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道与王道・秦汉帝国》七、司马忍辱著史记

Posted 2023-01-04 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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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道与王道・秦汉帝国》七、司马忍辱著史记

　　汉庭文章萃君门，良史犹称司马尊。七十卷书终始备，三千年事是非存。李陵设若无先见，王允何由有后言。古庙风霜香火冷，白云衰草满平原。 > >　　――[后金]完颜《司马太史庙诗》 > >　　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是《史记》。《史记》一书原名叫《太史公书》，是西汉时期著名的史官司马迁所著。如今，司马迁的英名妇孺皆知。他流芳千古的宝贵遗产《史记》，也成为了我国史学界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从事古代历史、古典文学研究的人们必不可少的典籍。在西汉武帝之时，出现了如此伟大的巨著并不是偶然的。西汉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统一强盛的大帝国，武帝时期更是它繁荣的高峰，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各方面都有巨大的发展。 > >　　潇洒一太史 > >　　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三十七岁，继承父职出任太史。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去世之前任太史令，有志于撰述汉王朝的历史而未成。元封元年，在临死之时，他郑重嘱咐司马迁要继承自己的遗志，编著完汉王朝的历史。司马迁此时继任了太史一职，这是他生平活动的一个转折点，是他以学者身份用学术著作和学术思想影响社会的开端。他家学渊源深厚，从小又接受了良好教育，再加之他青年之时曾离家出游，这一切都使得年轻的太史具有完成父志的决心和信心。 > >　　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司马迁出生于夏阳（今陕西韩城南），司马迁自己曾说“迁生龙门”，龙门是一座名山，它横跨黄河两岸，两岸皆断山峭壁，相对如门，黄河穿山而过，自高而下，水流湍急，奔放倾泻，声如万雷，富于神奇色彩。而司马迁出生的韩城也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有许多美丽的传说。 > >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时任太史令。太史令是替皇帝掌管天文历法、占卜祭祀、记录国家大事的官员。太史令官阶不高，俸禄仅六百石，相当于下大夫，在当时是一个不被人重视的角色。司马迁的先世本来是周朝的史官。司马谈也是一位善于学习并学问十分渊博的人。司马谈在汉朝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国家图书和收集史料，前后达二十余年之久。他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唐都是汉代著名的天文学家。杨何是汉初传《易》的著名儒家学者，官至中大夫。黄子即黄生，好黄老学术，曾经在汉景帝时与儒者辕固生辩论成汤伐桀、武王伐纣的性质问题。三人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对司马谈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司马谈勤奋好学，他学识渊博，熟悉天文历法和诸子百家之学。而且由于职务的便利，他能够广泛接触古今经籍。他曾打算写一部通史，但这个愿望没能实现就去世了。司马谈还常常以自己的远祖当过史官而感到光荣和自豪，他不仅希望自己能继承祖业，当好一名史官，而且也十分希望自己的儿子司马迁也以史官为业，因此，在后来对司马迁进行教育的过程中，他时刻都在向这一目标努力，指导和教育司马迁通晓各方面的知识和学问。据史料记载，司马迁自幼刻苦好学，在十岁时，就能诵读《左传》等一些古代的书籍。 > >　　前136年，司马谈被举为贤良，到京城长安为官，并如愿以偿当上了太史令。尽管官阶不高，但有机会接近皇帝和一些著名的学者，阅读宫中秘藏的书籍，这也正是司马谈梦寐以求的事情。由此，也为司马迁一生的走向奠定了基础。司马迁跟随父亲来到长安，这样，他就有机会向当时著名学者公羊学家董仲舒学习《春秋》，跟着经学大师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等儒家经典，博通天文、历法和诸子百家，大大开阔了眼界，到二十岁左右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博学多才的青年学者了。 > >　　为了进一步丰富自己的学识，年轻的司马迁准备到各地旅行，增长见闻，采集传说，搜集各种史料和考证各种史实，为以后写《史记》做准备。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出武关（今陕西省丹凤县），经南阳（今河南南阳），越过汉水，取道南郡（今湖北江陵），渡过长江和洞庭湖，来到汨罗江畔。汨罗江是我国古代著名大诗人屈原自沉身死的地方。司马迁面对滚滚的江水，缅怀着这位伟大诗人爱国的一生，不禁为之动情，他说：“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在长沙，司马迁还凭吊了去世才四十多年的政治家和辞赋家贾谊，贾谊曾被贬于此。司马迁在长沙搜集到许多关于贾谊的逸闻轶事。 > >　　此后，司马迁溯湘江而上，来到了零陵郡营道县（今湖南宁远）。这里有一座九嶷山，传说当年舜帝把帝位禅让给治水有功的大禹后，便到各地去巡游，在南方生病去世后葬在此地。司马迁在这里并没有找到舜帝的遗迹。但是，九嶷山雄伟壮丽的景色，却深深地打动了他。以后，他又在湘西的沅江一带，搜集到了不少关于舜帝的动人传说。其中一个传说讲舜帝死后被葬在九嶷山，他的两个妃子，一个叫娥皇，一个叫女英，寻夫至九嶷山，二妃悲痛哭泣直至啼血，使这里的遍山竹林都溅满了斑斑血泪，据说这就是斑竹（又称湘妃竹）的来历。 > >　　司马迁随又顺江而下，登上了巍峨的庐山。庐山周围河流密布，纵横交错，都汇于大江。他考察了大禹疏导九江的传说，追寻大禹的足迹。然后顺江而东，上会稽山（今浙江绍兴东南）。据说山上有一深不见底的山洞，当地人称为“禹穴”，当年大禹进去过，并且在里面藏过书籍。司马迁在当地人的引导下，也进入山洞观察了一番。司马迁还知道，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之后，为了报仇雪恨，也曾经在这里卧薪尝胆，后来终于打败了吴国。司马迁还在这里搜集到各种逸闻轶事，如找到了当年秦始皇所立的石碑，并且把碑文抄录下来，这都为后来写作《史记》准备了不少珍贵的相关材料。 > >　　司马迁离开会稽山后，渡过钱塘江北上，来到了太湖附近的姑苏山（在今江苏苏州）。姑苏山下是吴国的都城，当时著名的战国四公子之一、楚国的春申君黄歇就住在这里；秦朝末年项羽和他的叔父项梁，也是在这里举起反秦大旗的。司马迁来到这里，停留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搜集到一些关于吴王夫差、春申君黄歇和项羽等人的历史材料，补充了史籍记载的不足，为后来撰写这些人的事迹作了充分的准备。 > >　　离别会稽山渡江北上，他首先来到了淮阴（今江苏淮阴东南）。淮阴是秦汉时期著名军事家韩信的故乡和封地。韩信父母早亡，家境贫困，只有祖上留下来的一把宝剑，他便经常佩戴在身。韩信平时以钓鱼为业，过着贫苦的生活。母亲去世之后，无以为葬，他就把母亲的坟地选在又高又宽的旷野之中，周围可以住万户人家，这显示出韩信是一个胸有大志的人。后来他果然做了刘邦的大将而被封侯。司马迁把听到的这些传说都写进了《史记・淮阴侯列传》当中。 > >　　司马迁渡过淮水，沿泗水向北，来到了鲁国都城曲阜（今山东曲阜）。曲阜是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故乡，是中国古代的文化中心。司马迁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参观了孔子的庙堂、车辆、衣冠、礼器，目睹了儒生们演习礼仪的情景，流连良久不愿离去。随后，司马迁又驱车到了齐国的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后来又到孟子的家乡邹县（今山东邹城），游览了秦始皇曾刻石颂德的峄山，并在这里学习了饮酒、射箭等礼节。从邹县向南，到了薛城。薛城是战国时期四公子之一、齐国孟尝君田文的封地。孟尝君以善于养士而著称，只要是有一技之长，即便是鸡鸣狗盗之徒也不拒之门外。 > >　　司马迁离开薛城继续南行，来到彭城（今江苏徐州）。彭城是西楚霸王项羽的都城，也是秦楚、楚汉交战时的必争之地。司马迁在这里了解到项羽少年时代就与众不同，不喜欢读书，不喜欢学剑，只是喜欢学习“万人敌”的本领。