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东门之叹――仓中鼠李斯弃尸咸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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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首语:如果惧怕前面跌宕的山岩,生命就永远只能是死水一潭。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第三节 东门之叹――仓中鼠李斯弃尸咸阳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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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三节 东门之叹――仓中鼠李斯弃尸咸阳

2、历史人物 没有道义只讲权术埋下灭亡祸根

第三节 东门之叹――仓中鼠李斯弃尸咸阳

  上蔡东门狡兔肥, >    李斯何事忘南归; > >   功成不解谋身退, > >   直待咸阳血染衣。 > >   这是唐人胡曾的一首《上蔡》诗,大意是说像李斯这样智商一流的人居然不懂得功成身退的道理,一直等到大难临头才悔不当初。若以诗艺而论,这首诗没有可挑剔之处,然而若以诗意而论,评述人物,尚属就事论事,就人论人之作,并没有点出李斯命运的必然性。 > >   我的粗浅看法是,李斯之死,并非其“功成不解谋身退”,而是他的文化性格使然。 > >    所谓文化性格,就是群体经验。战国之时,出于斗争和竞争的需要,各诸侯国争相招纳贤士,养士用客之风大炽。各国士人也审时度势,跻身君王门下,以求仕 进,以智、以能、以才、以谋换取功名富贵。为博取功名富贵,不惜“朝楚暮秦”。 苏秦、 张仪、李斯等人之心态,莫不如此。然而,秦国兼并六国,统一天下之 后,李斯仍然以战国时期的“客”的心态(知识分子心态),看待和对待新生的秦王朝,没有完成由“卖智”到“尽忠”的价值转变。如前所述,李斯的人生启蒙老 师,是两只生存环境不同的老鼠。厕中鼠身处污秽之地,为寻求一饱而担惊受怕,而仓中鼠身在粮仓,不用费心而食之不尽。所以,李斯一生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 都是为了保住好不容易得到的仓中鼠的位置。是与非,错与对,好与坏的标准,都以是否于自己有利,是否能保住自己“仓中鼠”的地位为准绳,因而,尽管李斯为 秦国统一天下竭诚尽力,为胡亥登上帝位出谋划策,为保住高爵厚禄献“督责之术”,但仍然难逃一死。 > >   我之所以说李斯死于其文化性格,是因为李斯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和秦国、秦王朝的兴衰捆绑在一起。从入秦那一天起,李斯就是以打工者的心态对待秦国的政事,尤其是在焚书坑儒和沙丘之变中,李斯的作为,不但断送了秦王朝,而且也断送了自己。 > >    公元前213年, 秦始皇在咸阳宫设宴招待群臣,博士仆射周青臣等人称颂秦始皇的武威盛德,说什么“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等等。秦始皇听了,当然十分高 兴。但是,齐人淳于越却对周青臣的“面谀”很不以为然,他向秦始皇进谏说:“我听说殷商和 周朝统治达1000多年,分封子弟及功臣作为臂膀辅翼。而现在陛 下您虽统一天下,可是公室子弟们却还是平民百姓,如果一旦出现了田常、六卿夺权篡位的祸患,朝中又没有强有力的辅佐之臣的时候,靠谁来相救呢?”淳于越还 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意思是说,秦始皇要想要将皇位传之于百世万世,就应该向古人学习,分封诸子功臣。 > >   周青臣等人 肯定秦始皇的功勋,淳于越认为秦始皇不及古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在秦始皇听来,心里无论如何都不是味儿。其实,分封与郡县之争,在秦刚刚统一六国时 发生过。其时,丞相王绾等人就向秦始皇提起过把秦始皇的儿子们分封到燕、齐、楚的故地为王,加强对这些地区的管理,朝中很多大臣都同意这种看法,唯独李斯 表示反对。李斯的观点是,周王朝刚刚兴起的时候,也曾经大封子弟,但是后来各个封国之间互相攻击,就连周天子也无法禁止。如今海内一统,普遍设置郡县,对 皇帝诸子以及功臣,只要让他们坐食赋税并重重的赏赐,就可以了。