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毓英“起底”始迁祖真实身份

Posted 2023-01-04 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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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毓英“起底”始迁祖真实身份

2011年一部校点本《田州岑氏土司族谱》面世。据称该谱与《田州岑氏源流谱叙》为目前存世两部岑氏官族谱之一，完稿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读后始知主要增加了从岑毓英《西林岑氏族谱》辑录增入了各种“世表”等等。校点者以谱载元末明初田州土官岑伯颜与母周氏“落难”为例，认为在“清谱”之前“田州岑氏官族应该还有更早的‘明谱’、甚至是‘元谱’、‘宋谱’”，否则“就不可能收录到如此详细的历史资料”，“否则后面的这两部‘源流’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而无法追根溯源写下去”。（注1）

逻辑上当然没错。问题是宋代初期编纂“家谱基本上处于一片荒芜”，宋代中期“统治者为了维持政权稳定和巩固封建统治，加强宗族凝聚力，提高尊宗、敬祖的思想”而“大力倡导民间各家族自行编纂家谱”之际（注2），当时在广西刚露面不久的岑氏一家四兄弟轮戎各州之间，居无定所、尚未形成“宗族”。编纂家谱之风吹到广西时，早已融入桂西北土著的岑氏作为“别种”忙于邕州横山寨市马无暇跟风篡谱。

入元之后岑氏为扩大地盘南征北讨并引发家族流血冲突，没功夫顾及编纂族谱。

就目前所能见的广西岑谱，大都属于“族衰修谱”的急就章，最早的或可追溯到嘉靖七年泗城岑氏提供给王阳明“考世次”的谱本。泗城岑氏的这个谱本有可能是弘治十八年岑九仙受辱之后发愤而撰，约成于正德末至嘉靖初之间，当时岑氏三土府之一的思恩府已被改流，岑氏衰败之征兆初见。

入清后康熙二年(1663)镇安土府改设流官通判管事，康熙三十年(1691)岑统藩见复职无望，于家族日趋衰落之际篡修《岑氏宗记》；雍正五年泗城土州因罪改流，“岑映宸妻子家口一并解至浙江原籍安插”（注3），乾隆六年（1741）岑映翰撰《泗城岑氏家谱》。雍正十年“归顺土知州岑佐祚缘事革职”（注4）之后是否曾撰族谱不详。考田州岑氏谱《田州岑氏源流谱叙》“粤田岑氏官职”止于“二十三世祖岑煜”，“余姚岑氏粤田源流世谱”叙先人行狀止于“道光十八年六月”岑煜之孙岑戍“视事”，似可定修于清道光或同治年间；但“源流谱叙”文中有“居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上林乡石人里岑王村”语，可知在光绪初田州岑氏因罪土田州、阳万土州相继改流、光绪十四年（1888）《西林岑氏族谱》后曾经续修其谱，有所增删——除《西林岑氏族谱》之外，上述诸谱可谓“族衰修谱”，旧挡不存，祖墓早毁，记忆中远祖世次、名讳、生卒等更趋模糊，舛误不可避免。

如果真如校点者所说岑氏或曾编篡过“元谱”、“宋谱”，则篡成之后除各支宗亲至少一套之外，一般还会缮写若干副本分送宗亲或呈送上官衙门篡修通志借用；此后或完本不存当会有残本传世，现存的岑氏诸谱何至有诸多舛误乃至有涉 “赝”之疑？

