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环境·地缘政治·新技术与秦统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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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首语：没有拆不散的夫妻，只有不努力的小三。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自然环境·地缘政治·新技术与秦统一中国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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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地缘政治·新技术与秦统一中国
一、对“商鞅变法的彻底性从而使秦国具有生产关系的优越性”的质疑 两千多年前，始皇帝“奋六世之余烈”，横扫宇内，统一了中国，从而奠定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研究秦统一六国的原因，论者多认为商鞅变法较之他国更为彻底，从而使秦具有了一种生产关系上较之他国的优越性，因而得以统一六国。其彻底性也在于秦孝公的任人唯贤、用人不疑、从谏如流和商鞅的雷厉风行。这种观点似有生产关系至上论和英雄史观的嫌疑，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剧烈竞争、兼并战争愈演愈烈的残酷国际环境中，一国有某种较为优越的制度，他国就会模仿。以秦国为例，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德公二年，初伏。”（注：司马迁。史记卷五·秦本纪第五[A].）以此可见，连地处西垂蛮荒的秦国，对东方各国制度文化的输入，也是孜孜以求。而东方六国，互相借鉴学习，其事例于史书中屡见不鲜。各国间剧烈的竞争，导致了人才争夺战。各国国君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的事例在史书中多有所载，而贵族养士之风大盛。人才与信息在各国间较充分地流动，也为各国之间的互相学习、借鉴，提供了基础。 而且，各国变法都较秦为早。“大概在战国初年，中原各国已完成土地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转变。”（注：齐思和著。中国史探研[M].）商鞅自谓：“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男女之别，大筑冀阕，营如鲁卫矣。”（注：司马迁。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第八[A].）则商鞅变法，只是将在东方各国行之有年、且行之有效的制度、文化，移植于秦，同时根据秦的实际情况斟酌损益而已。而且，商鞅在魏已仕宦有年，而魏行李悝“尽地力之数”的新法已久。则商鞅必对六国特别是魏国的法制很熟稔，因而到秦变法才能游刃有余。须知六国特别是中原几国，在春秋末战国初年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远远领先于秦，商鞅变法的理念来自于六国的实践而非一己之空想。 经过各国的变法运动，到战国中晚期，各国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和文化、制度上趋同，这也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因而，谓秦统一中国源于商鞅变法的彻底性从而使秦国生产关系具有优越性，似缺乏证据。那么，为什么史书所载六国变法，语焉不详，而独详于秦呢？原因有二：一为秦统一中国后，烧掉了六国的史书;二为当时及秦汉时期的人们对胜者比对败者给予更多的关注，也在情理之中。此外，以往的历史，对于胜者总是从史者认为他何以胜的角度去记录而不及其余。