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土囊压死 梁元帝被俘后下场凄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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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土囊压死 梁元帝被俘后下场凄惨
家训和家书,是中华文明的一个载体,从颜之推到林则徐,再到曾国藩,他们都承担了这个使命。他们直接教育的是自己的子弟,间接教育的,却是中华民族亿万的子弟。他们笔下的思想似乎放之每个时代皆准,然而,多少娓娓道来的教训却饱含着时代的血泪,先贤们是用生命给我们传道,平静而深沉的陈述不是发生在象牙塔里,而是发生在烽火遍布的历史舞台,例如公元六世纪的《颜氏家训》。巨变梁朝才子皇帝烧书 唱衰读书公元554年,江南大地弥漫着兵刀和烽火,一座名叫江陵的城市,刚刚经历了梁元帝登基的热闹,又迎来北方铁蹄的踩踏和蹂躏。五万西魏军队撕碎重重军事防线,包围了江陵孤城。
这是一座有文化含量的孤城,里面有一个文化大师级别的老大——梁元帝萧绎,还有一群有文化的大臣。兵临城下之际的九月,南梁小朝廷的君臣却在举行一场规模空前的讲座,主讲者是梁元帝,讲课的内容是《老子》,讲课地点是龙光殿。《梁书》第五卷是这么记载的:“九月辛卯,世祖于龙光殿述《老子》义。”
城外,风雨飘摇,烽火连天;城内,书声琅琅,天花乱坠,一个脆弱的王朝,正在向城外的敌人展示自己强大的文化力量,书本在对抗刀锋。而在这一群人当中,就有23岁的颜之推,他当时的身份是散骑侍郎,奏舍人事,奉命校书。不知道这位书生的心中,在读着“道可道,非常道”的同时,会带着怎样的惊惶和恐惧。
十一月,西魏军队突破江陵城的防线,入城,开始军事上的摧毁,而饱读诗书的梁元帝萧绎,却开始文化上的摧毁。
萧绎没有去检讨军事上、政治上的教训,却把责任一股脑儿推在那些书本上。他命令手下焚烧自己那14万册的藏书,“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有些珍贵的书籍,可能就在那次大火中与中华民族永远告别了。
烧了藏书后,梁元帝又想把自己满肚子的书也烧掉,于是奋身往火堆里跳,被左右拦住。他觉得不仅是自己的王朝完蛋了,连带着文化也完蛋了,于是拔剑击柱,哭喊:“文武之道,今夜尽矣。”
萧绎将一肚子失败的怒火发泄在文化上,也是可以理解的,他是中国史上罕见的才子皇帝,“博综群书,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才辩敏速,冠绝一时”,恐怕是中国皇帝中综合文化素质最高的。文化成就了他,他也成就了文化,但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却没有与文化形成良好的互动,终致亡国。因此他烧书时的理由是:“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这是明显的唱衰读书,恐怕也是级别最高的读书无用论者。什么叫崩溃?不一定是身临绝境,毫无退路,而是彻底否定自己所擅长的,怀疑自己所喜爱的。梁元帝的文化观崩溃了,这个王朝在十四万卷书的残烬中崩溃了,但是不是读书真的无用,南朝的文化真的崩溃了?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文化在这次江陵城的沦陷中走到尽头,那么就不可能有后来的繁华大唐,不可能有后来的初唐四杰,李杜文章……梁元帝太悲观了,太小看文化了,他完蛋了,但不等于文化完蛋了。不要忘记了,这江陵城的战俘队伍中,还有一个叫颜之推的小官吏。传承文化在军事驱赶中向北输送
