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富强卒并诸侯之地理环境条件探析

Posted 2023-01-04 陇西

篇首语：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秦国富强卒并诸侯之地理环境条件探析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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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富强卒并诸侯之地理环境条件探析

秦国富强卒并诸侯之地理环境条件探析

　　距今2221年前，也就是公元前221年，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就是秦王政继承其父、祖之功业，仅用10年时间，次第翦灭了关东之韩、魏、楚、赵、燕、齐等六国，建立了空前的统一大帝国，并更名号，自称“始皇帝”，在广大的统治区域内推行郡县制，并实施统一文字、车轨与度量衡的政策，确立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制度。由此开创了我国历史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尽管自西汉前期起，二千余年来诸多史家批评秦始皇是“暴君”，如西汉文帝时之贾谊就曾在著名的《过秦论》一文中指斥秦始皇“以暴虐为天下始”；但在论及他统一天下之举时，却用了“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之类有着明显赞扬色彩的文字。及至明代后期的思想家李贽，甚至据此称颂秦始皇为“千古一帝”。封建时代的史家均普遍肯定他的这一功绩。当代史学界从历史科学的高度作出了更为深刻全面的积极评价。看来，古今史学界均认为秦始皇扫平群雄，统一华夏，顺应了历史潮流，推进了社会发展，是彪炳史册的千秋功业。当然古今史学家对秦国何以能雄起于六国之上，完成统一大业的原因也作出了论断，但多是从政治、军事等方面进行分析，较流行的看法是秦国政治改革比较彻底，商鞅虽死，其法未败，以及秦国军事力量强大，兵锋锐利，所谓“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 [1]等等，不一而足。对地理环境在战国末年统一进程中的作用则很少论及；即使有所涉及，也十分简略[2]。实际上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历史话剧得以上演的舞台。古今中外任何人类活动，不论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都是植根于一定的地理环境之中萌生发展，并受到相应的影响制约。当然我们应防止重陷“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泥淖，但我们也不应走向另一极端，对地理环境加于人类社会发展方面的影响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而应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方法，进行深入如实的论述。本文即拟就这个问题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析，并就正于各位专家；同时还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投身这一领域的研究，大家阐幽发微，从而推进这一涉及“人地关系”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能有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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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要讨论秦国之地理环境条件在统一大业中的作用，当然得先对秦国之疆域范围有明确的认识。秦国原是僻处今陇西一带之西方小国，初建都于西犬丘，即今甘肃天水市西南礼县境内。以后随着国力的壮大，逐步东迁。西周末年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雒邑有功，始被封为诸侯，并徙都于汧，即今陕西陇县东南，势力进入今关中西部。秦献公二年（前383）又迁都至今关中中部之栎阳。至其子孝公继位，用卫人商鞅实行变法，国力更形强大，遂成战国七雄之一。孝公十二年（前350）徙都咸阳 [3]，自此开始了与东方六国互争雄长，最终建立秦帝国征程。其间曾先后北伐义渠，南灭蜀、巴、宛、郢，东向夺取了河东、太原、上党及函谷关外之周国旧地。至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即位时，秦国疆域已北抵秦昭襄王所建长城（由今甘肃临洮经陕北吴旗、靖边、神木等县，至内蒙古准格尔旗之十二连城），南包巴、蜀，东逾函谷关。也就是占有黄土高原与四川盆地两个地理单元之大部及其东缘部分区域。应该说，这一国土范围，地域广阔，形势险固，而且地理环境优越，自然资源丰富，宜农宜林宜牧，对秦国之统一大业提供了良好的物质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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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对于秦国在统一前占有的国土相对于其他六国所具有之优越性，两汉时之著名史学家司马迁与班固均分别做出了一致的论定。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道：“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也写道：“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两相比较，司马迁所称“关中之地”显然有误，班固所称之“秦地”则符合实际。从行文上看，司马迁在对“关中之地”进行总的评价前，在先述及关中之后，接着又述及了巴蜀，之后又述及了天水、陇西、北地、上郡，实则已笼盖了“秦地”，所以也只是笔误而已。两位大史学家结论实际上是一致的。如前所述，《史记》、《汉书》两部权威性著作做出的一致结论，充分显示了秦国在经济上已对东方六国占据了明显的优势，这对秦始皇的最后统一之举显然具有重要作用。古人早已识及“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要进行长期的征战，并最终取得战胜六国的胜利是肯定不可能的。而秦国之所以能达至如此强大的经济实力，既得益于商鞅变法改革及各项发展生产的举措获得的成功，应该说也得益于秦地自然环境之优越。这些优越性具体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中平原与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土壤肥沃，北、南两“天府”为秦国经济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中平原与成都平原地形平坦，水源充沛，土地肥沃，宜于耕作，所以战国时皆被策士们赞誉为“天府” [4]。特别是先后修建了都江堰、郑国渠两大水利灌溉工程后，农业生产有了更大的发展。关于都江堰，正如《史记·河渠书》所言，“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关于郑国渠，上文更说到“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将郑国渠建成后的作用直接与“卒并诸侯”之统一大业相联系，足见对该项工程评价之高；但这两大农业区对秦国之统一事业发挥了重大作用，却也是不容怀疑的事实。