所以，秦穆公、秦孝公的礼贤下士、笼络人心、纵横捭阖，格外彰显;对于败者总是从史者认为他何以败的角度去记录而不及其余，因而晋惠公、楚怀王的昏聩无能也格外彰显。事实上，在商鞅变法之前，秦献公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献公元年“止从死”，“二年，城栎阳。”（注：司马迁。史记卷五·秦本纪第五[A].）而且，在与魏的争夺战中，秦已一改以往的颓势而呈强悍凌利的姿态，如秦献公“二十一年，与晋（实指魏——作者注）战于石门，斩首六万，天子贺以黼黻。二十三年，与魏晋战少梁，虏其将公孙座。”（注：司马迁。史记卷五·秦本纪第五[A].）所谓“智者见于未萌”，秦经过长期的生聚发展，至献公时，其国势已呈显喷薄欲出、凌利无前的姿态，为孝公时大规模的改革准备了条件。所以，对于秦强的原因，应从献公及其以前的时期去追索。从上述分析可知，对于秦统一六国的原因，传统的生产关系至上论和英雄史观的观点是可疑的。而且，这种观点也与建国几十年来历史学发展的脉络和中国传统史学的英雄史观颇相吻合。因而，我们需从生产力的角度及与生产力密切相关的自然环境、地缘政治诸因素的角度去分析。 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秦在自然环境、地缘政治诸方面的天然优势 首先，就地缘政治而言，战国七雄中，秦、齐、楚、燕为侧翼国家，赵、魏、韩为中心国家，侧翼国家比中心国家在发展空间上因而在战略上有着更大的回旋余地。 其次，就自然地理环境而论，四个侧翼国家中，齐之东为大海，除齐而外，燕向北、秦向西、楚向南在自然地理环境上都有着极大的战略纵深。在秦发展的早期，秦在自然地理环境上有着极大的战略纵深而为戎人所包围，不啻为一种灾难。秦与齐相比较，齐处山东半岛，北、东、南三个方向为大海所环绕，西面为晋地。当齐灭掉境内的莱侯夷之后，依仗温暖湿润的气候、平坦的耕地、以及鱼盐之利而迅速崛起为霸主，号令诸侯时，秦犹在与四周的戎人苦苦作战。但是，当秦灭掉诸多的戎人部落，化游牧地为农耕地且国土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有着极大的纵深发展时，不利条件就变为有利条件了。这也符合历史的辩证法。 此外，我国的自然地理环境，按海拔高度分为三个阶梯。战国七雄中，除秦以外，其他六国均处在第三阶梯上，而独有秦处在第二阶梯上。在当时的技术条件特别是交通技术条件下，秦攻击六国有居高临下、势如破竹之势。古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史记》载田肯说高祖：“秦，形胜之国。秦河山之险，县（悬）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注：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第八[A].）秦征服蜀之后，公元前308年，借蜀伐楚，令“司马错派巴蜀众十万，大船舶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注：华阳国志·蜀志[A].）秦人充分利用了自然地理环境所赋予他们的便利。 上文述及四个侧翼大国中，秦、楚、燕在自然地理环境上都有着极大的战略纵深。但一个更为强烈的因素将影响它们的命运。战国七雄大致处在北纬25°到北纬40°之间。北纬25°附近及其以南的地区，降雨量充沛，炎热潮湿，河湖众多，植被茂密，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难以开发。迟至汉代，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依然是“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的不毛之地。江南的农业发展并赶上北方，那已是唐宋时候的事情了。而北纬40°以北，更是气候苦寒的群山、沙漠、高原。所以，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领土向东西向延伸的国家比领土向南北向延伸的国家，在天然上具有更大的优势。因而，战国七雄中，秦、楚的发展最有潜力，而秦的优势更大。这也为史实所证实：“由于秦、楚之突出发展，渐渐成为中原诸国的危胁，于是出现了集团的战争。据文献记载，三国击秦者二次，五国击秦者三次。三国伐楚者二次，四国伐楚者一次。”