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为何要修万里长城

Posted 2023-01-04 胡人

篇首语：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秦始皇为何要修万里长城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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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为何要修万里长城

追寻历史的真相：秦始皇为何要修万里长城？

　　长城是世界建筑史上的杰作，它盘踞在重峦叠嶂之间，蜿蜒在沙漠之上，气势磅礴，坚固雄伟，被视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曾有权威人士做过统计，修筑长城所用的砖石，如果用来修建一道厚1米、高5米的长墙，这道长墙足以环绕地球一周；而如果用来铺筑宽5米、厚35厘米的马路，则可以环绕地球三周以上。但今天的人们在感叹其浩大伟岸的同时，不知还有多少人能够体味出其背后的辛酸。修筑长城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给平民百姓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两千多年前修筑长城的起因听起来颇为荒唐。

　　“亡秦者胡也”，万里长城因一句谎言而修

　　一提到万里长城，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秦始皇。尽管秦始皇不是历史上修筑长城的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但在人们的印象里，长城与秦始皇有着不解的渊源，提到长城就不能不说秦始皇。

　　秦始皇是一个有着强烈危机感和忧患感的帝王。当上皇帝之后，他并没有因一统天下的成就而陶醉，相反却一直忧心忡忡。大秦帝国是在暴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反对的声浪即使很小，但大规模爆发却从未间断。如何谋求大秦帝国的长治久安，是他的心愿也是他的心病，这件事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他。

　　大秦帝国在将新政推向全国的过程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为了获得民众对大秦帝国的认可，安定天下民心，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大业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开始不断地巡幸天下。他巡游的地点先是选择在秦国境内，试行一年之后，逐步推广到秦国以外的领地。始皇二十八年，他从咸阳出发，经齐地也就是今天的山东到达海边，又转经江苏、湖南、浙江、湖北返回咸阳，其行程几乎遍及整个中国。即便是在交通高度发达的今天，他的旅程仍然漫长得令人生畏。

　　巡幸天下使得秦始皇的思想意识受到很大冲击，思维方式也受到很大影响。秦国在战国七雄中处于西部边陲，论武力它可以雄霸天下，但若论发达程度，无论是文化还是经济，与齐国等中原核心地带相比都有着不小的差距。巡幸之旅虽然辛苦却也令秦始皇大开眼界，一种流行于齐地的方术吸引了他，使他对求仙问道以及寻求长生不老之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方术带有强烈的神秘主义色彩，这可能有助于排解他身心的巨大压力。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位名为卢生的方士逐渐成为秦始皇的宠臣，他就是那位编造谎言引动秦始皇修建长城的主角。卢生原本燕人，虽然仅为一个方士，但对秦始皇的施政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说到秦始皇的残暴统治，历史学家都绕不开两件事，一是修长城，二是坑儒，这两桩事的始作俑者都是卢生。

　　按理说，当时正值壮年的秦始皇不应该对生死问题有那么紧迫的危机感，但长生不老似乎与长治久安有着天然的关系。为了寻求不死药，秦始皇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财力物力，求仙、封禅无所不用其极，最为典型的是派徐福带三千童男童女到东海求仙，规模之大史无前例，但却一去杳无音信。

　　秦始皇寄予厚望的方术之道没有收到任何效果，他所面临的现实威胁反而越来越大。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他在东巡的过程中遇刺，虽然幸免于难，但受到的打击非同小可。不过两年，他在咸阳微服巡行，又一次受到袭击。这一次的打击更甚前次，当年遇刺尚在秦地之外，这一次危险发生在首都咸阳。连京城的安全也成了问题，他内心的无奈与恐慌可想而知。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他对神秘主义的倚重更为强烈，他急于想找出威胁秦帝国的准确原因和有关自身安危的确切答案。始皇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15年，他派卢生去求仙人指点未来的发展方向。卢生此去没有任何收获，回来后，他对秦始皇大肆歌功颂德，吹拍溜须，言辞间没有实质性的东西。对人们的阿谀奉承，秦始皇已听了很多年。他需要的不是这些，他强烈渴望的是对巩固政权真正有益的东西。于是他再派卢生入海寻求仙人指点，总是无功而返的方士这次带回了一本《录图书》，这本谶书上记录着一个惊天秘密：“亡秦者胡也”。

　　一直渴望对手的秦始皇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打击的目标，他内心的焦躁与不安便要迅速释放。卢生一句搪塞责任的话引发了中国一场空前的战略大震荡。秦始皇立刻派大将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北征匈奴，把匈奴逐出河套赶到阴山以北。秦始皇仍然不放心，为了防患于未然，又不惜血本，征用七十万劳工，历时多年，起临洮（今甘肃岷县）止辽东，绵延万里大规模修筑长城，以绝胡人亡秦之患。