梁元帝被俘后,下场很凄惨,被敌人用土囊压死,然后草草葬在郊外。满肚子的史书文章、锦绣文采,就这样被一堆荒草掩埋了。
野蛮的西魏军队又进行了大肆的掳掠,据《资治通鉴》第165卷记载,西魏军队将城中数万男女当成奴婢赏赐给军队,强迫迁往长安,而弱小的孩子被丢弃或杀害,“尽俘王公以下及选百姓男女数万口为奴婢,分赏三军,驱归长安,小弱者皆杀之”。只有三百多户人家,得以免于这场强迫迁移的灾难。
此次迁移规模,有一种说法是在140万人左右,数据无从统计,但起码是几万人,而颜之推就在这支被驱赶的战俘队伍中。在迁移途中,因为饥饿和严寒,因为战马的践踏,战俘们死亡率达两三成,《资治通鉴》第165卷记载,“冻死者填满沟壑”,“而人马所践及冻死者十二三”。
悲惨的事实并没有因为迁移完成而终止,到长安后,这些幸存的男女都被贩卖为奴隶。不过,就算做奴隶也是有区别的,因为还要看你有没有文化。
南朝是一个贵族的国度,只要你是贵族,可以不读书,不学无术,却可以享有荣华富贵。然而,一旦到了西魏王朝的地盘,这套门阀制度在西魏人眼中不起作用,他们对战俘一个个进行甄别。他们问身份,你回答说:“我是贵族,是王谢家族的。”西魏政权会继续问:“会不会写字写文章?”如果你说:“不会。”西魏人就会呵斥:“去,给我去种地看马。”如果你回答:“我不是贵族,也没啥文化,只会读《论语》和《孝经》。”西魏的官吏却会马上扶你坐好,恭恭敬敬对你说:“老师,教教我们文化吧。”
这一切都被战俘身份的颜之推看在眼里,记在他的《颜氏家训》里:“自荒乱以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所谓“百世小人”,即在南方时,世世代代是平民,因为有了文化,到了北方,反而受人尊敬。倒是那些不通晓文化的贵族,虽然世代“冠冕”,但一到了北方,这一切都归零,他们不得不被派去干与自己以前身份不相符合的粗活,从此失去了在中国文化上的话语权。不怪战争对他们不公平,只怪自己不争气,贵族身份耽误了他们。
而颜之推本人正因为有文化,而且不是一般的有文化,所以受到了不一般的欢迎。他后来辗转到了东边的北齐,被任命为平原太守。到隋朝,他被太子杨勇召为学士。这前后的对比太具有讽刺意义了。在江陵那场焚书的熊熊大火中,读书人的代表梁元帝萧绎大呼读书无用,文化已完蛋,但是在那群征服南朝的人当中,文化却受到尊重。梁元帝因为文化而毁灭,颜之推却因为文化而保存。其实,中国文化的轨迹当时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一向被视为野蛮民族的北方政权,也正在努力向南方所持有的文化靠拢,在此半个多世纪前的北魏孝文帝就已经在大胆地汉化。对于这一批北上的战俘,他们也以文化筛选的目光进行区别对待。历史是残酷的,但是残酷也不会淹没合理的发展,在野蛮的军事迁移过程中,文化也完成了向北方的蔓延扩展。颜之推就是这次迁移当中的亮点。
血泪总结
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读书、放弃文化
颜之推在北方安定下来,有了家庭,有了子孙,他想起曾经的迁徙,曾经的战乱和苦难,觉得应该把这些感悟传递下去,于是,有了千古流传的《颜氏家训》。
在家训中,他痛斥南方贵族子弟享受荣华富贵却不学无术,“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明明是爷们,一个个却都很娘炮,“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他们的不读书,所以其文化层次与其贵族身份很不符合,吟诗作赋时,他们就请枪手作答。别看他们拽得一个个像神仙似的,“望若神仙”,可是一旦碰到战乱,他们的贵族资本不会跟着他们一起跑,到了北方,被当成“驽材”看待。倒是那些有文化有特长的人,能随时谋取生存,“有学艺者,触地而安”。