（注：翦伯赞。先秦史[M].）秦并六国的战争，秦楚之间的战争最为漫长惨烈。 世界历史也证实，由各国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地缘政治，对各国影响甚大。以欧洲而言，英、俄为地处侧翼的大国，而法、德、意、波兰为地处中心的国家。就世界范围内而言，俄、美是地处侧翼的大国，尤其美国为地处两洋之间的侧翼大国，它利用它的国力和侧翼的优势影响和控制世界事务。 三、商鞅变法及其时代背景 欲言商鞅变法及其时代背景，必须追溯一下秦的发展过程。秦本是戎族中善于牧马的一支，其先世非子因善牧马而得幸周孝王，被封为周附庸，至秦仲因有功于周而被封为大夫，至襄公“始国”。从此，秦以今天的天水——宝鸡一带为中心而沿着渭河流域向东西两线发展，特别是向东发展。在秦的早期，秦处于周王室与西戎之间，即在文化带上处于中原农耕文化向西戎游牧文化过渡的地带。秦担任着拱卫王室、“以和西戎”的职责，不断地从中原输入农耕文化而从游牧走向定居农耕。秦早期所处的地理位置，向西、北、东、南四个方向都有着极大的纵深，四周为戎人所环伺。在秦不断地与戎人的战斗中，秦人培养了能征善战和尚武的风习。 襄公“始国”之后，秦人不断地向东攻击前进，从武公中经德公、宣公至成公时期，秦伐彭戏氏（戎族名，在今陕西白水县东北），伐guī@①戎（在今甘肃天水市）、冀戎（在今甘肃甘谷），灭小虢（在今陕西宝鸡县虢镇）。德公时期，秦再次将统治中心东迁至雍（今陕西凤翔）。秦的影响已及晋的边境，“梁伯、芮伯来朝”。梁在今陕西韩城县南，芮在今陕西大荔县，两地与晋地相邻。宣公时期，秦已初步具备了与晋争锋的能力。宣公“四年，作密畴，与晋战河阳（今河南孟县西），胜之。”从地图上查看，上述地点分布在渭河两岸和黄河中游。秦以天水——宝鸡一带为根据地，向东攻击前进。从秦的主攻方向看，秦已具有对肥沃的、便于耕作的耕地不竭的需求。至宣公时期，秦已大致拥有渭河两岸的平原地带，即今天所称的关中平原。这一地带原为周故地，平王东迁后，为戎人和周余民所居。秦占居关中平原后，关中平原的土质肥沃、便于耕作、交通便利，为穆公上演春秋五霸之一幕搭好了舞台、奠定了基础。穆公时期，晋请粟于秦，秦“与之粟。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注：司马迁。史记卷五·秦本纪第五[A].）即从今天的陕西凤翔延伸至山西翼城县东南。这一事实一方面表明，穆公借此机会向山东各国经济上示威、政治上捞取资本，证明秦已非昔日西垂蛮荒的夷翟可比。另一方面也证明了秦占据关中平原后所据有的强大经济实力。 穆公时期，秦晋之间有四次战争，秦晋各两胜两败。秦虽夺取了晋河西地、灭了梁、芮，助“晋文公入襄王，杀王弟带”，驱逐翟人势力，势头直逼晋，显露出咄咄逼人的锋芒，但尚不具备“为诸侯盟主”（注：司马迁。史记卷五·秦本纪第五[A].）、向中原发展夺取黄河两岸肥沃耕地的能力。穆公虽纵横捭阖、用尽计谋，但向东发展碰了钉子。于是秦人的势力收缩回来，向西、北、南发展，这虽有违秦人一贯的主攻方向，但在时易势移的情况下，对战略进行调整，也属必然。秦穆公“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注：司马迁。史记卷五·秦本纪第五[A].）所以，穆公的成就，不在于东向问鼎中原，而在于以占居关中平原后所具有的经济、军事实力，“开地千里，遂霸西戎”，为秦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穆公之后，从康公中经共公、桓公、景公……至献公时期，秦一方面与晋展开了长期的拉锯式争夺战，另一方面继续讨伐四周戎族，开拓国土。随着国地面积的日趋扩大和长期的生聚发展，秦的国势再次振兴。上文已述及，献公时期，秦与晋战，两次大获全胜。 秦孝公时期，秦的国土西达甘肃陇西，东以洛河与魏相临，北达甘肃泾河流域的陇东，南与楚汉中相接。秦所占据的区域，核心区为关中平原，其四周为较富庶的牧区。始皇帝时，乌氏县（今宁夏固原）的乌氏倮善牧，牛羊需以山谷来计量，“位比封君”。由此上推至一百多年前，秦人所征服的而为善牧的戎人所居的区域，其畜牧业必有相当的发达。 从上文的描述中我们可发现，秦的发展有一种内在的规律、内在的必然性。穆公在位期间，是秦在经过长期生聚发展的基础上，突破瓶颈的大发展时期，是对此前发展成就的总结和为新时期发展奠定基础。秦孝公在位期间，也是同样的一个量变将要引起质变的大发展时期。