当秦始皇巡游到达会稽时，项梁、项羽叔侄二人也出来观看，项羽看后，说：那个家伙，我们可以取而代之。后来确实如此，项羽率领五路诸侯灭掉了强秦，但最后自己也没能长久，刘邦把他给消灭了。司马迁了解到这些事实，着实为这位英雄的气概所折服，同时也为他的悲剧而惋惜。彭城也是一个英雄人物辈出的地方，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就是在这里高举义旗发动起义的；西汉初的一些名臣将相如萧何、韩信、周勃、樊哙、夏侯婴等，皆是在这一带登上历史舞台的。于此，司马迁听到许多从前闻所未闻的故事，这些故事后来成为《史记》中的精彩内容。 > >　　后来，司马迁又访问了魏国的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魏是战国时代的强国，最后为西部的秦国所吞并。在大梁，司马迁搜集到了战国四公子之一――魏公子信陵君无忌的故事；最后，又途经洛阳，入函谷关，回到长安，结束了近两年的实地访问和考察。 > >　　这次实地考察和访问对司马迁的思想和今后的著述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首先是识见的开阔。此前，司马迁所经历的基本上是书斋生活，并没有亲身感受社会和大自然。他通过这样一次长途远游，广泛地接触到各种人物，了解了下层百姓的生活状况，体会到了下层百姓的一些愿望和情感。这一切都为他后来的写作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提高了他写作的思想水平。其次，司马迁长途考察的主要目的就是进行实地调查，为将来撰写《史记》积累材料。最后，司马迁通过实地调查和民间采访，印证了许多历史文献和传说的真伪与不足，极大地补充和修正了文献的不足和错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才使得司马迁写出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 > >　　李陵之祸起 > >　　司马迁经长期游历后回到长安，不久，被举荐并通过考核，当上了博士弟子。一年后，他被汉武帝授予郎中一职。郎官是汉代官僚机构中的一种属官，带有一种预备、实习的性质，分为议郎、中郎、侍郎和郎中四等。议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郎官的任务是“掌守门户，出充车骑”。郎官官位虽然不高，但他们在皇帝身边活动，倒也十分荣耀，一旦外调，往往得为“长吏”，所以成为富家子弟求仕进阶的必经之途。而郎中又是郎官中最低一级的小官。按照往常惯例，郎官多由二千石高官的子弟及富家子弟充任，司马迁以一个秩比六百石的史官子弟得为郎中，实在是不容易。这样，司马迁又能常常接近皇帝，了解朝廷大事，并且有了跟随皇帝巡游四方的机会，这使司马迁进一步开阔了眼界。此时的司马迁正是风华正茂，他为出任郎中而高兴，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忠心耿耿地跟随汉武帝到各地巡游。 > >　　元鼎四年（前113），汉武帝开始巡游郡县，省察民情。武帝首先巡幸了三河地区，司马迁作为郎中，侍从前往。武帝先到了雍（今陕西凤翔），祭祀了青、黄、赤、白、黑五帝。然后东北去夏阳到河东（今山西夏县北），当时，河东太守没有料到皇帝到来，弄得措手不及而自杀。到汾阴，立后土祠，并按照太史令司马谈和祠官宽舒议定的仪式举行祭礼。祭礼完毕后，南渡黄河，经荥阳，回到洛阳。后来，司马迁在《史记》里的《封禅书》和《平准书》里记载了这次随武帝巡幸的见闻。 > >　　元鼎五年（前112）十月，武帝又幸雍，祠五帝。后西行过陇、坂山（在今陕西陇县、甘肃清水境内），到了陇西郡，郡太守也不曾料到武帝会来，也是因来不及供应饮食等，惶惧而自杀。武帝又西登崆峒山，北出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率数万骑于新秦（今内蒙古河套一带）围猎，然后回到甘泉。司马迁对这次伴随武帝西行印象很深。 > >　　元鼎六年（前111），司马迁奉武帝之命出使西南，代表朝廷去慰问那里的少数民族属国和新设的郡县，并寻找通往身毒的道路。这是司马迁自入仕郎中之后最重要的一次活动。司马迁这次奉使很可能是向驰义侯传达汉武帝征讨西南夷的命令，并在西南夷置郡后，继续巡视当地的社会治安与民族风情。如在成都，他搜集到不少刚刚去世的著名辞赋家司马相如的一些传说，后来于《史记》中为他写了一篇传记。总之，通过这次出使，使他有机会对西南地区广大的民族进行调查研究，为他日后在《史记》中首创民族史传提供了实践舞台。到了次年，即元封元年，司马迁回到长安向武帝复命。 > >　　司马迁回到长安时，武帝刚刚离开京城，前往泰山去举行祭告天地的大规模的封禅典礼。其父司马谈作为太史令自然也在前往之列。司马迁回到长安后没有停顿，急忙去追赶封禅的队伍，以便赶上这难得遇到的盛大典礼。汉武帝在平定南越和西南夷之后，心情十分高兴，为了向北方的劲敌匈奴显示自己强大的力量，决定于当年十月，亲自率大军十八万，耀师朔方，向匈奴示威。武帝从云阳（今陕西淳化）出发，北向经上郡（今陕西绥德）、西河（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左翼前旗）、五原（今内蒙古五原）等郡，过长城，登单于台，直达朔方，布阵于北河沿岸，威震匈奴。回京时祭祀了黄帝，然后回到甘泉，祭泰乙神。此后，过缑氏（今河南偃师南），到泰山封禅。但是，司马谈在途经嵩山时因疲劳过度而病倒，不得不留在了洛阳。几天之后，病情加重，等司马迁赶到洛阳之时，司马谈已是奄奄一息。司马迁也不得不留下来侍候父亲。 > >　　临终之时，司马谈把自己的想法和未竟的事业嘱托给了儿子司马迁，他说：我们的先祖一直是当太史的，后来尽管衰微了，但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不能在我们这里把祖业给断送了。我知道你有远大的志向和振兴祖业的愿望，并且具备了当太史令的条件。我死之后，你一定要请求皇上允许你接任太史令。如果能如愿，你一定要把我已无法完成的论著完成。如今海内一统，天下太平，上有明君，下有忠臣义士，他们的功业需要流传后世。我作为太史令而没有把它记载下来，总是感到不安，现在你一定要做下去。司马谈带着遗憾走了。司马迁料理完父亲的丧事后，立即赶往泰山向武帝复命，接着参加了隆重的封禅大典。 > >　　早在元光三年（前132），黄河在河南濮阳瓠子口决口，向东南直注巨野大泽，流入淮、泗，夺淮入海，使河之南十六郡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时，武帝曾派汲黯等动员十万民工堵塞，但刚刚堵塞，旋即又被冲毁。后来尽管多次派员派工，亦没能很好治理，二十多年来，瓠子口不断决口，使得大片土地连年歉收。元封二年（前109），司马迁又侍从武帝参加了负薪塞河工程。在祭祀过万里沙神祠和泰山后，武帝亲临黄河决口处，指挥民工塞河。他看到河堤上人手不够，便命令群臣及侍从官员从将军以下都得背草填塞决口。几万人在河堤上忙碌工作，场面十分壮观。经过这次修复，黄河此后近八十年再没有发生过大的水灾。司马迁在《史记》中的《河渠书》中对此有详细的叙述。 > >　　在这一段时间内，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迁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主持了太初改历的工作。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倡议进行历法改革，制定新的历法。因为制定新历法是改朝换代的象征，也是举国瞩目的大事，所以制定新的历法是新王朝建立后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巩固政权的需要。在我国古代，人们相信“五德终始”说，认为土、木、金、火、水五种物质德性相克循环变化，决定着历史上王朝的兴替和制度的改变。 > >　　秦亡汉兴，汉应该属于何德成了问题，多年来一直未定，成为当时统治者的一大心病。武帝即位之后，亦曾考虑改制事宜，只是窦太后喜欢黄老之说，不喜欢儒术，因此，也没有成行。窦太后去世后，到了太初元年（前104），改制已经势在必行了。 > >　　汉朝建立后，一直是沿用秦朝的《颛顼历》，但这一历法不够精确，出现了误差。司马迁不满意旧历，便在元封七年，也就是太初元年和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等上书，建议修改历法。武帝同意进行历法的改制，制定新的历法《太初历》。司马迁是这次改历的倡议者和主持者，《太初历》的完成，主要功绩在司马迁。司马迁不仅参加了制历的测算，提出了新历元和采用夏正的主张，而且还重新测定了二十八宿的距度。应当说司马迁这次改历武帝也十分高兴，于是，武帝下令改元，于太初元年五月，始用《太初历》。司马迁这次修改的历法，采用的夏正，以正月为岁首，又沿用十九年七闰法，使历法与农时季节相适应，有利于农业生产。《太初历》是我国保存下来的第一部完整的历法，也是我国最早根据实际观察解决争论而制定的历法，它的颁行是我国历法史上的第一次改革。这也为后来司马迁撰写《史记》一书中的《天官历》和《历书》奠定了基础。 > >　　司马迁在父亲去世后的第三年，即被武帝任命为太史令。他继承父职出任太史，这是他一生活动的转折点。从此，司马迁有条件继承父亲的遗志，整理自己搜集到的大量材料，开始从事史书的撰写工作。 > >　　在当时，人们还没有发明纸张，司马迁阅读和研究的是一捆捆的竹简和一卷卷的帛书。查阅起来十分不方便，但是，司马迁却以惊人的毅力，用了五年时间阅读了宫内珍藏的全部图书，并且作了大量的笔记和记录。在此基础上，他开始了《史记》的撰写工作。但不久，厄运降临到他的头上。 > >　　司马迁在刚着手写作《史记》不久，因为替孤军奋战、粮尽援绝而投降匈奴的名将李陵辩解而遭到汉武帝惨无人道的迫害，被处以当时被认为是奇耻大辱的宫刑。李陵，字子卿，汉代名将李广的孙子，善骑射，为人谦让，甚得人喜欢，少为侍中，后为骑都尉，英勇善战。天汉二年（前99），汉武帝因派到匈奴去的大臣被无理扣留，于是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出击匈奴右贤王，同时，武帝还派骑都尉李陵负责为李广利护送辎重作为后援。 > >　　李陵接到命令后带兵出发，北行三十日，行程千余里，到达了浚稽山（今蒙古国图拉河与鄂尔浑之间），随后安营扎寨，并把所过山川地形画图派人上报武帝，受到武帝的嘉奖。但是，李陵大军很快被单于所统三万骑兵包围。匈奴见汉军人数不多，发动进攻，由于李陵指挥得当，匈奴无法靠近，最后，匈奴军队败退，死伤数千人。单于大惊，急召左、右贤王八万余骑攻击李陵，李陵抵挡不住，且战且退，南行数日，至山谷中，此时，汉军伤亡已十分惨重。匈奴军队加紧包围，轮番攻击，尽管汉军伤亡很大，但匈奴还是不能攻克。单于有些担心，就想退兵。这时，有一个叫管敢的军官因受校尉的侮辱，逃亡投降了匈奴，向单于报告了李陵军队的实际情况，说李陵军队没有后援，孤军奋战，箭已用尽且无粮食，只要派精锐骑兵用箭射击即可攻破。单于遂下令围攻李陵军。李陵见军队已经再也无法维持下去，就命令士兵分散突围，如有得脱者归报天子，相约突围后至遮虏障会合。半夜时分，李陵率十余人突围，结果遭到数千骑匈奴兵追击围堵，虽然奋力拼搏，终因没有后援而战败被俘，最后，投降了匈奴。 > >　　李陵投降匈奴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大为恼怒，而各位大臣皆不敢多言，只是把罪责全部推到李陵头上。当时，司马迁却不同意众人的做法，他向武帝说明了自己的看法：李陵事亲尽孝，交友诚信，常常想着报效国家。如今他行事稍有欠妥，但那些大臣们的言语也有些片面，实在令人痛心。况且李陵率领军队不过五千，却多次打得匈奴死伤无数，转战千里，箭尽路绝，最后跟敌人拼命。尽管后来身陷重重包围而遭受失败，但他却大量杀伤敌人，功劳也足可以昭示天下了。李陵之所以没有为国捐躯，是想找时机报效汉朝。但是，司马迁为李陵的辩解并没有起到任何好的作用，反而给自己带来了灾难。 > >　　司马迁与李陵之间并没有什么深厚的友谊，只是司马迁觉得李陵平时待人不错，况且这次失利又有一些客观原因。但是，李陵犯的是死罪，而且，汉武帝心中还有一点点不可告人的小目的。也就是说，武帝认为司马迁是在讥讽宠姬李夫人之兄李广利无功无能，诽谤贰师将军，一怒之下，将司马迁投入监狱。一年后，武帝听说李陵在匈奴很受器重，单于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李陵为妻，李陵如今正在为匈奴操练军队，更是怒火中烧，把司马迁定为死罪。 > >　　汉代的刑律规定，被判了死刑的人，如果不想死，可以用一定数量的钱财来赎罪，或者接受一种惨无人道的刑罚。最终结果，或者是倾家荡产，永世不得翻身；或者是蒙受巨大的耻辱。如果出赎钱，数量是五十万钱，在当时的生活水平下，极少有人能拿得出这么多的钱来。而另外一种就是忍受残酷的宫刑，又称之为腐刑，也就是把男子的生殖器阉割掉。司马迁家境并不宽裕，没有那么多的钱，而“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没有一个人来前来帮助，实在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而若拿不出钱来，就只能接受宫刑，这种奇耻大辱会令人以后生不如死。司马迁想到父亲临终之时的嘱托，他现在还不能死去，必须活下来，实现老父亲的遗愿，完成《史记》一书的撰写工作。思来想去，司马迁最终还是选择了宫刑。《史记》成了他的精神支柱，使其忍受着精神的折磨发愤写作，把自己的痛苦和爱憎，全部融进著作里面。 > >　　千古之绝唱 > >　　司马迁活了下来。天汉三年（前98），司马迁在监狱中接受了宫刑。受刑后，他心力交瘁，痛不欲生。为了《史记》的写作，他才不得不强制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在体力还没有恢复之时，他就再次拿起刀笔，继续伏案写作《史记》。正是由于遭受到这样的坎坷，才使得他体会到人间世态的炎凉和艰辛，看清楚了汉武帝“盛世”背后的黑暗，因而其著述也具有丰富的人民性和深刻的思想性。 > >　　前96年六月，汉武帝大发慈悲，赦免天下罪犯，司马迁终于走出了那个令他生不如死且终生难忘的地方，重获自由。出狱后，汉武帝任命他为中书令。中书令掌管诏诰文件的起草工作，是宫廷中的机要职务。汉武帝对司马迁的才学仍是非常欣赏，考虑到他受过宫刑，不便于再和其他大臣往来以及外出担任使者，授予他中书令一职十分合适。同时，这一职位对于司马迁而言，也是因祸得福，使得司马迁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宫中的大量藏书，也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于著述。因此，司马迁在公务之余，便把所有的精力全部投注到《史记》一书的写作上。 > >　　前93年，司马迁的一位好友任安给他写信，劝司马迁利用与武帝接触较多的机会向武帝多多推荐人才。司马迁看了这封信后，内心十分痛苦。原来自己的好友并不了解自己的用心，不了解自己为什么还能活下去。自己活着就是为了苟且偷生，为了荣华富贵吗？这使司马迁十分伤心。自己强忍奇耻大辱，不是为了显身扬名，而是要把《史记》完成，了却父亲死前未竟的事业和遗愿。为此，他写了一封自传式的长信，说明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这就是著名的《报任少卿书》。任少卿是任安的字。 > >　　在《报任少卿书》中，司马迁谈到了他已经完成《史记》一百三十篇。可见，在前93年，司马迁已完成了《史记》初稿。又过了两年，司马迁基本上完成了全书。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还讲到，他要把《史记》一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后来，司马迁把这部巨著交给了女儿杨夫人保存。从此以后，人们就不太清楚司马迁的下落了。《史记》一书是司马迁本人写成，并不属于官方所修，自然也就不会成为皇家的藏书。 > >　　那么，《史记》一书又是如何留传下来的呢？这要归功于司马迁的外孙杨恽。 > >　　杨恽，司马迁的外孙，汉宣帝时担任左曹一职，因向宣帝举报霍氏阴谋废除汉宣帝，有功封平通侯，由常侍骑升迁中郎将，很快又因作风谨严升任诸吏光禄勋。不久，因与太仆戴长乐交恶，被诬免为庶人。杨恽被免为庶人后，在与友人孙会宗的书信中发泄自己内心的不平，因此被朝廷以大逆不道罪处以腰斩，妻子儿女流放酒泉郡。据史料记载，杨恽好史学，习《太史公书》（《史记》一书最初被称为《太史公书》，从三国开始才被称为《史记》）。杨恽是一个聪明好学的人，他从母亲那儿知道了外祖父一生的经历，以及写作《史记》一书的苦难历程，所以他对外祖父的这部巨著爱不释手，当作稀世珍宝来收藏和学习。尽管杨恽后来被处以极刑，但由于他当时显贵的地位，再加之杨氏好学之传统，《史记》一书的流传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 >　　《史记》一书发凡起例，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书体裁的先河。其记事始于传说中的黄帝，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间，包括了上下三千年间的历史传说和史实，尤详于战国、秦、汉。全书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十二本纪，主要是依照年代顺序，来记录以帝王为中心的历代大事，以展示历代政治兴衰更迭之轨迹；十表，也是按照时间顺序，以谱牒的形式，专门为帝王将相所列，来条析历史大事；八书，以事为类，主要记述了各个朝代中的政治、经济、天文、地理等各项典章制度的发展过程，是典制的专史；三十世家，主要记载了各诸侯国的兴衰，包括诸侯、勋贵和对社会起过比较突出作用的人物及大事；七十列传，主要是一些官僚、士大夫、名人等的传记。这些人物传记有专传，有合传，也有寄传和杂传等不同种类的形式。其中还有一些不像人物传记的篇章，记载关于少数民族和邻邦事迹等。全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 >　　这五种不同形式的体例互相配合，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历史上下三千年的社会面貌。本纪、世家和列传是全书的中心，也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最强的部分。就社会阶层而言，上至帝王将相，下到游侠、医卜以及屠夫；从疆域来说，近至祖国山川，远至朝鲜、大宛；就事实而论，上自天文，下至地理，靡不毕集。