　　2.天水、陇西、北地、上郡所处之黄土高原及四川盆地西部邛、筰山区，山原广阔，水草丰美，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秦国王室之先祖非子居西犬丘时即以“好马及畜，善养息之”而为西周孝王所看重，后受命于关中西汧渭之间主管畜养马匹，并使“马大蕃息 ” [5]。可见秦王室本善畜牧，对畜牧业自很看重。秦始皇时乌氏县（在今宁夏固原县南）的大畜牧主乌氏倮，畜养的马牛多到以山谷计量，他因此受到格外优待，位比封 [6]。秦国之国土范围内既有辽阔肥美宜于畜牧的草原，加上秦王室的重视奖励，秦国畜牧业之发达自在六国之上。这样就能源源不断地为秦军提供进行车战与马战的畜力，大为增强军队的机动性与攻击力。这也当是秦国在统一战争中锐不可当，能克敌制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3.秦国之山地丘陵森林密布，物产丰富。

　　秦国境内除平原、高原外，山地丘陵面积也很广大。内中如秦岭、巴山、陇山及四川盆地四周之山地、丘陵海拔高度本不高，又处在暖温带与亚热带之气候区，所以森林密布，动植物与矿产资源丰富。如关中就被赞颂为“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秦岭北坡，即被描述为“有户、杜竹林，南山檀柘” [7]；天水、陇西之陇山，被称为“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 [8]；而巴蜀、广汉等地，也是有“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 [9]，盛产卮、姜、竹、木之器[10]。

　　秦国境内之山地丘陵还多矿产资源，如玉石、丹砂、铜、铁等均为其大宗。蓝田的美玉，涪陵的丹砂，当时即名重一时。《汉书·地理志》曾记载郑、雍、夏阳、陇西、漆、沔阳、临邛等地设有铁官，它们均在秦国疆土内，其附近必具冶铸之资源与条件。

　　秦国疆域内之山地丘陵，富有林木矿产资源，既为居民提供了更多的生养之道，又为冶炼兵器、制造战具提供了有利条件。这对秦国后期进行统一战争无疑也大有帮助。

　　上述自然环境方面的优越条件，尽管东方六国中有的也具有，但比较而言均不如秦国优厚齐全。有这样优越的自然环境与丰富的自然资源，加上秦国政治改革成功，秦人经营得法有效，秦国之经济实力自当凌驾于东方六国之上，也使秦国具有了统一天下的充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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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上节所论各点皆属于微观地理环境特征范畴，史实表明秦国的优势是明显的；若再从宏观地理环境之形势论，秦国之优势也是超乎东方六国之上。

　　首先从我国地貌之大势论起。我国地处亚洲之东部，西有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东临太平洋，地貌上由三个阶梯构成：青藏高原自是第一级阶梯；由青藏高原东缘向东至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一线，包括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四川盆地、云贵高原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第二阶梯；自第二级阶梯再向东至海滨，是第三级阶梯，主要由宽广的平原与低丘陵组成，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与江南丘陵属于这个阶梯。战国七雄中，韩、赵、魏、楚、燕、齐等六国均在第三级阶梯上，惟有秦国国土分布在第二级阶梯上。这种地理分布上之地貌形势之格局，就使得东方六国面对秦国有翘首仰视之感，而秦国面对东方六国则呈君临俯视之态。加上秦国东部边界，或有江河峡谷限隔，或有高山雄关控扼，使其更具有了易守难攻的气势。所以统观战国时期之战争史，可以看到东方六国的军队，极少攻入秦国国境之内，几次组织的多国联军，也仅是到达函谷关前叩关而还；反倒是秦国的军队频频东进南下，进攻韩国、赵国、魏国、楚国，甚至远攻齐国、燕国，而且屡屡取胜，多有斩获。并终于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与锐利的军锋，自秦王政十七年（前230）灭韩国起，时隔4年，于秦王政二十二年（前225）灭楚，次年灭赵又灭燕，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灭齐，统一全国，前后时间不过10年，其势如摧枯拉朽，风过草偃。正是基于这一史实，西汉初年议及建都大计时，娄敬即郑重地向刘邦建言道：“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扼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也，此亦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11]。刘邦在征询了张良的意见，获得肯定的答复之后，当机立断，即日起驾，西都关中。而以后的史实表明，正是因选择在关中之长安建立都城，才使得西汉王朝得以东平诸侯王的多次叛乱，北却匈奴族的进攻，东通漕运，西辟丝路，不仅巩固了政权，而且经济文化盛极一时，使我国历史上封建社会发展至一个高峰时期。清初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曾写道：“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浸淫横决酿成天下之大祸。”所论很有见地。

