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高官如何奖掖后进

Posted 2023-01-04 光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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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高官如何奖掖后进

清代皇帝有避暑巡狩的习惯，随着季节变化在紫禁城和淀园（圆明园）等地临朝，重要的内臣受到皇上、皇太后恩宠者可以得到淀园的赐第，潘祖荫及其祖父潘世恩都得到过恩赏。

缘起

今年世界博物馆日，苏州博物馆推出了“馆藏古籍碑拓特展”，集中展示了馆藏古籍善本、稀见碑拓等难得一见的珍品。其中，集中展示的苏州潘氏家族日记稿本尤其令人赞叹。潘世恩以降，潘曾绶、潘曾莹、潘祖荫、潘祖同、潘钟瑞、潘观保，一族三代的日记文献能够集中地保存至今，恐怕在近世家族中是罕见的。笔者因研究潘祖荫的生平，撰写《潘祖荫年谱》，多年前有幸在苏州博物馆寓目过这批珍贵文献。时隔十载，重见真容，有故人重逢之喜，故不揣谫陋，介绍一下潘祖荫的日记和一些逸事。

日记概况

潘裕达老师见告，据苏州博物馆原馆长钱镛老先生回忆，上世纪五十年代，南石子街潘家旧宅的住户上报文管会称旧宅滋生白蚁，苏州市文管会派人前往察看，考察发现系“废书成堆”所致。在清理“废书”的过程中，捡出这部稿本《潘祖荫日记》，归藏于苏州市文管会、苏州博物馆。

苏州博物馆藏稿本《潘祖荫日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有著录，2008年1月21日，文化部办公厅公示了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3月1日由国务院正式批准颁布。《潘祖荫日记》和其他六部苏州博物馆的藏品入选，并被评定为一级一等。

全书现存十二册，记载的年份为同治二年、光绪七年至十三年、光绪十五至十六年。同治年册与其他年份开本、行款不同，开本较大，所用稿纸红印套格上中下三截；光绪年册开本较小，所用稿纸红印“滂喜斋”套格纸，不分栏。其中光绪九年正月廿二日至十二月三十日、光绪十一年正月初一日至五月初九日，因潘祖荫丁父忧，前后两年用蓝格纸。光绪十年册封面题注“是年患目疾，四月十四后长太代书”，检书中该日起字体确有不同。封面及封底皆钤有潘祖荫大小闲章数十枚，常见的印文有：“八喜斋”、“千载一晴”、“如愿”、“喜”、“红蝠书堂”、“晚夝轩”、当年干支等等。

同治年日记

另有光绪十四年日记藏于上海图书馆，同属一套，为潘景郑题签、装池，题名《潘文勤公日记》。或是原书于宅中散乱摆放，潘景郑所见仅此一册，将它与其他部分潘氏旧藏文献带到上海。

潘祖荫记录日记比较简略，一条完整的日记主要内容大致上包括：上朝议政、职务变迁、政务工作、交游书信、金石图书、花销账目以及身体状况等。从内容来看，潘祖荫写日记只是留给自己核对和备忘之用，与他的好友翁同龢、友生叶昌炽、李慈铭的日记大不相同。

尤为触目的是，日记止于十月二十九日的绝笔：“乙丑，凤石来诊，周姓诊。”根据日记可知，潘祖荫因救灾过劳受寒发病至逝世仅仅七天，令人浩叹。潘祖荫的病因，据姜鸣研究推断（《一时耆旧凋零尽——光绪十六年冬季的传染病》），可能也是染上了那年的瘟疫。

日记虽然简略，仍包含了从宫廷礼仪、典章制度到生活起居，丰富的历史信息，值得我们结合更多史料深入研究。关于日记的具体情况，详参拙作《苏州博物馆藏稿本〈潘祖荫日记〉述要》（《苏州文博》2009年第1期）。

光绪年日记

潘祖荫奖掖后进

潘祖荫以其特殊的身份和独到的学识，奖掖后进，始终不遗余力。身历四朝，几十年间，聚集了一大批文人学者，影响了晚清学风。不少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文人学者在早期的生涯中都与潘祖荫有交游，结合日记和有关文献兹举两例。