对汉以前的典章、文物、政治、经济以及天文、地理、民情、风俗等都有详细的记载。诚然，这五种体裁并非都是司马迁自己所独创，而是有继承又有创造。但是，这也是司马迁不朽的功勋之一，他开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史书体裁，也就是纪传体。这在我国历史编纂上的发凡起例之功是不可低估的。可以说，在我国新史学产生以前的两千多年来，它一直是一座人们难以企及的高峰。 > >　　司马迁的《史记》也是我国第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它继承了以往历史著作的传统，把几千年间零碎散乱的历史资料加以整理、审核、排比，分别归类于一百多个历史人物传记中，又于八书中总述其历史背景，最后在年表中排比年代，从时间上加以补充。这样，全书体系完整，疏而不漏。“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成为一部不朽的史学名著。 > >　　司马迁在整理历史资料时，涉猎广泛，范围较广，有书本的，有档案的，有自己实地采访的，对于这些丰富的史料，他审慎地进行了选择和考订。一方面显示出一个出色的史学家的突出特点，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了一个史学家的优良品格。因此，有的史学家认为司马迁与其所著《史记》一书，充分显现出以上两个方面的特性。具体而言就是尊重史实、接近百姓、变通发展。 > >　　“尊重史实”就是说《史记》一书忠于客观历史实际，敢于“直书”。按照后人的解释就是“不虚美，不隐恶”。在《封禅书》和《货殖列传》中敢于直书，敢于揭露统治阶级的暴虐、奢侈、愚昧，连汉武帝求神仙、信方士等事都给予冷嘲热讽，表现了分明的是非观念和强烈的爱憎之情。如《殷本纪》中所述之殷代先公先王，经近代发现的甲骨文对勘，差错甚少，可见，《史记》中引用材料基本可靠。这种直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它比较如实地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复杂情况，因而反映了历史的真实，由此，亦被后人称之为“良史之才”。 > >　　“接近百姓”是说司马迁在思想情感上比较接近下层百姓。《史记》一书非常重视民心向背，认为下层百姓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并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人民群众的同情，对统治者的憎恶。也就是说司马迁在叙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有褒有贬，爱憎分明。在书中，不仅写了帝王将相、世袭王侯、贵族公子、大小官员，而且以饱满的热情，歌颂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农民大起义，栩栩如生地记叙了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和项羽的英雄事迹。在《史记》中，司马迁将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战争同商汤灭夏、周武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提并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和历代统治者对陈胜、吴广的诬蔑大不相同，说明了司马迁的进步观点是难能可贵的。《史记》这种重视人心向背和大胆的批判精神，是使它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历史著作中闪现出耀眼光辉的原因所在。 > >　　“变通发展”是说司马迁重视历史的发展变化，把历史看成不断向前发展变化的过程，从历史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揭示出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如司马迁把秦统一东方六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作为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来阐述，以此来说明秦国原来是一个西方边陲小国，但经过了襄公、文公、穆公、献公、孝公等几代君主的苦心经营，历时百余年，逐渐由一个弱小国家变为一个强大国家，最后称雄诸侯。直到秦始皇执政以后，经过十年的兼并战争，才统一天下。所以，秦的统一是一个历史过程，是长期发展变化的结果，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司马迁已经认识到，历史的变化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的。 > >　　司马迁著述《史记》的目的是什么呢？用司马迁自己的话说就是“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意思是说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是在考察历史变迁的内在原因。如他所作的《李斯传》，就是通过李斯一生的经历，来揭露秦王朝由盛转衰的过程及其内在因素。“究天人之际”就是要研究天人关系。在这里，司马迁实际是指历史变革与个人的关系。司马迁认为人谋可以影响历史，时势也可以影响人。二者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通古今之变”即注意考察历史过程的发展变化。换言之，以上几个方面，实际上也就是《史记》一书的基本精神所在。 > >　　《史记》不仅是一部前所未有的纪传体史书，在史学上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而且在文学上也有着卓越的成就。其叙事简明扼要，特别是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描述更是生动活泼。鲁迅先生在其《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非常确切的。《史记》问世后两千多年来，对史学和文学的影响是很大的。历代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们几乎没有一个不从《史记》中汲取丰富的营养。每个时代都出现了专门研究《史记》的学者，在世界各国也不断出现研究《史记》的专家。《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不但是中国的文化名人，而且是世界上的文化名人，在中国和世界的文化史上，都享有崇高的地位。正因为这些伟大的贡献，1956年，司马迁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尊敬。

《霸道与王道・秦汉帝国》八、受命于天寿永昌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 >　　――[唐] 白居易《放言》 > >　　汉武帝之后，强盛的西汉王朝开始走下坡路。宣帝时还出现短时“中兴”，还能够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当中。但是，到了元帝、成帝之时，就逐渐暴露出种种矛盾。农民起义不断发生，严重威胁到西汉的统治，使西汉政权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统治集团内部外戚王氏家族乘机逐渐掌握了刘氏政权，凭借着在当时所处的特殊地位，他们在历史的大舞台上充当了一次主角，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一串不太长的印迹。 > >　　丑小鸭出世 > >　　王莽，字巨君，新莽王朝的建立者。他出生于前45年，于前8年篡夺西汉政权建立新朝做了皇帝，公元23年兵败为商人杜吴杀死，在位仅十五年，终年六十八岁。王莽是如何做的皇帝，他的成长历程又是如何？这还要从汉武帝时期谈起。 > >　　汉武帝之时，王莽的曾祖父王贺曾担任绣衣御史一职，也就是中央政府特派的执法官，由于执法不力而被罢去了官职。王贺的儿子，也就是王莽的祖父王禁曾任廷尉史一职，官阶也不算高，但王禁是一个酒色之徒，娶有好几房妻妾，共生有四女八男。次女名政君，长子凤，次子曼。王曼也就是王莽的父亲。 > >　　汉宣帝五凤四年（前54），王政君年满十八岁。这年，王禁把她送进宫中，做了一个“家人子”，也就是宫中没有任何名分的普通宫女。在王政君入宫的这年年底，皇太子的爱妃去世。皇太子大病一场，汉宣帝为了使皇太子忘掉从前，决定从“家人子”中找一人来侍候太子。皇太子有意无意地选上了王政君，不久，王政君就有了身孕。汉宣帝甘露二年（前52），怀胎十月的王政君生下一男，宣帝给他起名叫骜，即千里马之意。刘骜也就是后来的汉成帝。 > >　　汉宣帝甘露四年（前50），宣帝去世，皇太子即位，即汉元帝。同时，立刘骜为皇太子，封王政君为婕妤，其地位仅次于皇后。同时，加封王禁为阳平侯。仅过了三天，又立王政君为皇后，王禁的弟弟王弘为长乐卫尉。