　　其次从秦国疆域内两大区域之相互关系论。秦国国土之主体自当是关中及紧邻之黄土高原。不论从政治区划，还是从自然地理特征看，均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地理单元。然而要真正形成宏观地理形势上的优势，仅这一地理单元仍嫌不够。与之同属我国地貌结构第二阶梯上的四川盆地，往往是其必要的补充，两者互为屏障与辅翼，联成一体，就会形成更大的控驭天下的力量与十分稳定的政治地理结构。秦国之所以能顺利地鲸吞六国，实得益于此。秦国独具慧眼的战略家司马错在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前316）就在朝廷上明确陈述道：“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 [12]。秦惠文王也认识及此，采纳了他的建议，迅即派司马错于当年率兵灭蜀，继而又灭巴，从而形成了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的“秦地”，即包有关中、成都平原与黄土高原、四川盆地的区域联合体。这样既使秦国无肘腋之患与后顾之忧，又可在我国中心部位形成一条指向东部平原区的完整及强有力的压力线。也正因为这样，战国时苏秦与西汉初张良等谋略家，在论及关中之地理形势时，均要提到“南有巴蜀”，“北有代马”以及“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表明这几个区域之间在政治地理上，也即地缘政治上已密不可分；合者互利，分则有害。这两个区域间之匹配，不仅秦国扫灭六国的进程证实了它的实际作用，在以后我国好几个关键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屡证不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西晋初与隋初，其疆域也大略相当于秦地之范围。西晋与隋朝也是凭依这一宏观地理形势，自北方派步骑兵，自四川盆地派舟师合击长江中下游的孙吴与陈朝，均相继取得胜利。对于西晋军队征伐孙吴的军事上出人意表的成功，唐朝诗人刘禹锡在《西塞山怀古》诗中曾咏道：“西晋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西晋、隋王朝与秦王朝统一历程如此相似，看似巧合，实则有其必然规律，其中也都与它们疆土所具有的宏观地理形势优胜有关。诸葛武侯北伐中原先取关陇之战略决策，蒙元先降吐蕃，灭大理，攻四川，再击败南宋，统一全国的军事进程等，也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强调宏观地理形势是否有利不能走向极端。对于这一点，古人也早有深邃的认识。还是西汉文帝时之贾谊，在《过秦论》中论及秦末陈涉，率谪戍之众，竟能推翻强秦统治时，就说到“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现代学者更是明确宣示，地理环境状况，不论微观地理特征，还是宏观地理形势，都不是决定战争胜负与事业成败的惟一决定因素。所以对类似问题的研究还当采取综合辩证的观点，方可得出真正科学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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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十分有意思的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秦国之疆域，均在今天我国按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所划定的西部地区，也就是相对我国东部与中部较为落后的地区。那么这里就产生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一生态环境颇为恶劣，经济发展也较落后的区域，历史时期却曾十分优越、先进？后来又是因为什么原因以及如何逐渐变得落后的？这些当然是值得我们考古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史与社会史领域的专家学者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对其探究所得的成果，不仅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而且对当前我国正大力推进的西部大开发的宏伟事业也将具有重大的“有用于世”的现实意义。其学术意义是多方面的，其现实意义也是多方面的。从认识的角度论，可促使人们进一步增强对当前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必要性与重要性的认识，认清西部大开发不仅在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持续发展方面具有作用，而且还在维护我国政治稳定方面具有作用。从运作的角度论，可从研究成果中使人们对经济开发与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从历史上获得启示和智慧，帮助人们制定更为科学合理并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方略、规划与措施。所以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刚才我在谈及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时，提到考古学家也负有重大责任，这不是无根据的。就拿在座各位来说，大家都是秦汉考古专家，特别是在秦兵马俑考古发掘与研究方面更做出了举世公认的成绩。通过大家大量的实证性研究，不仅丰富了人们对秦国与秦王朝物质文化和社会状况的认识，还加深了对秦地之地理特征及其对秦国、秦王朝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之认识。这些研究工作及其成果，对秦国、秦王朝历史地理研究，对我们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所承担的研究任务，都有直接关系。如张仲立研究员所撰写的《秦俑一号坑沉降与关中秦代气候分布》一文 [13]，就为认识秦代关中的气候提供了最直接翔实的论据。所以在此衷心希望考古学家与历史地理学家能进一步加强协作，在两门学科的结合部上推出具有创新性的成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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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荀子·议兵篇》。