潘祖荫与吴昌硕的交游始于光绪九年（1883年）。大致在春夏之际，潘祖荫因族兄潘钟瑞看到吴所刻印章，十分欣赏，于是请吴治印。七月间，吴昌硕登门拜访了潘祖荫，其诗文、书法和篆刻颇受潘的赏识，潘称赞他的篆书有古意，并勉励他研习经典，吴昌硕大受鼓舞。此后，二人金石往来渐多，吴前后为其治印数十方。《日记》：“七月初二日，吴苍石复刻‘井西书屋’印好。”“初五日，仓石来赠拓本廿五纸。”“初六日，仓石名俊卿，从九，刻印、行草、诗文俱好，湖州人。”光绪十年正月、二月、九月、十二月，吴昌硕多次造访，十二月二十七日吴执彭姑钟拓本出示，潘祖荫判为伪器。光绪十一年正月至三月吴四次造访，二月二十八日潘应前次所求，送他对联两幅。三月十七日，是日记中最后一次记录吴来造访。潘祖荫服除回京之后，两人就“分隔云泥”，无缘见面了。

吴昌硕是这样回顾这段交谊的：“潘郑庵宫保，硕德清望，为世名臣。顾好奖借寒畯，有一善，称道如不及。癸未春，读礼家居。偶见余篆刻，有过誉，遂以印托其族瘦羊先生命刻，先后凡数十方，皆称善。以分隔云泥，久未晋谒。宫保先使人致意，并贻古铜器拓本多种，始一往见。宫保以通经学古为勖。又谓余篆书入古。余谢不敏。盖余学刻印有年，未能自信，即篆书亦人罕许可，闻宫保言，不觉有感。非敢引公自重，然不可谓非受知。故记之如此。”（见沙匡世《吴昌硕石交集校补》吴昌硕撰“潘祖荫”条）

苏州博物馆展出的一卷信札，是这段交谊的最好实证。信共八封十页，前三封五页字很大，潘祖荫此时患眼疾。潘祖荫在这八封信末都自称“制荫”，即守制也。潘祖荫写信一般不具年月，二、三两封所用信笺左下角钤有“甲申”朱印，第四封落款“五月三日”。信文主要是潘祖荫请吴昌硕治印的来回“短信”，兹录于下：

（一）病目久不愈，不能视，肿赤未消。谢客已月余矣。外三石祈赐篆。屡渎不安，当图报。来札字须大如此，小则不见也。敬上仓石仁兄。制荫顿首。

（二）印石若蒙先篆其一，见感。

（三）拓本四十二奉赠，医戒看字，勿赐收。仓石仁兄。制荫顿首。

（四）晋石拓本一纸奉赠。病未愈也，心绪亦纷然耳。仓石大兄大人。制荫顿首。五月三日。

“不如掩关”印，便中当定也。

（五）求篆印不敢促迫，能事但能先得，阳文者为妙耳（小字：旧者太大，石如方伯裕印之小也），必当图报。仓石仁兄大人。弟制荫顿首。

（六）印收到。百朋之锡，何以加之。敬谢仓石仁兄大人。制荫顿首。

（七）篆石收到，敬谢仓石仁兄大人。制荫顿首。

（八）墓志二分、对一分，敬赠仓石仁兄大人。弟制荫顿首。

潘祖荫致吴昌硕信

从内容上看，可知是从求印到得印的一批信札。潘祖荫当时的眼疾很重，医生嘱咐要少看字，潘还关照吴昌硕回信字要写得够大，否则看不见。潘祖荫急于求印，拿到后也有所要求，他喜欢阳文印，还嫌原来刻的太大，希望吴能像给方伯裕（方浚益）的那样大小再刻一个。