　　胡人究竟有什么样的威胁，使得秦始皇如此兴师动众？

　　卢生所传“亡秦者胡也”中的“胡”为何人？他们对秦帝国的威胁究竟何在？秦始皇为何要下此血本豪赌明天？

　　秦时指的胡人，就是以后的匈奴。追溯历史渊源，匈奴原本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就秦国而言，其早期的建国史堪称一部与胡人的斗争史，中间既有失败的教训，也有成功的经验。秦昭襄王时，胡人威胁到秦国的北部边境，秦国出于东进的考虑，对胡人采取了筑城防守的策略。

　　战国中后期，胡人的力量进一步增强，他们飘忽不定的作战方式令中原国家头疼不已。赵武灵王以胡服骑射革新武装，在与胡人的斗争中大获全胜。

　　秦始皇统一全国时，匈奴人逐渐由一盘散沙汇合成一个较为统一的国家，实力又有所增强。匈奴首领称为“撑犁孤涂单于”，“撑犁孤涂”是天子的意思，“单于”是广大的意思，中原人习惯上将他们简称为单于。

　　当时双方边境相对稳定，秦军与匈奴间没有大规模的冲突。这一方面是因为秦军善战，匈奴人不敢轻易挑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匈奴所处的形势险恶，他们西临大月氏，东接东胡，南面强秦，三面都有强敌存在，匈奴不敢轻举妄动。

　　按照当时的情势判断，如果秦帝国不主动挑起事端，匈奴是绝不敢轻易南下的。秦始皇是个有雄略的帝王，他早有征伐匈奴之心。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也就是秦国刚刚完成统一，秦始皇就有意趁热打铁，一举收服匈奴。

　　他在庙堂之上召集群臣廷议此事，受到丞相李斯的强烈反对。李斯认为与匈奴交战有弊而无利，他分析双方的情势之后，给出了不可攻击匈奴的几条理由：

　　首先，匈奴居无定所，很难将其制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没有城池居住，也没有财富需要保护，根本不怕攻击。

　　第二，攻击匈奴，大秦将处于两难境地。如果派轻骑兵速战速决，粮草供应问题很难解决；而如果派辎重大兵压境，则部队的机动灵活程度受损，很可能追击不上匈奴。

　　第三，即便取胜匈奴，结果也是无利可图。匈奴地处蛮荒，经济文化非常落后，对秦国的发展壮大没有多少效益。另一方面，俘获的匈奴民众也不好驾驭，弄不好还是安全隐患。但若将他们杀掉，那更不是天下苍生和陛下所愿意看到的事。

　　李斯得出的结论是，劳师远征匈奴只会消耗朝廷的力量而没有实际收益，不利于秦国的长远发展。

　　应该说李斯的分析相当有见地，日后形势的发展也与他的分析有许多吻合之处。李斯是秦始皇最为倚重的大臣，他的观点在秦始皇那里有相当分量。再加上中原刚刚统一，百废待兴，稳定中原局势显然比贸然进攻北方更为妥当，秦始皇只好将北击匈奴的打算搁置下来。

　　一晃6年过去了，中原的稳定并没有如期望中的那样取得很大的进展，秦始皇感受的威胁反而越来越大。这种威胁常常是莫名的，因为不知秦国的未来如何，因为无处发泄内心的恐慌，秦始皇非常焦躁不安。

　　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当燕人卢生向他献上“亡秦者胡也”的图谶时，秦始皇的情绪为之一振，他觉得大展身手的时机到了，消除大秦帝国隐患的时机来了。在他看来，如果不立即北击匈奴，秦帝国很可能会亡于日益壮大的胡人之手。他委派能征善战的大将军蒙恬率领三十万精兵强将向匈奴发起了强悍的冲击，一举收复了河南与榆中地区，第二年又收复高阙，直抵阴山及河套地区。匈奴受到沉重打击，他们不仅抵不过蒙恬的攻击，还担心东西两翼受到袭击，最后干脆逃往大漠北方去了。

　　秦军对匈奴此战，表面上看应该是大获全胜，但正如李斯当年所指出的那样，胡人居无定所，没有不能放弃的地盘，他们随时可以迁移，秦军的胜利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可言，反而为自身平添了不少麻烦。

　　匈奴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战法令秦军非常头疼，为了防止他们的侵扰，秦始皇决定修筑长城。一马平川的地方适合匈奴人骑射行动，修筑城池限制他们的特长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办法。

　　修城御敌并不是秦始皇的首创，早在公元前7世纪前后，各诸侯为了抵御对方的进攻，就开始在自己的领地上修筑高大的城墙，这些城墙被称之为长城。公元前4世纪前后，燕、赵、秦等国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袭扰，也相继修建长城。

　　修筑长城御敌是古已有之的办法，并不是什么创举，但却被秦始皇发挥到极致，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秦代以后，没有修过长城的朝代寥寥无几。