设置郡县,诸子和功臣有禄无权,安享荣华富贵,这样天下就会安宁。秦始皇也认为,过去战乱 不止,都是分封惹的祸,现在天下刚刚统一,如果分封立国,就是自寻战乱。那次的郡县与分封之争,虽然以李斯为代表的郡县派胜出,但是分封派的声音始终没有 停止。这次,便是上次论争的继续。 > >   秦始皇不动声色,把这种议论交给李斯处理。李斯极善于惴摸秦始皇的心思,他抓住淳于越的“师古”言 论大做文章,上书给皇帝说:“古时候天下分散败乱,彼此之间互不服从,所以才诸侯并起,一般舆论都称道古代以否定当代,装点一些虚夸不实的文辞来扰乱社 会,人们都认为自己的一派学问最好,以否定君主的法令。现在陛下统一了天下,分辨了黑白是非,使海内共同尊崇皇帝一人;而诸子百家各个学派却在一起任意批 评朝廷的法令制度,听说朝廷令下,立刻就以自己学派的观点来议论它,回到家便心中不满,出门则在街头巷尾议论纷纷,用批评君主来博得名声,认为和朝廷不一 样便是本领高,并且带领下层群众制造诽谤。这样下去而不加以禁止的话,皇帝的权力威望就要大打折扣,私人的帮派也会形成。因此,还是严厉禁止为好。我请求 把人们收藏的《诗》、《书》和诸子百家的著作,都一概扫除干净。” > >   李斯的建议正中秦始皇的下怀,有了李斯的理论支撑,秦始皇断然下 令,凡《秦记》之外的史书,不是博士所藏的“诗、书、百家语”都要烧掉,只准留下医药、占卜、种植等类书籍,其余的全部焚毁。此后,再有谈论诗书者都要 “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官吏知而不检举者与之同罪。命令下达30天之后,若还有人不服从,判处黥刑并罚做筑城苦役。若有想学习法令的,以官吏为老 师。林剑鸣在《秦史稿》中评论说,这一次焚书的最初起因,本是分不分封的问题,而主张分封或反对分封的大臣,都是为秦始皇的长久统治打算,本无根本对立。 但是,李斯借题发挥,最后竟然搞成焚书的结局。所以说,过去有人把焚书看成是秦始皇的主意,这是不对的。从《史记》所记的秦始皇对这两次关于分封的态度来 看,这时的秦始皇还没有昏聩到一听不同意见便暴跳如雷的地步,如果没有李斯从中作祟,推波助澜,秦始皇未必能想出这样的主意,做出焚书的事来。 > >    在秦始皇时期,李斯可以说是集“万千宠爱在一身”。李斯身居丞相高位,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长子李由担任三川郡守,儿子们娶的都是秦国的公主,女儿们 嫁的都是秦国的皇族子弟。然而,正如李斯所担心的那样,盛极必衰,尽管他在拥立胡亥这件事上功列第二,但是他也明白,无论治国才能和政治智慧,胡亥根本无 法和秦始皇相比,秦始皇是把能臣强将玩弄于股掌之上,而胡亥则是被赵高玩弄于股掌之上。特别是秦二世听从赵高的话,残杀公室大臣和皇室诸子之后,李斯对于 自己的政治地位和身家性命的安危,更是充满了恐惧之感,深怕这种抄家灭族的灾祸降临到自己身上。所以,在胡亥即位之后,李斯始终慎言慎行,任凭赵高之流胡 作非为,祸国殃民,从不多说一句,真正做到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历史人物 没有道义只讲权术埋下灭亡祸根

   导读: 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 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司马迁何等人物?玩古往今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于股掌之上,秤他们的斤两,论他们的货色,一言而九鼎,盖棺而论定。第一等人物也!《 列传》写李斯,写这千古一相,一开篇,即墨毫轻扫,如灶妇扫尘,李斯就入了另册,成了鼠类,在历史的长廊中,画定了他贼眉鼠眼的形象。司马迁写人物,往往在开头写一两件不太起眼的小事,似乎写的仅是人物的小节,却往往借此给人物定性,并暗示将来之命运。上引《李斯列传》的开头一节,即是典型的例子。>  在写韩非时,我提到,先秦诸子,写到韩非,结束了。哲人的时代过去了,而政客则亢奋起来。这「亢奋的政客」,我隐隐指的就是李斯。他既是韩非的同窗,又是韩非的嫉妒者和谋杀者。在先秦,有著作有学问而在一般场合不被人以「子」相称的,只有商鞅和李斯。这好像不仅因为他们是官僚,那齐国国相矮脚佬晏婴,不也称「晏子」么?连苏秦、张仪这样的人也偶有称他们为苏子、张子的。「子」是尊称,必须兼具道德学问两方面的优长才行。大约是商鞅和李斯在当时人及后人的眼里,道德上的污点太大吧。>  李斯做出了惊天动地改天换地的大事,但他自己却一直没能大起来。他好像永远是上蔡小吏,永远摆不脱那种小人物小人格的心态。小气小器小心翼翼,永远蜕不出那种委琐细屑,患得患失,首鼠两端。