颜之推从战乱中的遭遇得出结论,一定要在心中“常保数百卷书”,这一句话和梁元帝的“读书万卷,犹有今日”遥相呼应,一个在绝望中毁灭,一个在希望中倡导,谁对谁错,历史已给出了答案,答案就是后来璀璨的大唐文化。
用土囊压死草草葬郊外 梁元帝被俘后下场凄惨
家训和家书,是中华文明的一个载体,从颜之推到林则徐,再到曾国藩,他们都承担了这个使命。他们直接教育的是自己的子弟,间接教育的,却是中华民族亿万的子弟。
他们笔下的思想似乎放之每个时代皆准,然而,多少娓娓道来的教训却饱含着时代的血泪,先贤们是用生命给我们传道,平静而深沉的陈述不是发生在象牙塔里,而是发生在烽火遍布的历史舞台,例如公元六世纪的《颜氏家训》。
巨变梁朝才子皇帝烧书 唱衰读书
公元554年,江南大地弥漫着兵刀和烽火,一座名叫江陵的城市,刚刚经历了梁元帝登基的热闹,又迎来北方铁蹄的踩踏和蹂躏。五万西魏军队撕碎重重军事防线,包围了江陵孤城。
这是一座有文化含量的孤城,里面有一个文化大师级别的老大——梁元帝萧绎,还有一群有文化的大臣。兵临城下之际的九月,南梁小朝廷的君臣却在举行一场规模空前的讲座,主讲者是梁元帝,讲课的内容是《老子》,讲课地点是龙光殿。《梁书》第五卷是这么记载的:“九月辛卯,世祖于龙光殿述《老子》义。”
城外,风雨飘摇,烽火连天;城内,书声琅琅,天花乱坠,一个脆弱的王朝,正在向城外的敌人展示自己强大的文化力量,书本在对抗刀锋。而在这一群人当中,就有23岁的颜之推,他当时的身份是散骑侍郎,奏舍人事,奉命校书。不知道这位书生的心中,在读着“道可道,非常道”的同时,会带着怎样的惊惶和恐惧。
十一月,西魏军队突破江陵城的防线,入城,开始军事上的摧毁,而饱读诗书的梁元帝萧绎,却开始文化上的摧毁。
萧绎没有去检讨军事上、政治上的教训,却把责任一股脑儿推在那些书本上。他命令手下焚烧自己那14万册的藏书,“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有些珍贵的书籍,可能就在那次大火中与中华民族永远告别了。
烧了藏书后,梁元帝又想把自己满肚子的书也烧掉,于是奋身往火堆里跳,被左右拦住。他觉得不仅是自己的王朝完蛋了,连带着文化也完蛋了,于是拔剑击柱,哭喊:“文武之道,今夜尽矣。”
萧绎将一肚子失败的怒火发泄在文化上,也是可以理解的,他是中国史上罕见的才子皇帝,“博综群书,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才辩敏速,冠绝一时”,恐怕是中国皇帝中综合文化素质最高的。文化成就了他,他也成就了文化,但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却没有与文化形成良好的互动,终致亡国。因此他烧书时的理由是:“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这是明显的唱衰读书,恐怕也是级别最高的读书无用论者。
什么叫崩溃?不一定是身临绝境,毫无退路,而是彻底否定自己所擅长的,怀疑自己所喜爱的。梁元帝的文化观崩溃了,这个王朝在十四万卷书的残烬中崩溃了,但是不是读书真的无用,南朝的文化真的崩溃了?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文化在这次江陵城的沦陷中走到尽头,那么就不可能有后来的繁华大唐,不可能有后来的初唐四杰,李杜文章……
梁元帝太悲观了,太小看文化了,他完蛋了,但不等于文化完蛋了。不要忘记了,这江陵城的战俘队伍中,还有一个叫颜之推的小官吏。
传承文化在军事驱赶中向北输送
梁元帝被俘后,下场很凄惨,被敌人用土囊压死,然后草草葬在郊外。满肚子的史书文章、锦绣文采,就这样被一堆荒草掩埋了。
野蛮的西魏军队又进行了大肆的掳掠,据《资治通鉴》第165卷记载,西魏军队将城中数万男女当成奴婢赏赐给军队,强迫迁往长安,而弱小的孩子被丢弃或杀害,“尽俘王公以下及选百姓男女数万口为奴婢,分赏三军,驱归长安,小弱者皆杀之”。只有三百多户人家,得以免于这场强迫迁移的灾难。