　　[2]范文澜在所著之《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3版）之第一篇第五章第四节“秦统一的原因”中对地理环境的作用有所论及，但很简略。

　　[3]秦国都城迁徙之具体过程，可参阅徐卫民著《秦都城研究》一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年12月版。

　　[4]《战国策·秦策一》《华阳国志·蜀志》。

　　[5]《史记》卷五《秦本纪》。

　　[6][10]《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7][8][9]《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

　　[11]《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

　　[12]《华阳国志·蜀志》。

　　[13]载《秦文化论丛》第四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

中唐平四鎮之亂失敗關鍵——成德節度使分裂過程及地理因素探析

接上期《四鎮之亂的束鹿之戰的發生背景和其影響是什么？》

1言大識淺，不可共大事

2河北安國軍事地理價值

3康日知歸唐背後的粟特人變遷

4趙州之謀，柏鄉何在？

5恆州軍變——成德節度使李寶臣一族結束

6成德節度使失敗的地理因素分析

——————————————正文————————————————

束鹿之戰，由於外部的壓力促使李惟岳對內加大了懷疑，導致人人自危，特別是手下的重要將領王武俊的離心離德。李惟岳對王武俊懷疑卻沒有對之產生實際的措施，讓王武俊逃離了李惟岳的控制，最終釀成大禍。

不過我們還得先從束鹿之戰結束說起。

1言大識淺，不可共大事

其實束鹿之戰對內讓李惟岳部開始加速分化，可是這種分化的結果卻讓外部的攻打他們的勢力也產生了分化，這是當時沒有想到的。首先就讓當時已經歸唐的張孝忠和北部奉旨協同南部的馬燧等唐軍共同圍剿李惟岳和田悅的幽州藩鎮朱滔二人產生了對李惟岳的戰略分歧。

朱滔欲乘勝攻恆州，張孝忠引兵西北，卻駐軍於義豐。朱滔聽聞這個消息大驚。張孝忠手下的將佐們也全都感到張孝忠這么安排不可理解，皆怪之，張孝忠解釋說："恆州宿將尚多，不可掉以輕心。想打敗對手並不容易，不能大意。如果我們攻打得緊了，那么他們就會在外部壓力下團結一致對外拼死力作戰，反之，對他們采取緩和的策略，他們內部就會自相屠殺，起內訌了。你們坐等好戲，看我移師義豐，坐等李惟岳被殄滅吧。此外，我們的合作對象朱滔自己的問題是言大而識淺，可與共始，難與共終也！"這類人的問題是如果見到了好處馬上就會爭奪的，因為見識淺，不能深謀遠慮，自然不能處理眼前的利益。而平常牛皮哄哄的人就容易是這類人，真正有見識的人何必吹牛呢？吹牛就意味着你不能正確對待自己和自己所處的環境啊。所以吹牛的人基本都是言大識淺。而言大識前的人，自然也難以同患難共命運，不能相始終的。

2今天河北安國的軍事地理價值

義豐，今河北安國市區。漢高帝時（公元前200-公元前195年）封王陵於此為侯邑，取安國寧邦之意，命名為安國。漢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始置安國縣，沿用古邑名。隋開皇元年(586)置義豐縣，治鄭德堡(今河北安國市區)，屬定州。《新唐書地理志》注釋說義豐縣屬定州博陵郡，在武周萬歲通天二年以拒契丹更名立節，神龍元年復故名。宋太平興國元年（976）改名蒲陰縣。後改名祁州。民國二年（1913年）改祁縣。民國三年（1914年）復名安國縣。

義豐位置歷史圖

從地圖看，義豐，也就是現在的安國縣城所在是位於唐河的邊上。唐河，古稱滹沱、嘔夷、滱水、唐水等，《大清一統志》載：因流經唐縣後水流增大，而得名。海河流域大清河上源或支流。發源於山西省渾源縣南部的翠屏山，歷史上稱唐河為大清河的正源。經山西省靈丘縣，河北省保定市的淶源縣、唐縣、順平縣、定州市、望都縣、清苑縣、安新縣，在安新境內匯入北方內陸名湖白洋淀，後入大清河。這樣實際上唐河就與白洋淀形成了一條天然的防衛北方的屏障。而我們在前面說過的，今天白洋淀地區正是當時的瓦橋關所在的位置，是幽州藩鎮和成德節度使的分界線。也是後來的北宋和遼國的分界線，是遼宋的軍事對峙的前線。今天的唐河自1966年人工開辟新河道，唐河及其支流在唐縣通天河、三會河、逆流河諸水匯集於西大洋水庫，出西大洋水庫後東流經定州市、望都縣、經清苑縣、安新縣，在安新境內匯入北方內陸名湖白洋淀。