检阅宋史、宋人文献、碑刻中的广西岑氏人物，笔者发现他们与广西岑氏土官族谱的宋代人物基本各有其人，但又偶有疑似相同人物。

一、史载文献人物：

1、岑宗闵：内殿承制。皇祐四年（1052），广州。失踪。（宋史）

2、岑庆宾：内殿崇班。熙宁九年（1076）从交趾门州归宋。（宋史）

3、岑利疆：右武大夫知宜州。大观至政和年间。（宋史）、（程节墓志）

岑利张：内殿崇班。大观三年（1109）摩崖碑《平南丹寇记》

岑利纲：殿侍。大观三年（1109）。（同上）

岑利纪：军将。大观三年（1109）。（同上）

4、岑瑾：武经郎。绍兴三十一年（1161）。雷州、化州。（宋人《文忠集》）

5、岑汝弼：嘉定（1208—1224）中。桂西北。（宋人《漫塘集·墓志》）

6、岑邈：宝祐五年(1257)。桂西北。（宋人《可斋杂稿》）

7、岑从凤：宝祐五年(1257)。桂西北。（同上）

岑从进，宝祐五年(1257)。桂西北。（同上）

岑从毅，景定三年（1262）。桂西北。（宋史）

从见岑宗闵到见岑从毅间隔210年见7代人，平均30年见一代人，失载无考者或约3代人。

二、岑氏谱载人物：

1、岑仲淑：皇祐四年（1052）麒麟武卫怀远将军，征侬智高。家于邕管。

2、岑自亭：熙宁十年（1075），袭父职。流言诬陷。遂入桥利。

3、岑国瑛。“旋里（返原籍）”，生卒年不详。

岑国玙。“旋里（返原籍）”，生卒年不详。

岑国珍。授武功将军。生卒年不详。

4、岑翱：少年夭亡。

岑翔：字利疆。崇宁年间（1102—1106）平归化州乱授知州。绍定三年（1230）“移治田州”。田州一世祖

5、岑英：田州二世祖。

6、岑毅：宋末，入元。

《田州岑氏源流谱叙》从岑宗闵到见岑毅间隔210年见6代人，平均30年见一代人，失载无考者或约4代人。

从总体上看，广西岑氏族谱舛误较多主要集中在宋代远祖这一部分。

田州岑氏由宋入元者岑翔是谁？其实答案并不复杂，他应当是见于《可斋杂稿》的岑从凤；父、祖希望他凌空而翔成为鸟中之王，也只有他有可能于景定三年（1262）而不是绍定三年（1230）“移治田州”——在贵州地方史里“岑从凤”被以谐音译写为“岑翠峰”，并有“元初授岑翠峰为田州总管”的记载（注5），应当是黔西南布依族地方的历史记忆。

但岑氏族谱里存的一个“重要疑问”却不容易理解。

广西岑氏各宗支多次撰修、重修族谱，对于始迁祖岑仲淑的阶官、职官等虽各有说法，对岑仲淑的“擅长”则是高度一致：田州岑谱说他“智勇绝伦，兼善岐轩术”、鎮安宗纪谱说他“善歧轩之术，素得民心”、泗城岑谱说他“派自余姚，善于医道”——这一“擅长”对于的岑仲淑裔孙们为何如此重要？联想族谱里岑仲淑的阶官、职官与宋代史志没有一个对得上号，不能不让人对其身份的真实性产生质疑，这就是疑问的严重性。

笔者于1995年10月曾致函广西岑氏后裔，求其家族中关于历代先祖的故事、传说、遗闻。承蒙赐复，获悉在其家族中口口相传的“岑仲淑之死”故事：

“广西岑姓始祖岑仲淑字尧政，在宋朝跟狄青出征南蛮，来到广西宾阳境内交战时，遇着倾盆大雨，岑仲淑公被逼得带两个卫兵就地躲进石山洞避雨。突然又刮起飞沙走石，竟把这两个卫兵吹出洞外，唯独岑仲淑公一人留在洞內。忽然间石洞口竟被两扇石门板合起来，传说是生葬，故曰‘石合坟’。”（注6）

故事的场景是不可能发生的，大可不必深究。故事后面藏着的真实一是岑仲淑的身份并不如族谱里那样显要，二是石合岭岑仲淑墓只能是一座衣冠冢。

岑氏诸旧谱里非同寻常的“统一”保留始迁祖的“擅长”，曾让岑毓英深感困惑，正是家族中世代相传的这个“生葬”故事使他豁然开朗；在为始迁祖墓撰写碑铭时毅然写下岑仲淑：

“皇祐四年以善医从狄武襄平广源州蛮侬智高。”（注7）

至此，广西岑氏土官始迁祖南征时的真实身份终于还原。

广西岑氏族谱载宋、元、明、清四朝家族史，宋代远祖部分的舛误无论严重到何种程也仅是四分之一，以此斥其谱为 “赝谱”未免失之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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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田州岑氏土司族谱》广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11月

（注2）韩冬冬《中国家谱起源、发展及意义研究》《商业文化》2008年1月

（注3）、（注4）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60、80 中华书局,1985.

（注5）《贵州通史·贵州社会经济制度的民族特点》29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

（注6）1995年11月5日岑世杰先生复函（2）“关于历代先祖的一些故事、传说、遺闻”

（注7）《岑氏族谱》卷五广西岑氏族谱编篡理事会1997年8月南宁华侨印刷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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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毓英简介

岑毓英（1829年~1889年），广西西林县那劳镇人，是中国历史上的首位壮族总督、头品顶戴与兵部尚书。

清道光九年（1829年），岑毓英出生在西林县那劳寨一个壮族家庭。他天资聪颖，加上后天勤奋，很快就在同龄人中出类拔萃，取得县试、府试、院试三连冠的佳绩。天有不测风云，正当踌躇满志的岑毓英准备参加乡试时，他父亲病逝，作为长子，20岁的岑毓英毅然放弃学业，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

