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荆轲刺秦――穷途末路上的绝望一击

Posted 2023-01-04 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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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荆轲刺秦――穷途末路上的绝望一击

　　按常理说，燕国离秦国比较远，历史上两国交战的次数也比较少，对秦国的威胁也比较小，两个国家应该没有什么深仇大恨。然而，历史就是这么奇怪，秦对于燕，燕对于秦，都如同斗红了眼的公鸡，必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 　　公元前228年，秦大将王翦和羌（qiān）（huì）攻灭赵国，俘虏了赵王。占领了赵国领土后，王翦等人马不停蹄，挥兵北上，屯兵中山（今河北省平山县东北），准备灭燕。面对秦军压境，燕国上下，人心惶惶。尤其是燕国的国君喜，更是一筹莫展。 > > 　　燕王喜是燕国的末代国君，他虽然有一个喜庆的名字，但是燕国的困境却让他一生都喜庆不起来。本来，在战国七雄中，燕国就比较弱，经过几百年的征战兼并，等到平庸懦弱的燕王喜从父亲燕孝王手中接过君位的时候，贫困不堪的燕国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对于一个弱国而言，处于大争之世，本来应该是内修政治，励精图治，外睦邻邦，不起战端。然而，这个本来就没多少治国才能的燕王喜，却有点不自量力，对于邻国的土地垂涎三尺。据《战国策·燕策三》记载，就在秦国即将发起统一战争的前夕，愚蠢的燕王喜看不清天下形势，不听大臣们的苦谏，还发动了一场与赵国的大战。 > > 　　其时，秦赵长平大战刚刚结束，损失惨重的赵国虽然国内空虚，但赵国是个多战之国，民众都尚武习兵，燕国如果仅凭一己之力想要消灭赵国，或者想沾什么便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燕王喜利令智昏，他一方面派出使者带着黄金“慰问”赵王，探听虚实，一方面却准备趁火打劫。当时，昌国君乐间极力表示反对，大臣将渠也说，燕赵是友好邻邦，我们刚刚送给赵君黄金表示友好，使者刚回来我们就又出兵攻打人家，这在道义上就输了一筹，如果硬要去打，一定会失败的。可是燕王喜一意孤行，派栗腹率40万大军攻赵国的，庆秦率军20万大军攻代。结果，燕国的两路大军遭到了廉颇和乐乘率领的赵军的迎头痛击。栗腹和庆秦大败而归，被赵军直追500里，就连国都也被赵军包围了。引火烧身的燕王喜面对赵国大军无计可施，只好派出使者求和。然而，赵国并不接燕王喜这个茬，提出只接受将渠为谈判代表的谈判。燕王喜无奈，只得赶紧拜将渠为丞相，去和赵国和谈。赵国得理让人，于是撤了重围，引军而去。 > > 　　按说这次大败之后，燕王喜应该接受教训，偃兵修文，一心一意谋发展，安安静静过日子。但是，这位燕王似乎记吃不记打，过了三五年，就好了伤疤忘了痛。燕王喜十二年的时候，燕国有个名叫剧辛的大将，看到赵国多次被秦国围攻，赵王又削去廉颇的兵权，让庞统率军队，就想趁着赵国内外交困之际再次攻打赵国。于是就应和燕王喜的心思，怂恿他出兵攻赵。燕王喜本来就想占赵国的便宜，一听剧辛说有机可乘，就贸然作出攻打赵国的决定，派剧辛领兵攻赵。赵国一看燕王喜想趁火打劫，就派庞率军迎击燕国军队。这一战，赵军引诱燕军轻敌冒进，轻易地消灭燕军两万人，而且俘虏了其主帅剧辛。燕王喜吃过这次大亏之后，终于明白自己不是当君主的材料，对于燕国的国政，也不太打理了。及至到了秦军灭燕的时候，燕国国政实质上转移到了太子丹的手中。 > > 　　燕太子丹应该算个不简单的人物。面对秦国咄咄逼人的攻势，燕太子丹虽然也很恐慌，但他并未束手待毙，而是剑走偏锋，想出一个劫杀秦王、根除隐患的主意。按照燕太子丹的想法，如果能够除掉秦王，即便是不能彻底改变燕国灭亡的命运，最少也能延缓秦国灭亡燕国的步伐。 > > 　　其实，这位太子丹如此仇恨秦王政，其中有国仇，也有私怨。