　　秦始皇不仅把赵、秦、燕、韩等国的旧有长城连成一线，又增筑扩充了许多部分，形成了长达12000华里的万里长城。秦始皇不仅筑长城，还修建了直道。他的想法是，长城可以抵御北方胡人的侵略，保证秦不为“胡”所灭。而直道的修成，可以使秦国的骑兵在三天三夜之内直抵阴山，给“胡人”以致命一击。

　　在今天看来，长城是一项了不起的奇迹，但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秦代，修筑长城对黎民苍生来说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与劫难，秦始皇修筑长城为秦帝国的最终灭亡埋下了祸根。

　　长城功过万古评说，秦究竟因何而亡？

　　秦始皇是我国从奴隶社会转入封建社会的第一位皇帝，是个备受争议的人物，而他所倾力打造的长城也是争议不断。关于长城的功过，或褒或贬，历来有不同的看法。

　　孙中山先生对万里长城评价很高，他在《建国方略》中指出，秦始皇这个人虽然不怎么样，但修筑长城的功劳堪与大禹治水相提并论。如果没有长城捍卫中原，中国可能等不到宋、明，在楚汉时代就已亡于北狄了，更谈不上汉唐时代的兴盛。他继而把汉民族同化蒙古、满族的功劳也归到了长城名下，因为长城的存在使得中华民族的同化力得以壮大巩固，才能够“虽一亡于蒙古，而蒙古为我所同化；再亡于满洲，而满洲亦为我所同化”。

　　孙中山先生虽然对长城青睐有加，但一些有见地的史学家对此却并不苟同。他们敏锐地指出，秦帝国看似解决了北患，但战场上的胜利只是暂时的，秦始皇终其一生，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匈奴问题，游牧民族虽然一时被震慑却绝对没有屈服，“灭秦者胡”是他内心挥之不去的痛。长城的防御作用也非常有限，汉唐之所以兴盛不是因为长城，而是其开放的文化与国力的强大。大明是修建长城最下工夫的朝代，然而终免不了被外族所灭的命运。

　　长城从来就没能挡住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明朝兵部尚书刘焘对此的感受非常深切。他说修建长城是自古以来没有办法的办法，修长城抵御外患是一个怪圈，几乎达到了恶性循环的程度。修长城下的工夫越大，人们对外敌入侵的担心就越强烈，国家的钱财耗费也就越多，部队的战斗力反而更弱。国家没有哪一年不为修长城耗费巨资，但长城的功效与价值却并不能体现出来。长城成了消极防御的代名词，花费巨大人力物力财力修建的长城，因为防线过于漫长，僵化消极的城墙很难抵得住敌人的突然来袭，其弱点显而易见。

　　清朝入关以后，决定不再修筑长城。康熙时，边防总兵蔡元向朝廷报告说长城有许多部分倒塌，要求进行补修。康熙很不以为然，他说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历代经常修缮，但从来都没有因此而免除边患。明末清太祖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不在修城而在修民。他指出：“民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是也。”

　　秦始皇死后，其子胡亥设计害死了长子扶苏夺得帝位，称为二世皇帝。二世胡亥继位，横征暴敛，变本加厉，终于引发农民起义。大秦帝国最终亡在二世胡亥手中，这使得人们又想起了那句“亡秦者胡也”的预言。汉朝大儒郑玄曾对“亡秦者胡”加过注解，称这里的“胡”指的不是“胡人”而是“胡亥”。这种事后诸葛般的解释，我们权且一笑听之。但笑过之后不免疑惑，大秦帝国究竟因何而亡？是谁灭亡了大秦帝国？

　　其实杜牧那篇传诵千古的《阿房宫赋》说得再明白不过：“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亡秦者非胡人，也非天下，而是秦自己。