從瓦橋，高陽到義豐

白洋淀，高陽，安國市區

高陽衛星圖

實際上義豐所處的防御體系位置是從瓦橋三關南下河北高陽，而後順着唐河逆流可到義豐。從這里看，義豐北上定州，而再往下就到了石家庄地區，就是當時的成德節度使所在的恆州了。對於朱滔來說，他北返幽州極可能是順着着唐河這條線下來的。因為他要從瓦橋關南下。從而配合當時的已經歸唐的張孝忠。所以，張孝忠如果對朱滔不利，那么，義豐正是朱滔後背可以插刀子的地方。朱滔自然大驚。

從歷史記載看，義豐所對應的正是當時的高陽。可是高陽成為重要的軍事關口是宋代的事情，這是因為遼宋爭霸的結果，而在我們說的中唐，對峙的激烈程度還沒有到遼宋的高度，此外，成德節度使和幽州都是安祿山史思明的部下，彼此有着很大的互補性，所以內部矛盾並不大。高陽關故址在今河北高陽東，古淤口、益津、瓦橋三關之南。宋初本名關南，太平興國七年（公元982年）改置高陽關。地接遼境，為軍事重鎮。金廢。或以此為五代周所置「 ”三關”之一。

但是此處已經呈現出後來的遼宋對峙的雛形了。

在北宋時期遼宋對峙，這個義豐地區，當時已經改名叫蒲陰。真宗時期曾經將這里作為重要的防線：

「 ”令鎮、定、高陽三路兵悉會定州，夾唐河為大陣。”

以定州蒲陰縣當高陽關會兵路，詔葺其城。供奉官、閤門祗候謝德權，兼掌其事，一日，乘傳詣闕求對，言：「 ”沿邊民庶多挈族入城居止。前歲契丹入境，傅潛閉壘自固，康保裔被擒，王師未有勝捷。臣以為今歲必復入寇，兵聚一處，尤非利便。願速分戍鎮、定、高陽三路，天雄城壁闊遠，請急詔蹙之，仍葺澶州北城，浚德清軍隍塹，以為豫備。”帝變色曰：「 ”此大事，非爾所當言。”德權曰：「 ”臣蒙恩驅策，冒萬死求見，原陛下留意。臣實濾蒲陰工作未訖，敵必暴至。”帝慰遣之。既而遼人果圍蒲陰。

——《續資治通鑒卷23宋咸平五年遼統和二十年》

朱滔聞聽張孝忠如此安排，自己也就不敢輕舉妄動，只好在束鹿等機會，本來他是想乘勝殺向恆州的。

3康日知歸唐背後的粟特人變遷

就在這個時候，按照資治通鑒的編輯，李惟岳的大將康日知以趙州歸唐了。這得說《資治通鑒》的編輯是真好，這是非常合乎邏輯的。而這個康日知何以就歸唐了呢？

《新唐書卷148列傳73康日知本傳》記載：

康日知，靈州人。祖植，當開元時，縛康待賓，平六胡州，玄宗召見，擢左武衛大將軍，封天山縣男。日知少事李惟岳，擢累趙州刺史。惟岳叛，日知與別駕李濯及部將百人啐牲血共盟，固州自歸。惟岳怒，遣先鋒兵馬使王武俊攻之，日知使客謝武俊曰："賊孱甚，安足共安危哉？吾城固士和，雖引歲未可下，且賊所恃者田悅耳，悅兵血蔑邢，壕可浮，不能殘半堞，況吾城之完乎？"又紿為台檢示曰："使者齎詔喻中丞，中丞奈何負天子，從小兒跳梁哉？"武俊悟，引兵還，斬惟岳以獻。德宗美其謀，擢為深趙觀察使，賜實封戶二百。

