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道与王道・秦汉帝国》一、天下奇观兵马俑

Posted 2023-01-04 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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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道与王道・秦汉帝国》一、天下奇观兵马俑

　　分明三鸟下储胥，一觉钧天梦不如。争那白头方士到，茂陵红叶已萧疏。 > >　　――[唐]崔涂《读汉武内传》 > >　　汉初儒学兴 > >　　前202年二月，刘邦于定陶（今山东曹县北）附近的汜水之南即皇帝位，是为汉高祖，定国号为“汉”，史称“西汉”。同年五月，迁都长安（今陕西西安）。由此，在秦王朝灭亡五年之后，又出现了一个统一的西汉王朝。 > >　　西汉初期，刘邦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旧例，就是人们通常所语“汉承秦制”。在皇帝之下，设立了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别掌管政务、军事和监察，称之为“三公”。于三公之下，设有掌管国家军政和宫廷事务的“九卿”。于地方行政机构中，除了沿袭秦朝的郡县制度外，还通过分封诸侯王，形成郡国交错的局面。县以下的基层组织仍是乡、里二级制。同时，西汉还建立了比秦朝更加完备强大的军事体系。于中央设置南军和北军，作为守卫皇宫和京师的常备军，在地方上设有经过一定训练的预备军。这样，西汉王朝就有了比较强大的军事体系。尽管刘邦等人从上到下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体制，弥补了秦王朝体制上的一些不足，但他们也深深地意识到，仅凭这些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意识形态方面加强建设，否则，一个政权是不会长久的。 > >　　刘邦是一位起于小吏的草头天子，而汉初的大臣又大多来自于楚地，且多为屠狗卖缯之辈，并没有多少文化知识，也就是说他们对于儒学等一切学说并没有多少了解和兴趣。因此，一些跟随在刘邦身边的儒生们不得不谨小慎微。 > >　　陆贾一直跟随刘邦南征北战，他在刘邦面前谈《书》说《诗》时，经常遭到刘邦的责骂。还有叔孙通，他在归附刘邦后，穿着儒生服装朝见，刘邦也十分反感。叔孙通只好脱去儒服，穿上短衣，打扮成楚人的样子。刘邦开始对儒生的态度十分恶劣，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凡有儒生前来拜见，刘邦就会把儒生的帽子摘下来当便盆。在当时，如果真把一个人的帽子摘下来如此做，那就是对一个人人格的侮辱，是任何人也无法忍受的。而且刘邦在与别人谈话之时，常常市井秽语满口，完全是一副流氓无赖的形象。他即位称帝之初，对儒家的《诗》、《书》等典籍没有丝毫兴趣，也就是说他对儒家典籍的教化作用一无所知。 > >　　可是，到了后来，刘邦却与先前判若两人。据《全汉文》卷一记载，他在《敕太子书》中这样说：我生当乱世，正值秦朝禁学，自己也认为读书无益，但自从我称帝以来，常常思考这一问题，其实读书能够使人知道作者之意图，“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后来，刘邦在路过鲁地时，还“以太牢祠孔子”，对孔子和儒学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 >　　刘邦对孔子和儒学由最初的谩骂、鄙视转变为敬重、尊崇，主要是当时残破的社会现实所迫。汉初，经济极其凋敝，政治混乱，民怨沸腾。新兴的西汉王朝不得不思考如何建立自己的统治秩序，改变当时的残破局面，正视这突如其来的国家学说的空缺。当战争的烟尘散尽之后，他们首先思索的是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有的思想家一针见血地指出：用刑太急、仁义不施、不知教化是导致强秦迅速灭亡的重要原因。他们试图用儒家的礼仪建立汉朝的统治秩序。 > >　　而直接引导刘邦转变态度的是叔孙通、陆贾等汉初儒生。《汉书・高帝纪》记载：当刘汉天下初定之时，高祖（即刘邦）命令萧何编次法规律令、韩信重新申明军纪，命令张苍制定章程、叔孙通创制礼仪，同时还命令陆贾撰写《新语》一书。我们从上面几项可知，律令、军法、章程都是一些具体的政治制度，而叔孙通创制的礼仪和陆贾所造“述存亡之征”的《新语》一书，应该说是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 > >　　有人说“汉代重儒，开自陆生也”，是有其道理的。这主要是从陆贾撰著《新语》一书而言的。 > >　　据史料记载：陆贾因为在刘邦面前常常称说《诗》、《书》而受到刘邦的责备和辱骂，但陆贾依然忠心耿耿，不改变自己的态度和想法。但他改变了以前的方式，不再直接在刘邦面前称说《诗》、《书》，而是向刘邦说明，骑在马上可以打天下，却不能骑在马上治理天下，并撰写了《新语》十二篇，以说明古今国家的成败原因。陆贾当时“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 > >　　从陆贾的《新语》看，他是一个厚今论者，他也反对“淡于所见，甘于所闻”，反对泥古、尊古的偶像崇拜与保守，主张“制事者因其则，服药者因其良。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他认为行事应该注重实效，至于是否出于古道并无多大关系。这种崇尚现实、顺应时势的思想倾向颇合汉初君臣的口味，故而深受他们的欢迎。 > >　　正因为刘邦等人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他们在探索和选择封建统治的指导思想过程中，才更加欢迎实证性的学说。因此，由被司马迁称为“汉家儒宗”的叔孙通制订汉代朝仪，可能对刘邦的刺激会更大一些。我们现在读《史记》和《汉书》中叔孙通的传记，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精通“时变”，审时度势，能在秦汉之际的动荡岁月中进退自如，游刃有余。虽然他多次易主，似乎给人一种不好的印象。秦朝时，他是一位“待诏博士”，侍奉秦朝。陈胜、吴广起义时，秦二世召集在咸阳的博士、儒生三十余人询问对策，由于他们的回答不符合秦二世的心愿，以至于有的儒生被交给执法的官吏问罪。叔孙通则不然，他故意迎合秦二世，以寻求机会逃离虎口。他脱身后，前往薛地。当时，薛已经降楚，等到项梁去薛时，叔孙通就跟随了他。后来，项梁在定陶战死，叔孙通就跟随了楚怀王。汉高帝二年（前204），汉王刘邦率领五个诸侯的军队攻入彭城，叔孙通又投降了汉王。汉王失败西撤，他权衡利弊终于跟定了汉军。在秦末汉初的动荡岁月中，叔孙通几次易主，实际上他是在选择可事之君。 > >　　叔孙通跟随刘邦后，仍然不忘灵活多变，去就取舍“与时变化”。刘邦是楚人，开始时很讨厌儒生，于是，叔孙通便着楚人装束。叔孙通投降刘邦时，跟随的弟子有一百多人，然而他不曾推荐过别人，却专门对原先那些盗伙中的强徒加以推荐。弟子们都偷偷地骂他：服侍先生这么多年，又跟随他投降了汉王，如今他不推荐我们，却一味地推荐那些大强盗，这是什么道理呢？叔孙通听到后，对他们说：汉王正冒着矢石争夺天下，你们难道能够战斗吗？弟子们无言以对，认为他的话很有道理。后来，战争平息，刘邦取得了天下，叔孙通也有了地位，被任命为博士，称稷嗣君。跟随叔孙通的儒生也都做了郎官，他们高兴地称叔孙通“知当世之要务”。 > >　　叔孙通是一介儒生，但他懂得顺应历史潮流，随时势而变化，他把“不知时变”的儒生称为“鄙儒”。秦汉时期已与春秋战国时期不同，如孔子所处时代，列国林立，他可以像“择木之鸟”那样在列国之中进行选择。而到了秦汉之时，多元的世界归于一统，此时只有一棵参天的皇权大树，再无选择的余地，因此，如果再像孔子那样“道不同不相为谋”，便意味着根本没有机会被录用。何况像孔子、孟子那样的儒学大师，在当时那种多树林立的情况下，仍然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栖身之所，一生凄凄惶惶，到处奔走。叔孙通显然也是在寻找可栖之树，他几经选择，终于归从了即将取得天下的刘邦。