铁路要修十万里远东巴黎在杭州

内容提要：其实，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有一次讲三民主义时说：「 ”兄弟著了一本书，叫《实业计划》。” 当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响之后，远在美国的孙中山浑然不知情，他正在为屡败屡战的国内革命点点星火演讲筹款。10月12日的站点是丹佛市，这一天他还没来得及办理布朗宫殿酒店328房间的入住手续。当地报纸一则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让他既高兴又意外。这个并没有受到他遥控指挥和经济资助的起义，让他并不急于回国。而此刻，国内正需要他这样一位职业革命家和领袖人物的振臂一呼和凝聚人心。孙中山自1885年中法战败那年，「 ”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历经九次重大起义失败，他本拟立即回国，「 ”亲与革命之战，以快生平”，但是，他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后认为「 ”先从外交方面致力”，然后才回国。此后，孙中山分别致函美国国务卿诺克斯，并想以公开身份访问日本，均未获寸功。11月2日，孙中山离开美国访问英国、法国，同时向四国银行团筹款，也未有斩获。此时，国内南北议和已开，盼归呼声日隆，而他筹款失败，再无理由滞留国外了。 11月24日，孙中山从马赛启程回国，12月21日抵达香港，胡汉民、廖仲恺等人从广州去迎接，胡汉民劝其在广东整兵再行北伐之事。孙中山不以为然，决定北上上海，以早日建立革命政府。孙中山赴南京就职。武昌首义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1911年12月，十七省代表齐聚上海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并组建内阁。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并改元民国元年，孙中山、胡汉民等人在上海沪宁车站乘坐专列前往南京就职。照片正中穿深色大衣者为孙中山，孙右二为沪宁铁路管理局总办钟文耀，孙左一为沪军谍报科长应夔丞，左二为胡汉民，胡汉民后为王宠惠。施塔福（FrancisEugeneStafford）摄 1911年10月31日，汉口，在屋顶观战的日本领馆人员。冯国璋的部队在汉口与革命军巷战后，放火烧城，汉口成为一片火海，日本领事馆的工作人员聚集在屋顶上观察战事。辛亥革命后，迎接经由欧洲归国的孙中山(1911年12月下旬，由香港前往上海的船上)，前排左起：荷马·李、山田纯三郎、胡汉民、孙中山、(空过两人)廖仲恺；后排左起第6位：宫崎寅藏。缺钱的革命「 ”革命派首领们进行军事的和政治的斗争的主要问题是款项问题” 此时的上海，对孙中山的到来一片期盼，「 ”革命家之泰斗”、「 ”中国之福星”、「 ”中国之救世主”来了。民众对这位革命家的期望值也水涨船高。当时上海盛传：孙中山携有巨款回国，革命军饷问题迎刃而解了。实际上，直至孙中山去世，军饷的捉襟见肘和政府经费的难以为继都无时无刻不困扰着这位革命领袖。孙中山甫抵上海，中外报馆的记者纷纷询问巨款数目。他沉思片刻，说：「 ”余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 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上午10点，孙中山乘专车离开上海赴任，专车经过苏州时，「 ”共和万岁”之声雷动。就在孙中山赴南京的前夕，他向来寓所拜访的日本友人宫崎寅藏说：「 ”你能给我借上500万元吗？我明天要到南京就任大总统了，但却身无分文。” 宫崎寅藏很为难：「 ”我又不是魔术师，一个晚上去哪里弄这么多钱。” 「 ”明天没有钱也关系不大。但你如果不保证在一周之内给我借到500万元，我当了总统也只好逃走。”若干年后，宫崎寅藏依然记得孙中山的无奈。三个月后，孙中山一语成谶。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在筹建政府过程中，财政总长人选原为著名实业家张謇。不料，这位精明的理财专家婉拒，并替临时政府财政作了下预算，估计每年财政缺口8000万两。最后，财政总长改任陈锦涛，一位耶鲁大学博士，与西方财经界有着友好关系的前清货币改革主持者，英国《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称赞其为「 ”现代中国人中最有财政知识的人”。在各省自顾不暇难以对中央施援手的形势下，南京临时政府靠借款度日，陈锦涛也是无计可施。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看到，南京城里「 ”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骚动的士兵，叫嚷发放欠饷”。时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长的胡汉民曾回忆，一次安徽军情告急索粮饷，孙中山批拨20万元，胡汉民持手批去财政部，发现国库只有银元10枚。 1912年2月12日，清帝正式下诏退位。第二天，孙中山即向参议院送上辞职书，结束了他45天的临时大总统任期。而南京临时政府在短短的3个月内，财政赤字达163万元。