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失败竟然是眼睛埋下的祸根

Posted 2023-01-04 项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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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失败竟然是眼睛埋下的祸根

　　“西楚霸王”项羽的一生充满着神秘色彩，他怀揣着英雄梦想，石破天惊地出世；然后又领着江东才俊们东挡西杀、南征北战，入咸阳、烧秦宫、成霸王，威风不可一世；接着又在鸿门宴上放走刘邦，使得老虎归山，为他不久以后的乌江自刎埋下了隐患……如此波澜壮阔的一生、如此气壮山河的经历，不是一般人能拥有的。据说，项羽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人生，是因为他长着一双特殊的眼睛——重瞳。那么，霸王项羽真的是重瞳吗？重瞳真的有如此大的魔力吗？

　　在京剧《一捧雪》中有关于项羽的一首诗：

　　重瞳竖子入咸阳，大火冲天毁阿房。

　　灞上三章约法在，英雄千古属刘郎。

　　其中，“重瞳竖子”指的就是大名鼎鼎的“西楚霸王”项羽。因此也就有人将项羽称为重瞳子。所谓重瞳子就是一个瞳孔中间有两个瞳仁，这是在一般人中间非常少见的，而且这被相术家们认定是大富大贵的相貌。

　　相术是中国古代术数的一种，它是根据人体不同部位呈现的不同特征，以推度和揣测人的命运和吉凶祸福。相书在东周时就已出现了，后来相术在其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五行学说、八卦学说等传统文化，并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鬼魂观念、天人感应说以及宿命论等思想。因此，在科学不是特别昌明的古代，人们常常对自己的命运有着许多未知的地方，于是就将解决这些未知问题寄托于相术之上。相术由此就受到了普遍的信任和流行。也正是因为这个，人们便对相术家的话奉为金玉良言。既然，相术家们认定是拥有重瞳就是大富大贵的相貌，于是这就无疑成了不刊之论了。

　　翻阅史料得知，历史上有着重瞳的人物还都是一些大富大贵抑或是不同寻常的人物。这些人物有的是帝王君主，有的是文人墨客，还有的是高僧高道……如：《尸子》：“舜两眸子，是谓重瞳。”《论衡》卷十六载“ 虞舜重瞳，王莽亦重瞳。”《新五代史》卷十三：“康王友孜，目重瞳子，尝窃自负，以为当为天子。”《菽园杂记》卷十一：“太宗……重瞳龙髯，二肘若肉印之状。龙行虎步，声如钟，实乃苍生真主，太平天子也。”以上是关于君主是“重瞳”的记载。除此之外，《梁书》卷十三记载大文人沈约是重瞳。《新五代史》卷六十二载既是帝王也是大词人的李煜“一目重瞳子”，李煜字重光，就是这么来的。《七修类稿》卷八载明玉珍是重瞳《蕉廊脞录》卷四载无闷先生“左重耳，右重瞳”。而和尚、道士“重瞳”的记载也是可以找到的：《五灯会元》卷三：“师以目有重瞳，遂将药手按摩，以致两目俱赤，世号赤眼归宗焉。后示灭，谥至真禅师。”《五灯会元》卷四：“睦州陈尊宿，讳道明，江南陈氏之后也。生时红光满室，祥云盖空，旬日方散。目有重瞳，面列七星，形相奇特，与众夺伦。”《五灯会元》卷五：“师目有重瞳，手垂过膝。”《云笈七签》卷六十五：“且教有内外，故理有深浅耳。求之形体，则有鳞身四乳，重瞳彩眉之异。”《云笈七签》卷十九：“为仙真人重瞳子，故能彻视八方。”

　　而历史上最有名的“重瞳”者，当属霸王项羽了。当然，项羽的“重瞳”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历史依据的。《史记·项羽本纪》：“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

　　正是由于历史上有如此多的“高级人物”是“重瞳”，所以，“重瞳”这个词就变得高贵起来，到后来竟成了皇帝的代名词。如：《喻世明言》卷二十二：“贵妃引贾似道就宫中见驾，哭道：‘妾只有这个兄弟，无家无室，伏乞圣恩，重瞳看观。’”这里的“重瞳看观”就是指让皇帝观看。