后来，他极力寻找儒家与皇权的结合点，以求儒学和儒生受到重视。应该说，如果没有叔孙通等人的“变通”或“圆通”，儒家将永远摆脱不了孔子那种“丧家之犬”的命运，儒学成为官学更无从谈起。 > >　　作为儒生，叔孙通对儒学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曾经对刘邦说：儒家学者，实在难以同您一起攻城略地，但能够同您一起守住天下。此可谓对儒学与社会政治关系的高度概括。当群雄竞力，以勇武相尚之时，儒学很难找到用武之地；而社会一旦安定，儒学便可发挥其协调社会关系的功能。对于儒学“难于进取”的特点，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已经有了具体的说明，而统一的秦王朝却没有也没来得及验证儒学“可与守成”的特点。等到汉朝“已并天下”之后，叔孙通便开始了用儒学为汉家“守成”的努力。 > >　　前202年，诸侯们在定陶一同拥立刘邦做了皇帝。当时，仪法混乱，上升到统治阶层的刘邦群臣热衷于争功论赏，有的甚至于在酒醉后乱打乱闹，以剑击柱，混乱的朝仪令刘邦这位新君不知所措，大伤脑筋。而叔孙通看准了机会，在刘邦感到越来越厌烦的时候，他请求到鲁地征求儒生，与他的弟子们共起朝仪。刘邦当时还不怎么相信，便随意说：你可以试一试，但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叔孙通等参照秦仪，采古礼，制汉仪。两年之后，长乐宫成，行仪于朝，“自诸侯以下莫不震恐肃敬”，“无敢欢哗失礼者”。当礼仪在朝廷上演示之后，刘邦才由衷地感到“为皇帝之贵也”。这件事对刘邦震动很大，他由此明白了儒生的用处，开始尊重儒生和孔子了。 > >　　到了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刘邦率大军亲征英布班师回朝经过鲁地时，到孔庙祭祀了孔子，开了历代皇帝亲到曲阜祭祀孔子的先河。刘邦亲自祭祀孔子之后，诸侯卿相到鲁为官，常常拜谒孔庙后才走马上任。为了更好地奉祀孔子，并表示对孔子后裔的优渥，刘邦又封孔子的九世孙孔腾为“奉祀君”，专司祀孔之事。 > >　　叔孙通受到重用，对儒学地位的提高十分有利。叔孙通进位太常，“赐金五百斤”，连他的弟子也都得到重用，进入到了汉朝的统治阶层中。两年以后，叔孙通为太子太傅，辅佐和教导一国储君。刘邦死后，惠帝即位，遂废“挟书之律”，民间开始有了儒家经典的传授，此为文、景之后渐开献书之路、搜求旧典古籍的先声。惠帝时，叔孙通又为太常，定宗庙仪法，“及稍定汉仪法，皆叔孙生为太常所论著也”。须知，儒家极重礼乐仪法，而叔孙通制订的这些仪法，则一直在汉代施行着。 > >　　汉代是“以孝治天下”的，作为一个社会的道德观念，“孝”对于汉代社会影响很大。汉人认为，能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汉初不仅设孝弟力田之科，而且自惠帝以下的汉朝皇帝都以“孝”为谥，如孝惠、孝文、孝景、孝武、孝昭等等。《汉书・霍光传》记汉人之言曰：“汉之传谥，常为孝者，以常有天下。”这代表了西汉时期人们的普遍看法。还有儒家的《孝经》一书在汉代受到了特别的器重，人们不仅把它看成是“三才之经纬，五行之纲纪”，而且认为它是儒家“六艺之总会”。东汉更是“使天下诵《孝经》”，社会上出现了不少以诵习《孝经》而成为孝子和以《孝经》进行教化的实例。 > >　　汉代实行孝治实际上得力于汉初思想家的理论阐述，而在推行孝行方面帝王的行为更具有表率意义，因为帝王以孝相标榜会使得从孝到忠的转移来得更加自然。在其他汉初思想家之先，叔孙通已开始用孝的思想教育汉惠帝。叔孙通得宠于刘邦之后，于汉高祖九年（前198）做了太子太傅，成为一国储君之师。几年以后，刘邦打算立赵王如意为太子时，叔孙通极力出面劝阻，称：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并说“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刘邦不得不回答说：吾听公言。至于叔孙通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上面的对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叔孙通以太子“仁孝”而且天下共知阻止刘邦易太子，并使刘邦不得不勉强答应，说明刘邦的头脑中已初步形成了孝治的观念。第二，太子是未来的国君，叔孙通用“仁孝”来规范太子，并使太子以仁孝闻名天下，也显然昭示了叔孙通“以孝治天下”的思想。 > >　　至于叔孙通是如何用孝来教导太子的，史无明言，不过，后来的一件事情很能说明问题。刘盈做了皇帝后，住在未央宫中，其母吕雉住在东面的长乐宫中。刘盈朝见太后时，每次都必须清道。为了减少麻烦，便利过往行人，便修筑了复道。当复道修建之后，却发觉汉高祖刘邦的衣冠每月从陵寝出游至高庙的道路却在复道之下。叔孙通对惠帝说：后世子孙怎么能从宗庙道上行走呢？刘盈听罢非常恐惧，打算立即拆除。叔孙通又劝阻他说：人主没有过错。如今已经建成，百姓也都已经知道，现在拆除它，则表示了您有过错。“愿陛下为原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广多宗庙，大孝之本也”。刘盈依照叔孙通所言去做了，此后，刘邦的衣冠每月出游不必经过复道之下了。 > >　　这一方面说明了叔孙通在极力维护刘盈的威望；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叔孙通的辅佐下，刘盈能以孝作为行为标准，儒家的“尊祖”与“敬宗”观念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 >　　惠帝死后，他的谥号上加了一个“孝”字，以后诸帝死后谥号也都加上个“孝”字，表示“以孝治天下”之义。胡适曾对此评论道：这一个制度，史家虽没有明言，但我们很可以归功于那位叔孙太常。这便是儒教成为国教的第一声。 > >　　黄老之学术 > >　　西汉开国之初，满目疮痍，城乡破碎，土地荒芜，民生凋敝，饿殍载道，整个国家挣扎在死亡线上。广大人民群众亟需和平安定，休养生息。要想巩固统治，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必须安定民心，休养民力。秦因横征暴敛、严刑峻法而导致灭亡的教训也给新的统治者以深刻的教育，促使他们寻求稳妥的统治方略。严酷事实的本身要求最高决策者尽快制定包括经济在内的较为宽松的政策，偃武修文，实施正常的统治秩序，迅速修复与改善破败纷乱的局面，否则，就会使人心不安，社会不安，刚刚建立起来的西汉王朝就无法维持。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正能满足汉初封建统治者的需要，所以黄老之学很快流行起来。 > >　　黄老之学是指“黄帝之学”与“ 老子之学”相结合的一种理论学说，它在先秦以“稷下学派”为主要代表。它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老子》；一个是战国时期伪托“黄帝言”的诸书。黄老之学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总根源，也是支配世界万物的总规律，在各种事物中普遍地起着作用，具有客观必然性。在分析社会矛盾时，它用阴阳观念论证刑德，以阳为德、阴为刑，认为“刑德相养，逆顺若成”，“先德而后刑，顺于天”。主张把德政与法治有机统一起来，以德为主，以刑为辅。这些思想是对《老子》消极无为思想的积极改造，为汉初黄老之学的勃兴提供了理论根据。 > >　　鉴于西汉初期的社会状况，文武兼备、刑德并用，讲求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可谓正适应这一环境，所以，黄老之学成为汉初统治者的指导思想，得到了社会的共鸣而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在汉初，无论是上层统治者，还是一般老百姓，朝野上下很多人都信奉黄老学说，较为典型者有汉文帝、汉景帝、窦太后、曹参、陈平、王生、田叔、黄生等。汉文帝崇尚黄老之学，史料记载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在汉文帝统治之时，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废除酷刑，以及亲躬籍田、崇尚节俭等，这一切都体现出黄老思想学说的一面。