秦国攻灭韩国前夕，燕王喜为了向秦国表示友好，就将太子丹送到秦国做人质。我们知道，作为人质的公子王孙，在质押国的日子都不好过。可以想象，燕太子丹在秦国，其命运自然也不会比其他国家的公子王孙好到哪里去。据说，燕太子丹曾经多次要求秦王政放他一马，让他回到燕国。可是，秦王政执意不肯，不但不肯，而且说出：“你如果要回去，那么除非晚上出太阳，天上下谷子，乌鸦头发白，马头上生出角，厨门和木象生出长肉的脚来。”当然了，这些都不是不可能的事。不过，据说大概是天神不愿意让燕国灭亡，秦王政所说的这些事，都不可思议地发生了。这使秦王政感到非常惊讶，认为天佑燕国，于是不得不放了燕太子丹。但是，秦王政派人在桥上做了手脚，想让桥垮塌下来，压死燕太子丹。然而，太子丹过桥的时候，桥并没有垮。夜里，太子丹过关门的时候，关门不开。太子丹学鸡鸣叫，引得所有鸡都鸣叫，关门为之而开，燕太子丹这才得以顺利回国。 > > 　　那么，燕太子丹想用什么办法杀死秦王政，从而挽救燕国覆亡的命运呢？我想，大家都知道“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即用暗杀手段延滞秦灭燕国。 > > 　　不过，搞暗杀这一险招，并不出自燕太子丹之手。就在燕太子丹千思百虑之际，有个叫田光的处士，把荆轲引荐给了他。按照《史记·刺客列传》里的说法，这个田光也是一个侠士，为了让荆轲下定刺秦王的决心，他自己把荆轲引荐给太子丹之后，伏剑自杀。太子丹见到荆轲之后，并没有直接提出让他担当刺秦重任，而是向荆轲分析天下形势说：如今秦国已经俘虏韩王，把韩国的土地悉数纳入秦国，而且现在又举兵南下伐楚，向北威胁赵国。秦国的大将王翦率领数十万秦军到达了漳、邺两地，李信已经兵临太原、云中。我估计赵国一定不会支持长久，过不了多久就会被秦吞并。果真如此的话，那么燕国就会大祸临头。燕国弱小，根本就不是秦国的对手，而且天下诸侯都害怕秦国，不敢联手抗秦。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派遣勇士出使秦国，设法胁迫秦王归还侵占各国的领土。如若无法实现，不妨刺杀秦王。这样一来，秦国就会发生内乱，君臣相疑。如果能达到这个效果，那么诸侯各国就有机会得以合纵，破秦之事也就指日可待了。我估计，荆轲也并非雄才大略之人，对于太子丹的这番深机，也不见得就能领会得很深刻。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荆轲也就一个忘生轻死、刚健敢为的侠士而已。看见太子丹屈太子之尊，把自己看做知己，委以匡救天下之重任，所以也没有多想，事实上也不容他多想，便慨然允诺。太子丹见荆轲答应出使秦国，行刺秦王，当然非常高兴，立即尊他为上卿，优礼备至，并送上奇珍异物、车骑美女供荆轲恣意享受。 > > 　　也许是荆轲沉溺于温柔富贵之乡，抑或是还没有做好最后牺牲的准备，在接受了太子丹的请求之后，他并没有实质性的行动。而这时，也就是公元前228年，果如太子丹所料，秦大将王翦攻破赵国，俘虏了赵王，挥兵北上，抵达燕国南界，寻找机会渡易水伐燕。燕国上下震动，太子丹更是如蹈火炭，敦促荆轲尽快赴秦。这时，荆轲请求太子丹给他两样东西，一是燕地督亢的地图，二是樊於（wū）期的首级。荆轲的理由是，秦王政不但急于夺取燕国领土，还以“金千斤，邑万家”悬赏缉捕樊於期。所以，只要献上这两样礼物，就可以获得秦王的信任，才能接近秦王，实施暗杀计划。就情理而言，这时的太子丹没有什么不能答应的，现在不给荆轲献给秦王，秦国灭燕后什么东西也是秦国的。因此，太子丹当即答应提供地图，但对于樊於期的人头，实在是有些不忍于心。因为樊於期是劝诱秦公子长安君成叛乱的秦国将领，曾经替长安君写檄文，把秦王政母亲奸情昭示天下，使秦王政蒙羞。荆轲见太子丹不忍心，于是就亲自面见樊於期，向他说明如此做的动机，是求得亲近秦王，实行刺杀。樊於期报仇心切，毫不犹豫，当即自刎而死。

汉朝历史第七节废除苛刻的刑法