　　可是，有人对历史上“重瞳”的高级人物的命运和生平查看一下发现，这些人的命运似乎算不上大富大贵，有的甚至可以说算得上是凄凉无比。例如，威名赫赫、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项羽最终落得个兵败自刎，和他那虞姬也只得上演了一出凄美的《霸王别姬》而已，空教后人扼腕叹息罢了；大文人沈约的命运好像也是不是特别好，成语中的“沈腰潘鬓”其中前者就指的是沈约，他或是精神不佳，或是身体不健，反正是瘦得连裤子都显得肥大宽松了；而既是皇帝又是词人的李煜的命运就更不好了，刚刚做了几天皇帝，就被赵匡义（宋太宗）将国家给灭了，宫殿、妃嫔、珍宝都归了他人，而李煜也成了阶下囚，最可怜的是他还失去了人身自由，发了几句词人的感慨，不知为何得罪了赵匡义，也就一杯鸩酒下肚、一命呜呼了……

　　这样的例子不一而足，这样看来，那些所谓的相术家们关于“重瞳”的大富大贵的批语也都是无稽之谈了。

　　那么，为何会出现“重瞳”的现象呢？有学者认为，所谓重瞳子之说，其实都是眼睛异于常人的眼病或者畸形而已。大体有以下几种说法：如，瞳孔粘连而变形，瞳孔本为Ｏ型，中间粘连成ＯＯ型；其次，可能是白内障没有发育成熟，俗称玻璃花眼；还有一种可能，即是对眼。

　　至于为何项羽是“重瞳”，学界还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但是有一种观点得到大部分人的认可，即是郭沫渃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过的，项羽脾气暴躁，动不动就气得目眦尽裂，很容易成为对眼，于是他人看上去，霸王就是“重瞳”了。这无非是生理性的病变而已，并不是项羽有着什么特殊的命运。

没道义只讲权术埋下灭亡祸根

秦朝丞相李斯：没道义只讲权术埋下灭亡祸根

　　鲍鹏山说政客——赵高，一个玩大了的小人;李斯，一个玩小了的君子。

　　编辑记——鲍鹏山说，先秦诸子，在韩非之后，哲人的时代就过去了，而政客们则亢奋起来。李斯，就是其中一个。李斯是富有远见的大政治家，也是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他成功利用权力极其极端形式——暴力，横扫天下，走上事业顶峰、权力顶峰。最终，遭受无以计数的酷刑，还是走向毁灭。

　　一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司马迁何等人物？玩古往今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于股掌之上，秤他们的斤两，论他们的货色，一言而九鼎，盖棺而论定。第一等人物也！《李斯列传》写李斯，写这千古一相，一开篇，即墨毫轻扫，如灶妇扫尘，李斯就入了另册，成了鼠类，在历史的长廊中，画定了他贼眉鼠眼的形象。司马迁写人物，往往在开头写一两件不太起眼的小事，似乎写的仅是人物的小节，却往往借此给人物定性，并暗示将来之命运。上引《李斯列传》的开头一节，即是典型的例子。

　　在写韩非时，我提到，先秦诸子，写到韩非，结束了。哲人的时代过去了，而政客则亢奋起来。这“亢奋的政客”，我隐隐指的就是李斯。他既是韩非的同窗，又是韩非的嫉妒者和谋杀者。在先秦，有著作有学问而在一般场合不被人以“子”相称的，只有商鞅和李斯。这好像不仅因为他们是官僚，那齐国国相矮脚佬晏婴，不也称“晏子”么？连苏秦、张仪这样的人也偶有称他们为苏子、张子的。“子”是尊称，必须兼具道德学问两方面的优长才行。大约是商鞅和李斯在当时人及后人的眼里，道德上的污点太大吧。

　　李斯做出了惊天动地改天换地的大事，但他自己却一直没能大起来。他好像永远是上蔡小吏，永远摆不脱那种小人物小人格的心态。小气小器小心翼翼，永远蜕不出那种委琐细屑，患得患失，首鼠两端。他既不及商鞅的一意孤行一往无前，更不及后来王安石的坦荡磊落忘怀得失。是的，他终身受控于他皮袍下的那个“小”字。他绝顶聪明，但心智有限，德不胜才。我这里讲的“德”，不光指“道德伦理”之“德”，更是指一个人的定性，一个人面对世界时的那种自大自信，超然豁然，那种把握自己，不被世界左右的定性，在诱惑或在压力面前保全正常理智，不被其淹没或误导的心力。在这一点上，李斯显然有些弱不禁风。他的老师荀子是知道他的缺点的，所以，当李斯做了秦丞相的消息传到他老人家耳朵后，这位世故的学者和地方老吏（他长期做楚兰陵令），不仅不为他高兴，反而忧愁得吃不下饭了。他已预见到这位不能把握自己的学生将要自蹈不测之祸了（见《盐铁论·毁学》）。