而汉景帝自小就是在文帝和窦太后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所以，景帝继承了文帝的政策，举事无所变更。应当说，在推行黄老思想、执行黄老政策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还应是窦太后。她通过汉文帝和汉景帝施加强大的影响，把国家大政方针都纳入黄老思想指导之下，她几次打击和排斥儒家，批判法家，使黄老思想独尊于朝廷，为汉初黄老思想的推行起到了积极作用。 > >　　总体而言，黄老之学对于汉初政治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当时形成了一种时代思潮，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果。根据余光明先生的研究成果，略总结如下：首先，黄老学说所主张的文武并用、刑德兼行的思想，为制定王霸杂之的汉家统治术提供了理论基础。其次，黄老学说中的法治思想，不仅对汉初定法、立法和执法影响至深，也与汉初定法、执法的情形基本相符。第三，黄老学说中的无执无处、无为而治的思想，在西汉初年也为统治者全盘接受，并成为现实。第四，黄老学说中的“以民为本”的保民、养民和爱民的思想，是与其无为而治的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第五，黄老学说所阐述和提倡的崇尚节俭和朴实的道德思想，在汉初的名臣将相中，也曾产生积极的影响，使西汉初年的官僚多具廉洁奉公的良好作风，在官场中造就了一种清廉的气氛。总之，西汉初期实行的方针政策，多是在黄老学说指导下制定的。这些政策使西汉前期社会得以稳定，也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强大的西汉帝国奠定了基础。 > >　　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成功，宣告了法家学说的胜利，断绝了儒学跻身政治舞台的道路，尤其是焚书坑儒的劫难，更使儒学遭受到致命的打击。但秦王朝的迅速崩溃，给了儒学东山再起的机会。汉初虽然由于统治需要而采用黄老思想，但儒学也在积蓄力量，不断发展，逐渐复兴起来，成为汉初显学。黄老之学是兼收儒、法，汇合阴阳之说的产物，本身具有包容性。汉初崇尚黄老，并未实行一种思想上的专制，因此，儒家、法家等思想仍然活跃在思想和政治舞台上，并对社会施加着影响。儒家在汉初黄老盛行的情况下，能够复兴，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 >　　第一，汉初黄老思想统治下的宽松学术环境为儒学的复兴创造了客观条件。汉初崇尚黄老之学，而黄老之学反对人为的干涉和纠正，当然更不主张用行政手段去禁止其他学派的发展，所以汉初在思想领域又出现了诸子并存的局面，在政治上各自发挥着影响。汉初当政者虽然崇尚黄老之学，但儒学在汉初仍处于“显学”地位。特别是前191年，汉惠帝正式废除秦代制定的“挟书之律”，开放了民间学术文化活动，此后，儒家经籍的研究和传授也开展起来，出现了一批经学大师。汉初儒家经学虽然和其他学派一样处于民间传授的地位，但其学术活动的规模及传授教学内容的重要性，都是其他学派所无法比拟的。汉初儒学教育的兴盛为儒家复兴并登上独尊地位奠定了社会政治基础。 > >　　第二，刘邦对儒学态度的转变为儒学的复兴提供了方便。如前所述，汉高祖刘邦出身于布衣，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文化素质较低，是一个“不修文学”、近乎文盲的乡间无赖。他对那些思想学说并不感兴趣。对黄老之学和儒学同样是一窍不通，这使他对各种思想学说没有任何偏爱，皆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儒家学者极力向刘邦推介儒学对巩固封建统治所起的积极作用，使刘邦对儒家学说有了一定的认识。西汉王朝建立之后，他利用儒家博士叔孙通订朝仪，充分显示出封建帝王之尊严。尝到儒家礼仪的甜头后，他开始对儒家另眼看待，对儒学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转变，从“不好儒”发展到“好儒”。刘邦之后汉统治者的崇儒术、重儒生，实际上是刘邦崇儒、重儒思想的发展。统治者对儒学态度的转变使儒学得到转机，儒家学者抓住机会，使儒家学说灵活变通，在汉代初期站稳脚跟，逐渐复兴起来。 > >　　第三，黄老思想统治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为儒学的复兴创造了机会。任何正确的施政方针都应该张弛适度、宽猛相济。黄老之学主张顺应自然，清静无为，特别适应社会休养生息的需要。但它也有自身不可克服的弱点，就是缺乏进取精神，缺乏将全社会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全面建功立业的恢弘气势。在社会的上层，诸侯王势力膨胀，产生离心倾向，构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在社会下层，豪强兼并，对社会正常秩序造成了干扰。对少数民族的侵扰，缺乏强有力的对抗措施。这些负面效应，说明黄老学说不利于中央政权的巩固和国家的稳定。事实证明儒学确实“可与守成”，这为它走上政治舞台创造了机会。 > >　　此外汉初儒家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是儒学在汉初复兴的内因。汉初儒学复兴，主要靠几个人物，其一是叔孙通。在刘邦即位伊始，叔孙通就主动劝说刘邦征用儒生，起草朝仪，并且根据汉初统治集团人士多小吏出身和武将少习文化的特点，既部分袭用秦朝旧仪，使萧何等秦时故吏能顺利接受；又遵循简易可行的原则，使粗鲁无文的武将们容易做到，更充分考虑到当时“死者未葬，伤者未起”的社会现实，使朝仪在整体框架上既能为文武群臣所认可，又能为国家经济实力所允许。然而叔孙通毕竟只是一位通晓儒家礼仪的博士，他只能通过一些具体的实践行为来为儒生在新政权里争得一席之地。同样，他也只能借助诸如制订朝仪及宗庙仪法等具体事务来证明儒学并非像法家所说的那样毫无用处。儒学要复兴，上升为新政权的指导思想，必须从思想上转变最高统治者对儒学的偏见，从理论上证明以儒学治国安民的必要性，并以思想体系的完善和实用，让统治者相信只有儒学才会使长治久安的理想变成现实。这一任务自然不是只熟悉礼仪的叔孙通所能完成的，历史的重任落到了汉初另一位儒学中兴人物陆贾身上。 > >　　陆贾利用和刘邦贴身的机会，“时时前说称《诗》、《书》”，以期对刘邦潜移默化，转变他对儒学的态度。虽然这位自恃居马上而得天下的汉家天子常以大骂作为回答，但陆贾在比较前朝兴亡原因的基础上，指出“逆取”和“顺守”的不同，使刘邦心服口服。 > >　　陆贾作为新时期力倡以儒学治国的第一位思想家，以其特有的身份、实用的主张，不仅扩大了儒学的影响，而且促进了儒学与现实政治，特别是与官方权力的结合。陆贾的努力虽未能使儒学全面振兴，但终究为日后儒学的大行于世创造了条件。部分儒生先后走进汉初的朝廷，使儒学在黄老学说走红之时也占有一席之地。 > >　　汉初经过三十余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政治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危机，社会风气也每况愈下。这时，儒家学者贾谊在坚持原始儒学的基本精神前提下，根据当时的实际需要，提出某些切实致用的政治原则。他把实行礼治作为当务之急，同时不忽视仁义，把仁与礼结合起来。贾谊对政治的实质和仁义作用的理解较之他的前辈要现实得多。他的思想充分表明儒学是最适宜治国安邦的。贾谊加速了儒学的政治化进程。 > >　　在这些儒家学者的努力下，儒学在汉初虽未能成为统治思想，却也复兴起来成为显学，使统治者对其不能等闲视之。直到汉武帝时，一代鸿儒董仲舒在综合了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提出了一系列新儒学思想，得到汉武帝的认可，最终使儒家登上了“独尊”的地位，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 >　　回顾汉初儒学的发展历史，从叔孙通到董仲舒，既坚持了一以贯之的传统，又注意面对现实，不断修正自己的学说。