一些在南京的英国人认为：「 ”革命派首领们进行军事的和政治的斗争的主要问题是款项问题……由于缺乏现款，无论在这个首都或各省，使他们在内政方面的改组不能获得任何进展。”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张海鹏认为：「 ”财政匮乏成为南京临时政府迅速夭折的一个重要原因。” 缺钱的日子总是困扰着孙中山，从流亡海外向华侨向浪人向洋人募款到创设民国向外国外资外行借款，或图回报或被搪塞或被欺瞒，孙中山一直靠革命意志坚持了下来。日后，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告诫国人：「 ”在我计划，以获利为第一原则，故凡所规划皆当严守之。” 孙中山早就想一实现共和就通过保护私有财产、发展实业来缓解中国孱弱的经济，继而「 ”获利”，以缓解财政压力。南京临时政府特设实业部，受大总统管辖，并要求各省迅速成立实业司，同时鼓励民间兴办各种实业团体。南京的中华民国实业协会、上海的中华工学会、中华民国商学会、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相继成立。实业部制定商业注册章程，颁行全国，鼓励各类商业公司自由注册营业。在此基础上，南京临时政府鼓励创办各种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矿企业，如煤矿、铁路、航运、机械制造及各类工厂、公司。虽然南京临时政府苦心经营，但是兴办实业并非一日之功，北洋政府执政时期，实业部被取消，分拆为农林、工商两部。急切的实业计划「 ”以实业与商务重建我们的国家” 拥有海外背景的孙中山对大机器工业的力量感同身受，有着强烈而急切的好感。而还在前清时的1894年，这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的表现，让时年29岁的孙中山既屈辱又震惊，他作《上李傅相书》提出：「 ”欧美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货能畅其流。”随后，他求见李鸿章被拒，转念革命。 18年后的1912年，孙中山还没来得及借重实业部开始一番规划，就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但是他仍充满自信地认为：「 ”在我们面前，尚有大量的工作必须完成，使中国能以强国的身份与列强并驾齐驱。”因此，孙中山很快致力于比政治紧要的「 ”民生主义”实业事业。他的实业目标就在那里：工厂遍地、机器轰鸣、工人忙碌、高楼林立、火车轮船穿梭于原野江海。这是一幅动人的景象。革命家孙中山兴奋不已，以前当临时大总统太忙了，如今辞职，他自请出任铁路督办，要为修建十万英里的铁路身体力行。在让位袁世凯后的第三天，孙中山开始了大规模的全国巡回演讲，宣传他伟大的建设计划。他奔走10余省市，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工厂、港口还是铁路线，都留下了他调查访问和视察参观的足迹。这个长期流亡海外，被人称为「 ”夏威夷华人”的革命元勋，从来没有如此靠近他的祖国和民众。在大江南北，他演说「 ”以实业与商务重建我们的国家”，令国人心潮澎湃。在武昌，面对露天会场的人潮，孙中山看着不远处的滚滚长江，提出修建长江大桥和挖掘长江隧道的设想，并提出要在长江上游修建一座世界最大最高的水坝。话音一落，「 ”大总统万岁”的欢呼声响彻武昌城。习以为常的欢呼声不足以引起孙中山的兴奋。他最在乎的是在中国土地上修建铁路的设想。袁世凯给予的「 ”全国铁路督办”空衔，他之所以欣然接受，是因为他想以10年之期，修建10万~20万英里铁路。他查阅铁路工程资料，拟设建设机构，考察既有铁路沿线，并亲绘铁路建设草图。然而，铁路建设的梦想还未及施展，就被政治的旋涡冲得七零八落。庞大的十年计划「 ”无矿业则机器无从成立，如无机器则近代工业亦无发达” 宋教仁被刺后，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遁走日本。此后与宋庆龄结婚，发动护法运动和护法战争，继而南北军阀相继背离，孙中山深受打击。1918年5月4日，孙中山辞去大元帅职务，孑然一身离粤转沪。 6年辗转，孙中山又回到了起点：「 ”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北如一丘之貉。”他一度陷入了极度的彷徨、苦闷之中。显然，铁路计划无从实施，他本人尚立足未稳，又何以安下一根根牢固的枕木呢。在上海的两年半时间里，孙中山一方面与粤、闽、川等地国民党人函电往来，一方面反思过去、规划未来。 1921年，55岁的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在广州再立政权。10月10日，《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付梓。其实，《实业计划》早在1919 年2月就已经完稿，最初用英文写就，发表在1919年6月号《远东时报》上，后由朱执信、廖仲恺、马君武、林云陔等译成中文。 1922年，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的《建国方略》，系《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民权初步》三部书的合称，它分别阐述了孙中山关于心理建设、物质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总体规划和设想。