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臣位难安――采纳韩非主张弱赵灭韩

Posted 2023-01-04 申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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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臣位难安――采纳韩非主张弱赵灭韩

　　前面讲过，秦灭六国之心，自秦昭王时便已昭然若揭。从范雎向秦昭王献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之日起，秦国君臣便把统一天下作为既定方针，一切攻战杀伐、外交计谋、人才去留无不“唯此为大”。范雎向秦昭王献策之时，关东六国虽然日趋衰落，但国力军力仍然有与秦相争相斗之本，那时秦与诸国交战，并非百战百胜，因此，秦昭王之时，秦国并没有贸然发动全面统一战争。秦昭王死后，孝文王、庄襄王享国日短，无东顾。然而，等到秦王政亲政之后，特别是秦王政平定乱，逼杀吕不韦之后，秦国君臣又把统一天下提到了议事日程。公平说来，统一天下后，秦始皇虽然常常以功德齐三皇、盖五帝、超三代自诩，但在统一战争的总体战略安排和第一个主攻目标的选择上，秦始皇的确是功莫大焉。 > 　　当时，在统一战争的总体安排和第一个主攻目标的选择上，秦国内部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以李斯为代表的灭韩论。李斯认为，韩国的国土地处于秦国腹地附近，严重牵制秦军行动，就像人有腹心疾病一样。如果不先灭韩以解决后顾之忧，那么一旦“腹心疾”发作，就会使秦国无东顾。第二种是以韩非为代表的破赵论。韩非认为，韩国已经向秦国称臣纳贡30多年了，和秦国的一个郡县没有两样，而赵国与秦国结怨很久，而且多次联络诸侯，秣马厉兵，时刻准备和秦国作战，赵国才是秦国的心腹大患。秦国只要打败赵国，楚、魏必然向秦称臣，齐、燕必然和秦交好。赵国衰败，韩国必亡，待败赵亡韩之后，再逐个击灭各国。秦王政几经权衡，认为韩非的主张尽管有让韩国多存延几年的意图，但是却综合考虑了政治、军事、外交等因素，不失为正确的战略分析。事实上，战国后期，秦赵分别居于首强和次强位置，两国规模巨大的恶战不断，伤亡动辄十数万乃到数十万，只要打垮赵国，统一天下的任务也就完成了一半。所以，秦王政就采纳了韩非的主张：先从北边重点打击赵国，使赵国无力也无援助韩、魏，以便于秦国启动逐一击灭六国的统一战争。 > > 　　于是，从秦王政十一年（前236）起，秦军就把重点打击对象定为赵、魏、韩，而且连续发动了旨在弱赵的战争。在“破赵”战争中，秦军虽然多次遇到了赵国名将李牧的有效抵抗，但却大大地消耗和削弱了赵国的实力。六年之后，看到赵国丧失了救援韩魏的能力，秦国立即转移战略目标，全面发动了扫灭六国的战争，而这一次，已经衰弱不堪的韩国在劫难逃。 > > 　　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关于秦军灭韩只有一句话：“十七年，内史腾攻韩，得韩王安，尽纳其地，以其地为郡，命曰颍川。”轻飘飘的20几个字，就把韩国埋进了历史之尘。可是，反观韩国灭亡，之因，无论何人都会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 > > 　　韩国原为三晋之一，立国于晋之故地。“韩之先与周同姓，姓姬氏”，后以封地为姓。韩康子“与赵襄子、魏桓子共败智伯，分其地，地益大，大于诸侯”。