特别是善于把握时代的脉搏，融进具有强烈时代气息的新观念，还勇于吸收他家之长，弃己之短，以保持本学说必要的张力和活力，这是儒学在汉初黄老思想盛行下得以复兴，并产生由在野到在官的历史性转变的根本原因。 > >　　儒术之独尊 > >　　黄老“无为政治”的主张虽然适应汉初休养生息的需要，但其“因循为用”，漠视礼制的态度既严重破坏了等级制度，又大大助长了人民目无法纪的心理，导致经济繁荣而社会不安、政治不稳。汉景帝末年七国之乱的现实足以说明黄老学说对于地方割据势力拿不出解决的良方，即便是靠“削藩”和镇压手段，也只能奏一时之效。可见黄老学说只能作用于一时，而不能成为治国安邦的长治久安之道。无情的历史表明，只有儒学才是真正的长治久安之道，于是儒学遂被尊崇。 > >　　汉武帝是个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喜欢积极向上的儒家学说。汉武帝独尊儒术有一个历史过程。他即位之初，还因崇尚儒术发生了一场风波。武帝任命好儒术的窦婴为丞相，田为太尉，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主持政府重要部门。又安车驷马迎接著名儒生申公入朝，作为朝制兴革的顾问。武帝的举措引起了黄老学派的不满，随后赵绾又建议不向东宫奏事，意在架空崇尚黄老的窦太后，惹得窦太后勃然大怒，将赵绾、王臧逮捕，迫其自裁，并罢免了窦婴、田。武帝在强大的压力下只好让步，暂时停止诸般兴礼作乐举措。武帝虽然遭受挫折，却仍不放弃尊儒的努力，他在选拔贤良方正时，留意收览儒生，授以官职。前136年，汉武帝置五经博士，从此确定了任博士官职的特定学术资格，这是尊儒的重要体现。他还鼓励学者研读儒家经典，使五经传习更有系统。 > >　　前135年，窦太后病逝，武帝完全掌握朝中执政大权，加快了崇儒的步伐。他启用田为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在前130年的举贤良文学对策中，他问怎样才能使“阴阳和”、“民不犯”，又欲闻“天文地理人事之纪”。著名儒者公孙弘的对策，深得武帝赏识，被武帝亲自擢为第一，拜为博士。公孙弘进入仕途之后，由于“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得到汉武帝的重用，后来官职不断升迁，布衣大儒公孙弘最后被擢为三公，封平津侯，这一来引得“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 > >　　为了廓清思想疑虑，确立起适应大一统政治的思想权威，武帝多次下诏策问，一代鸿儒董仲舒在对策中论述德教是统治的关键，主张以教化为主导，努力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他主张以仁义礼乐教民，强化人们的道德意识。“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古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强调“教化行而风俗美也”，认为这是从根本上解决社会混乱状况的关键。他还引古证今对更化问题进行了一番议论，这些深深打动了踌躇满志、正欲大举更张的汉武帝。“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在汉武帝认可了他所条陈的“大道之极”和“治乱之端”后，董仲舒提出了用儒家学说统一天下思想的建议，他认为汉初七十年，黄老大用于世，由于它既没有什么理论建树，又不重意识形态建设。使人们缺乏信仰，思想混乱。而政治上的大一统，决不允许“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他建议汉武帝：“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熄，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他指出大一统是宇宙的普遍法则，但是没有统一的思想与之适应，统治者就无法保持一统局面；法令、政策、制度经常改变，难以遵循，也会导致社会不稳定。董仲舒对统一思想意义的论证是有力的，选择儒家作为指导思想也是合适的。汉武帝采纳了这个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以儒学正式取代黄老之学，定儒学为官方政治学说，实现了政治指导思想的转变，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基本思想基础。 > >　　汉武帝独尊儒术主要表现在教育领域。前124年，根据丞相公孙弘的提议，为博士置弟子员五十人。他建议：“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 > >　　在公孙弘等人的奏议中还提出有关招生、考察和任用制度方面的措施，可见博士弟子制已经具备了作为学校制度的基本内容规定，应当说这是汉代官方教育制度的正式建立。公孙弘等人的奏议是一篇建立官方教育制度的纲领性文献。其中指明兴学的主要目的在于推广教化，最理想的状况是“乡里有教”，但在一切需从头做起的情况下，其步骤应该是“建首善自京师出，由内及外”，即首要任务是在京城建立中央官学。兴学的捷径是“因旧官而兴焉”，因为当时政府已设有专门的五经博士，这些人都是现成的师资，只要为他们配备一定数额的学生，就可以开展教学活动了。博士弟子制就是这样产生的，由此开始了中国封建时代的官方正式的学校教育活动。 > >　　公孙弘的这个建议为博士弟子参与政治铺平了道路，汉武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自此之后，博士弟子员额不断增加。自武帝接受公孙弘建议为博士置弟子员，并广设学官，使学而优则仕，就把儒学与仕途联系起来，把一种学术与利禄直接挂起钩来，于是尊孔读经、学习儒术的人日益增多。 > >　　如果说董仲舒的“天人三论”是从理论上论证儒学独尊的必要性，而公孙弘所提出的这一系列建议和措施，则使儒学的进一步发展获得了法律上的保护和物质上的保障。 > >　　从此，博士除参与有关的政治活动外，其主要职责就是从事教育。博士弟子制的建立标志着以儒家经学为教育内容的官方教育的开始。儒学教育进而扩展到私学、蒙学和家庭教育各个领域，并且通过选士制度将培养出来的人才选拔到政府机构中来，这样，儒术就成为国家培养和选拔人才的一个重要标准。儒学与仕途联系起来，使尊孔读经、学习儒术的人日益增多，儒学阵地日益扩大。 > >　　需要指出的是，儒学由孔子创立后，经不同学派的阐述，内容与要点一直在发生着不同的变化。汉武帝尊崇儒家，五经皆立博士，可最受青睐的是公羊之学。当时所尊崇的经义，主要是董仲舒杂糅阴阳五行说而创立的新儒家学说。董仲舒青年时期曾跟随公羊学派的大师子寿学习《公羊春秋》。汉景帝时，他担任过博士官，那时，他就开始招收弟子，传播儒家学说。汉武帝即位后，立即颁布了“举贤良文学”的诏令，要求各地的官员推举学者以备朝廷策问，董仲舒也被推荐到了京城。汉武帝曾经先后三次召见董仲舒上殿策问，在这三次对策中，董仲舒借机阐述了自己的思想主张。第一次，他用儒家的“五帝三皇”之道、“三皇受命”之符，论证了他的“天人感应”观点，认为上天不仅主宰着自然界，也主宰着人类社会，自然界的变化和灾异都和国家政治有关。他说：一个国家如果要走下坡路，上天就会发出一些灾异现象来警告他；如果当权者不知道省悟，上天又会利用一些自然灾异现象来警告他使他害怕；如果这样，他仍不思悔改，那么这个国家就将面临着灭顶之灾。董仲舒告诉汉武帝，不仅“王者承天意从事”，而且“天”经常用符瑞和灾异来表示希望和谴责。第二次，董仲舒谈论了选才任吏对于治国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一套选官措施。第三次，他则系统地提出了一套“王者受命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并强调应该用儒家思想来巩固统治，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董仲舒的这三道对策，就是后人所称的“天人三策”。