其中，《实业计划》共包括六大计划，主要目标是在10年到20年内，修建相当于纽约港那样具有世界水平的三大海港（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和南方大港）和许多商埠，修建长达10万英里的五大铁路系统，把沿海、腹地和边疆联成一片，并修建全国公路网，来促进商业繁荣，开导和整修运河和各地内河航道。由于「 ”无矿业则机器无从成立，如无机器则近代工业……亦无发达”，全面开采煤、铁、石油、有色金属等矿藏，生产钢铁、石油、机械制造、水泥等各种「 ”工业之粮”成为当世之急。孙中山尤为重视钢铁工业，他指出，「 ”今日之钢铁世界，欲立国于地球之上，非讲求制造不可”，在全国钢铁储量较丰富的海南、四川、云南等省开办工厂，对于已建厂的河北、山西、湖北、辽宁等地钢铁工业加大投资。这些还不是这个庞大计划的全部。对于农业，《实业计划》要广泛采用各种现代农业技术，实现农业机械化，移民垦荒，建设边疆。在此基础上，发展轻工业，使粮、棉、油、纺织、日用品、印刷、蚕丝、茶等的加工制造业，做到在自给有余的基础上外销出口。《实业计划》的主体部分是建设10万英里铁路、100万英里碎石路和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港口等10个大的项目。他对三大港口的选址不惜笔墨，其中南方大港可选定在广州，东方大港可选杭州湾或改造上海黄浦江港，北方大港选址在天津塘沽以东滦河口附近。 1911年前，清朝共兴建铁路9400多公里，其中大部分为清末10年所建。这部分铁路中，虽然有些为外国独资兴建的铁路，但自建铁路多达4000多公里。相比之下，1911—1928年，关内（山海关）仅兴建铁路2100公里。《实业计划》的主体部分是建设十万英里铁路、一百万英里碎石路和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港口等十个大的项目。孙中山对三大港口的选址不惜笔墨，其中南方大港可选定在广州，东方大港可选杭州湾或改造上海黄浦江港，北方大港选址在天津塘沽以东滦河口附近。孙中山这个庞大的计划，要在十年之内完成，注定是不可能的。孙中山1912年武昌演讲时发出的连接武汉三镇的构想，十年之后依然出现在《实业计划》里。武昌演讲里提出在长江上游建坝蓄水的主张同样出现在《实业计划》里，只是他没有意识到，三峡大坝工程的难度之高，也没有想到下游移民尚需大量的费用。他更没有想到，一个区区大坝工程要延至1994年12月14日才修建，并在近十二年后的2006年5月20日才全线建成，花费惊人。在孙中山看来，发展实业是振兴中国的唯一出路，而建设铁路是发展实业的首位。孙中山十万英里铁路规划为六大系统，分别为中央铁路系统、东南铁路系统、东北铁路系统、扩张西北铁路系统、高原铁路系统，共有一百零六条线路，总长七万七千八百五十英里（约四万八千三百公里）组成。在《实业计划》中，蒙古国尚在规划版图内，所以西南铁路系统几乎一半铁路轨道铺设在蒙古境内。而现在，蒙古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家，它的铁路建设已与中国无关。这些出现在《实业计划》中的孙中山的设想抑或梦想，一直到21世纪，才有部分转为现实，经西宁的青藏铁路已于2006年8月建成通车。在《实业计划》问世一百年后的2020年，拉萨至林芝（即拉林铁路）、拉萨至日喀则（即拉日铁路）、日喀则至亚东（即日亚铁路），这三条铁路或将完工，届时，孙中山的高原铁路梦想或将又实现一部分，但这也只是其庞大计划的一部分而已。勇敢者的梦想「 ”夫以中国之地位，中国之富源，处今日之时会，倘吾国人民能举国一致。欢迎外资，欢迎外才，以发展我之生产事业，则十年之内吾实业之发达，必能并驾欧美矣。” 在这一事无巨细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计划中，孙中山第一次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宏伟计划的背后是巨额的资金需求和庞大的专业人才缺口。此时的中国显然既无资本又无人才。但是他认为有办法，那就是眼光往外看。「 ”我无资本，可利用外资，我无人才，可利用外国人才，我无良好办法，可利用外国人办法”，孙中山将希望寄托在国外，提出「 ”借外债以兴实业，而苦无资本，则不能不借外债”，「 ”借外债以营不生产之事则有害，借外债以营生产之事则有利”。兴办实业的另外一个自信在于，今非往昔了。「 ”以前为清政府所制，欲开发则不能，今共和告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所以，他曾声明将以民国国民的身份，在未来的「 ”十年内不问政治”，专门从事社会实业建设活动。显然，孙中山的议程设置是10年。「 ”夫以中国之地位，中国之富源，处今日之时会，倘吾国人民能举国一致。欢迎外资，欢迎外才，以发展我之生产事业，则十年之内吾实业之发达，必能并驾欧美矣。” 利用外资发展中国实业为当时所需。但是在晚清，外国资本名为投资实为掠夺，它们频频强迫清政府接受铁路投资计划，将势力范围渗透到铁路的尽头。孙中山说，应改变闭关主义而为开放主义，外资必须操之在我，不可授之于外国人，反对外资借投资之名提出损害中国国家权益的附加条件，也就是「 ”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吸引外资原则既立，下一步就是如何吸纳了。外资所有者与中国企业联合，共同开发中国实业。