此时，秦的国土已有相当规模，国势已喷薄欲出。秦与六国相比较，在气候、自然地理、地缘政治诸方面有着天然的潜在优势;中国的农耕技术取得了质的突破;中原诸国已地狭人稠，而秦犹地荒人稀，有着大量的富源等待开发。因而，采取重大的变革行动，开发秦国富源，变潜在的天然优势为实际的经济、军事优势的历史任务，就提上了历史日程，提交到了秦国统治者的面前。 商鞅变法的前夜，正是中国社会农耕技术取得突破、社会将有剧烈动荡的大变革的前夜。此时，牛耕与铁制农具出现并开始在各国间传播。春秋时期，各国间的战争，通常动员的兵力为几千人，战一日即见分晓。而到了战国时期，动辄“斩首六万”、“斩首八万”、“斩首二十四万”、“坑赵降卒四十二万”（注：司马迁。史记[M].），而灭楚更是动用了六十万人的兵力。以如此规模的兵力发动战争，非有雄厚的财力特别是充足的粮食供应不可。而充足的粮食供应，又有赖于农业生产。由此可推知战国时期，牛耕和铁制农具一定有相当程度的普及。 秦在气候、自然地理环境、地缘政治诸方面，有着天然的潜在优势，如何将这些潜在的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并进而转化为军事优势，就涉及政策的选择和制度的安排了。商鞅变法，正是在中国农耕技术已取得突破之后，实施新的制度和政策，来推动技术的普及，开发秦国的富源，变潜在的优势为实际的优势的一种政府行为和社会运动。 变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三个方面。政治方面为推行郡县制、什伍连坐制以加强中央集权，加强对人民的控制;经济方面为“为田开阡陌封疆”（注：司马迁。史记卷五·秦本纪第五[A].），变公有的井田制为土地私有制，整顿田制，加强税收，以及以法律的手段戒除秦人的惰习和陋习，开发秦的富源;军事方面为废除贵族世袭爵位制，实行军功爵制，爵位的高低以及获取土地和财富的多少，纯以军功的大小和斩获敌人首级的多少来衡量，很有点计件工资制的味道。由此秦人“闻战则喜”，“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的秦国军队，在这种军事制度和分配政策的激励下，终成“虎狼之师”。 当时，中原各国已有人口压力的迹象，翦伯赞在《先秦史》和钱穆在《国史大纲》中都表达了井田制的破坏，与人口增殖大有关系的观点。而且，钱穆认为春秋时期的郑国已地狭民稠。而秦国依然是一个人烟稀少、荒地很多的国家。故秦国有“徕民”之举，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六国人民要响应秦国的“徕民”之举而愿长途跋涉至秦国，也是六国有着人口压力的一大证据。根据土地经济学原理，传统农业中的农民倾向于开垦新地，而在技术取得突破的情况下，秦国因为地广人稀，大规模的新地开垦，一定意味着农民人均农业剩余的大量增加。这也是秦强大的原因。 商鞅变法后，秦国以一个政治中央集权、经济富庶、军事力量强大的新面目出现，从此，对六国展开凌厉无前、不屈不挠的攻势。在攻击中，秦国不断地获取六国的土地和人口而更趋强大，六国在不断打击中日趋削弱。其中，秦攻灭了巴、蜀之后，更是如虎添翼。成都平原的肥沃、李冰父子的都汇堰工程再加上新技术的传入，秦国更为富庶强大，这也为史料所证实：“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注：战国策。秦策[A].）“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注：司马迁。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第七[A].） 秦人军事制度的安排，使我想起了周人的封建制、日耳曼人的采邑制、金人的猛安谋克制、蒙古人的领户分封制、满人的八旗制，这些制度共通的特点是：军政合一、兵民合一，战争的胜利与人人的私利密切相关。当一种征服运动与人人的私利密切相关时，这种征服运动就变得势不可挡了。 总之，在战国时期的技术条件下，秦在气候、自然地理环境、地缘政治诸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秦发展的早期，秦在地缘政治上为地处侧翼的大国而在自然地理环境上有着极大的纵深时，不啻为一种不利条件。