　　李斯一生孜孜矻矻，机关算尽，他好像总是皱着眉头，心事重重。他是一个典型的以聪明处世的人。我以为，就处世而言，最高境界是以赤子之心待人接物，超越利己利他;其次是以正常理性处世，摒弃大费周章的一切人生戒律和道德教条;再次就如芸芸众生，随自己的喜怒哀乐待人接物，不求活得高尚，只求活得真实，不求有理有据，只求随性适意。而最差也最危险的处世方式就是以一己的聪明来对付世界的万千世相及其不可穷尽的变化。人之聪明有限，而世途之险暗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以有限去应付无限，危险啊！这是庄子的告诫。

　　说这些，我是想说，李斯是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一切以聪明来处世的人无一不是机会主义者。但李斯仍有他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他是一个鼠，但却似乎并不全是“鼠目寸光”，他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富有远见的大政治家。他两次力排众议，顶住压力，反对分封而倡立郡县，其中第一次他所顶住的还是来自他上司—丞相王绾的压力，其时的李斯还只是一个廷尉。如果我们细心留意一下历史，我们会发现，三代递代，及更早的黄帝杀蚩尤，炎黄大战，乃氏族部落战争。周代立国，广封天下诸侯，在最初分封的诸侯中，“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荀子·君道》），以一家血脉涵盖天下，一举消除了氏族战争的隐患。这是周公的大功德。而周王朝的灭亡，则又是由于诸侯兼并。秦立郡县，又一举消除了地方诸侯对中央挑战的危险。自此以后，于秦，则是“有叛人而无叛吏”;于汉，则是“有叛国而无叛郡”;于唐，则是“有叛将而无叛州”（柳宗元《封建论》），从体制上彻底解决了地方利益集团威胁中央的问题（汉代的“有叛国而无叛郡”更是从正反两面验证了李斯的论断），李斯之功大哉，李斯之见远哉！难怪司马迁要在事功这一点上把他和周公旦相提并论！

　　其实，指责李斯是机会主义者，也完全是道德主义的立场。如果李斯不善于发现机会，抓住机会，他也就不会成功。当他在荀子那里学“帝王之术”时，他就在做“十年磨一剑”的功夫。他对学问本身的兴趣远在韩非之下：当韩非在思辩的玄想中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时，李斯却是一边听荀老师讲课，一边是心有旁骛，很像是孟子指责过的那种不专心，“一心以为鸿鹄之将至”—不，一心想着自己将如鸿鹄，志向远大，羽翼已就，一飞冲天。他的眼角不时地扫向书室之外，窥测方向，以求一逞。他匣中的宝剑时时作鸣，要扬眉出鞘。在纷争的七国之中，他也早瞅准了远在西北的秦，那是一颗杲杲跃起的天狼星，将要吞食崤山以东死到临头还吵吵嚷嚷、睚眦相向的六国昏蛋。他对自己的祖国—楚国，简直不屑一顾：一个逼死屈原的祖国还有什么值得留恋？孟子就说过，若无故而杀士，连大夫都可以叛逃他国。况且，连贵族出身的屈原都无能作为，他这样的一介上蔡布衣还能有什么指望？他对荀子说，当此“游说者之秋”，如不抓住时机，为自己挣得富贵，就不合乎正常人性。而秦国无疑是最有希望也最有接纳天下人才雅量的大国。于是他打点行装，告别恩师，向西一路逶迤而去。按荀子晚年对秦国的好感，他定不会阻拦，甚至会鼓励自己野心勃勃而又才干出众的弟子去秦国实现理想，也使自己呕心沥血的理论化为政治现实。

　　待价而沽的李斯显然比屈原、韩非自由。屈原、韩非是有负担和拖累的，这拖累就是他们出身所系的祖宗之国。“毕业”以后，李斯可以毫无拖累地根据自己审时度势的判断来决定自己的去向，而韩非则必须回到韩国，如同今日的定向委培。问题是，韩国并不需要他，更不需要他的理论。这就让天纵聪明的韩子被人约束住了。天虽纵之，无奈有人束之！在这一点上，拥有人身支配权的专制社会，永远是“人定胜天”的。韩非回韩国以后的境况，很像计划分配时代的无后台无后门、晦气重重可怜兮兮的大学毕业生。他只好退回内心，继续他的纸上谈兵式的理论研究。而此时的李斯，在秦国的事业和个人的前途都已一片光明了。可怜的韩非只能成为黑格尔，而李斯则成了罗伯斯庇尔。假如德国的黑格尔到了法国，并要取代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也会杀掉黑格尔吧。