外国人提供机器，并且负担外国专家们在华的一切支出；中国人提供原料和廉价劳动力，双方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共赢。这一合资设想与改革开放初期倡导的「 ”中外合作企业”多少有些类似。孙中山游历各国，「 ”机器”对他的诱惑是巨大的，所以他希望外国投资者提供机器，继而使国人学习工业国家的先进科技。在民国初期，虽然国人对共和趋之若鹜，但是对机器生产仍然几近一无所知。手工生产的中国，与早已实现工业革命的欧美相比，徒有丰富的矿藏资源。孙中山深知，中国正需机器，来耕作广袤的农地，开采丰富的矿产，建设无数的工厂和扩建交通运输网络，因而「 ”欲兴中国之实业，非致数十万万匹马力之机器不可”。但是，工业国家的机器生产非一日之功，「 ”经济先进之国，以百数十年之心思劳力而始得之”，作为经济困顿的后进国家，中国「 ”以借外资而立致之”，「 ”遂成富国，如美国、英国是也”。所以，现在想要谋求富国足民之路，除了外资没有别的途径了。他主张利用外资兴建的企业应为国家所有，「 ”十年以后，则外资可以陆续偿还，人才可以陆续成就，则我可以独立经营矣！” 也许是来自游历欧美国家的观感，孙中山注意避免劳资矛盾激化，引发产业工人的罢工、游行等行为，「 ”故在吾之国际发展计划中，提议以工业发展所生之利益，其一须摊还借用外资之利息，二为增加工人之工资，三为改良推广机器之生产，除此数种外，其余利益须留存以为节省各种物品及公用事业之价值。如此，人民将一律享受近代文明之乐矣……盖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 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有一次讲三民主义时说：「 ”兄弟著了一本书，叫《实业计划》。这本书的主张，是借用外资从事生利的事业。像开辟市场、兴办工厂、建筑铁路、修治运河、开发矿业。那些大生利的事业，都归公有，把各种新事业的利益都归于公家。” 恰如《实业计划》的英文版原名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 ”国际共同开发中国经济计划”）所显现，孙中山一心希望通过振兴实业，用机器大工业，用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生产经营方式，来发展农、工、矿、交通运输等各行各业，让中国实业层级提升，中国人的生活改善，达到「 ”共同的繁荣昌盛”。孙中山认为，「 ”国际共同开发”，将会使中国成为工业国剩余资本的投资地。在外资刺激下，中国实业发展将有助于避免中国长期处于贸易逆差，改变长期处于外国商品倾销之地的现状，最终成为在国际市场进行平等商业竞争的国家。由于外国资本深度投资中国，一方面发展了中国经济，另一方面避免了中国卷入贸易战。他从—个政治家的高度，提出发展的目的在于和平。他认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矿产丰富、农业雄厚，但是不能独立发展，因而要与世界各国互相提携，共同开发；如今却成为列强的政治、经济侵略「 ”俎上肉”，「 ”不只是中国之耻，也是世界各国之忧虑”。但是此后，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由泛起到迅速膨胀，「 ”国际共同开发”并无实施的可能，利用外资也成为泡影。由于中国缺乏资本、人才和方法，孙中山寄希望于利用西方原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力、机器，转移到中国发展实业。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孙中山的雄心壮志在中国却是行不通的，欧美列强非但没有施以援手，还向当时的北京政府示好，而中国内部军阀混战、政局动荡，人人自危，根本无暇发展工业。即便孙中山「 ”再造共和”成功，《实业计划》实现也非十年之功。但孙中山的勇气尤为可嘉。自中国近代开端，贫穷、落后、愚昧、软弱成为中国的标签，而官僚阶层和知识群体在寻求救国之路上屡受重创，曾国藩的儒家救世，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康有为的戊戌变法等等均以失败告终，崇尚革命的孙中山，较之改良、新政和立宪等派人物打了个大胜仗，也希望通过「 ”国际共同开发”取代「 ”师夷长技以制夷”、「 ”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等来探索一条救国富民的蹊径。之所以用英文写作《实业计划》，其实是孙中山先生向国际社会「 ”喊话”，但是无人响应。于是，他将希望转投国内，希望国人致力于「 ”物质建设”。「 ”现在各国通商，吾人正宜顺此潮流，行开放门户政策，以振兴工商。”虽然《实业计划》并不讨好，但是未来的事实证明，孙中山反对闭关自守，力主开放的视野符合历史的潮流。《实业计划》的悲剧在于其生不逢时。袁世凯时代的北京政府维持着全国统一局面，在拟定经济法规、劝奖实业方面曾有些许建树，袁世凯「 ”登基”后全国分崩离析，各派政治力量竞相角逐，「 ”你方唱罢我登场”、「 ”城头变幻大王旗”。实业大旗虽为中国所急需，但是政府无心、民众无意。时代的悲歌抗日战争完全打乱了部署，中国的建设计划无疾而终。《实业计划》甫一发表，知识阶层交口称赞，国人争相了解计划的详情。但是怎么实施，却一直无人问津。