震惊中外的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爆发后，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清政府下令各地举办团练。岑毓英被任命为西林县西乡团总，命运从此转向。

岑毓英自捐家财，招兵买马，组织了一支颇有战斗力的队伍。因保卫地方有功，获得官府赏识，他被定为县丞人选。但在争选县丞过程中失利，只得逃往云南当矿工。在矿上，岑毓英组织团练护矿有方，得到迤西（云南西部地区，今大理古城）总兵福升赏识，被收编入官军，从此开始职业军人生涯。

咸丰六年（1856年），云南回民起义爆发为岑毓英提供了良机。长达18年的回民起义，与太平天国遥相呼应。参与镇压回民起义的岑毓英，从普通一兵连连升迁，1874年署理云贵总督，成为权倾一时的封疆大吏。

光绪皇帝登基这一年（1875年），英国驻华公使馆译员马嘉理在滇缅边境被杀，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马嘉理案”，也叫“滇案”。英帝国一口咬定是岑毓英所指使，要求将其提京审讯。

1824年和1852年英缅的两次战争后，缅甸被英帝国完全控制，英帝国对与缅甸接壤的中国云南垂涎三尺。鸦片战争后，由于清政府软弱无能，英帝国得寸进尺，侵略行径变本加厉，于1874年悄悄地进犯云南。

云南边境山高谷深，人烟稀少，当地人都是蛮夷。英军不敢贸然轻进，便屯兵于缅甸境内，派英将柏郎为先锋，率领探路队摸进云南境内。英军在艰难的行进中，不时被暗中飞来的毒驽射死，被刺来的长矛戳通，被横飞的长刀杀死。英军被突如其来的截杀仓促举枪反击时，却苦于找不到目标，偷袭者早已隐循得无影无踪。无奈之际，柏郎只好秘密向驻华英国公使馆求助。1875年2月，英国公使馆派翻译马嘉理从云南入缅甸接应。尽管英军这举动极为秘密，但岑毓英早已获悉。其实柏郎遭到蛮夷的奇袭都是岑毓英暗中指使的。

马嘉理奉命率领100余人的英军探路队越过中缅边境闯进云南境内，当进兵到腾越厅属蛮允土司辖地时，他得意忘形地招呼英军：“快进、快进！”却被一支蛮夷民团挡住了去路。一位民团首领大呼：“退回去，不然，我们不客气了！”马嘉理不把这些民团看在眼里，更不把民团首领的话放在心上，不予理睬继续前进。民团首领一声令下，霎时，弹丸从密林中飞向英军，首当其冲的马嘉理瞬间一命呜呼。

柏郎听闻后，气急败坏地率军前往营救，然而，英军赶到边境班西山下时，却又被蛮夷民团包围，柏郎看到民团清一色的毛瑟枪，黑洞洞的枪口都对准他们。柏郎用望远镜向纵深处搜寻，密密层层的深林处隐隐透出杀气。民团首领向英军喊话：只要缴械，便可全部放还。双方僵持了一会，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民团首领派出一名队员走过去，向柏郎再次表明强硬态度，并在英军身边不远处掀开伪装的枯草败叶，露出布满竹签的陷阱，然后又轻轻扒开松软的腐蚀土层，露出了地雷。柏郎权衡再三，无可奈何地命令探路队交出武器，灰溜溜地退回了缅甸。

“马嘉理事件”一时震惊中外，英国政府立即向清廷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严惩案件制造者，矛头直指岑毓英。在英国政府的压力下，光绪二年（1876年）9月，清政府和英国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岑毓英被罢职回归故里。在饯行当天，云南省府的大小官员和百姓都自发为他送行，依依不舍。一位跟他有嫌隙的官员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岑毓英听了愤愤地回敬：“我宁愿一辈不做官，也决不让洋人侵犯我们的领土！”

岑毓英一心一意在家颐养天年，尽子孝道时，1879年，他又奉旨上京述职，被授予贵州巡抚。在黔府任上，他大刀阔斧地整顿吏治，发展生产，改善交通，带头解囊捐资修建乌江铁索大桥。

1881年5月，岑毓英又调补福建巡抚。

由于滇境民族众多，内务繁重，又与英法控制的支那诸国接壤，贪婪的洋人常常挑起事端，寻找侵略借口，于是，清廷又把治理滇境的希望寄托在岑毓英身上，1881年深秋，时局又把他推到云贵总督的位子上，推到抗法战争的浪尖上。□罗贞明收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