吴昌硕自述为潘祖荫治印几十方，以现存书信中潘祖荫求印情况来看，是符合的。可惜的是，上文提到的“井西书屋”“不如掩关”印，笔者考诸吴昌硕的几种印集，均未找到印蜕。吴昌硕印谱中唯有“攀古楼”明确可知是潘祖荫之物，亦无刻款。蒙潘裕达老师告知，另一方吴昌硕所刻“沇钟堂”朱文印乃潘祖荫故物，考新出邹涛主编《吴昌硕全集·篆刻卷》果有此印，惜无刻款，列在无年月类。另检得吴昌硕在光绪十年寒食节那天，给潘祖荫族侄潘志万（硕庭）治了一方“还砚堂”，尺寸和风格与“沇钟堂”酷似，很可能是同时所作。而吴昌硕给方浚益（伯裕）刻的一方白文印“方浚益印”，果如信中所说，印面比给潘祖荫的小不少。由此可知，现存吴昌硕为潘祖荫所治印唯两方：“攀古楼”白文印和“沇钟堂”朱文印。

“沇钟堂”

“还砚堂”

潘祖荫因族兄潘钟瑞与吴昌硕相识，而吴昌硕与潘钟瑞交往甚深，金石往还甚密。吴昌硕《石交集》“潘钟瑞”条云：“香禅居士名钟瑞，字麐生，又号瘦羊，吴县人。性澹泊，貌和而清。……与余有深契，过从频数。每得书画碑版，辄共欣赏。恒为余题跋，余亦为君奏技，相得甚欢焉。”由此可知，吴昌硕与潘氏一族多有金石之交，这对吴昌硕得盛名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康有为是晚清维新变法的主要人物之一，早岁参加科举，并不理想，时天下巨变，渐有维新之志。光绪十四年（1888年）他再次进京参加顺天乡试前，先行投刺潘祖荫、翁同龢、徐桐等“有时名”的几位大臣，恐怕是希望他们能替他递交上书光绪的信。《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十四年戊子三十一岁，八月谒明陵……九月游西山……时公卿中潘文勤公祖荫、常熟翁师傅同龢、徐桐有时名，以书陈大计而责之，京师哗然。……吾居米市胡同南海馆，出口即菜市也。”

十月初四日，康有为致信潘祖荫求见，潘祖荫与康有为的伯祖康国器有旧谊。（《日记》：“初四日，康祖诒，号长素，友国器之从孙。上书，自称南海布衣。”）康有为在信中盛赞潘祖荫“好才爱士、雄略柱天”请求一见：

……仆生人间三十一年矣。少涉百家之言，长通六经之旨。……恭闻明公雄略柱天，真气惊牖，胸中有纵横九流之学，眼底有纬繣八表之思，好士若饥渴，而能容度外之说，诚可谓魁罍耆艾之大臣也……（见康有为《与潘宫保伯寅书》）

十月初八日，潘祖荫约见了康有为，十七日，潘主持考试刚结束就送给康有为一笔川资，并答应为康国器作墓志。（《日记》：“初八日，康祖诒来。”“十七日，卯刻出闱。送康祖诒长素八金，并允其伯祖友之国器作志。”）康有为随后又写一信抒发胸意，大抵可知康有为再三求见、致信是表达自己救弊济世的急切之情，盛赞潘祖荫“公卿子弟，熟谙掌故，又身阅四朝，老于时事”，“才气魄力，能运天下为非常之事、度外之言，大人一人而已”，鼓动他挺身而出，推动革新。潘祖荫谆谆教导康有为要“熟读律例”，安心参加科考，而康有为不以为然，称“此自当官所宜然。窃谓成例者，承平之事耳，若欲起衰微，振废滞，造皇极，晖万象，非摧陷廓清，斟酌古今不能也”（见康有为《与潘文勤书》）。潘祖荫此后未再与康有为来往，现存文献也未见潘祖荫为康国器作的墓志。更有趣的是，与潘祖荫的老友翁同龢同样以爱才名于世，却将初次求见的康有为直接拒于门外，这与日后向光绪皇帝引荐康有为共推维新的他判若两人。（《翁同龢日记》：“十月十三日，南海布衣康祖诒上书于我，意欲一见，拒之。”）

“攀古楼”

潘祖荫不收画

潘祖荫一生嗜金石、古籍，收藏甚巨，不过，他并非无所不收，尤其有趣的是不收画。光绪十年（1884年）守制期间，有人送他画，竟被退还。《日记》：“十二月二十八日……文小坡乞书，并索题西台墨迹。又赠香光山水，煦斋奏草。余向不收字画，拟却之。”

