典型; 要维护党的纪律，不能只注意成了案件的问题，更要重视党的纪律教育，注意 ‘起于青萍之末’ 的问题，防患于未然②; 对犯错误者的处理，要坚持严肃慎重的原则，既不放纵，也不要草率地给人以处分; 但对于那些野心家、阴谋家、党和人民的蟊贼，必须予以坚决惩处③。她在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纪律检查和监察机关的领导工作期间，鞠躬尽瘁，刚直不啊，成绩显著，不负党的监察战士的光荣称号。因此，她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和人民群众的好评。刘少奇曾经赞誉她是“有领导能力的、是能够独当一面的好同志”①。周恩来赞扬她“铁面无私，是我们的‘包公’ ”②。人民群众称她是“女青天”③。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掀起了一股砸烂“公、检、法”的反革命妖风。他们诬蔑“中央监委机关长期以来为资产阶级司令部所把持，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黑工具”，“推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狂叫：监委那些王八蛋，倒监察到老子们头上。他们把中央监委的大批干部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死党等。自然，钱瑛更是他们迫害的重点目标。在所谓监护审查的幌子下，从精神到肉体，对她进行了令人发指的凌辱、折磨。就是在她患了肺癌，一九七二年送到医院 “监护”治疗时，也没有放松对她的迫害。在她住医院期间，禁止任何人前去探望，不准任何人和她谈话。但是，各种折磨与诽谤，绝对毁灭不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的坚贞信念! 在被监禁、受折磨期间，她依然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操心。在她生命垂危之际，她用微弱的声音，对一位借查病房为名去看望他的同志说： “我向前看”④。这铿锵的语言，表达了一个身经百炼、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必胜信心，也表达了她对林彪、江青、康生这伙混进党和革命队伍的败类的极大蔑视。

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六日，这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的好女儿，含冤逝世，终年七十岁。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及时清理了钱瑛的冤案，她蒙受的冤屈已经得到彻底昭雪。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党中央为她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邓颖超主持追悼会，廖承志在追悼会上讲话，代表党对她革命的一生作出了公正的评价。他说： “钱瑛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是我党一位有威望的女干部。” “钱瑛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对党忠诚，立场坚定，爱恨分明，作风正派，光明磊落，严肃认真，坚持原则，顾全大局，谦虚谨慎，团结同志，密切联系群众，艰苦朴素，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①

注释

①访钱运铎记录(1981年5月5日)。

①钱瑛干部鉴定表(原件存中央组织部档案室)。

①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①②1960年5月7日访钱瑛记录,原件存湖北省档案馆。

③1978年8月4日《人民日报》。

①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钱瑛被捕问题的复查结论(1979年10月15日)。

①杜里夫: 《她的心永远向着党——记大革命时代参加革命的彭镜秋同志》,1982年3月4日《人民日报》。

①杜里夫: 《她的心永远向着党——记大革命时代参加革命的彭镜秋同志》。

②何莲芝: 《忆钱瑛同志》,1978年8月4日《人民日报》。

③李世荪: 《钱瑛大姐三次到巴东》,湖北恩施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编印《革命历史资料》第5期。

①钱瑛: 《二月份组织工作报告》,1938年3月12日,原件存湖北省档案馆。

②1981年5月20日访彭铭西记录。

③1981年4月21日访张清华记录。

①1960年5月7日访钱瑛记录,原件存湖北省档案馆。

②钱瑛: 《湖北各区工作报告》,1939年4月7日,原件存湖北省档案馆。

①②1981年4月14日访问刘真记录。

③钱瑛: 1939年4月7日《武汉失守后湖北各区工作报告》。

①曾惇: 《耿耿丹心照千秋——忆钱瑛同志》,载1979年5月16日《长江日报》。

①1962年11月22日《湖北日报》。

①1981年4月访张清华、密加凡记录。

①②1985年3月1日访洪德铭记录。

③南系地下党是原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抗战期间北大、清华、南开疏散到昆明联合成立的)地下党组织,随学校复员到北平后,仍然由南方局 (以后是上海局)领导。

④王汉斌: 《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地下党是怎样领导学生运动的》,载中央团校青运史研究室编《青运史研究资料》 (4)。

①1985年3月1日访洪德铭记录。

②“五二○”,即1947年5月20日京沪苏杭十六所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六千余人在南京游行请愿,提出增加伙食费和教育经费等要求,百余名学生遭到国民党警宪特务殴伤和逮捕,造成惨案。

③1985年3月1日访洪德铭记录; 王汉斌: 《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地

下党是怎样领导学生运动的》。

①1985年3月1日访洪德铭记录。

②③王汉斌:《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地下党是怎样领导学生运动的》。

①1985年3月1日访洪德铭记录。

②王汉斌:《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地下党是怎样领导学生运动的》。

①曾惇: 《解放战争时期武汉市地下革命斗争概述》,载《武汉文史资料》第1辑。

②钱瑛:《致中共中央电文》,1949年3月23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①②1985年3月1日访洪德铭记录。

①载1951年7月1日《长江日报》。

②载1952年8月11日《长江日报》。

①钱瑛: 《两年来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基本总结和今后工作的意见》,1953年11月11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②③1981年5月访问童定一记录。

①1982年3月23日访问李青荣记录。

②③1981年5月7日访问童定一记录。

①②④王从吾等: 《刚正无私的共产党员钱瑛同志》,1980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

③钱瑛: 《关于甘肃张掖专区检查情况的报告》,1960年11月23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①②马识途: 《坚强的革命女战士钱瑛》,载1979年第5期《中国妇女》。

③钱瑛《两年来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基本总结和今后工作的意见》,1953年11月11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①②③马识途: 《坚强的革命女战士钱瑛》。

④王从吾等: 《刚正无私的共产党员钱瑛同志》。

①1978年3月23日廖承志在钱瑛骨灰安放仪式上的讲话。

金德瑛 休宁史上曾有国家最高监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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