會武俊拒命，遣將張鍾葵攻趙州，日知破之，上俘京師。興元元年，以深趙益成德，徙日知奉誠軍節度使，又徙晉絳，加累檢校尚書左仆射，封會稽郡王。貞元初卒，贈太子太師。

從祖籍看康日知家族也是粟特人。他們家起碼至少在開元時期就已經在靈州扎下根了。特別是在開元時期，康日知的祖父康植參加了平定六州胡康待賓的軍事行動。康國的粟特人，祖先移居東突厥汗國，受到優待，統率粟特和一些突厥人，自成一部，世代相傳為首領。開元四年（公元716年），東突厥默啜可汗死，境內的九姓鐵勒群起暴動，康待賓率部與部分突厥人投歸唐朝，被安置在黃河河套內外的魯、麗、舍、塞、依、契六州，被稱為六州胡。開元九年（公元721年），康待賓聯絡安慕容、何黑奴、石神奴、康鐵頭等，率部起兵反唐，占據長泉縣，自稱葉護，意欲北投後突厥毗伽可汗。康植跟隨朔方道大總管王晙出征生擒康待賓，押送至長安腰斬。唐玄宗以康國人對付康國人的策略是起到了效果的。所以最終能夠活捉這個康待賓的極可能就是康植。這樣，這個家族就是歸化李唐程度非常深的一支康國人。當然既然是康國人，依然和安史有着重要的聯系，畢竟，人家才是一家人。着才是安史之亂後這個家族最終參與了安史之亂站到了李唐的對立面的原因。可是此時，唐軍在唐德宗的帶領下和運籌帷幄的戰略指揮下，康家所依附的李惟岳集團馬上就要有覆頂之災，自然就棄船登岸，回歸李唐了。可以說，這支粟特人的歸唐行為絕對是唐德宗堅持徹底平定河北藩鎮的結果，促使其內部發生內訌。因此，康日知歸唐又有着深遠的因素。

康日知歸唐是李惟岳部的有一個巨大的政治打擊。

因此李惟岳對手下的大將王武俊就更加疑神疑鬼了。麻稈打狼兩頭害怕，王武俊這邊也非常害怕。

在這種緊張猜忌的氣氛中，有人提出勸告於李惟岳「 ”先相公委腹心於武俊，使之輔佐大夫，又有骨肉之親。武俊勇冠三軍，今危難之際，復加猜阻。若無武俊，欲使誰為大夫卻敵乎！”

這是李惟岳部下的和解派的聲音。正因為這種聲音占了上風，李惟岳就派步軍使衛常寧與武俊共擊趙州。同時為了以示信任，讓王武俊的兒子王士真將兵宿府中以自衛。

士真，武俊長子。少驍悍，冠於軍中，沉謀有斷。事李寶臣為帳中親將，仍以女妻之。寶臣末年，慮身後諸子暗弱，為諸將所奪，屢行誅戮，諸將離心。武俊官位雖卑，而勇略邁世；寶臣惜其才，不忍誅之。而士真密結寶臣左右，保護其父，以是獲免。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二列傳第九十二王武俊父子傳》

這個王士真應該是李惟岳的妹夫或者是姐夫的關系。所以上面提到王武俊和李惟岳是親戚。

王武俊和常寧令兵出了恆州，二人就開始琢磨事了。王武俊的打算是北投張孝忠：「 ”武俊今幸出虎口，不復歸矣！當北歸張尚書。”但是常寧等人是不樂意的。極可能是因為張孝忠是奚人，和李寶臣是一個族的。所以，張孝忠最後沒有攻打恆州，也必然有同族不內訌，給李惟岳一口氣的機會的意思。可是王武俊則是契丹人。所以這個常寧本人即使不是契丹人也是向着王武俊一族的。所以他提出的則是殺了李惟岳。

常寧曰："大夫暗弱，信任左右，觀其勢終為朱滔所滅。今天子有詔，得大夫首者，以其官爵與之。中丞素為眾所服，與其出亡，曷若倒戈以取大夫，轉禍為福，特反掌耳。事苟不捷，歸張尚書，未晚也。"武俊深以為然

常寧手下認為李惟岳糊塗，只信任身邊人，也就是今天說的格局小，所以常寧判斷這個人最終得讓朱滔給滅了。從這里也可以看出，成德節度使的人是將北方的朱滔作為主要的對手的。這個李惟岳既然最終會被人家消滅，他手下的人自然對他也就喪失了信心，這應該是常寧這樣的將領最終背叛李惟岳的根本原因。當然他的話里面又說了事情有利的一方面，如果殺了李惟岳，那么朝廷就會把恆州的地盤給這個人。所以，王武俊如果得到恆州則是光明正大的。如果謀殺不成再投靠張孝忠。這個人的思路是非常的周密的。