董仲舒的对策受到了汉武帝的欣赏，武帝不仅接受了他“独尊儒术”的建议，还派他到江都王刘非那里为相。 > >　　到了西汉中期之时，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现实利益的驱使势必会导致儒学内部的分裂。随着黄老之学的失势，各家学说纷纷兴起以回应时代的挑战，然而由于各自内在的因素，它们被一一淘汰，最后至少在形式上由儒家独霸天下。而这时的儒学显然存在文化区域上的差别。 > >　　董仲舒所传授的儒学属公羊学，于当时，即是指《公羊春秋》。《公羊春秋》虽也强调宗法等级制度的建设，但其主要精神是强调大一统和“大义灭亲”，贯穿着严法的精神。其矛头是针对诸侯王的叛乱活动，目的是强化中央集权的等级制度的权威。汉武帝正是看中了这种法制精神。到了西汉中期，今文经学出现了阴阳五行化的趋向，以之附会经义的妄怪之论也随之产生。在江都王刘非那里，董仲舒经常宣扬公羊学派讲灾异、推阴阳的神秘思想，搞了不少祈雨止涝一类的活动。可是在当时，汉武帝的兴趣在于“王者承天意从事”的“君权神授”理论，并不是对阴阳灾异学说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因而，董仲舒大讲灾异也遭到了汉武帝的反感，使得他的仕途也并非一帆风顺。 > >　　汉武帝“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为开创新的历史局面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遂“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盛景象。

《霸道与王道・秦汉帝国》十、宦官名士大对决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 >　　――《抱朴子・外篇》 > >　　东汉后期，继位的皇帝常常年幼无知，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政治上更加黑暗，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 >　　跋扈大将军 > >　　东汉的皇帝除了开国之初的光武帝、明帝和章帝外，几乎都是在幼年之时即位，因而使得东汉政府当每一代皇帝即位之初，总是由皇太后临朝称制。这些年轻的皇太后，要掌握封建国家的专制权力，仅仅凭自身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依靠其他人才行。而她们所依靠的只能是两种人：一种是她们的父兄，即外戚；另外一种就是她们身边的奴才，即宦官。皇帝长大之后要夺回自己的权力，与掌握权力的外戚、宦官之间便会发生利害冲突，甚至于相互残杀，从而使得统治中心十分不稳定。 > >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为了巩固皇权，对于外戚防范甚严。但是到了他的孙子章帝死时，章帝的儿子和帝年仅十岁，无法掌管政权。于是，由他的母亲窦太后临朝听政。窦太后一个女人，怎么有能力来治理国家呢？为了维持局面，她不得不寻求帮手，而最使她放心的就是自己的娘家人。于是，她便委任自己的兄弟窦宪等掌握国家大权，由此，开始了东汉外戚专权的局面。 > >　　窦太后是大司空窦融的曾孙女。建初二年（77）被选入宫，入宫后，汉章帝特别喜欢她，第二年便立她为皇后。 > >　　窦太后被立为皇后之后，更是受到章帝的宠爱，可是，她进宫数年都未生皇子，当时就连普通百姓都知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道理。而最重要的是，如果没有皇子，将来她自己的地位就会受到威胁。“母因子贵”的道理她十分清楚。因此窦太后的心理就变得有些扭曲，对生了儿子的妃子与贵人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宋贵人生了皇太子刘庆，梁贵人生了和帝刘肇，窦皇后先是在章帝面前说坏话，挑拨皇帝与她们之间的关系，最终使得章帝疏远她们，然后又用计害死了两位贵人，并且自己收养了和帝。 > >　　章帝去世之后，和帝继立。当时，和帝只有十岁，窦皇后被尊为窦太后，临朝称制，执掌朝政。窦太后想，别说和帝不是自己亲生的，就是自己亲生的，也不如自己手握大权好。要想巩固自己的地位，使得自己长久地掌握大权，就必须找到一个十分可靠的人，谁又最可靠呢？那就是自己的娘家人。于是，她先后把一大批亲戚委以重任，如哥哥窦宪，弟弟窦笃、窦景、窦瑰等都担任了要职。朝中文武大臣，地方刺史、郡守、县令等都有她的亲朋故旧，“刺使守令，多出其门”。当时，窦氏满门皆贵，其子弟亲戚飞黄腾达，所受赏赐使东汉政府几乎“仓帑为虚”。 > >　　窦氏家族掌握大权后，不是想着如何把国家治理好，而是为非作歹，祸害百姓，把整个朝政搞得一塌糊涂，甚至于杀人越货的事也敢做。其“奴客缇骑……侵凌小人，强夺财货，篡取罪人，妻掠妇女。商贾闭塞，如避寇仇”。朝中一些正直的大臣胆敢冒死进谏者，不是获罪，就是遭致杀头。如尚书仆射郅寿、乐恢因上书控告他们，先后被他们活活逼死。一时朝中大员噤若寒蝉。 > >　　据史料记载，在窦氏四兄弟中，最跋扈者要数窦景，他不仅自己为非作歹，还放纵奴仆们作恶，这些奴仆于青天白日下就敢欺侮妇女，拦路抢劫，洛阳城内的商贩们一见到窦景的卫队来了，便赶忙收摊关门，否则就会遭殃。窦宪本人还仰仗自己出击匈奴有功，和几个弟弟大兴土木，各自修建起豪华住宅，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直到有一天，窦氏兄弟几人突然意识到和帝是一个多余的人，他的存在不仅会给许多事情带来麻烦，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越来越威胁到窦氏家族的存亡。如果这样，倒不如趁现在早早除掉这个心腹之患。一不做，二不休，当下找来自己的心腹一起密谋策划杀害和帝的事情。 > >　　但是，此时再谋划已经有些晚了。此时的和帝尽管年龄尚小，但人却聪明透顶，很有心计，窦宪等人的阴谋传到了他的耳朵里，让他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意识到自己必须尽快做出对策，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进而他又想到能依靠谁来帮助自己呢？尽管司徒丁鸿、司空任隗等还可以信赖，只是这事非同小可，万一露出一点马脚，就会全盘皆输。思来想去，他认为内侍郑众是位可以依靠的人。郑众在和帝身边已久，和帝也了解他，而且郑众本人也是一个为人谨慎机敏、很有心计的人，办事也比较稳重。于是，和帝便单独和郑众商谈此事。郑众闻言，果断地劝和帝要先下手为强，否则会后患无穷，并为之设计好了具体的方案。 > >　　窦宪率兵出击匈奴班师回朝，和帝先派使臣到城外迎接，犒劳三军，给他们很高的待遇，就如同没发生任何事情一样。待窦宪他们进了城，和帝便下令关闭城门，派重兵驻守南宫和北宫，一举收捕了郭璜、郭举、邓叠、邓磊等，然后将他们全部杀掉。窦宪此时还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他在庆功宴上喝得大醉，踉踉跄跄地被侍卫扶回家中睡觉去了。等到和帝派人去收回他的大将军印绶时，他还在迷迷糊糊地做着美梦呢！ > >　　和帝感念窦太后的养育之恩，并没有公开处死窦氏兄弟，只是命令他们离开京师，返回各自的封地，同时派出得力的官员随同，监督他们的一言一行。等到了封地，马上下令逼迫他们自杀。只有窦瑰因平时表现尚好，也没有参与策划谋反，被免死罪。其他窦氏亲朋故友，凡是依仗其关系做官的，一律被罢免回家，由此，外戚窦氏势力已经成为过去。宦官郑众在这次对抗外戚势力时功勋卓著，和帝为其加官晋爵，从此，宦官逐步掌握了国家权力，东汉政权开始由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 > >　　和帝年仅二十七岁便去世了，和帝的皇后邓氏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邓太后为了能够长期把持政权，废掉和帝的长子，立才出生一百多天的儿子殇帝即位。邓太后的兄弟邓骘随之掌握朝中大权。但数月后殇帝去世，邓太后与邓骘商议迎立和帝的侄儿为帝，即安帝。安帝年仅十三岁，大权仍由邓氏掌握。邓氏吸取窦氏覆灭的教训，比较恭谨守法，并且还能同宦官郑众、蔡伦等共同处事。