当中原诸国纷纷发展崛起时，秦犹为戎人所包围而与戎人苦苦作战，当秦消灭了诸多的戎人部落而崛起于西方时，适逢中国社会农耕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中原诸国已地狭人稠，而秦犹地荒人稀。商鞅变法是在新的技术背景条件下，如何充分开发秦国的富源，变潜在的天然优势为实际的经济、军事优势而采取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这种变法的理念来自于在发展水平上领先于秦的山东诸国的实践和秦本国的实际情况。新法雷厉风行的实施，充分开发了秦国的富源，变秦潜在的天然优势为实际的经济、军事优势，使秦取得了凌驾于六国之上的态势，从而秦统一了中国。地缘看中国历史第三回
如何才能用地缘政治学的角度去看待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的朝代
中国历史上的 【大一统的朝代与分裂，动荡，割据，军阀混战，群雄逐鹿】有一个学名，叫做治乱循环。
所谓的地缘政治，我们的老祖宗也有一句简单的概括，远交近攻。
当然，地缘政治是比较复杂的，一句远交近攻无法完全囊括，但是确实可以囊括地缘政治精髓的一半。
但是，治乱循环其实和地缘政治关系不大。
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主要源自于儒家占据了中国的统治学说之后造成的。
因为儒家讲究、追求道德治国而反对律法治国，导致儒家出身的官员们习惯于践踏法律，也导致民众敬畏权力多过于敬畏法律。从而导致规则的被践踏，当法律都无法得到尊重时，所谓的道德就更是空中楼阁了。这就导致到了王朝末期，规则日益被权力所践踏，所有的人都在追求权力并用权力践踏规则。
最终的结果就是分裂、动荡、割据、军阀混战。因为以中古时期国家的组织水平而言，他们对于偏远地方的控制主要依仗律法和权威，而当实力可以轻易践踏律法和权威时，国家自然就会分裂、割据了。
而随着分裂、军阀混战，就会有之前被儒家政治体制压制的英雄豪杰应运而起，他们大多没有收到过严格的儒家教育，所以更重视规则、法律，用规则和法律建立了一个新的组织（新朝廷）。因为新朝廷重视规则、法律，所以政令能够远达四方，即再次进入大一统，也即所谓的分久必合。
但是自从西汉汉元帝之后，拥有道德制高点的儒家就彻底占据了中国的学术统治地位，于是又是一个循环。随着开国皇帝的死亡，新的皇帝在儒家教育下成长，再次接受儒家重视道德而轻视规则法律的价值观，于是中央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也日益下降，当下降达到了一个程度时，又一次的分裂、割据、军阀混战。
当然，这仅仅是部分原因，还有很多其他原因，这仅仅是主要原因罢了。
例如，儒家还有一个缺陷，不擅长、不重视知识的传承。或者说，他们只重视儒家学术的知识传承，对于儒家学术以外的知识传承不重视甚至可以毁灭。
这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政权最重要的就是组织力和动员力。明朝初期的靖难之役时，建文帝先后动员超过二百万人次的大军北征朱棣，完全没有国力上无法负担的记载，相反如果朱棣不突袭南京的话，感觉建文帝还能再动员200万人次。
而明朝末年，对于明朝事关生死的松山战役中，洪承畴本身安排极为妥当，利用兵力优势步步为营逼退满清，和满清对耗国力。事实上当时的皇太极已经极为头疼了，因为满清的国力肯定无法和拥有全世界三分之二白银流入的明朝对抗。
但是，崇祯皇帝承担不了了，拥有全世界三分之二白银流入、二亿人口的明朝，居然无法承担十七万军队在距离首都不到1000里的距离上长期作战，他几次下旨逼迫洪承畴速战速决。
洪承畴无奈只得将保卫粮道的兵力调到前方加大对满清的攻势，结果被皇太极抓住漏洞轻松断了粮道，明朝最后17万能战的精锐全军覆没。
明朝初期的人口不到一亿人，白银奇缺，然后能够动员超过200万人次的军队在距离首都超过1500里的区域作战，财政上没有任何压力；
明朝末年人口超过二亿人，贵金属丰富，17万军队仅仅在距离首都不到1000里的地区打了几个月仗，财政就不堪重负。
这说明明朝传承将近300年，组织、管理上的知识、能力是在退步的。
即，儒家未能传承这些至关重要的知识。
阅读以下材料,回答问题材料一 我想中国历史上有意义的革命,只有三
(1)周朝：分封制。秦汉：郡县制、察举制。促进民族、民主精神的觉醒。（8分）