汉元帝永光二年（前42），王禁去世。其长子王凤继承侯位，并被任命为卫尉、侍中等职，成为在皇帝身边的内朝官。竟宁元年（前33）汉元帝死，皇太子刘骜即位，即汉成帝。成帝即位，王皇后成了王太后。此后，王凤任大司马大将军掌握朝中政权，其余六个弟弟王谭、王崇、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等相继都被封侯。王凤执政十一年之后去世，推荐他的堂弟王音继任执政。八年后王音去世，由王商来继任，王商去世后又由王根继任。总之，王氏一门担任二千石以上官吏的就有二十三人，其中有九人封侯，经常簇拥在皇帝身边。由此可见，王氏家族势力在此时是何等的庞大。 > >　　但是有一点，在王太后家族中唯一没有被封侯的就是王莽的父亲，因为王莽的父亲王曼早死。据史料记载，王莽本人长得有点儿丑陋。这样王莽就像一个丑小鸭一样与众不同，他与母亲相依为命，过着十分清苦贫寒的生活。与王莽相比，他的那些堂兄弟们个个都是公子哥儿，过着奢侈腐化的生活，骄奢淫逸。强烈的对比使得王莽开始抱怨上苍的不公，同样的家族，同样的血统，同样的人，为什么就会有如此大的差距呢？他们为什么就生活得那么潇洒，那么快乐，而我和母亲的生活为什么就这么艰难，这么清贫？这一切都在王莽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开始极度地渴望获得权力。 > >　　王莽为了改变自己低下的地位，从小便养成了吃苦耐劳、勤奋好学的好习惯。同时，他也学会了耍两面派的伎俩，也正是以这种毅力和这种手段，他最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王莽从小就致力于经学的学习，学习刻苦认真。据史料记载，他曾经跟随沛郡的陈参学习《周礼》，跟随陈钦学习《左氏春秋》，身穿儒服，俨然是一个儒者。他在行为上不同于那些无法无天的纨！子弟，对待亲属和师友又十分懂礼守法，尤其是对他那些当权的伯叔们更是曲意奉承。他的大伯父王凤生了病，王莽留在伯父身边侍候，汤药送来，王莽都是自己尝过之后才给伯父喝，竟然一连几个月都衣不解带地守在伯父身边，一刻也不离去，因此博得了较好的社会声望。这一切都使得叔伯们改变了从前那种对他不闻不问的状况，变得关心起他来。 > >　　大将军王凤被侄儿的行为深深感动了，在临死之前所办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把王莽托付给太后和成帝。随后在他的叔父王谭和王商以及当时的名臣戴崇和金涉等人的一致推荐下，永始元年（前16），成帝下诏追封王莽的父亲王曼为新都哀侯，王莽就得以承袭父爵而当上了新都侯，并被任命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成了皇帝的亲近侍从。到了此时，当年的丑小鸭一下子变成了白天鹅。 > >　　按理说王莽一下子当上了这样大的官，得到的已经不少了，但他仍不满足，因为他的心愿还远没有达成。为了能够进一步升迁，他愈发表现得礼贤下士，清正廉洁。他把平时所得的俸禄分赠给各位宾客，而自己却粗衣淡食，陋车驽马，保持原来的本色。由此，使得一大批或者真的相信了他这一套、或者有意识地在奉承他的人齐声称赞。这样，没过多久，王莽又被封为大司马。这年，中原大片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和蝗灾，社会一片混乱，民众离乡背井，到处流浪。王莽意识到这又是一次表现自己的绝佳时机，于是，便主动向太后建议：上至皇室，下至文武大臣，都应为国家分担忧愁，节衣缩食，以赈济天下黎民百姓。随后，王莽带头戒杀除荤，连日茹素，并捐钱百万，田三十顷，交与大司农，以助受灾百姓。在王莽的带动下，满朝公卿都纷纷献田出财。老百姓听到这一消息后，奔走相告，无不感激王莽功德，都称其为再生父母，是天下第一大好人。 > >　　王莽当上高官之后，并没有因此而得意忘形，而是更加严格地约束自己。据史料记载，他生活极为艰苦，经常把所得钱财都馈赠给他人。据说有一次他的母亲生了病，一些大臣夫人们前去探望问候，王莽夫人走出来迎接她们，穿着非常简单，竟被贵妇人们误认为是仆妇，当她们知道了这就是执政夫人时，无不大吃一惊。 > >　　绥和二年（前7），成帝去世。由于成帝无子，皇位由他的侄儿定陶王继承，是为哀帝。哀帝即位后，他的祖母傅氏和母亲丁氏掌握了政权，王莽失势，不得不称病去职。两年后又被迫离开长安回到封国新都（今河南新野东），在那里一住就是三年。但王莽的权势并没有因为他的离去而消失。在他免官闲居期间，有成百的官吏为他上书鸣不平，要求皇帝把执政重新召回。哀帝元寿元年（前1），国内发生日食，来京城应试的儒生都称颂王莽功德，使得哀帝不得不重新召回王莽。回到长安的王莽并没有恢复官职，但这也为他将来角逐皇位创造了一个大好时机。第二年，哀帝去世，傅太后、丁太后也相继去世。年已七十的王太后当天就赶到未央宫接管了皇帝的玉玺，并立即传王莽进宫主持政事，同时罢免了哀帝的宠臣大司马董贤，命王莽重新出任大司马执政，立年仅九岁的中山王继位，是为平帝。王太后临朝称制主持政事，实际上大权则由王莽掌握。 > >　　王莽以三朝元老的身份主持政事，成为群臣之首，又被加封为太傅、安汉公。由于皇帝年幼，太皇太后年事已高，因此除封爵以外的一切政事均由王莽和孔光等来处理，实际上王莽取得了与皇帝一样的权力。在这期间，王莽也和从前一样，并没有急于求进，而是仍旧推行一些收揽人心的措施。如增加官吏俸禄，二千石以上官吏退休后，终身发给原俸禄的三分之一；妇女判刑后，可以每月交三百钱代替服刑；减免贫民和灾区中产之家以下的租税；撤销皇家猎场新设安民县；在全国各级地方行政单位普遍设立学官，扩大博士名额，为太学建校舍，征求天下精通儒家经典，以及懂天文、兵法、医药等各种知识的专门人才。这一些措施更为王莽赢得了好的声望。 > >　　元始三年（3），平帝已经年满十二岁，王莽上奏太皇太后说：哀帝之时朝政之所以混乱，是因为成帝无嗣。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今宜早为平帝选后，早生太子。太皇太后觉得有道理，便下诏让朝臣去办理。朝臣于是令居住在长安城内的世袭诸侯们把各自家中的女儿报上名来，参加竞选。这样一来，长安城内王氏家族中的女孩，多列在入选名单当中。当王莽看到名单之后，发现有那么多的王氏家族的女孩，十分担心自己的女儿选不中。原来，王莽有自己的想法，他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便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平帝，这样，自己就能够大权独揽，进一步夺取汉政权。王莽看到这种情况对自己十分不利，于是又想出了一个以退为进的好办法。他假惺惺地上奏说自己的女儿不够格，不宜参选，要求退出。太后随即下诏：王氏是皇帝的外戚，可以不参选。王莽这下心慌了，自己哪里是不想选，而是想被选中啊！只是此时的太后把侄子王莽的心思理解错了，还真的以为侄子大公无私呢，结果王莽弄巧成拙。 > >　　令王莽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事情出现了转机。王莽手下的一班文武大臣，对王莽的心思早就一清二楚。他们认为这正是讨好王莽的大好时机，此时不做，更待何时？于是，他们便联名上书太皇太后说：太皇太后的诏令的确令臣下感动，但安汉公功德无量，天下敬重，立安汉公的女儿为后，名正言顺，诚合民意。否则，舍此他选，岂不让天下人失望吗？王莽听到此事后，仍是假惺惺地推辞：诸君惜莽，在下十分感谢，无奈莽无德无能，何敢望此，还是依照太皇太后的旨意去办吧！王莽越是推辞，手下人越是恳切地请求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忽然心领神会，知道这是王莽在逢场作戏。到得此时，太皇太后才意识到，自己的这个侄儿真的野心不小啊！不过还是依了他吧，毕竟是自家人。于是，太皇太后便顺水推舟说：既然众爱卿都有这个意愿，你也就不必再推辞了，不要辜负了大家的心意，就由本后替你作主了。一年后，太皇太后派遣大司徒马宫等把王莽的女儿迎入未央宫。就这样，王莽十四岁的女儿当上了皇后，王莽自己也如愿做了国丈。 > >　　大清洗运动 > >　　王莽心中十分清楚，自己的权力和姑母王政君是密切相关的。因此，王莽想方设法紧紧维系住这一关系，以保持和扩充自己的权力。他不断用歌功颂德的办法来取悦于姑母，以博得她的欢心。王莽率领群臣给太皇太后上疏，称颂她节俭爱民。事实上这也是一种十分有效而又较容易办到的方法。同样，王莽手下人也学会了王莽这一手段，时时应用，博得王莽的欢心，如大司徒司直陈崇曾经托人写过一篇称颂王莽功德的文章，把王莽比得超过古代任何一位圣贤。因此，王莽便任命陈崇等八人为“风俗使者”，到全国各地搜集各种符瑞。与此同时，王莽又令太保王舜上奏太皇太后，要求以古代伊尹、周公的封典加赏王莽。随后，连续几天，又有官吏百姓数千人上书朝廷，异口同声要求加封王莽。于是，太皇太后下诏封王莽为“宰衡”，位居上公，明令天下吏民不得与王莽同名。同时，又赐予他“宰衡太傅大司马印”印章一枚。王莽得到这一切后，拿出钱财千万作为太皇太后的生活补贴。姑母的长寿对自己有利，这个道理王莽懂得。 > >　　王莽从姑母那里得到了一些，又从女婿皇帝那里得到了一些，这样，王莽的地位和权势就可想而知了。元始五年（5）正月，“祭明堂”大典中，由王莽担任主祭，而诸侯王、列侯、宗室子一千多人助祭。因此有的学者指出：汉朝祭祀大典，不是刘家人主祭，而是由外姓人当主角的，刘家后代当配角，这还是第一次。这真是天大的笑话。