　　西汉文、景两帝，全面推行与民休息的让步政策，致力于经济发展，注重人的道德思想教育。在轻徭薄赋的同时，又实行轻刑薄罚，废除苛法，使人知耻自重，自觉遵纪守法。在宽松刑法下，百姓既在精神上获得一定解放，又在肉体上免遭摧残和羞辱，使人的才智尽可能地得到充分发挥，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国家也从而得到安定。> > 　　自战国以来，随着地主阶级级的兴起，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思想独领风骚，受到普遍重视，各国纷纷任用法家，变法图强，推动中国封建社会的进程，终于使秦国并吞六国，海内为一。但是，以秦始皇为首的统治核心，把法家思想极端化，使国家走进了死胡同，“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法家政治主张与社会实践，皆达到历史的高峰，随之而来的便是从高峰上跌落下来，走向自己的反面，“天下愁怨，溃而叛之”，遂陷于绝境。> > 　　秦末大起义，既是广大民众反抗秦朝暴政的斗争，也是对法家思想的大扫荡，任何刻峭寡恩、专制独裁，在愤怒的民众面前都变得苍白无力，令后继的西汉政权时刻引以为戒，改弦更张，对人民让步。> > 　　先是刘邦入关后，首先宣布废除秦朝苛法，约法三章，以顺应民心，聚集反秦力量，壮大了队伍。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简单的几条法规，可能包治一切， “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网漏吞舟之鱼”，使坏人逍遥法外。于是，“相匡萧何擦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部分地恢复了秦法，甚至秦法中最残酷的“夷三族”之令，继续付诸实施，使“彭越、韩信之属皆受此诛”，同样是黥、劓、刖、宫、大辟五刑俱全，其严酷栏爱并不逊于秦时。《晋书·刑法志》称：“萧何定律，除三夷连坐之罪。”但是，条令中没有的，并不等于客观上不存在，皇帝旨意就是法令，不受法律条文限锎。考于史实，吕后称制元年，为笼络人心，缓和矛盾，曾宣布废除三族罪及妖言令，证明在吕后称制之前的两代，尚有夷三族之罪。妖言令即诽谤罪，凡不利于统治者的言论，都有被定为诽谤罪之危险，轻者景官囚禁，重则杀头丧命，是一项阴毒莫测的法令。秦始皇曾以妖言诽谤的罪名，一次坑杀儒生460余人。西汉统治者虽多次宣布废除此令，仅是一时一事的权宜之计，不可能彻底废除，直到汉哀帝即位后，还鲺布废除“诽谤诋欺法”。因此，法律的宽松或严厉，是受社会矛盾的缓和或尖锐所制约，苛法的实行或废除，取决于社会矛盾，是统治者维护自身利益、表达意志的具体手段。> > 　　汉文帝即位时，西汉经：过二十多年休养生息，出现“民务稼穑，衣食滋烦”的发展趋势，社会矛盾相对缓和，是以“刑罚罕用”。其一，在统治阶级内部，危害国家安定的诸吕势力被彻底铲除，皇权复归刘姓，政权得到巩固。其二，各同姓诸侯王虽拥兵自重，独霸一方，但因各自忙于封国内部事务，积极储存力量，既不能直独与朝廷为敌，又形成不了联合对抗朝廷的力量，同中央的矛盾处于潜伏时期。其三，朝中将相皆为旧时功臣，个人利益阜已得到满足，同朝廷已结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休戚与共的利害关系，忠贞不贰地维护刘姓天下。统治集团内都相安无事，天下自然和乐太平，成为汉文帝废除苛法、几致刑措的先决条件。特别是朝中握有实权的几位大臣，斗争经验丰富，遇事沉着果断，尤其是对刘邦开创的西汉政权忠心耿耿，功劳显赫，在广大民众中很有威望和号召力，诸如厚重少文的右丞相周勃，善为奇谋的左丞相陈平，能征惯战的老将灌婴，擅长律历计算的御史大夫张苍等人，皆经过秦末战争考验，遇事能以大局为重，不计个人得失，不尚空论，讲求实效。其“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不唯独善其身，而且兼济天下，对巧舌如簧的辩士摒弃不用，故而其“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汉文帝置身这些三公九卿之中，不扶自正，欲走歧路而不能。良好的用人环境，极有助于主观愿望的实施，使其能够做到政尚简易、躬修玄默、轻刑薄罚、务劝农桑。