潘祖荫拒绝了董其昌的画，却独独“酷嗜”钱松壶的画（钱杜，字叔美，号松壶），称其诗画“非食人间烟火者能为”，可谓别具只眼。钱杜的集子曾有三种刻本，历经兵燹，到光绪年间已经绝迹。为此，潘祖荫在光绪六年以“八喜斋”的名义特地请善书的门人徐琪手书上板单刻了钱杜的《松壶先生集》，他在序中说：“荫酷嗜松壶先生画，所收亦最多。先生诗画，非食人间烟火者所能也。集凡三刻，兵燹后皆不存，荫有旧藏本，属门人徐花农太史手书付剞劂，而以《画忆》及《逸事》附焉。太史书画篆隶皆工妙，今手录是集，亦犹林吉人书午亭、渔洋、尧峰诗文……叔美有知，其无憾矣。”

这部《松壶先生集》是绿色板框套印本，在潘祖荫辑刻的数十种书中是唯一的，睹物思人，恐能想见他“酷嗜”而自得的神情。

“壶天”吃烧鸭

清代皇帝有避暑巡狩的习惯，随着季节变化在紫禁城和淀园（圆明园）等地临朝，重要的内臣受到皇上、皇太后恩宠者可以得到淀园的赐第，潘祖荫及其祖父潘世恩都得到过恩赏。他们的家在宣南米市胡同，毕竟离淀园甚远，赐第主要还是方便上朝议政。皇帝、皇太后在紫禁城的时候，潘祖荫等大臣不一定回家。据其日记所载，几乎每日上朝“入值”之后，要到一个“壶天”的地方小坐，或者住下。“壶天”是潘祖荫常年在东华门外租住的客房，老友翁同龢书额。客房所在酒馆初名“觐光亭”，后名“广盛亭”（据上图藏潘祖荫旧藏《龙角山纪圣碑阴》跋）。他在这里小憩、会友、用餐、请客、读书、避雨住宿，“时时居之”，几乎如自家。光绪二年（1876年）十月，竟在这里发出了“三十年后不知谁住此”的慨叹。

同治十年（1871年）五月廿九日翁同龢与潘祖荫等奉敕影写《星凤楼帖》中草书。两人因雨皆住酒家，入夜，翁同龢买烧鸭款待潘祖荫。（见《翁同龢日记》）考潘祖荫日记，他似乎爱吃烧鸭，尤其是光绪十五年（1889年）一年里，他在“壶天”吃了八次烧鸭，一至三月就有六次，或许是大冷天特别好吃吧？笔者多次在东华门外徘徊，试图体验一下宫门外吃烧鸭的境遇，可惜并没有找到这家馆子的踪影。

（本文原题《日记中的潘祖荫》，发表于2016年7月17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如何评价宋文帝刘义隆