他既不及商鞅的一意孤行一往无前,更不及后来王安石的坦荡磊落忘怀得失。是的,他终身受控于他皮袍下的那个「小」字。他绝顶聪明,但心智有限,德不胜才。我这里讲的「德」,不光指「道德伦理」之「德」,更是指一个人的定性,一个人面对世界时的那种自大自信,超然豁然,那种把握自己,不被世界左右的定性,在诱惑或在压力面前保全正常理智,不被其淹没或误导的心力。在这一点上,李斯显然有些弱不禁风。他的老师荀子是知道他的缺点的,所以,当李斯做了秦 的消息传到他老人家耳朵后,这位世故的学者和地方老吏(他长期做楚兰陵令),不仅不为他高兴,反而忧愁得吃不下饭了。他已预见到这位不能把握自己的学生将要自蹈不测之祸了(见《盐铁论·毁学》)。>  李斯一生孜孜矻矻,机关算尽,他好像总是皱着眉头,心事重重。他是一个典型的以聪明处世的人。我以为,就处世而言,最高境界是以赤子之心待人接物,超越利己利他;其次是以正常理性处世,摒弃大费周章的一切人生戒律和道德教条;再次就如芸芸众生,随自己的喜怒哀乐待人接物,不求活得高尚,只求活得真实,不求有理有据,只求随性适意。而最差也最危险的处世方式就是以一己的聪明来对付世界的万千世相及其不可穷尽的变化。人之聪明有限,而世途之险暗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以有限去应付无限,危险啊!这是庄子的告诫。>  说这些,我是想说,李斯是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一切以聪明来处世的人无一不是机会主义者。但李斯仍有他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他是一个鼠,但却似乎并不全是「鼠目寸光」,他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富有远见的大政治家。他两次力排众议,顶住压力,反对分封而倡立郡县,其中第一次他所顶住的还是来自他上司— 王绾的压力,其时的李斯还只是一个廷尉。如果我们细心留意一下历史,我们会发现,三代递代,及更早的黄帝杀蚩尤,炎黄大战,乃氏族部落战争。周代立国,广封天下诸侯,在最初分封的诸侯中,「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荀子·君道》),以一家血脉涵盖天下,一举消除了氏族战争的隐患。这是周公的大功德。而周王朝的 ,则又是由于诸侯兼并。秦立郡县,又一举消除了地方诸侯对中央挑战的危险。自此以后,于秦,则是「有叛人而无叛吏」;于汉,则是「有叛国而无叛郡」;于唐,则是「有叛将而无叛州」(柳宗元《封建论》),从体制上彻底解决了地方利益集团威胁中央的问题(汉代的「有叛国而无叛郡」更是从正反两面验证了李斯的论断),李斯之功大哉,李斯之见远哉!难怪司马迁要在事功这一点上把他和周公旦相提并论!>  其实,指责李斯是机会主义者,也完全是道德主义的立场。如果李斯不善于发现机会,抓住机会,他也就不会成功。当他在荀子那里学「帝王之术」时,他就在做「十年磨一剑」的功夫。他对学问本身的兴趣远在韩非之下:当韩非在思辩的玄想中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时,李斯却是一边听荀老师讲课,一边是心有旁骛,很像是孟子指责过的那种不专心,「一心以为鸿鹄之将至」—不,一心想着自己将如鸿鹄,志向远大,羽翼已就,一飞冲天。他的眼角不时地扫向书室之外,窥测方向,以求一逞。他匣中的宝剑时时作鸣,要扬眉出鞘。在纷争的七国之中,他也早瞅准了远在西北的秦,那是一颗杲杲跃起的天狼星,将要吞食崤山以东死到临头还吵吵嚷嚷、睚眦相向的六国昏蛋。他对自己的祖国—楚国,简直不屑一顾:一个逼死屈原的祖国还有什么值得留恋?孟子就说过,若无故而杀士,连大夫都可以叛逃他国。况且,连贵族出身的屈原都无能作为,他这样的一介上蔡布衣还能有什么指望?他对荀子说,当此「游说者之秋」,如不抓住时机,为自己挣得富贵,就不合乎正常人性。而秦国无疑是最有希望也最有接纳天下人才雅量的大国。于是他打点行装,告别恩师,向西一路逶迤而去。按荀子晚年对秦国的好感,他定不会阻拦,甚至会鼓励自己野心勃勃而又才干出众的弟子去秦国实现理想,也使自己呕心沥血的理论化为政治现实。>  待价而沽的李斯显然比屈原、韩非自由。屈原、韩非是有负担和拖累的,这拖累就是他们出身所系的祖宗之国。「毕业」以后,李斯可以毫无拖累地根据自己审时度势的判断来决定自己的去向,而韩非则必须回到韩国,如同今日的定向委培。问题是,韩国并不需要他,更不需要他的理论。这就让天纵聪明的韩子被人约束住了。天虽纵之,无奈有人束之!在这一点上,拥有人身支配权的专制社会,永远是「人定胜天」的。韩非回韩国以后的境况,很像计画分配时代的无后台无后门、晦气重重可怜兮兮的大学毕业生。