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看来，这一点都不意外：「 ”《实业计划》主要是基于一种空想而导致的必然结果。后来许多人说，这个港那个路，都在孙中山规划中，那是不对的，与他当年的构想根本不是一回事。所以对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不必估计过高，只能说是孙中山和他一些朋友的看法就行了。” 《实业计划》的实施一拖十年，先行者的心血几乎变成空话。除了时人无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来完成之外，与计划中无具体实施方案、指标过高、可操作性不足有关。孙中山也并不是想扮演实业规划师的角色。在《实业计划》自序中就开宗明义：「 ”此书为实业计划之大方针，为国家经济之大政策而已，至于实施之详细计划，必当再经一度专门名家之调查，科学实验之审定，乃可从事。”所以，他主张计划的落实需要经过专业人士的调研，不能囿于自己的权威而盲目执行。孙中山没有想到，还没等到专业人士的详细规划，他就遭遇美国商务部长雷飞尔的拒绝：「 ”阁下所提计划如此复杂，如此普遍，即令将其详细之点规划完竣亦须数年。阁下亦明知书中一小部分尚须数十万，而其中多数在初期若干年间，不能偿其所投利息与经费。是故必要之债，所需利息如何清付，实为需解决之问题。以中华民国之收入，负担现在国债利息太重，难得有新增之息必能清付。” 拖至1930年代，实业计划在目标几无实现后又被重提。1931年，一大批中国工程师自发组成「 ”中国工程师学会”，成立「 ”总理实业计划实施委员会”，内分13个组，以有关民生、国防等急要建设为研究的总目标。他们计划先准备一个五年计划，在国内人才允许的范围内，订出一套切实可行的详细办法。但随后爆发的抗日战争完全打乱了部署，中国的建设计划无疾而终。直至1940年，中国工程师学会展开专题讨论，订出六条执行办法，其一为「 ”以总理建国方略中之实业计划为中心，参照其他各先进国家之经济建设之方法与经验，并顾及现在环境之特征，拟具整个实业计划之细密计划”。在这次专题讨论结束后，「 ”国父实业计划研究会”正式成立，由陈立夫任会长，十几个工程专门学会正副会长皆为委员，另外，还邀请一批专家，分别组成十几个专门小组。自1941年3月研究会开始进行工作，由各工程学会出50人，以及工程专家86人，农林专家24人，职员15人组成，分成55个项目进行研究，经一年半时间，提出一份研究报告、这份计划从17个方面提出10年至20年内所应达到的目标，例如10年内应建铁路2万公里，炼铁900万吨，产煤50万千吨，机床15万部，飞机1.2万架，培养人才250万人等等。1943年，报告在内部印发。此后由于国共内战，国民党政府败逃台湾，该计划无从实施。孙中山那庞大的实业计划里的各项都静静地躺在《实业计划》里，随岁月发黄。告别「 ”实业” 在2010年版的《辞海》里，「 ”实业”已经退出了条目。民国初建，中国的实业与科技的状况十分薄弱。1919年中国的国际贸易总额还没有1864年多，中国土地上仅筑成铁路一万余公里。从1914年到1920年代初，中国民族工业迎来了一个「 ”黄金时期”。由于西方国家陷入「 ”一战”，对华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大大减少，民族工业产品的国内市场陡然扩大，商品价格上扬，又使工业的利润大增，刺激了各界的竞相投资。这个原本被洋货充斥的市场给民族工业腾出了消费空间。如中国棉纺织业的进口机械，1920年耗资690万两白银，1921年猛增到2670万两白银。据估计，1913年中国现代工业企业共有698家，资本总额33082万元，工人总数27万人。到1920年，现代工业企业达到1759家，资本总额50062万元，工人总数56万人。从1914年到1920年，中国GDP的平均增长率为13.8%，其中轻工业如面粉、卷烟的年增长率超过20%。但是由于工业强国对中国的经济渗透和扩张、国内外政治环境的混乱、资金的匮乏、内需的不足、技术的落后和管理的低下等原因，实业成长速度仍然缓慢。孙中山最为看重的近代交通运输业发展更不容乐观，因为铁路建造和轮船航运均需要巨额的投资，而外国在华投资商受到「 ”一战”影响，货物和旅客增量不足以刺激铁路投资。1912年到1926年，铁路共通车3723公里，年平均通车里程不足250公里，只有东北铁路进展迅速，建成1000多公里。虽然铁路进展缓慢，但是正如孙中山所预期的那样，铁路成为北京政府财政的支柱之一和交通系官僚资本的摇钱树。据统计，1921年，铁路的盈余高达4000余万元，而北京政府一年的总收入不过4亿多元。中国实业在有些许发展之后，民族资本家正欲扩大投资、新办工厂之际，大寒冬轰然而至，即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当时有媒体评价说：「 ”因欧战致富之实业家，营业失败重入旋涡者，乃时有所闻，吾国工业因参战所得之利能永久存在不为昙花一现者，窃恐甚少也。”而早自1922年起，中国的实业发展就从经济的高速发展转入缓进乃至停滞发展时期。此后中国的实业经济发展一路荆棘、时断时续，到1980年代才峰回路转。翻阅1915年始撰的《辞海》，「 ”实业”一词赫然在列，意为：「 ”农工商等经济事业总称。”时光辗转近百年。在2010年版的《辞海》里，「 ”实业”已经退出了条目。一个全新的商业时代，开始了。作者 / 周海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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