4趙州之謀，柏鄉何在？

接着自然就到了趙州城下了。

趙州，今天河北趙縣。唐代，武德初年（公元618年）又改趙郡為趙州，治所柏鄉。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州治所遷平棘。武德五年（公元622年）趙州改名欒州，轄平棘縣。貞觀初年（公元627年）欒州復名趙州，治所平棘，屬河北道，下領：平棘、欒城、元氏、癭陶、贊皇、柏鄉、臨城、昭慶（今隆堯）。中唐時屬成德節度使（治所今正定縣）所轄。天寶初年改趙州為趙郡。盛唐乾元年間（公元758～760年）復為趙州。

趙州治在柏鄉。

今天的柏鄉縣是邢台市19個縣市區之一，歷史悠久，春秋時期稱鄗邑，西漢設柏鄉侯國，東漢光武帝劉秀在此稱帝，隋代設柏鄉縣，史稱「 ”槐陽福鎮”。境內有千年漢牡丹、仰韶文化遺址、古鄗城遺址、千秋亭遺址、趙孟頫書《賈母貞節碑》等文物古跡。涌現出明代大司徒呂兆熊、清初重臣魏裔介。

這個柏鄉在歷史上很有名。

《史記張耳陳餘列傳》一則漢高祖劉邦路過「 ”柏人”（今河北柏鄉縣）的故事：

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廁。上過欲宿，心動，問曰：「 ”縣名為何？”曰：「 ”柏人。”「 ”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

說的是漢高祖八年，劉邦從東垣（正定）回長安，路過趙國（漢初封國），貫高等人在柏人縣館舍的夾壁中暗藏武士，想要截殺劉邦。劉邦經過柏人時想要留宿，覺得心有所悸，就問道：「 ”這個縣叫什么名？”有人回答：「 ”柏人。”劉邦言到：「 ”柏人，迫人呀！”沒有留宿就離開了。劉邦因此躲過一劫。

宋人范成大有詩《柏鄉》：

貫生名壓漢公卿，自古逢讎不反兵。

仇虜滔天無敢動，柏鄉空溷迫人名。

雙碑鄉

古柏人城位於邢台市隆堯縣城西偏南12公里處的雙碑鄉（雙碑鄉是古代的兵家必爭之地，漢墓眾多，但都已被盜）亦城，該地原系春秋時期的柏人邑。西漢時，由漢高祖（公元前200年）劉邦始建柏人縣。唐天寶元年（742年），柏人城遭遇水患，縣治東遷3公里處的堯城鎮。其為春秋戰國時期的歷史名城，距今已有2600余年，是華北地區罕見的古城池之一。2013年5月，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第七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但從唐王朝當時的具體地點看，趙州州治應該是今天的柏鄉鎮。

柏鄉鎮，河北省邢台市柏鄉縣轄鎮，地處邢台市北部，是縣政府所在地，西側緊靠京廣鐵路和107國道，京深高速公路從轄區西部縱穿而過，並在鎮區內設有引線。北與龍華鄉為鄰，南與西汪鎮接壤，西北與內步、西南與王家庄鄉相連。

柏鄉鎮，縣鎮府所在地。

柏鄉鎮

從前面引述的康日知的情況看，王武俊率軍隊攻打趙州的康日知，讓康日知一番游說給退回來了。

趙州位置圖

（今天的趙州地區）

康日知此時敢歸順朝廷，自然有軍事方面的客觀因素，那就是他的背後是邢州，此時的邢州已經是在唐王朝的控制之下了。如果王武俊敢來強攻，背後自然是唐軍的強大支援。田悅洹水之戰後龜縮於魏州，此時的李惟岳實際上只有恆州一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四面受敵。一旦和康日知開戰引來唐軍，那就是滅門之災。

因此，面對康日知，王武俊實際上無可奈何。

5恆州軍變——成德節度使李寶臣一族結束

不過，正是加入了康日知的鼓勵，王武俊這才殺了李惟岳的殺機。

說來湊巧。王武俊大軍開拔，李惟岳還是不放心，就派了他的手下一個叫謝遵的要藉來督軍。這個職務就是節度使駕前的隨行參謀、機要秘書一類的職務。可是這個人呢到了趙州城下就反水了，歸順了王武俊。道理不難明白，跟前的人才知道這個李惟岳是個綉花枕頭一肚子草包，不反還等什么呢？