但他们之间毕竟还是有某些利益摩擦，尤其是权力之争是无法调和的，并不能长久共处。待到邓太后一去世，安帝的乳母王圣、宦官李闰等便诬告邓氏兄弟，结果邓氏一门遭到贬黜，邓骘等兄弟子侄七人被迫自杀。安帝亲政后，阎皇后的兄弟阎显等及帝舅耿宝，并为卿校，典掌禁兵；宦官李闰、江京、樊丰等共掌机要。形成了外戚、宦官共同把持朝政的局面。 > >　　安帝统治时期，政治更是不如以前，外戚宦官相互勾结，“属托州郡，倾动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甚至于随意假做诏书，胡作非为。安帝父母的陵墓在清河国，安帝时常派遣宦官去祭扫，他们便擅作威福，“使者所过，威权翕赫，震动郡县”。各地的官吏更是惶怖不可终日，他们“或邪谄自媚，发民修道，缮理亭传，多设储，征役无度。老弱相随，动有万计”。宦官的尊荣横暴，地方官吏的无耻谄媚与无度催征，使得老百姓深受其害。 > >　　数年之后安帝死去，此前太子因阎皇后进谗言而被废为济阴王。阎皇后与其兄阎显商议迎立幼小的北乡侯为少帝。但不久少帝又得病去世。宦官孙程等十九人共谋，发动了宫廷政变，杀死阎显及其死党，拥立济阴王为顺帝。孙程字稚卿，涿郡新城（今河北徐水西南）人。安帝之时孙程为中黄门，任事长乐宫，服侍邓太后。安帝死后，孙程失去靠山，当北乡侯病重之时，他认为时机来到，便与人密谋反对阎氏，拥立济阴王。此后，待北乡侯一死，他们在京畿一带发生地震时乘机起事，杀死了江京等人，拥立济阴王为帝。孙程等十九人因拥立有功同日封侯。孙程封浮阳侯，拜骑都尉，食邑万户。到了此时，宦官的声望及势力已经很高了，他们没有办不到的事情，竟然还可以收养儿子让其承袭爵位。孙程病重临终之时，上书请求顺帝把封国传给兄弟孙美。结果，顺帝不仅答应了他的要求，同时还封孙程养子孙寿为浮阳侯，继承爵位。这时的皇帝在外戚与宦官的斗争中，已经完全成了傀儡。 > >　　顺帝阳嘉四年（135），梁皇后的父亲梁商以大将军执掌朝政。永和六年（141），梁商去世，顺帝又任命梁商的儿子梁冀为大将军继续执掌朝政，外戚势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据说梁冀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家伙，历任执金吾、河南尹等职，一贯横行不法。而他执掌朝政时，朝政的黑暗就可想而知了。 > >　　三年之后，顺帝死去，其子即位，是为冲帝。冲帝时年仅两岁，于是，梁太后临朝听政，梁冀掌握大权。一年后冲帝又去世，梁太后与梁冀共谋迎立质帝。质帝年仅八岁，自然大权仍由梁氏掌握。梁冀的专横跋扈引起了质帝的反感，在一次朝会时他对梁冀说了一句“此跋扈将军也”，这下引起了梁冀的不满。梁冀担心质帝长大后对梁氏家族不利，又恨又怕，便指使左右，在质帝的食物中下毒，毒死了质帝。在宦官曹腾等人的支持下，梁冀和太后商议，拥立尚未成年而又昏庸无能的桓帝即位。桓帝即位后，便娶了梁冀的另一个妹妹为皇后，这样，梁氏的威权在朝中更是显赫。 > >　　梁冀以大将军的身份主持政事，而皇太后、皇后两个妹妹围绕在皇帝身边，一个主外，两个主内，内外结合，整个东汉政权就牢牢地掌握在梁氏手中了。皇帝别说参与大事，就连行动也不那么自由。梁冀利用手中的权利，不仅在洛阳建有豪宅院落，而且在其他地方也修建了许多别苑。他在河南西郊有一个兔苑，有一个西域商人不知梁冀兔苑的一些禁忌，误杀了一只兔子，结果连累数十人丢掉了性命。朝廷中的大小事，都要由梁冀做主，百官的升迁任免，都要到他家中谢恩，然后才能到尚书台办理手续。地方官每年进呈贡品，要先把上等品送给梁冀，随后才把次一等的献给皇帝。史料记载，梁冀失势后，自公卿大臣以至故吏宾客，因牵连而死、免者，多达好几百人，一时“朝廷为空”。没收的梁冀家产，拍卖后值钱三十多亿，相当于当时东汉王朝半年的租赋收入。 > >　　五侯十常侍 > >　　和平元年（150），梁太后病重，名义上把政权归还给桓帝，但实际权力仍然由梁冀掌握。其后不久太后去世，局势仍无变化。直到延熹二年（159），梁皇后也死去了，桓帝在宫中才稍稍自由一些，才得以在上厕所的时候悄悄与宦官唐衡密谋，寻求能够反抗梁冀的人。 > >　　桓帝是由梁冀一手扶植起来的皇帝，本应对梁冀感恩不尽。据说当时在质帝去世后，朝廷上议论由谁来继承皇位，以李固为首的一班大臣力主立清河王刘蒜为帝，而梁太后和梁冀兄妹则主张立刘志为帝。最后，终于立蠡吾侯刘志为帝，即桓帝。刘志依凭梁氏兄妹之力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对太后、国舅自然是百依百顺。所以，桓帝上台后，立即封梁冀弟为颍阳侯，封梁冀小弟梁蒙为西平侯，封梁冀子梁胤为襄邑侯，封梁冀的妻子孙寿为襄城君，享受公主的待遇。但是，即使这样，梁冀仍不满足，仍是步步紧逼，要桓帝给他更多更大的权力和特权。在待遇上，他要求有别于诸侯，不以礼节为限，并且像邓禹那样封四县；每次上朝，他要求位置要居于三公之左。还有在车马、衣服和甲第等其他方面他也要求必须与众不同，要和霍光一样。后来，梁冀还自行规定，朝廷上的一切军政大事，都必须经过他的批准，而后才能办理。 > >　　梁冀在政治上的胃口也越来越大，使桓帝感到皇权受到了极大的威胁，自己的地位摇摇欲坠，因此，心中十分不满，进而有了要除掉梁冀的想法。不过，桓帝知道，现在这种情况，想除掉梁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宫廷内外，处处都是梁冀的爪牙，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在梁冀的掌控之下，千万不能轻易妄动，大意不得。尽管他自己有一两个心腹之人，但也没有什么密谋的场所。此时的桓帝行事颇为谨慎，表面上仍对梁氏一族恩宠有加。 > >　　延熹二年（159），梁皇后由于一直没有生育而被皇帝渐渐疏远，忧郁成疾，于这年七月去世。桓帝便想乘机一举除掉梁冀这一心头大患。八月的一天，桓帝上厕所，竟然茅塞顿开：这不就是一个密谋的好地方吗？梁氏的爪牙决不会到这儿来的。于是，他便利用去厕所之机与宦官唐衡进行商议。桓帝要唐衡为他物色人选，最后选定了单超、左、徐璜、具瑗四位身边的宦官。第二天，桓帝命唐衡把单超等四人召集到厕所中进行密谋。桓帝对他们说，大将军梁冀专权跋扈，胁迫内外，公卿以下百官都得依照他的旨意办事。对于这件事，朕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今欲诛之，不知诸位常侍们意下如何？单超等皆同意皇帝的决定，愿意听从皇帝的调遣。最后，他们商定了具体的办法。单超担心皇帝心慈手软，到时候下不了狠心，便心生一计，自己挽起袖子，把胳膊伸到桓帝面前让皇帝明誓。桓帝见状，随即在单超的胳膊上狠狠地咬了一口，表示自己决心已定，不再反悔。 > >　　此后，单超等人开始行动，他们频繁地出入皇帝周围，引起了梁冀等人的怀疑。为了防备不测，八月的一天夜里，梁冀派中黄门张恽以侍候皇帝为名，入宫观察情况。按照法律，后宫本为禁地，没有皇帝的旨意，任何人也不得进入。而梁冀自恃大权在握，尽管没有皇帝的旨意，仍然悍然行事。但是，梁冀这次却失算了。张恽一入内，便被具瑗以“擅入宫内，欲图不轨”的罪名给立即拿下。然后，具瑗报告桓帝。桓帝立即召集众人商议，说：看来梁冀已经察觉此事，宜早不宜晚，应立即行动。趁梁冀刚有所怀疑，准备不足，不如以其私派手下擅自入宫的罪名打他一个措手不及。众人皆同意桓帝的决定。随后，桓帝来到前殿，命令尚书尹勋持节召集丞、郎以下官员带兵守卫内宫，令具瑗率领左、右御马厩的兵士和虎贲、羽林等处的兵士共千余人，与司隶校尉张彪共围梁冀的府第。使光禄勋袁盱持节收回梁冀的大将军印绶，并立即下令罢免了梁冀的官职，当场宣布改封梁冀为比景都乡侯，实际上是把他流放到外地而已。当梁冀明白过来，一切都无法挽回了。他自知凶多吉少，不得不与妻子孙寿服毒自杀了事。桓帝随即下令将梁氏满门抄斩，平时依附于梁氏的朝廷内外官员一下子被贬逐了三百人之多，使得朝堂一空，国家机器差一点儿就瘫痪了。 > >　　宦官单超、左、徐璜、具瑗、唐衡等五人，因讨灭梁氏之功，同日封侯。单超任车骑将军，位等三公，封新丰侯，食邑二万户。徐璜等四人也都封侯，各食邑万户，世称“五侯”。还有一些宦官也因立有大功而封侯，如侯览、赵忠等人。从此，朝政被宦官掌握，政治更加混乱不堪。据史料记载，他们的宗族亲属被派到地方上担任刺史、太守，贪赃枉法，榨取民财，完全等同于强盗。如侯览的哥哥侯参出任益州刺史，对辖区内一些有钱人家采取诬陷的手段，抓来杀掉，然后将其全部家产据为己有，前后累计获亿万数钱。