此后不久，一些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和列侯上书，要求平帝按照《周礼》古制，给王莽加“九锡”。这样，王莽的待遇基本上接近于皇帝的标准，与皇帝的区别只是一个称谓而已了。 > >　　平帝的年龄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越来越大，这对王莽而言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平帝年龄的增长日益威胁着王莽的权力和地位。王莽深知，平帝即位仍然会出现外戚势力。为了避免汉哀帝即位之时丁、傅两家外戚专权，王氏家族倒霉的事情重演，他果断地做出决定。他上奏太皇太后说：哀帝被立为皇帝时，背信弃义，不按规定断绝与直系亲属的联系，结果把朝政搞得一团糟，对政权不利。现在平帝即位，为了防止出现哀帝之时的事情再次发生，一定要深明一统之义，以为后世之法。太皇太后听后，觉得很有道理，就让王莽酌情处理。王莽拿到尚方宝剑之后，就派手下左将军少傅甄丰拿着事先准备好的玺绶前往中山国，拜汉平帝的母亲卫姬为中山孝王后，又赐平帝的两个舅舅卫宝、卫玄为关内侯，赐平帝的三个妹妹“君”的称号。 > >　　王莽的长子王宇反对父亲的所作所为，他私自和卫宝通信联络，让他转请卫后上书朝廷，把自己调入京城。王莽不答应，王宇又和他的老师吴章，还有大舅哥吕宽共同商量对策。吴章提出王莽信奉鬼神，不如借鬼神来吓唬一下他。因而编造谎言说，朝廷要把政权全部交卫氏掌管。王宇又指使吕宽于夜里把鲜血泼洒到王莽家的大门上。但吕宽刚要转身逃走时，被王莽府第的守卫抓住了，严刑之下，供出了主谋王宇。王莽盛怒之下，把王宇投到大牢，一不做，二不休，将王宇用毒药毒死。王宇已经怀孕的妻子也没能逃过这场灾难，在生产之后，也被一刀结果了性命。其后，王莽下令将卫氏的家族僚属全部杀光，对卫皇后和吴章处以腰斩，同时，把平日的死对头也都借机杀死。 > >　　王莽这次大清洗的主要对象是皇亲国戚、地方豪强和官僚队伍中的一些反对派。汉元帝的妹妹、王政君的小姑子敬武长公主，过去曾站在傅太后一边反对王氏家族，王莽当了安汉公后又曾得罪于她。于是，王莽私下派人查清她的罪名，上报太皇太后，太皇太后下诏赐其服毒自尽。此后红阳侯王立、平阿侯王仁、梁王刘立等先后被王莽除掉。 > >　　在清洗官僚队伍这一方面王莽可以说是毫无顾忌，理由亦十分简单，就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谁如果阻碍了王莽的所作所为，谁就会成为其打击和清除的对象，不论于国有利与否，都逃脱不了厄运。这次清洗的对象有何武、鲍宣、王安、辛通、辛遵、辛茂、辛伯等一些当时的著名人物。 > >　　何武一介儒生，凭自己的能力和才智，一直升上三公的位置，应该说他对西汉社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其“为人仁厚，好进士”，在士大夫中间有较好的声誉。何武在汉哀帝时与董贤交好，有意疏远王氏家族。王莽落难时曾求他帮忙，但遭到拒绝。因此，王莽对他怀恨在心。王莽复出后，何武还是不支持王莽，结果被罢免回家。可能何武已经意识到大祸来临，当囚车来到他府第之时，他自绝身亡。 > >　　鲍宣为当时名儒，从小小的下层小吏，一直做到司隶校尉一职。为人耿直，敢于直言，深得下层官僚和百姓们的欢迎和爱戴。由此也就得罪了一大批投机钻营的恶人，尤其是像王莽这类权高位重，别有所谋的野心家。此前，鲍宣已因得罪孔光而被流放到上党地区（在今山西南部）。当时朝廷在追拿“罪犯”辛兴，鲍宣女婿与辛兴关系甚好，便帮助辛兴躲避追捕，在路过鲍宣家时，二人曾在鲍宣家中吃过一顿饭，但鲍宣并不知情。王莽以“包庇罪”将鲍宣逮捕入狱，最后，鲍宣死于狱中。 > >　　辛通、辛遵、辛茂兄弟三人皆为将才，为当时名将辛庆忌的儿子。辛通时任护羌校尉，辛遵为函谷都尉，辛茂为水衡都尉，都很有发展前途。但是，他们无意中得罪了王莽的左膀右臂，即甄丰与甄邯，他们认为辛氏兄弟的才能远在自己之上，将来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而平时，辛氏三兄弟根本就瞧不起甄丰和甄邯。真是冤家路窄，这次大清洗的总负责人是甄丰。值此天赐良机，甄丰迫不及待地派手下一干人到处寻求辛氏三兄弟的罪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最后罗列了一大串罪名，将辛氏兄弟逐一杀害，连时任南阳太守的辛伯也被牵扯进去，一并处死。总之，辛氏家族几乎被灭族。由此可见王莽集团在夺取政权的道路上的不择手段。 > >　　这次大清洗也把金氏家族给牵涉进去了。一次王莽请礼学大师少府宗伯凤在宫内举行讲座，题目是“为人后之义”。宗伯凤按照宗法制度来论证：不管是谁，只要是过继给别人，成为了这个人的继承人，你就得斩断与自己直系血亲的亲缘关系。显然，此地无银三百两，宗伯凤的目的十分明显，就是为王莽专权制造一种合法的外衣。当时，王莽宠臣之一的京兆尹金钦和他的族昆弟宅侯金当也在座。金钦为汉武帝时名臣金日□之后，金钦的族兄金涉是王莽进入政坛的恩人，金当的母亲是王莽的姨母，可见他们与王莽之间的关系绝非一般。在讨论过程中，金钦和金当对宗伯凤的说法提出异议，由此，遭到了甄邯的强烈反对。事后，王莽把此事禀报给太皇太后，然后召集大臣开会，声讨金氏。最后，金钦被迫自尽身亡。 > >　　至于对地方豪强的大清洗，王莽更是心狠手不软。此时的豪强地主都占有大量的土地，大多采取田庄式经营方式。田庄内有农、林、牧、渔各业，及某些手工业生产，同时还进行一定的商业和高利贷活动，具有极强的独立性。豪强们凭借手中的财富，有时敢同中央政府对抗。地方豪强的飞扬跋扈已经是王莽的一块心病。因此，王莽对他们给予坚决打击。如颍川太守严诩，在地方上放任部下为非作歹，使得颍川地方坏人横行霸道，好人不敢言语。王莽后来把他上调中央，听候处理。然后派遣何并出任颍川郡守，何并是一个敢作敢为的强硬人物，王莽之所以派他来，就是看中了他的这一点。当时颍川郡首恶锤威，是当时尚书令锤元的弟弟。锤元知道这次派何并去，他弟弟会凶多吉少，便向何并为他弟弟求情，希望何并到颍川后能放他弟弟一马，但何并严辞拒绝了他。何并到达颍川后，开始进行大清洗，锤威等一干人闻风而逃，想到外地避避风头，然后回来东山再起，可是，此次不同于以前，何并马上派人到各地去追捕逃犯。最后，包括锤威在内的一大批人都被逮捕归案。颍川地方混乱的局面得以好转。王莽对地方豪强强有力的大清洗，维护了地方社会治安，自然也给地方百姓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这是王莽在为自己进一步取得最高权力所采取的一个步骤，目的还是在为自己的将来扫清道路。也就是说，清洗的本质并非是为当地百姓着想，而是要为自己谋私利。 > >　　王莽在扫清皇权势力外围后，就开始了进一步的行动――除掉平帝。元始五年（5）冬天，汉平帝得病，王莽不分昼夜地服侍平帝，并模仿周公作策的办法来为平帝请命。他虔诚备至地对大地发誓说，只要陛下龙体安康，他不惜肝脑涂地。但到了十二月二十八日平帝生日这一天，王莽开始了他伟大的计划，他以进椒酒祝寿为名，于酒中放置毒药，献给了平帝。没过多久，年轻的皇帝就不明不白地死去了。自然有些明白人了解其中的内情，但在当时的情形下，也不敢言语什么，只有不了了之。只是这样一来，也就苦了王莽自己的女儿，她这年只有十八岁，且没有生子，所以不能立为皇太后。据说王莽后来曾劝她改嫁，可她坚持不肯，王莽无奈，也只好随她去了。在王莽篡汉之后，称她为“黄皇室主”，室主之意就是未嫁在家室中的处女。 > >　　假戏亦真做 > >　　平帝去世，也给王莽进一步篡夺实权创造了机会，为此，他加快了篡汉的进程。他以“兄弟不得相为后”的名义，排斥宣帝曾孙中年龄比较大的五个王和四十八个侯继承帝位。然后立宣帝玄孙中年纪最小，只有两岁的广戚侯刘子婴为帝。事情明摆着，这是王莽篡汉的最佳时机。王莽手下一干人最能明白主子王莽的心思，于是，他们开始行动了。 > >　　从此以后，各地要求王莽“应天承命”的符兆便不断出现。一个叫谢嚣的官僚上奏说，在他所管辖的武功县（今陕西眉县东），人们挖井时得到一块白色的石头，上面写有红颜色的“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几个字。王莽借此机会指使人向太皇太后报告，太皇太后心知肚明，她不高兴地说：这是胡说八道，不可施行！太保王舜便在一旁劝道：事已至此，阻止也已经来不及了，安汉公没有别的想法，只想摄政以重其权，镇服天下而已。太皇太后没有办法，只好以子婴年幼为名，下诏由王莽居摄践祚。由于这一事情发端于武功县，于是，就把武功县封为安汉公的采地，称之为“汉光邑”，以示纪念。 > >　　元始六年（6）年正月，王莽俨然以皇帝的身份祭祀天帝，行迎春礼于东郊，行大射礼于明堂。同时，改这一年为居摄元年，王莽称为“假皇帝”，天下臣民称其为“摄皇帝”。王莽自称“予”，颁布朝政大事用皇帝诏书形式称“制”。三月乙丑，立宣帝玄孙刘子婴为皇太子，号曰“孺子”。至此，刘氏子孙已经无法维护汉家江山，而只能由别人来操纵统治大权了。 > >　　王莽的行径，自然引起一大批刘氏宗室和一些官僚们的不满和反抗。居摄元年四月，一些人起而反抗，想推翻王莽统治以挽回刘汉天下。首先发难的是安众侯刘崇，他在南阳起兵讨伐王莽，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次年九月，东郡（治濮阳，今河南濮阳南）太守翟义在地方武装会操时起兵，拥立严乡侯刘信为皇帝，宣称王莽毒杀平帝，图谋篡位。队伍发展到十几万人，首都附近也有人起兵响应。