　　二

　　到了秦国的李斯很见机很乖巧地先投靠左右秦国实际权力的吕不韦，并取得了他的信任，被任命为郎官。这样他就有了游说秦王的机会。李斯非池中之鱼，他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借秦王的军队、财富、权势、国土及国土上的人力，来实现自己的伟大抱负。在与年轻的秦王谈论中，他又一次提到了“时”—时机。他极具煽动性地说，当前是“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的“万世之一时”。而且这个“时”，稍纵即逝：等到山东诸侯再次恢复元气，也恢复他们的理智—再次联合起来时，即使黄帝再世，也无法一统天下了。天佑暴秦！在天才商人吕不韦垂暮，进取锐气渐失的时候，又为秦国送来了一个精通“帝王之术”的李斯，在秦国的肌体上，又补充了新鲜的血液！而这血液，又是何等活跃，骚动，充满毒素，富于攻击性！

　　但李斯的到来，终断了秦国改善自己形象的机会。吕不韦晚年召集门客著《吕氏春秋》，并悬之国门，我以为这是他试图引进百家思想，填充秦人一张白纸似的脑瓜。是的，秦是公认的“虎狼之国”，它在当时各国中几无信任度。一直以来，它只有策略、权术及攻杀手段，而并无理论，并无任何价值取向与价值坚持。政策和策略是秦的生命。蔺相如曾一针见血地总括秦的不光彩的外交史：“秦自穆公以来二十余君，未尝有坚明约束者也。”（《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为什么不能“坚明约束”？就是因为没有价值约束，没有人文取向。可怜可敬的吕不韦，他定是预见到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即将随着据说是他自造的那个孽种的逐渐长大而终结，于是，他想在他被彻底清除之前再做一件大事，那就是，为秦国，为这一必将统一天下的新王朝找到一种统治理论。而他在《吕氏春秋》中杂取百家，虽然不能说他完成了新理论的构想，但也显然是在试图改变秦人一直以来的残暴不文的形象—可怕的是，这一国家形象，是如此富有戏剧性地集中体现在新秦王嬴政的身上—他鼻如黄蜂，胸如鸷鸟，声如豺狼，眼睛细长，令人不寒而栗，一望而知是个阴险毒辣、刻薄寡恩、心似虎狼、贪残好杀的人物。这简直就是秦国国家形象的象征。这形象直接吓跑了大梁人尉缭。秦国太需要把自己文明化了！太需要改变以往的形象了！作为边鄙小国，它可以以无赖的面孔占得一些便宜，但要走向政治中心，它难道不需要哪怕是伪装的文明与礼仪么？但李斯的到来，使吕不韦的一片苦心付之渭水东流。秦以后即便在武力上统一了中国，但它自身仍是无赖。它完全不能胜任新的角色：在二世胡亥的身上，我们可以充分领略到这代代血脉相传的无赖本质，以及握有权力之后，更无以复加的丑陋。班固很粗野地骂二世是“人头畜鸣”。是的，一个肉体骨骼像人，而精神还停留在野兽阶段的怪物—他的祖先一直不愿在这方面有所进化。在冷兵器时代，文明与野蛮的冲突中，野蛮总占着莫大的优势的。

　　李斯带来的是一套可以立竿见影的计策。其中包括对六国人士的贿赂和暗杀。他是国家恐怖主义活动的倡导者。我以为与其说李斯继承了他老师的思想，倒不如说他捡起了他同学的理论;与其说他在秦国推行他同学的理论，又不如说他只是支离破碎地从《韩非子》中随机地抽出一些有临场用途的东西，来为他的行为找注脚。我们读他的大作《谏逐客书》可以发现，和先秦诸子相比，除了抄自他老师荀子的“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几句外，这篇鸿文中根本没有任何人文背景和道德根基！它只是相当聪明的灭六国强秦国的策略而已！先秦诸子大多只讲道，而不屑于或羞于谈权，商鞅、李斯等法家则正相反：弃道用权！只讲权术，不讲道义！没有道的约束，权术会演变成何等恐怖模样？

　　在大学课堂讲司马迁的《项羽本纪》时，我对学生说，项羽是有爱憎而无策略的;刘邦则是只有策略而无爱憎。所以，一个可爱可惜，一个可憎可惧。那么，李斯怎样呢？他只有策略而无原则！甚至一些最基本的、为先秦诸子各家各派所坚守的人道原则他都没有！他在荀子那里真是白学了！那么伟大的老师和那么杰出的同学，对他都是浪费了。他只是一架追名逐利的功利机器，难怪他永远那么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