(2)“第一枪”：结束清朝统治，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第一步”：颁布《临时约法》，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第一回”：发布改称谓、废跪拜（剪发辫、易服饰、禁缠足和倡女权）等革除“旧染污俗”的政令等。（6分）
(3)突破短时段的“革命史框架”，进行贯通的长时段研究。（1分）
试题分析：本题考查学生对古今中外政治制度的理解能力。（1）西周的政治制度是宗法分封制；汉代实行察举制和征辟制打破了西周以来的世卿世禄制。梁启超认为的辛亥革命的意义可以从材料“第一件叫做民族精神的自觉，第二件叫做民主精神的自觉”处进行分析。（2）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可以分析的出第一枪指的是反对清王朝统治的第一枪，推翻了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创立了民国是指的第一步；由此引发的社会习俗的变革是指的“第一回”。（3）根据材料三可以看出作者主张研究历史应该从前后各个时间段分析，进行长时期研究。
点评：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推翻了清王朝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传播了民主共和的观念，颁布了约法。但是建立的新体制并没有很好地发展下去。与此相关的知识点如辛亥革命的背景也需要掌握。
中国历史上大规模向朝鲜派兵共有两次,各是什么时候
第一次是隋炀帝征讨高句丽。第二次是抗美援朝。
隋朝一共征讨四次，第二次征讨发兵113万作战部队，如果算上后勤差不多300-500W人。
期间修建了京杭大运河用于运输。修运河死了几百万人。跟高句骊打，隋炀帝好高骛远什么事都要自己来决定，导致贻误战机，，再加上将领冒进，中了敌人的空城计和诈败的计谋，隋朝30W陆军和20W海军的先期部队全军覆没。算上被突袭的伤亡。这次战役估计损失了60W左右。
第三次战役，隋炀帝又发兵攻打高句骊，因为叛乱没去成。可想而知隋朝如果不是隋炀帝个2B不停地区对外征伐，，也不会那么快灭亡。。当时隋朝的军队百万之师还是有的。。。光看京杭大运河就可以知道了。
1950年10月19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从安东（今称丹东）、河口（即宽甸县长甸镇河口）、辑安（今称集安）等多处地点秘密渡过中朝边界鸭绿江，10月25日发动突袭。
联军并未料到中国会在未对联合国宣战的情况下出兵，而且此前前方的联军也没有收到任何中国军队已经跨过鸭绿江的情报。联军被打得措手不及，全面撤退至清川江以南。第一次战役以中国军队的全面告捷结束，中方宣称歼灭了3万5千名联合国军士兵。
虽然第一次战役惨败，麦克阿瑟依然坚持中国出兵只是象征性的，但同时他也承认“联合国军全部被歼的危险”，因此建议应该大规模轰炸中国东北地区，但是美国杜鲁门政府显然意识到在二战刚刚结束后就立即与中国作战将有可能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因此认为应该将战争限制在朝鲜半岛。而中国的参战，令杜鲁门政府再度改变政策，称朝鲜半岛的统一可以“日后再谈判”，显然抛弃了之前要一鼓作气统一朝鲜的策略。
11月24日，麦克阿瑟发动了对清川江以北中朝军队的进攻，并宣称要让美军士兵“回家过圣诞节”。中国人民志愿军先示形于敌，诱敌军进入战役发起线后于11月25日发动第二次战役，在西线战场使用志愿军第38军、42军从左翼突击美军第8集团军纵深。美韩军被迫全线突围南撤至三八线，12月5日弃守平壤。1950年12月31日中朝军队发起第三次战役，推进至三八线以南50英里处，汉城被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与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占领。