这下王莽有些坐立不安了，他抱着小皇帝子婴四处祷告，祈求平安，还模仿《尚书・大诰》篇发表宣言，申明自己只是暂摄政，并没有想篡夺帝位的想法，等小皇帝长大成人后即会还政于皇帝。 > >　　王莽一边派官员四处宣讲，一边暗地里调动重兵前往镇压。三年（8）春，才把这次反抗给平定下来。王莽对翟义实施磔尸，还命人掘开其祖父的坟墓，烧毁棺柩。他觉得这还不能解心头之恨，又灭翟氏三族，把几百具尸体置于一个大坑内，与荆棘、毒物等一起掩埋。不仅如此，王莽还对响应起兵的二十三个县进行了残酷的大屠杀，并把所杀之人的尸体分别陈尸于濮阳（今河南濮阳南）、无盐（今山东东平东）、圉（今河南杞县南）、槐里（今陕西兴平东南）、（今陕西周至东）等五地通衢大道旁，尸体埋于万人坑，上面书写“反虏逆贼鲸鲵”。 > >　　但这一切并没有阻止王莽篡夺帝位的步伐。居摄三年（8），王莽的母亲寿终正寝，作为孝子的王莽本应该好好地发送一番，可是，王莽此时想篡权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就连对自己的老母亲去世之事，也不再那么上心了，只是草草地料理一下就完事了。此时，广饶侯刘京报告说齐郡发现了一口新井；车骑将军千人扈云说巴郡发现了石牛；太保属官臧鸿报告说扶风发现了一块奇石。这一切，都被王莽称之为是上天要他来做皇帝的符兆。王莽把这些祥瑞上奏给他的姑母太皇太后，请求太皇太后同意自己今后把“摄”字去掉，并改居摄三年为始初元年。太皇太后无奈，只得同意。 > >　　恰好这年冬天，有一个叫哀章的人，又制造了一起“应天承命”的鬼把戏。哀章是广汉郡梓潼县（今四川梓潼）人。他在京城长安读书，无才无德，却十分喜欢交结奉承有权有势的人。事情就是这样巧，王莽想做皇帝，还必须找一个应天承命的借口才行，这件事就被哀章给办了。哀章请人制造了两个精制铜匣，又写好了两封书简放在其中。在一天夜里，他穿着一身黄色衣服，抱着个铜匣来到刘邦的神庙，铜匣中装着写好的两卷图书，一卷标题为“天帝行玺金柜图”，一卷标题为“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内容是说刘邦传位给王莽为真天子，太皇太后应当照天命行事。其中，还有王莽的八位大臣和王兴、王盛以及哀章本人的姓名和官爵，这十一人就是上天赐予王莽的辅佐大臣。哀章来到祭祀刘邦的宗庙，把两个铜匣交给守庙的官吏。守庙的官吏不敢怠慢，立即报告王莽。王莽得知详情后，大喜过望。第二天一大早，他便匆匆来到高庙，拜领了这称为金柜的铜匣。王莽认为这是上天的旨意，高兴极了，赶忙回到府第，庄严地戴上早已准备好了的王冠，随后来到长乐宫，谒见太皇太后。太皇太后见自己的侄儿头戴金冠，吓了一大跳，不知道这个侄儿又要搞什么鬼名堂。王莽呈上奏疏，说明自己的来意，太皇太后茫然了。她没有意识到王莽这么快就要取代汉朝了。自己尽管出身于王氏，但已经是刘家的人。这使得老太皇太后左右为难。 > >　　王莽急匆匆地来到长乐宫，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想做皇帝，想拿到日夜思念的象征着最高权力的汉朝传国玉玺。这块玉玺还是当年秦始皇初定天下时，用蓝田玉精心雕刻而成的，上面是丞相李斯所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大字。它是君权神授的象征，又是无价的国宝。汉高祖元年（前206）十月，沛公驻军于霸上，秦王子婴降汉，恭恭敬敬地把这块玉玺献给了汉高祖刘邦。经过世代相传，到此时已经二百三十多年了。当时，由于子婴年幼，没有立为皇帝，这枚玉玺便藏在长乐宫，由太皇太后收藏保管。 > >　　当太皇太后真的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后，再也忍无可忍，破口大骂道：你们王氏家族都是靠刘家才富贵起来的，大恩大德还没有来得及报答，就想趁人家孩子年幼无知，夺取刘氏天下，真是一点儿恩义都不讲，简直是猪狗都不如的东西。普天之下，哪有你们这样的人？既然你准备这样做，要改正朔，变服色，那就应该重新刻一个啊，为何一定要用这个亡国的不祥之玺呢？我是汉家的老寡妇，早晚要死，就让我同这块玉玺葬在一起吧！太皇太后越说越伤心，泪流满面，一旁的王舜（王莽之堂兄弟）不得不劝太皇太后说：我无话可说，只是我知道，王莽拿不到玉玺是绝不会罢休的，您早晚是要给他的。太皇太后最了解自己的这个侄儿，如果不交出玉玺，王莽真的会翻脸不认人，他什么事都会做出来的。她反复思量，最后还是取出了密藏的传国玉玺，气愤地摔在地上，说：拿去吧，我也老了，即将死去了。你们弟兄就等着灭族吧！ > >　　王莽拿到玉玺后，立即下令在未央宫渐台之上大摆宴席庆贺。王莽要做皇帝了，姑母的身份也要改变，经过一番商议后，改太皇太后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老太皇太后也无可奈何，只好如此。 > >　　始建国元年（9）春正月，王莽正式去掉汉朝的称号，改正朔，易服色。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始建国元年正月之朔。那天百官云集，鼓乐齐鸣，一派热闹景象。王莽身穿华衮，头戴旒冕，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接受百官的朝贺，好不开心。孺子婴则被封为定安侯，封万户。同时，王莽还下了一道命令，令哺乳的乳妈只准给孺子婴喂奶，而不准教其说话，让孺子婴将来成为一个白痴。后来，王莽竟又把自己的孙女嫁给了孺子婴，让自己的亲孙女陪伴着一个白痴度过了一生。 > >　　此后，王莽便依照金匣中所书名单一一进行任命。如任安阳侯王舜为太师，封安新公；任就德侯平宴为太傅，封就新公；任红休侯刘歆为国师，封嘉新公；哀章因功任为国将，封美新公。这四公称为四辅，位比上公。其他诸人各有等差，分别得到不同的封赏。尤为可笑的是，金匣上面的王兴、王盛二人，实际是哀章为了讨好王莽胡乱编造的两个姓名。但王莽认为必须依照符命去办，于是派员到下面寻找，结果真的找到了，一个是被解职了的城门小吏，一个是卖饼的小贩。最后，二人一夜之间都成了将军。 > >　　王莽为了体现其改朝换代，还把汉朝宫室名称也都给改了，长乐宫改为常乐室，未央宫改为寿成室，前殿改为王路堂。同时，王莽还把孝文庙废掉，另为太后建了新庙。唯独把孝元庙原来的殿堂改做成文母用膳的饭堂，建成之后，取名长寿宫，并摆上酒，请姑母老太皇太后来饮酒。太皇太后来到后，看到原来的庙堂被改得面目全非，惊讶得哭泣起来，一边哭一边说：这乃是汉家的宗庙，是供奉神灵的，为何要把它毁坏呢？假如鬼神没有灵验，又何必修庙？假如鬼神真的灵验，我乃是他们的妻妾，怎么可以玷污皇帝的庙堂，来摆放吃的东西呢？二人不欢而散。 > >　　托古改制度 > >　　居摄三年（8），王莽“即真天子位”，建立新朝而取代了延续二百多年的西汉刘氏政权。新朝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的王朝，前后历时不过十数载，但其对经学史的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古文经学便是借助王莽的力量才正式登上了政治舞台，而王莽也曾依附古文经学、特别是《周礼》，作为他“托古改制”的根据。换句话来说，王莽的托古改制正是在古文经学理论指导下的一次政治实践，尽管它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其影响却至为深刻。 > >　　王莽在建立新朝之后，面临的却是深重的社会危机。为了稳定政局，集中权力，王莽登基后，即下令改制。他依照《周礼》设计了一整套对社会进行“复古”改造的蓝图。述其大要，一是针对土地兼并引起诸多问题而提出“王田”政策。一是针对私蓄大量奴婢而提出禁止买卖奴婢的法令。此外，还有五均六管、货币改革等工商财政经济政策，以及制礼作乐的措施。 > >　　王莽之所以选择古文经学作为他代汉改制的理论依据，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汉武帝时，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政策，建立太学，设置五经博士及弟子员。由于博士们传授的经书都是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书写的，所以被称为“今文经”。当时的“公羊”、“梁”之学便属于这一派，曾经盛极一时。到了成帝、哀帝之际，刘韵受命校订中秘藏书，发现了一部用先秦古文字写成的《春秋左氏传》。刘韵认为它的作者左丘明是孔子同时代的人，且他们的好恶也彼此相同，与《公羊传》、《梁传》依靠传闻解释经义相比较，《左氏传》更加符合《春秋》的宗旨。因此，刘歆奏请朝廷将《春秋左氏传》，还有当时发现的《逸礼》、《古文尚书》、《毛诗》四种书列于学官，但遭到博士们的反对，刘歆便写信指责他们，结果受到一阵猛烈攻击。鉴于今文经学派势力庞大，刘歆只好离京到外地当郡守去了。 > >　　平帝即位后，王莽执掌大权。在王莽“居摄践祚”时，刘歆等人曾以古文经学为依据，为其居摄大造舆论，刘歆等人认为：居摄就是统立天功，发扬光大帝王之业，成就法度，安抚海内天下百姓。从前，殷商在成汤去世之后，因太子早早夭折，便先后立太子弟外丙与中壬为帝，二帝去世后，又立太子之子太甲为帝，太甲帝昏乱暴虐，伊尹便把他放逐在桐宫，而由伊尹自己居摄国政，才使得殷商天下不至于丧失。周武王去世之后，周道尚未成形，而成王年少无知，于是，周公毅然挑起了“摄行政当国”的重担，才使得殷商具有如此的教化，西周也才有刑错之功。如今孺子继位，年幼未能知晓大体，不能共上下，所以皇天上帝降临祥瑞，现丹石之符，太皇太后明晓上天之意旨，于是，“诏安汉公居摄践祚，将以成圣汉之业”，其伟大功绩可以与唐虞三代相媲美了。