公元前403年，韩景侯与赵、魏“俱得列为诸侯”。韩、赵、魏三家分晋之后，各自励精图治，内修政治，不断创新，对外积极扩张，三国常常联合起来，对付周边国家，一时间三国国势强盛，兵连天下。 > > 　　就韩国而言，在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之时，韩昭侯也任用法家人物申不害为相，实行改革。申不害是郑国京（今河南省新郑）人，主要研究君王驾驭臣下之术。公元前362年，被韩昭侯任用为相。虽然商鞅和申不害同属法家，两人都主张君主集权，实行法治，但商鞅重“法”，而申不害重“术”。按照申不害的主张，国家一定要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大臣们要忠诚地服务于君主，要时刻听从君主指挥，决不许“一臣专君，群臣皆蔽”；强调国君必须“设其本”、“治其要”、“操其柄”，防止大臣们“蔽君之明，塞君之听，夺其政而专其令”，甚至于“杀君而取国”。申不害在韩国任相十余年，改革成效显著，《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中夸赞说他“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 > > 　　和商鞅在秦变法能够取得成效的根本原因一样，申不害在韩变法之所以能够取得成效，最重要的还是有韩昭侯的强力支持。韩昭侯是一位个性鲜明、原则性很强的国君，即便是对待非原则小事，也表现出坚定的原则性。《韩非子·二柄》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 > 　　据说有一天，韩昭侯酒后睡着了，碰巧被典冠（负责管理君王帽子的官员）看见，这位典冠担心国君着凉，赶紧找来一件衣服给韩昭侯盖上。韩昭侯暖暖和和地一觉醒来，感觉很爽，就问：“谁给我加的衣服？”左右回答：“是典冠。”韩昭侯脸色顿时就变了，下令惩处典冠。典冠做好事却受罚，心里委屈得不行，众人也都不解。韩昭侯并不多作解释，又下令惩处典衣（负责管理君王衣服的官员）。众人还是不解，典衣又没犯错，为何要惩处他？ > > 　　韩昭侯待两人都领受了处分，这才公布了“所以然”。他说：“惩处典冠，不是因为他为寡人加盖了衣物，而是他犯了越权的错误。不是说寡人不怕冷，而是越权的害处比寡人受寒的害处要大得多！惩处典衣，是因为他犯了失职的错误，明明属于他职权范围内的事，他却不去做，这叫在其位不谋其政，罪有应得！” > > 　　小吏违章，韩昭侯处理起来铁面无私，高官要员违章，韩昭侯照样不讲情面。申不害是韩国的国相，位高权重，正是他以刑名之说推动的改革，使韩国摆脱了以往颓势，因此成为韩昭侯最为赏识和倚重的功臣。申国相功劳虽大，但也有私心。这天，申不害觐见韩昭侯汇报工作，顺便婉转表达了自己的一番私求，想给自己的堂兄谋个一官半职。申不害相信凭自己的身份和地位，韩昭侯一准会给面子。 > > 　　然而，申不害想错了，他这个诉求被韩昭侯无情地拒绝了。韩昭侯于是和他促膝谈心，说：“国相你可是给我出了一个难题，我现在是答应你的请求而废弃你的学说呢，还是执行你的学说而拒绝你的请求呢？你曾经教给我要根据功劳大小封官晋爵，如今你却另有所求，那我听谁的呢？”申不害经过深刻反省，向韩昭侯做了坦诚的自我批评。 > > 　　遗憾的是，韩昭侯未能将贤明的好作风保持始终。他的晚年，求奢侈，讲排场，不顾国情国力，非要劳民伤财搞形象工程——建造一座韩国版的“凯旋门”。忠臣屈宜臼坦言相告说：“如果您一定要修这么个高门楼，恐怕等不到建成，您就要死了。”韩昭侯不听，一意孤行。结果，屈宜臼的话真应验了，门楼还在大兴土木之中，韩昭侯就一命归西了。