　　总评
　　刘义隆在位三十年，十七岁即位，诛杀权臣，修明政治。他压抑豪强兼并，清理户籍，减免税赋，劝课农桑，奖掖儒学。“元嘉文学”更是中国文学史上大书特书的时代，有谢灵运、刘义庆、鲍照、陶渊明等群星照耀；武将赫赫，如檀道济、沈庆之、宗悫等辈，横槊跃马，四击不辍。在位期间宋国境内政治、经济、文化均得到较大的发展，是东晋南北朝国力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史称“元嘉之治”。但同时，刘义隆好大喜功，行事不切实际，几次北伐均已惨败告终，同时，刘义隆好猜忌，视兄弟如豺狼，视大臣如仇敌。登基之后，对拥护他的大臣徐羡之、傅亮、谢晦等毫无情义，皆杀之。后来又杀名将檀道济、彭城王刘义康等，大失人心。
　　历代评价
　　沈约：“太祖幼年特秀，顾无保傅之严，而天授和敏之姿，自禀君人之德。及正位南面，历年长久，纲维备举，条禁明密，罚有恒科，爵无滥品。故能内清外晏，四海谧如也。昔汉氏东京常称建武、永平故事，自兹厥后，亦每以元嘉为言，斯固盛矣！授将遣帅，乖分阃之命，才谢光武，而遥制兵略，至于攻日战时，莫不仰听成旨。虽覆师丧旅，将非韩、白，而延寇蹙境，抑此之由。及至言漏衾衽，难结商竖，虽祸生非虑，盖亦有以而然也。呜呼哀哉！”
　　李延寿：“文帝幼年特秀，自禀君德。及正位南面，历年长久，纲维备举，条禁明密，罚有恒科，爵无滥品。故能内清外晏，四海谧如。而授将遣师，事乖分阃。才谢光武，而遥制兵略，至于攻战日时，咸听成旨，虽覆师丧旅，将非韩、白，而延寇蹙境，抑此之由。及至言泄衾衽，难结凶竖，虽祸生非虑，盖亦有以而然。夫尽人命以自养，盖惟桀、纣之行；观夫大明之世，其将尽人命乎。虽周公之才之美，亦当终之以乱，由此言之，得殁亦为幸矣。至如废帝之事，行着于篇，假以中才之君，有一于此，足以致B，况乎兼斯众恶，不亡其可得乎！”
　　虞世南：“夫立人之道，曰仁曰义，仁有爱育之功，义有断割之用，宽猛相济，然後为善。文帝沈吟於废立之际，沦溺於嬖宠之间，当断不断，自贻其祸。孽由自作，岂命也哉。”
　　王锴：“文帝博涉经史，尢善隶书。每诫诸子，率以廉俭。”
　　司马光：“文帝勤于为治，子惠庶民，足为承平之良主；而不量其力，横挑强胡，使师徒歼于河南，戎马饮于江津。及其末路，狐疑不决，卒成子祸，岂非文有余而武不足耶？”
　　辛弃疾：“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
　　吕祖谦：“宋文帝以河南之地为宋武帝旧物，故竭国家之力、扫国中之兵而取之，卒无尺寸之功。史称文帝之败，坐以中旨指授方略，而江南、白下，轻进易退。以愚言论之，文帝不用老将旧人，而多用少年新进，便专任属，犹恐不免于败，况从中以制之乎？锋镝交于原野，而决机于九重之中，机会\\于斯，而定计于千里之外，使到彦之辈御精兵，亦不能成功，况江南、白下乎？然江南之兵亦非弱也，武帝破燕、破秦、破魏，则皆南兵也。何武帝用之而强，文帝用之而弱也？南兵不可专用，岂无北方之人可号召而用之乎？盖武帝失之于前，而文帝失之于后也。”“文帝修政事，为宋朝之贤主，而措置之谬如此，可不戒哉！”
　　王应麟：“宋文帝、魏太武，佳兵者也，皆不克令终，不祥好还之戒昭昭矣。”
　　郝经：“文帝以元嘉之盛，欲恢复河南，两为大举，到彦之败还，而王玄谟退走，遂使代马饮江，建康震骇，两淮郡县，赤地无馀，春燕来归，巢于林木。”
　　王夫之：“元嘉之北伐也，文帝诛权奸，修内治，息民六年而用之，不可谓无其具；拓拔氏伐赫连，伐蠕蠕，击高车，兵疲于西北，备弛于东南，不可谓无其时；然而得地不守，瓦解o缩，兵歼甲弃，并淮右之地而失之，何也？将非其人也。到彦之、萧思话大溃于青、徐，邵弘渊、李显忠大溃于符离，一也，皆将非其人，以卒与敌者也。文帝、孝宗皆图治之英君，大有为于天下者，其命将也，非信左右佞幸之推引，如燕之任骑劫、赵之任赵葱也；所任之将，亦当时人望所归，小试有效，非若曹之任公孙强、蜀汉之任陈祗也；意者当代有将才而莫之能用邪？然自是以后，未见有人焉，愈于彦之、思话而当时不用者，将天之吝于生材乎？非也。天生之，人主必有以鼓舞而培养之，当世之士，以人主之意指为趋，而文帝、孝宗之所信任推崇以风示天下者，皆拘葸异谨之人，谓可信以无疑，而不知其适以召败也。道不足以消逆叛之萌，智不足以驭枭雄之士，于是乎摧抑英尤而登进柔；则天下相戒以果敢机谋，而生人之气为之坐痿；故举世无可用之才，以保国而不足，况欲与猾虏争生死于中原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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