在和康日知達成戰略默契之後，謝遵返回了恆州，與王武俊的兒子王士真密謀了。李惟岳身邊的人謀反了。腦袋就注定要掉了。之前的常寧應該也算是心腹，此時又一個心腹。

從時間看是德宗建中三年（壬戌、七八二年）正月閏月，甲辰，王武俊、常寧自趙州引兵還襲李惟岳於恆州。兵到恆州城下，謝遵與王士真假傳李惟岳命，大開城門，放王武俊叛軍入城。黎明，府內宿衛的王士真應之於內王武俊帥數百騎突入成德節度使府門。此時的李惟岳肯定是被人家從床上拎起來五花大綁了。王武俊派人對惟岳說："大夫你（李惟岳）舉兵與魏、齊同惡，今田尚書已喪敗，李尚書為趙州所間，軍士自束鹿之役，傷痛軫心。朱仆射強兵宿境內，張尚書已授定州，三軍俱懼殞首喪家。聞有詔征大夫，宜亟赴命，不爾，禍在漏刻。"

這是說因為你跟隨田悅和李納反唐，導致成德節度使潰敗。此時田悅和李納都被打敗了，我們在束鹿又敗，導致張孝忠反叛，並且被朝廷賜給了定州的控制權。並且和朱滔一致圍剿我們，形勢非常糟糕。這是對眾人說的，等於說李惟岳實在該死啊，是我們共同的敵人。之後又說朝廷讓你入朝，而且是立刻走，否則就要了你的命。這是給自己謀反主子找個借口。當時李惟岳看此情景都嚇傻了。《舊唐書》寫李惟岳是「 ”惟岳怖，遽睢盱。”睢盱，渾朴貌；睜眼仰視的樣子。王武俊以惟岳舊使之子，欲生送之長安。常寧曰："彼見天子，將復以叛逆之罪歸咎於中丞。"如此，王武俊只能讓兒子士真斬了惟岳，持首而出。隨後王武俊殺不同己者十數人，遂定。之後，將他的人頭送往長安德宗駕前。德宗立刻授王武俊檢校秘書少監、兼御史大夫、恆州刺史、恆冀都團練觀察使，實封五百戶。同時朝廷以康日知為深趙團練觀察使。

同時，李惟岳的定州刺史楊政義看大事不妙，也歸唐了。此外，成德屬下的深州刺史楊榮國，是李惟岳姐夫，降於朱滔，朱滔仍舊讓他掌管深州。這樣的成德節度使就真的四分五裂了。

這樣朝廷必然得分割成德節度使轄區的蛋糕，朝廷遂以王武俊為恆州刺史，又以康日知為深趙二州觀察使。這樣的結果讓王武俊大為不滿，以為自己賞功在康日知之下，同時幽州的朱滔埋怨不得深州，因為此時的深州的控制權已經在朱滔手中了。現在朝廷卻把他分給了康日知，這朱滔能不生氣？王武俊和朱滔對朝廷大為不滿，給田悅卷土重來帶來了戰略性契機，最終導致了德宗這次對河北藩鎮的平叛之戰功虧一簣。

6成德節度使失敗的地理因素分析

這樣，自安史之亂以來的成德節度使李寶臣一族的統治到此就結束了。之後這里四分五裂直到遼宋對峙。河北藩鎮，自安史之亂以來最強的就是幽州、恆州成德節度使、南部的魏州的魏博節度使和山東的淄青節度使。到此，四大反王，實際上已經被消滅一個了。之後這里再也沒有恢復到李寶臣時代。究其根本原因，地理位置是決定性因素，因為這里最終成為撕裂華北大地的分割線，是遼宋對峙的戰場前線。被南方的給農耕文明和北方的草原文明給割裂開了。在當時中唐還不大明顯，可是征兆已經出現了。此外，成德節度使背後是井陘口，直接通着太原，這是成德節度使的最大軟肋，他不能不對西部的太原方面有所防范。而北方的幽州北方是草原，東部的淄青節度使是背靠大海，魏博節度使是靠着北方的成德和東方的淄青節度使，又有大運河為天險，只有西部對着滏口陘，其戰略防御的任務要小得多。這些優勢都是成德節度使不具備的。也就是說除了成德外其他幾家都不存在腹背受敵的情況。當時朝廷控制邢州，這邢州則從側面威脅到趙州，這樣與背後的太原就形成了對成德的鉗形攻勢，自然是腹背受敵。其最先被瓦解分化是必然的。朝廷之所以能調動朱滔是因為朱滔的幽州要想發展只能南下搶奪成德的地盤。這與魏博不同。因此，成德北部也是危險地區。魏博北方和東部、南部都是友軍，只有西部太行山方向面對唐軍，軍事任務要小得多。而過了黃河向南發展可都是朝廷的地盤，隨便搶。成德節度使夾在各位「 ”反友”之間根本沒有發展空間，這是他的最大缺點，有如戰國的韓國，自己雖然戰斗力很強，可是夾在眾多強國之中，根本沒有發展空間。你本事再大，也莫奈其何！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