后来他被押送至京城受审，于半道上畏罪自杀。京兆尹检查他的随行车马，居然还有三百多车，装的全是金银锦绣珍玩，多得几乎数不清。 > >　　单超早死，四侯专横，民间称他们是“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如果顺从他们，可以青云直上，光宠三族；违背他们，则会遭致“参夷五宗”之祸。这样一来，民间愤怒地咒骂道：一将军死，五将军出。使得“中外服从，上下屏气”，朝政一片昏暗，整个东汉王朝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 >　　桓帝延熹八年（165），另立贵人窦氏为皇后。永康元年（167），桓帝去世，无子。窦皇后与其父窦武商议，迎立十二岁的解渎亭侯，是为灵帝。窦太后临朝称制，窦武任大将军执掌朝政。在宦官势力猖獗的情形下，窦武与官僚陈蕃等密谋，图谋驱逐宦官势力，但窦太后不同意。不久，机密泄露，宦官曹节、王甫等发动政变，幽太后于南宫，杀死窦武、陈蕃等，独霸朝政。其后二年，曹节去世，而宦官赵忠、张让等十二人都任职中常侍，封侯贵宠，被称为“十常侍”。 > >　　当时的宦官之所以如此，与灵帝的不作为有关。灵帝不仅不理朝政，而且整天在后宫寻欢作乐，骄奢淫逸，是一个十分昏庸荒唐的皇帝。最荒唐的就是他开创了中国古代帝王公开卖官捞钱的先例。当时灵帝在西园张榜公开卖官，俸禄二千石官钱二千万文，四百石者四百万文。还规定地方县一级官员，按任职地方贫富不同，根据可以面议价格，付款后方可上任。除了自己的皇帝一职不卖之外，就连三公一类的官职，灵帝也公开叫卖。有这样一个故事：廷尉崔烈，通过灵帝的傅母程夫人，用五百万文买了三个司徒职位。在举行封拜仪式时，灵帝竟然说道：真可惜啊！本来可以赚他一千万的！灵帝的私蓄有很多，多得竟然寄放到张让等宦官家中。 > >　　不仅如此，灵帝还是一个非常不羁的皇帝。据说他当上皇帝之后，在后宫穿胡服，住胡篷，睡胡床，跳胡人舞蹈。这些玩够了，又玩起了珍禽异兽。后来对这些东西也没有兴趣了，宦官张让又建议道：臣以为天下最好玩的莫过于让年轻女子裸体追逐。灵帝听后，大声叫好，随即下诏建“裸游馆”。让数百名裸体妙龄女子在其中追逐打闹。玩至兴起，灵帝自己竟然也赤身上阵，加入行列中玩耍。一次，灵帝高兴之余，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真是滑稽至极。宦官们得到这样空前的宠遇，更加肆无忌惮，任意妄为，东汉政治的腐败也达到了极点。 > >　　灵帝虽然年龄不大，但由于生活没有节制，终于在中平六年（189）病死，时年三十四岁。灵帝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何皇后生的刘辩，一个是王美人生的刘协。中平六年四月，灵帝病倒，最后一件大事就是解决皇位继承的问题。当时，以大将军何进为首的一些大臣建议灵帝立何皇后所生嫡子刘辩为帝。但是，王美人曾深受灵帝宠爱，后来由于两人争风吃醋，被何皇后毒死了。而灵帝对王美人念念不忘，便与其亲信、上将军校尉、宦官蹇硕密谋，议立只有九岁的刘协为帝。但天有不测风云，还没有来得及草拟诏书，灵帝便去世了。 > >　　灵帝死后，蹇硕生怕出现意外，于是，封锁灵帝去世的消息，决定先杀何进再立刘协。蹇硕假借灵帝的名义，下诏召何进进宫。何进接诏后便急忙进宫。当他快进后宫之时，遇到了与自己关系亲密的宦官向他使眼色，像是暗示什么，他突然明白过来，慌忙退出宫来。何进回到自己府内，才知道灵帝已经驾崩，蹇硕是矫诏要他的命。这下何进大怒，立即召集文武大臣上朝，宣布灵帝死讯，并秉承皇后旨意，立刘辩为帝。由于宦官的所作所为已经引起众文武大臣的不满，因此对于何进的建议他们并没有异议。于是立刘辩为帝，史称少帝。何太后临朝称制，何进掌握大权。而刘协被封为渤海王，后改封陈留王，随之抚养刘协长大成人的董太后被害死。 > >　　刘辩继立，外戚掌握了政权，无疑是对宦官的又一次打击，且对宦官的打击并没有到此为止。何进掌握大权后，马上把蹇硕杀掉。袁绍对何进说：宦官心心相印，应乘机把他们全部杀掉以除后患。何进同意，只是何太后不允。何进没有办法，只得再次与袁绍密谋。袁绍建议召集各路猛将进京，逼太后诛杀宦官。何进同意，于是下令包括董卓在内的各路军马进京。 > >　　再说何进杀掉蹇硕之后，其他宦官终日坐立不安，生怕自己也会遭到如此下场。当他们看到何进调兵遣将，便意识到自己的末日来到。他们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于是，便诈传太后旨意，宣何进入宫议事。何进此时真的大意了，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身处危机之中。结果一进宫门，便被早已埋伏在这里的士兵杀死。 > >　　袁绍得知何进被杀的消息后，立即派兵冲入宫内尽杀宦官。宦官张让、段带着少帝、何太后以及陈留王刘协从小道出城逃走。谁知路上丢失传国玉玺，又遇到尚书卢植，二人自知性命难保，于是投水自杀。卢植护送少帝一干人回宫时，遇到了正带兵进城的董卓，于是董卓护送少帝进城。进城后董卓自恃兵多将广，力量强大，于是统揽了朝中大权。此时，宦官势力已经衰微，但是董卓不放心的是外戚，尽管何进已死，但朝中外戚势力依然强大。要想独揽大权，就必须废掉少帝，另立新帝才行。因此，董卓想到了何皇后害死董太后一事，以为董太后报仇为由，力逼众大臣同意废掉少帝，立刘协为帝。 > >　　董卓废少帝立刘协为帝，这实在不符合封建统治者的常规做法，引起了一些大臣的反对。袁绍提出反对意见，说：少帝刚刚即位，并没有任何差错，你废长立幼，这违背了常理和天下人的意愿！董卓听罢大怒，拔剑威胁道：如今天下都已经在我手中了，谁敢不听我的话，难道你袁绍想试一试我的剑锋吗？而袁绍也不示弱，拔剑以对。最后，袁绍说了一句“后会有期”，便扭头走了。袁绍走后，董卓又问众人还有什么意见，尚书卢植说：陛下并没有做错什么，你为何非要把他赶下台呢？不等卢植说完，董卓拔剑就向卢植刺去，想一剑把卢植杀死，幸好被身旁的蔡邕给拦住，卢植才幸免一死。至此，再没有任何人敢提出异议。 > >　　董卓逼迫何太后下诏废掉少帝，立刘协为帝，即汉献帝。少帝降为弘农王，何太后被逼出宫，不到几个月便含恨而死。一年后，董卓又派郎中令李儒鸩杀少帝，谥号少帝。从此，东汉王朝开始了军阀以武力“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混战局面。历史也从此进入了三国时期。 > >　　党锢之祸起 > >　　外戚与宦官轮流专权，一方面使得东汉王朝的统治更加黑暗腐朽，进而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使东汉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另一方面外戚与宦官把持着官吏选拔的大权，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堵塞了士人进阶入仕做官的途径。这使得忠义之士满怀愤恨和不满，于是，他们反对外戚宦官专权，要求改革政治，以维系摇摇欲坠的东汉王朝。 > >　　当时，反对外戚宦官擅权营垒的主体是朝廷内外的一批正直开明的官僚，另外还有一部分士人，也就是当时在太学就读的太学生以及在各郡县学学习的生徒。外戚和宦官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政权机构，选举不实的情况十分严重。如在顺帝之时，河南尹田歆按照制度应当推举六名“孝廉”。他对外甥王谌说：我已经收到贵戚大臣的许多信件，这些都是无法拒绝的，只能让你物色一名真正的人才贡献给国家。可见，在当时，这种请托已经是家常便饭了，一些无权无势的贤才晋身无门，只好望天长叹。而在当时像王谌这样的官僚又有几多呢？还能为国家为人才着想的清官又有几个呢？所以，在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谚语：“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还有人无奈地写道：“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选出的秀才没有知识，举出的孝廉不愿供养自己的父母，选出的勇猛将士却胆小如鸡。 > >　　和帝即位之初，窦太后临朝称制，窦宪兄弟口含天宪，掌握朝中大权，骄奢淫逸，朋比为奸，激起了当时一些正直官僚们的不满和反对。司徒袁安、司空任隗等人采取措施，打击外戚势力，罢免了亲附于外戚的州郡官吏四十多人。