很显然，刘歆等搬出伊尹、周公，宣扬“摄代”，把王莽居摄说得如此冠冕堂皇，实是为其篡汉作舆论准备。 > >　　对于刘歆的一片苦心，王莽当然也有所报答。在王莽的支持下，古文经学再度兴起。王莽将刘歆召回朝廷，委以重任。刘歆先后任右曹太中大夫，迁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又封红休侯，掌儒林史卜之官。王莽还把“典文章”的大权交与刘歆，封其为“国师嘉信公”，作为掌握大权的“四辅”之一，替王莽出谋划策。而刘歆要表彰的《春秋左氏传》、《逸礼》、《古文尚书》、《毛诗》四种古文经，也都列于学官。此外，王莽还扩充太学，扩建太学生房舍。增立《乐经》于学官，将五经增为六经。每经的博士增至五人，其弟子各三百六十人，进一步扩大博士及其弟子的人数。并在郡县建立学校，设置经师，招收生徒。 > >　　王莽还大力网罗天下异能之士，大凡通晓《逸礼》、《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小学、医药、方技的人，“皆诣公车”，由地方官备车马遣送京师，前后竟达数千人之多。王莽所征募的这些“异能”之士，自然都是古文经学的信奉者。他们在京城讨论经传，撰写释经的文字，“正乖缪，壹异说”，将今文经视为异端而加以剿杀，以求达到统一学术思想的目的。 > >　　这样，王莽通过表彰经古文经学，为新莽代汉、托古改制制造舆论。在经学外衣的遮掩之下，思想学术愈益变为政治说教，成为维护这个政权的合法工具。 > >　　王莽利用《周礼》进行的复古改制，主要体现在政治和经济两大领域。政治上，他根据《周礼》的精神，实行了大分封。此前，王莽曾于居摄三年（8）上奏说：古代开明之制，是因为国家贤人多。周代的爵位有五等，封邑有四等，皆明文规定。殷商爵位有三等，但有其说，而无明文规定。如今制礼作乐，我请求各位将帅当受爵位和封邑者，爵位五等，封邑四等。始建国四年（12），王莽又至明堂，授予各路诸侯茅土，同时下诏书说：“诸公一国，有众万户，土方百里。”这些措施，毫无疑问导源于《周礼》。这可以从《周礼》一书的有关篇章中得到证实。如《地官・大司徒》说：“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如《夏官・职方氏》说：“凡邦国，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则四公。”这样看来，王莽确曾仿效《周礼》对大臣进行了分封，其范围相当广大，人数最多时曾达数千人；起码在名义上，王莽不仅给予受封者以政治权益，而且还给予其经济上的各种权益。 > >　　在经济上，王莽所实施的土地政策和奴婢政策，也跟《周礼》的有关内容息息相关。王莽在论证了唐虞盛世、秦汉无道后曾说：如今将天下的田地更名为“王田”，奴婢称作“私属”，皆不得买卖。每个家庭不按照规定而田地超过一井的，要把多出的田地分给九族、邻里或者乡党。因此，没有田地者，应当按规定给予。如谁胆敢违背井田制度，造谣惑众犯法，一定要严加惩治，把其“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并且对土地、奴婢数目做了具体规定。所有这些都表明，王莽确曾力图仿效《周礼》，恢复井田制，并把私家奴婢改称私属，不许买卖。证之《周礼》即可见王莽利用古文经的痕迹。如《周礼・地官・小司徒》说：“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严格规定了土地和奴婢的数量。由此可见，王莽在改革中企图援引《周礼》的有关条文作为他解决土地和奴婢这两个基本问题的依据。 > >　　但是，王莽利用古文经学改制的举措彻底失败了。不管王莽如何努力，其逆时代潮流进行的复古改革，无论怎样都是不合时宜的。改革的失败，不仅仅是王莽个人的悲剧，而且是当时整个社会的悲剧。从西汉中期以后直至王莽新朝灭亡，封建统治阶级挽救社会危机的全部活动表明，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封建统治者尽管在政治和经济上居于社会支配地位，但他们解决和缓和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的能力却很有限。董仲舒、师丹等提出的“限田”、“限奴”的建议始终没能付诸实施，而王莽在推行“王田”、“私属”政策三年后又宣布将其废止。这说明以土地集中和奴婢激增为核心的社会矛盾是封建统治者本身所无法解决的。总而言之，古文经学虽为王莽代汉立下汗马功劳，但却无力拯救当时社会的各种顽症。 > >　　天怒人亦怨 > >　　对于王莽改制的功过，至今仍是议论纷纷，众说不一。但不管怎样，王莽改制是彻底失败了。 > >　　王莽即位后，针对当时最主要的社会弊病，也就是土地兼并和奴婢买卖问题，提出了他的改革方案。恢复井田制，土地国有，不许买卖；奴婢私有，亦不得买卖，以缓和土地兼并和农民奴隶化的过程。但这个方案的推行遇到了极大的阻力，据说由于违反井田制而买卖田地、奴婢犯罪的，从诸侯、官吏以至庶民，多得数不清。也就是说这些政策并没有成为维系新莽政权的纽带，反而被淹没在愤怒的声浪中。究其原因亦很简单，改制或多或少地触及到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如王田制施行后，地主官僚因“买卖田宅”而获罪者不可胜数，这样，原来拥护王莽的人，也转而反对改制。刘汉贵族更是如此。南阳大地主刘□自从王莽篡汉后，就常常愤愤不平，心怀恢复社稷之念，以至于倾家荡产来交结天下英豪，伺机起兵反抗王莽。由此，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益尖锐。 > >　　至于改革币制、用小钱换大钱这一制度本身有弊病。因为违反了经济规律，此举也给社会经济造成了很大的混乱。王莽从公元7年到14年，共进行了三次币制改革。但每一次改革，都使得“民用破业”，“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最终使得农商失业，食货俱废，给劳动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再如王莽所推行的“五均、赊贷、六”制，尽管其中的一些内容实质上是有利于大多数下层百姓的，但是，在其实施过程中，由于吏治的腐败，一些贪官污吏借机鱼肉人民。王莽任用洛阳薛子仲、张长叔等执掌大权。据史料记载，此二人都是家资千万的富商。 > >　　他们利用职权，交结郡县，营私舞弊，使得“府藏不实，百姓愈病”。结果是社会经济日益恶化，阶级矛盾更加尖锐。 > >　　王莽在改制的同时，还对周边少数民族发动了战争。王莽执政后，为了显示自己的威德，特派五威将王奇等向边疆少数民族颁发新室印绶，收回汉印绶，把原来汉朝所封的王尽改为侯，结果引起周边各族的反抗。在东方，高句丽人反对王莽，王莽派严尤征服了高句丽，并把高句丽改为“下句丽”，但高句丽并没有停止战斗；在西方，西域各国纷纷反抗，断绝和王莽的来往；在西南，句町起兵反抗，王莽于天凤元年（14）派冯茂等西征巴蜀，前后三年，始终没有征服句町。而其中历时最久、规模最大的是对匈奴的战争。 > >　　匈奴从宣帝之时，就和西汉保持着友好往来。王莽辅政后，命令匈奴囊知牙斯单于改名为“知”，以表示景慕他辅政时的“太平圣制”。在他称帝后，派专使收回单于的“玺”，重新颁发“新匈奴单于章”。随后王莽又派人到边境招降呼韩邪单于诸子，封为单于。始建国三年（11），王莽一边下令把匈奴单于改为“降奴服于”，一边又发动北方各郡及乌桓、鲜卑十二部军队，由十二将率领，分十路进攻匈奴，遭到匈奴的强烈反抗，结果损失惨重。天凤五年（18），王莽再次发兵攻击匈奴，这次军队的成员不仅仅是丁壮，还有一些死囚和百姓家中服务的家奴。王莽还下令全国吏民都要捐资产的三十分之一以备军用。 > >　　这一系列的战争不仅加重了国内人民的负担，而且严重地破坏了自汉武帝以来中国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 > >　　总而言之，王莽执政以后，空有一腔良好的愿望，但不论是他推行的改革，还是发动的一系列对少数民族的战争，都没有给王莽政权带来任何好处。相反，倒使得官吏与地方权贵勾结在一起，操纵物价，牟取暴利，更加肆无忌惮地盘剥百姓，给下层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从而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激烈的反抗，反莽起义风起云涌。 > >　　公元22年，以绿林、赤眉为主体的农民起义军铺天盖地杀向洛阳、长安，王莽急调大军抵抗，结果是莽军节节败退。公元23年六月，起义军在昆阳与号称百万的“虎牙王威军”决战，最后莽军大败。王莽君臣听到消息，惊惶失措。同年十月一日，起义军一举攻破长安。王莽闻之，急率群臣逃入渐台。义军攻入皇宫，不见王莽，到处搜查，后从一宫女口中得到消息，说王莽已经逃往渐台，起义军遂攻打渐台。莽军坚守不住，义军攻上渐台。王莽身边的近臣如王邑、王巡、赵博、苗□、唐尊等皆战死。王莽自己藏入内室，至下午，商人杜吴发现王莽，将其杀死。校尉东海郡人公宾上前砍下王莽头颅，交给义军将领王宪，王宪将王莽头颅送到更始帝刘玄那里，刘玄下令将王莽头颅挂在宛市（今河南南阳）的城门上示众。百姓见之，纷纷上前以石块、砖瓦投击，有人还不解恨，竟上去将其舌头割下吃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