此次迁移规模,有一种说法是在140万人左右,数据无从统计,但起码是几万人,而颜之推就在这支被驱赶的战俘队伍中。在迁移途中,因为饥饿和严寒,因为战马的践踏,战俘们死亡率达两三成,《资治通鉴》第165卷记载,“冻死者填满沟壑”,“而人马所践及冻死者十二三”。
悲惨的事实并没有因为迁移完成而终止,到长安后,这些幸存的男女都被贩卖为奴隶。不过,就算做奴隶也是有区别的,因为还要看你有没有文化。
南朝是一个贵族的国度,只要你是贵族,可以不读书,不学无术,却可以享有荣华富贵。然而,一旦到了西魏王朝的地盘,这套门阀制度在西魏人眼中不起作用,他们对战俘一个个进行甄别。他们问身份,你回答说:“我是贵族,是王谢家族的。”西魏政权会继续问:“会不会写字写文章?”如果你说:“不会。”西魏人就会呵斥:“去,给我去种地看马。”如果你回答:“我不是贵族,也没啥文化,只会读《论语》和《孝经》。”西魏的官吏却会马上扶你坐好,恭恭敬敬对你说:“老师,教教我们文化吧。”
这一切都被战俘身份的颜之推看在眼里,记在他的《颜氏家训》里:“自荒乱以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所谓“百世小人”,即在南方时,世世代代是平民,因为有了文化,到了北方,反而受人尊敬。倒是那些不通晓文化的贵族,虽然世代“冠冕”,但一到了北方,这一切都归零,他们不得不被派去干与自己以前身份不相符合的粗活,从此失去了在中国文化上的话语权。不怪战争对他们不公平,只怪自己不争气,贵族身份耽误了他们。
而颜之推本人正因为有文化,而且不是一般的有文化,所以受到了不一般的欢迎。他后来辗转到了东边的北齐,被任命为平原太守。到隋朝,他被太子杨勇召为学士。
这前后的对比太具有讽刺意义了。在江陵那场焚书的熊熊大火中,读书人的代表梁元帝萧绎大呼读书无用,文化已完蛋,但是在那群征服南朝的人当中,文化却受到尊重。梁元帝因为文化而毁灭,颜之推却因为文化而保存。
其实,中国文化的轨迹当时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一向被视为野蛮民族的北方政权,也正在努力向南方所持有的文化靠拢,在此半个多世纪前的北魏孝文帝就已经在大胆地汉化。对于这一批北上的战俘,他们也以文化筛选的目光进行区别对待。历史是残酷的,但是残酷也不会淹没合理的发展,在野蛮的军事迁移过程中,文化也完成了向北方的蔓延扩展。颜之推就是这次迁移当中的亮点。
血泪总结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读书、放弃文化
颜之推在北方安定下来,有了家庭,有了子孙,他想起曾经的迁徙,曾经的战乱和苦难,觉得应该把这些感悟传递下去,于是,有了千古流传的《颜氏家训》。
在家训中,他痛斥南方贵族子弟享受荣华富贵却不学无术,“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明明是爷们,一个个却都很娘炮,“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他们的不读书,所以其文化层次与其贵族身份很不符合,吟诗作赋时,他们就请枪手作答。别看他们拽得一个个像神仙似的,“望若神仙”,可是一旦碰到战乱,他们的贵族资本不会跟着他们一起跑,到了北方,被当成“驽材”看待。倒是那些有文化有特长的人,能随时谋取生存,“有学艺者,触地而安”。
颜之推从战乱中的遭遇得出结论,一定要在心中“常保数百卷书”,这一句话和梁元帝的“读书万卷,犹有今日”遥相呼应,一个在绝望中毁灭,一个在希望中倡导,谁对谁错,历史已给出了答案,答案就是后来璀璨的大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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