他只好退回内心,继续他的纸上谈兵式的理论研究。而此时的李斯,在秦国的事业和个人的前途都已一片光明了。可怜的韩非只能成为黑格尔,而李斯则成了罗伯斯庇尔。假如德国的黑格尔到了法国,并要取代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也会杀掉黑格尔吧。>  到了秦国的李斯很见机很乖巧地先投靠左右秦国实际权力的吕不韦,并取得了他的信任,被任命为郎官。这样他就有了游说秦王的机会。李斯非池中之鱼,他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借秦王的军队、财富、权势、国土及国土上的人力,来实现自己的伟大抱负。在与年轻的秦王谈论中,他又一次提到了「时」—时机。他极具煽动性地说,当前是「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的「万世之一时」。而且这个「时」,稍纵即逝:等到山东诸侯再次恢复元气,也恢复他们的理智—再次联合起来时,即使黄帝再世,也无法一统天下了。天祐暴秦!在天才商人吕不韦垂暮,进取锐气渐失的时候,又为秦国送来了一个精通「帝王之术」的李斯,在秦国的肌体上,又补充了新鲜的血液!而这血液,又是何等活跃,骚动,充满毒素,富于攻击性!>  但李斯的到来,终断了秦国改善自己形象的机会。吕不韦晚年召集门客著《吕氏春秋》,并悬之国门,我以为这是他试图引进百家思想,填充秦人一张白纸似的脑瓜。是的,秦是公认的「虎狼之国」,它在当时各国中几无信任度。一直以来,它只有策略、权术及攻杀手段,而并无理论,并无任何价值取向与价值坚持。政策和策略是秦的生命。蔺相如曾一针见血地总括秦的不光彩的外交史:「秦自穆公以来二十余君,未尝有坚明约束者也。」(《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为什么不能「坚明约束」?就是因为没有价值约束,没有人文取向。可怜可敬的吕不韦,他定是预见到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即将随着据说是他自造的那个孽种的逐渐长大而终结,于是,他想在他被彻底清除之前再做一件大事,那就是,为秦国,为这一必将统一天下的新王朝找到一种统治理论。而他在《吕氏春秋》中杂取百家,虽然不能说他完成了新理论的构想,但也显然是在试图改变秦人一直以来的残暴不文的形象—可怕的是,这一国家形象,是如此富有戏剧性地集中体现在新秦王嬴政的身上—他鼻如黄蜂,胸如鸷鸟,声如豺狼,眼睛细长,令人不寒而栗,一望而知是个阴险毒辣、刻薄寡恩、心似虎狼、贪残好杀的人物。这简直就是秦国国家形象的象征。这形象直接吓跑了大梁人尉缭。秦国太需要把自己文明化了!太需要改变以往的形象了!作为边鄙小国,它可以以无赖的面孔占得一些便宜,但要走向政治中心,它难道不需要哪怕是伪装的文明与礼仪么?但李斯的到来,使吕不韦的一片苦心付之渭水东流。秦以后即便在武力上统一了中国,但它自身仍是无赖。它完全不能胜任新的角色:在二世胡亥的身上,我们可以充分领略到这代代血脉相传的无赖本质,以及握有权力之后,更无以复加的丑陋。班固很粗野地骂二世是「人头畜鸣」。是的,一个肉体骨骼像人,而精神还停留在野兽阶段的怪物—他的祖先一直不愿在这方面有所进化。在冷兵器时代,文明与野蛮的冲突中,野蛮总占着莫大的优势的。>  李斯带来的是一套可以立竿见影的计策。其中包括对六国人士的贿赂和暗杀。他是国家恐怖主义活动的倡导者。我以为与其说李斯继承了他老师的思想,倒不如说他捡起了他同学的理论;与其说他在秦国推行他同学的理论,又不如说他只是支离破碎地从《韩非子》中随机地抽出一些有临场用途的东西,来为他的行为找注脚。我们读他的大作《谏逐客书》可以发现,和先秦诸子相比,除了抄自他老师荀子的「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几句外,这篇鸿文中根本没有任何人文背景和道德根基!它只是相当聪明的灭六国强秦国的策略而已!先秦诸子大多只讲道,而不屑于或羞于谈权,商鞅、李斯等法家则正相反:弃道用权!只讲权术,不讲道义!没有道的约束,权术会演变成何等恐怖模样?>  在大学课堂讲司马迁的《项羽本纪》时,我对学生说,项羽是有爱憎而无策略的;刘邦则是只有策略而无爱憎。所以,一个可爱可惜,一个可憎可惧。那么,李斯怎样呢?他只有策略而无原则!甚至一些最基本的、为先秦诸子各家各派所坚守的人道原则他都没有!他在荀子那里真是白学了!那么伟大的老师和那么杰出的同学,对他都是浪费了。他只是一架追名逐利的功利机器,难怪他永远那么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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