和帝去世之后，司空周章因反对邓太后专权，企图发动政变，最后，事泄被迫自杀。到了安帝末年，宦官、外戚之争更使得东汉朝政腐败不堪。太尉杨震等人多次上书，抗议外戚和宦官的扰乱政治，结果，杨震亦被罢官，最后愤而自杀。此后，又出现过李固上策，要求政府摒去外戚，政归国家，罢退宦官，去其重权，禁绝宦官子弟参与政治。还有，当东汉政府派遣杜乔等八人分行州县之时，侍御史张纲拒绝接受命令，把车轮埋置于洛阳都亭，并公开宣布：豺狼当道，安问狐狸？弹劾梁冀兄弟。他们的行动，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使朝野上下为之震动。 > >　　桓帝、灵帝时，外戚、宦官进一步把持朝政，凶残暴虐，更加剧了政治腐败和社会危机，使得当时政治更加黑暗。宦官的专权，使知识分子正常的入仕途径受到严重阻隔，本来是官吏后备军的太学生们感到前途渺茫，报国无门，异常愤懑。为了清除宦官势力，挽救摇摇欲坠的东汉王朝，许多忧国之士怀着救国大志，以极大的热情参政议政。与此同时，一大批在朝的正直官吏也积极行动起来支持太学生们的运动。由此，两股势力便联合起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用各种方式同宦官势力进行斗争。 > >　　在这次反对外戚宦官的斗争中，清议是其采用的主要手段。所谓的清议原是民间对某人道德品行的一个评论。东汉政府在选拔官吏之时，政府要依据乡闾清议，察举征辟那些遵守封建伦理道德的孝廉之士入仕。因此，可以从清议中看到一个人自身的价值和社会地位。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些善于观察、评论人物的名士便受到众人的尊敬。他们对人物的褒贬，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乡闾舆论，影响着当时的察举制度，对士大夫们的仕途有着较大的影响。郭泰就是这样一位名士，很受当时人们的欢迎和尊敬。还有汝南名士许劭和他的从兄许靖，也十分喜欢在一起品评人物，常常在每月的初一日对乡党人物进行品评，所以人们称之为“月旦评”。一些大官僚和门阀士族为了操纵和垄断入仕，进退人物，大肆提倡清议，对那些长于臧否的名士也十分尊重。应当说，在当时东汉政治极端腐败的状况之下，清议或多或少能起到一些激浊扬清的作用。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关心社会、参与政治的热情，显示了舆论和道义的力量。 > >　　当时，一些在京的官吏如李膺、陈蕃、王畅等人也积极支持太学生们的活动，因此，受到太学生们的拥戴。太学生们非常敬重他们的人品和风貌，都齐声赞叹说：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即陈蕃），天下俊秀王叔茂（即王畅）。李膺，字元礼，著名的名士领袖，居官以不避豪强而著称。他任青州刺史时，所属郡县守令畏惧他的声威，纷纷望风弃官。而在他任度辽将军时，一些少数民族贵族竟然摄于他的声威，把在张掖等边郡劫掠的男女人口给送了回来。尤其在任司隶校尉时，他更是以执法不避豪强而著称。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在他属下任县令，平素贪残暴虐，无恶不作，甚至残杀孕妇取乐。当他听说李膺官复原职，非常害怕，便逃到京城张让家中藏匿起来。李膺得知消息后，亲率吏卒前往张让家中搜查，抓获了张朔，经审讯后处以死刑。张让又气又恨，跑到桓帝面前告状。桓帝召见李膺，责问事情的经过。李膺回答说：我担心自己办事太迟而犯过失，却没有想到因办事快而获罪。如今我知道自己犯了罪，只是请求陛下再给我一点儿时间，让我把罪魁祸首绳之以法，到那时，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桓帝听后，无话可说，最后，只好对张让说：你的弟弟有罪，司隶又有什么过错？遂宣布李膺无罪。此后，宦官都十分惧怕李膺，他们处处小心谨慎，甚至连假日都不敢走出大门，桓帝也感到奇怪，问这是怎么回事，宦官回答道：害怕李校尉。而另一些人却因为李膺敢于打击宦官而十分崇拜他，尤其是士大夫们，认为如果能得到李膺的接待，就是莫大的荣誉，并称之称为“登龙门”。 > >　　当时，河内郡（今河南武陟西）豪强张成，略懂得一些法术，他以此交结宦官，宦官把他推荐给桓帝。由此，张成便得意忘形，胡作非为。他知道朝廷将要颁布大赦令，于是便指使自己的儿子随意杀人。李膺闻知后，非常气愤，不顾大赦令已下，还是依法将张成的儿子处以死刑。宦官侯览等唆使张成的弟子牢修上书诬告李膺联络太学生和各郡生徒，“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这下桓帝发怒了，于延熹九年（166），下令逮捕党人。李膺、陈实等二百多人被收审。太尉陈蕃力谏，并拒绝受理这一案件，指出如此做与焚书坑儒并无区别。桓帝更加生气，下令罢免了陈蕃。后来，桓帝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释放党人，赦归田里，但又明文规定，终身禁锢党人，将其全部罢免，不许再做官。这就是有名的“党锢事件”。 > >　　党锢事件发生后，士大夫闻风而动。他们把那些不畏宦官势力而受禁锢的党人分别加上三君、八及、八俊、八顾等不同的美称。范滂出狱归家，家乡父老迎接他的车辆多至数千。侍御史景毅的儿子是李膺的学生，由于名册上没有列入而未受牵连。景毅却主动请求免官归家。度辽将军皇甫规也没有被当作名士列入党禁，但他自陈与党人的关系，请求连坐，说：我从前举荐过张奂，是我附和党人；当我被判刑服役之时，太学生张凤等曾为我鸣冤，是我受党人附和，我应当受到惩罚。尽管最终皇甫规等人没有受到朝廷的处罚，但却受到人们的赞赏。正因如此，也使得他们与朝廷权贵宦官之间的对立情绪更加高涨，极大地震撼了封建统治者。 > >　　被称为八及之一的张俭，当时担任山阳郡（今山东巨野东）东部督邮。宦官侯览，山阳郡防东（今山东金乡西南）人，桓帝初年任中常侍，后来，他参与了杀梁冀的行动，因功被封为高乡侯。从此以后，侯览手握大权，不可一世。据史料记载，侯览侵夺民田达一百多万顷，民宅达三百八十一所，共修建宅第达十六区。每个宅院内均有高楼池苑，珍禽异兽，楼堂亭阁鳞次栉比，俨然皇帝的禁宫。侯览的家人在乡里依仗其权势横行不法，残害百姓，深为当地百姓所痛恨。张俭揭发其罪行，下令惩治，并上书请求朝廷惩治侯览。但是上书被侯览所扣，并没有上达皇帝。从此侯览对张俭十分忌恨。建宁二年（169），侯览指使爪牙、张俭的同乡朱并诬告张俭与同郡二十四人结党，危害社稷江山。宦官曹节便示意有关部门把李膺等上次被禁锢的人一同牵连进去，奏请皇帝惩治党人。当时年幼无知的灵帝并不知道何谓党人，宦官曹节便告诉他说党人要夺取国家大权。这下灵帝终于明白了，这还了得，一定要重治他们。于是，灵帝下诏，李膺、范滂等一百多人被捕后死在狱中，妻子儿女徙边，牵连者禁锢五族。张俭出逃避祸塞北，据说他在逃跑途中得到了许多人的掩护，还有许多人出资相助。后来，官府追查下来，成百人受牵连而家破人亡；再加之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诬陷别人，或者一些地方官吏有意扩大化，最后，死亡、流放、罢官禁锢的共达六七百人。党锢之祸一直延续了十余年，株连之广，打击面之宽，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直到中平元年（184），黄巾大起义爆发后，东汉政府才宣布赦免党人，起用他们去镇压农民起义。 > >　　党锢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是统治阶级权力再分配的一种方式。但是，这次大的运动在中国古代史上，尤其是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发展史上却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中国古代规模空前的知识分子与官僚士大夫相结合的一场政治运动，同时也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当时那些不畏强暴、忧国忧民、充满理想的党人深为后人景仰，他们的风范为中国知识分子增添了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