在上者能顺民心，居下者愿为效力，其政令举措无往而不胜。故 “吏安其官，民乐其业，蓄积岁增，户口寝息。风流笃厚，禁网疏阔”，“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措之风”，呈现出一度安乐祥和的历史瞬间。> > 　　先是文帝前元元年（前179），有感于法令严苛暴民，失于过当，召集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讨论废除收律、相坐法。文帝指出：“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卫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论，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收，朕甚不取。”但是，周勃、陈平却认为“父母妻子同产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收之之道，所由来久矣。臣之愚计，以为如其故便”，明确表示不同意废除收律和相坐法。接着文帝又对他们说：“朕闻之，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导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于民，为暴者也。朕未见其便，宜熟计之。”不仅坚持要改，并把法令不当的责任推到“吏”的身上。于是，周勃、陈平不敢再坚持己见，一面表示同意废除，一面称颂文帝盛德：陛下幸加大惠于天下，使有罪不收，无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谨奉召，尽除收律、相坐法。此为文帝有轻刑之名的一项重要标志，然而很难废除，相坐法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只要封建社会存在，此法就不能废除。> > 　　汉文帝前元三年（前177），中郎将张释之以贤能见用，迁升廷尉，掌管刑罚大权，处理诉讼。由于张释之持法严正，秉公无私，就连文帝不合法规的干涉也敢驳回，凡无真凭实据的疑案，一律从轻了断，故而使文帝外有轻刑之名。张释之出任廷尉不久，发生一起惊驾案，由其处理。案情经过：“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之，属廷尉。”张释之接过此案后，亲自审理传问，行人回答：“县人来，闻跸，匿桥下。久，以为行过，既出，见车骑，即走耳。” 听完行人诉说，张释之认为此人先听到避惊传呼，躲于桥下，而后触犯惊跸法令，按津当罚金四两，于是回奏文帝：“此人犯跸，当罚金。”文帝听后，很不满意，要求严惩，怒冲冲对张释之说：“此人亲惊吾马，马赖和柔，令它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甚不以为然，完全是打算重刑厚罚的面孔。张释之据理相争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张释之极力维护法律尊严，使之取信于民。文帝被张释之说得无言以对，很久才说出一句：“廷尉当是也。”法律是统治者制定的，统治者首先应遵法醇谨，执法公正。世风良莠，治安好坏，直接与统治者的执法有关，即使有好的法令，而不依法办事，也等于没有。

第七节 荆轲刺秦――穷途末路上的绝望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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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历史 第七节 废除苛刻的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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