此时的美国已经发现自己陷入朝鲜半岛的泥潭而无法自拔，自己被迫在一个陌生的战场打一场前途未卜的战争。为了扭转不利的战争形势，赢得喘息时间以便增强在朝军事力量，不得不从1951年7月10日开始同朝中方面在开城进行停战谈判。但是美国并不甘愿放弃侵略野心，在谈判过程中，一方面提出蛮横无理的要求，制造借口拖延和破坏谈判；另一方面不断对我施加军事压力，动员了它的全部陆军的1/3、空军的1/5和海军近半数的兵力，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当时所有的现代化武器，企图用空中绞杀、海岸进攻等各种军事手段迫使朝中方面在谈判中屈服。
1951年1月25日至4月21日，志愿军又发动第四次战役，歼敌7.8万人。4月22日至6月10日，志愿军又取得第五次战役的胜利，共歼敌8.2万余人。但是，这次战役由于发起时间提前，准备比较仓促，战役歼敌目标企图过大，进攻纵深过远，志愿军损失较大，已方伤亡和失踪8.5万余人，因而取得的胜利不够圆满。此后，作战双方转入战略对峙。
1953年7月双方签署停火协议，谈判的最终结果是在三八线附近以1953年7月27日22点整双方实际控制线南北各2公里宽设立非军事区。直到52年后的今天，朝鲜半岛依然是分裂的两个国家：朝鲜和韩国。
从地缘,文化,领域三重视简单分析我国周边形式,
世界上很难找到象中国大陆有一打以上的陆上邻国，近海邻国也有近半打。
有的与中国有陆上领土纠纷，有的是海上。有的纠纷缘于历史原因，而有的纠纷缘于大国的利益代理而产生。
台湾问题是一个特殊的历史产物，它牵制着中国的国力比任何纠纷都多。但用辩证法的观点看，这种纠纷也有利于中国大陆的凝聚力，如果这样严重的纠纷尚不能让大陆产生凝聚力而奋发图强，发展国力军力，那么这种威胁的最终消失必然让中国凝聚力和图强心彻底瓦解，其结果是不难想象的。
中国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处境：有4个邻国（俄国、印度、巴基斯坦、北韩）拥有核武，另一个最大的核大国美国也将核武瞄准着中国。在中国这个地理位置上，一共有6个国家用核武器捆绑在一起。
台湾问题也时刻牵制着中国人的心。 但这并不是全部，除了潜在的核危机，还有复杂的多边关系。
尽管中国小心翼翼，但因为它在2000多年历史上大部分时间中的强大，使得周边的不少邻居对中国充满了警惕，这些国家包括不少东南亚国家、印度、外蒙古。另一些邻居因为目前需要中国，暂时倒没有太多的怨言，这些国家包括朝鲜、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等。
还有一些人口和国力都不大、影响力有限，受周边地方强权支配的国家有老挝、不丹、尼泊尔等。还有一些目前属于‘中亚上海5国组织’的中亚国家和其它国家。
在与中国陆地相连的14个国家中，共有14亿人口左右。中国在未来有可能会有海域冲突的近邻共有近3亿左右人口。
加上中国自己的人口，这些错综复杂的地区共有30亿人口，占去世界人口的整整一半。 地缘政治学主张一国的政治乃受其地理所支配。
它的关键内在含义是，如果一个国家的邻国越多，那么它与这些邻国的利益纠纷就越容易产生。如果地缘政治学说是正确的，那么中国在未来充当第一超级大国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因为它的邻国会时时刻刻拉着它的后腿。
这些与邻国的利益冲突，必会使中国在制定政治和经济政策时小心弈弈，必然大量消耗中国的国力和军力。也就是说，美国只有二个邻国，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它可以如一名喜欢挑战的拳击手，随时找些敌人开心而产生凝聚力，从精通地缘政治学的美国政治家来说，这的确是他们的一种治国之策。
美国也可以在功成名就后，安安稳稳、轻轻松松地怡养天年，但这样的缺少紧迫感会使美国很快变成南美洲的懒散国家。而中国却用不着找任何敌人，反而受地缘支配，它必须随时应付不管它愿不愿意的各种挑战而消耗国力。
因此在任何条件下，它都不可能如美国一样可以轻易地调兵遣将到世界各地。精通地缘政治学的美国的决策者不会看不到这一点。
不过这不要紧，中国本来就没有这种想法，要如美国一样，将兵将派到世界各地，去做人类的主宰。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是非常中庸的，这种文化也根本不可能让中国产生这种‘雄心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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