晋朝历史第三节诗词歌赋

　　太康诗人主要有张载、张协、张亢、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左思等，史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说。其中陆机、左思成就最高，潘岳次之。> > 　　陆机，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他是东吴名臣陆逊的孙子，父亲陆抗是东吴的大司马，他20岁时，晋武帝灭吴，他退居旧里，闭门勤学，并做《辩亡论》2篇，论述吴国何以衰亡及他祖父的功业。直到太康末年，才与其弟陆云一起去洛阳，造访时任太常的张华，张华与其一见如故，说伐吴之役获得了两位俊才。后被太傅杨骏辟为祭酒，他却说：“我祖父名播四海，宁不知邪！”“八王之乱”时期，陆机任成都王司马颖的后将军、河北大都督，后因兵败，被司马颖所杀。> > 　　陆机的诗歌讲究词藻和对偶，模仿多于创新，《长歌行》、《猛虎行》和12首《拟古诗》都流于此弊较好的作品有《赴洛道中作》、《门有车马客行》等。有人评价他的诗作“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 > 　　左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今山东省益都县）人。他出身于小吏家庭，其貌不扬，口讷，不好交游。待妹妹左芬被司马炎选为皇妃后，移居京师。他自以为所见不博，求作秘书郎。他与秘书监贾谧交好，曾被请讲授《汉书》。贾谧被杀后，他退隐不仕，专心于典籍。后病死冀州。晋武帝选其妹为妃，是因其妹好学善文，名亚于左思，武帝闻而纳之。> > 　　左思的诗作今仅存14首，其中8首《咏史》较为有名。像《咏史》之二中的“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等意象，是以比的手法去暗喻怀才不遇的人和无才得志的人，控诉了当时的门阀制度，对南朝的范云、初唐的王勃、中唐的白居易都有所影响。王夫之在《古诗选评》中评价左思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坏，古度古心，不绝于来兹者，谁太冲者焉归？”这一评价大体上说还是公允的。> > 　　潘岳，字安仁，荥阳中牟（今河南省荥阳县）人。祖父潘瑾为安平太守，父亲潘芘为琅邪内史。潘岳少年时代以敏慧见长，乡邑号之为“奇童”。泰始中年，晋武帝躬耕于藉田，潘岳做赋对此大加赞美。晋武帝亲事农桑，当然有值得肯定之处。但潘岳做此赋竭尽过誉以至吹捧之辞，足见其属趋炎附势、阿谀奉承之辈。对此史有所载：“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 > 　　贾谧是贾充的外孙，因其母未婚先孕，为遮羞，贾充遂将贾谧作为贾门之嗣。贾谧在其母贾后弄权时，势力熏天，骄横无忌，穷奢极欲。潘岳与陆机、陆云等附会贾谧，是贾谧的24友中的名列前茅者。> > 　　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潘岳才名冠世，也被人疾恨。当山涛、主济、裴楷等都被晋武帝亲近而做大官时，他才是个县令，因此心中也常郁郁不得志。不过在职守上，潘岳还是勤于政的。他任怀令时，曾上奏议案，颇在理，为朝廷采纳。他因勤于政而升任廷尉，可是最终也只做到给事黄门侍郎。晋惠帝时，他被人诬陷谋反罪被杀，夷三族。> > 　　潘岳在诗歌创作上以《悼亡诗》见传。像他悼念亡妻的诗作就写得相当感人。其中写道：“望庐思其人，人室想所历。帏屏无仿佛，翰墨有馀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诗句由远及近，由外及内写来，犹如情思愈重；加之所捕捉的意象都是极普通却又极具典型性，使人读来自然不失深切，对亡妻沉重的思念之情跃然纸上。后人评价“潘诗烂若舒锦，无处不佳”仅就其辞藻华丽而言，自然有所溢美，但其诗作有些的确可称上乘。> > 　　在太康诗人的创作中，还有诸如傅玄的《豫章行苦相篇》；张华的《情诗》；张协的《杂诗》；郭璞的《游仙诗》；刘琨的《重赠卢谌》、《扶风歌》等受人称道，为传世之作。> > 　　太康文学，除了诗歌外还有一种体裁的文学作品，这就是赋，而且赋的成就比诗歌大。> > 　　前面曾提及潘岳为晋武帝躬耕农日而做赋，其实那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赋，只是颂辞之类的东西，谈不上是什么文学创作，所以文学史上鲜有提及。> > 　　赋的创作，以左思的《三都赋》（《蜀都》、《吴都》、《魏都》）成就最高。左思创作《三都赋》，构思10年，门庭、花园以至厕所里都摆有笔纸，遇得一句，立刻写下。赋写成之后，张载、刘逵为其作注、序，张华则称赞其“使读之者尽有余，久而更新”。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当初陆机至洛阳后也曾想写些赋，听说左思在作，他拍着手掌取笑说等左思赋成，用它来盖酒瓮。可是左思写出，他一看叹服，认为己所不及，遂停笔不写。> > 　　《三都赋》不仅承袭了汉赋文辞华丽，铺排壮观的特征，而且独具自身写实的特点，去掉了汉赋极饰夸张的做法，可以从中得知三国时代的经济、社会状况，故而独成一家。> > 　　除了左思的《三都赋》外，陆机还做有《文赋》。该作实质足以赋的形式阐述作文为章的方法，颇多精当见解，是我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重要著述。> > 　　潘岳有《闲居》、《秋兴》二赋，写出了清悠闲适的格调。又有《射雉》、《笙》二赋，状物抒情，细致精巧，文辞俊美，属风流洒脱之作。> > 　　书法艺术在西晋亦有重要发展。晋武帝极为重视书法艺术，专门立书博士，设弟子员，教习书法，以钟繇、胡昭两人为标准。范文澜先生评述说：“东汉末后刘德升首创行书体，钟、胡得刘德升传授，都擅长行书。钟繇真书（楷书）尤独攘盛名。行书真书在各书体中是最合实用的书体，书博士规定以钟、胡为法，符合书体进步的趋势。”> > 　　钟繇，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省长葛县东）人。少时靠族父供给费用，得以专学。不久任廷尉正、黄门侍郎。汉献帝时李催、郭汜作乱，他因进言保护了曹操，晋官御史中丞，迁侍中尚书仆射，封东武亭侯。自此，他成为魏国的朝廷重臣，曾在曹氏统治集团中先后任相国、廷尉、太傅，他亦为魏国的建立及强大立下汗马功劳。魏文帝曾称他为后世再难有继的一代伟人。魏明帝太和四年（230年）他去世，曹身着素服，亲临凭吊。> > 　　他的书法吸取了曹喜的篆隶、刘德升的行书、蔡邕的八分等各家之长，融会贯通后形成自己的风格。他兼善各体，尤其精于隶书和真书（楷书）。唐人张怀瑾在《书断》中称他：“真书绝妙，乃过于师，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

第三节 臣位难安――采纳韩非主张弱赵灭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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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朝历史 第三节 诗词歌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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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朝历史第三节诗词歌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