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走投无路――严刑峻法作法自毙

Posted 2023-01-04 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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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走投无路――严刑峻法作法自毙

　　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商鞅坚定不移地对现存制度进行变革与创新，从而促进了战国时代的历史进程，改变了国家制度，创新了新兴地主阶级国家体制中各项政治、经济制度，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为秦国立下了万世功勋。但是，商鞅变法是一场巨大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它在给秦国新兴地主阶级和中下层民众带来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极大提升的同时，也给秦国宗室贵族带来了类似于“灭顶之灾”的政治与经济恐慌。 > 　　如前所述，变法伊始，秦国宗室贵族就意识到商鞅变法将会削弱他们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因此，作为秦国宗室贵族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秦国的老臣甘龙和杜挚从一开始就从理论上对商鞅的变法进行了驳难，虽然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据理以争，援理而论，战胜于朝堂之上，但是，作为一个掌握国家权力的政治集团，他们是不甘心于自己政治、经济权力被剥夺。当商鞅第一次颁布新法之后，秦孝公的儿子嬴驷有两个老师，一个叫公子虔（qián），一个叫公孙贾，他们串连了上千人“言令不便”，反对新法，诽谤商鞅。 > > 　　面对来势汹汹的反法浪潮，商鞅沉着冷静，分析问题，抓主要矛盾，他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抓“上”，非“杀猴给鸡看”不足以平息反对变法风波。 > > 　　这时，恰好秦太子嬴驷因为年幼无知，犯了新法。于是，商鞅抓住太子触犯新法的机会，树立执法的尊严。他不管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是自己的下一任领导，勇敢地接受了这一强力的挑战，果断地依新法处罚了监督太子行为的老师公子虔，用墨刑（用刀在面额上刺字，再涂以墨）处罚了给太子传授知识的老师公孙贾，致使公孙贾八年不敢走出家门。同时，商鞅还在渭河畔上处死了700多个反对新法的旧贵族，据说当时刑场上的血都把渭河里的水染红了。商鞅刚性执法的行为极大地震慑了宗室贵族的守旧势力，同时也使秦国人民感到了新法的严酷和无情。据史书记载，从处罚太子师傅的第二天起，国内就再没有人敢故意以身试法，秦国人无论贵族还是平民，都自觉地遵照新法行事，不敢有半点懈怠和一丝一毫的侥幸心理。 > > 　　新法实行了10年之后，秦国出现了“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的局面。这时，当初那些认为新改的法令不好的人，又出来大大地称赞新法的好处。这本来无可厚非，也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但是，商鞅却认为这些人“此皆乱化之民也”，并且给予这些人全部迁徙到边地的惩罚。 > > 　　商鞅此举是什么用意呢？ > > 　　商鞅的真实意图是，让民众不敢对国家的法令说三道四，也就是让秦国的民众成为法的奴隶，盲目绝对地服从和执行法律的规定，唯法是从，唯法为大。商鞅用 “严刑峻法”来推行新法的做法，对新法的实施的确是起到了极大的积极作用，也使得秦国的变法比其他六国的变法来得更彻底，取得成就也最大，但是，唯法、尚法的做法，也使得商鞅的变法及其个人，具有了不近人情、刻薄严酷的反人性色彩，为其他六国及后人所诟病。特别是在第二次变法的实施过程中，商鞅又因为太子的师傅公孙虔的犯法，而处其“劓”刑，即割掉鼻子的刑罚，使得秦国的宗室贵族人人如履薄冰，所以秦国的宗室贵族中的守旧势力把矛头全部对准商鞅，人人都欲置商鞅于死地而后快。据《战国策·秦策一》记载：面对国内反对势力的仇视和愤恨，商鞅本人也非常害怕，每次出门，都要用数十乘兵车和全副武装的卫士保护他。 > > 　　但是，商鞅对此却没有清醒的认识，秦孝公病重期间，他掌握了秦国军政大权，独断专行，使秦国内部权力之争更加激化，而且把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到自己身上。这时，商鞅有一个叫做赵良的朋友前来见他，商鞅劝赵良留在秦国，和他一道为秦效力。赵良坚辞不就，并且分析商鞅实行变法以来的所作所为，是“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非所以为功也。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峻刑，是积怨畜祸也。”目前的处境是“危若朝露”，劝商鞅归还封邑于秦，回到鄙那个地方去，灌园浇菜，避祸延年。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就应该“劝秦王显岩穴之士，养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这样做，还有可能安享尊荣。如果一味地“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教，畜百姓之怨”，那么，一旦秦孝公王撒手西去，秦国的宗室贵族们收拾起商鞅来就是小菜一碟。可是，商鞅还是不听，继续掌握朝政，以严刑峻法处理国事。 > >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去，太子驷即位，即秦惠文王。商鞅的命运果如赵良所预料的那样，失去了秦孝公的强力支持，他就成了笼中猛虎，刀下鱼肉。为了除去商鞅，报仇泄恨，和公子虔有着相同命运、受过商鞅惩处的人就诬告商鞅谋反，秦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听到要逮捕他的消息，心中非常害怕，就连忙逃往函谷关外。夜间，商鞅准备到一家客舍休息，但是客舍的主人不知道他就是商鞅，对他说：“按照商君的法令，收留没有官府凭证而要住宿的人是要连坐的，你没有凭证，我不能留你住宿。”商鞅听罢，长叹一声说：“唉，真没想到制定法令的弊病竟然严重到这种地步！” > > 　　商鞅逃离秦国之后，来到魏国，魏国人因为他曾用欺骗的手段抓了公子，击溃了魏军，所以对他早已怀恨在心，魏国君臣没有一个愿意接受他。商鞅一看魏国无法立足，于是就又想到其他国家去，谁知魏国人仍然不放过他，四处散布流言说：“商鞅现在是秦国的敌人了，秦国强大而秦国的敌人进入魏国，那是会招来战争之祸的，万万不能留他！”商鞅在魏国无处存身，又无路可走，只好逃回他的封地商邑。据说商鞅不甘心坐以待毙，他和他的部下组织了一批私兵人马往北去袭击郑，也就是今天陕西省华县这个地方，藉以抵抗秦军，以求自保。商鞅出兵袭郑，正好给了欲置他于死地的那些人以口实，于是，秦惠文王便发兵讨伐商鞅，商鞅的军队寡不敌众，很快覆亡，商鞅也在河南渑池那个地方被秦军抓获。秦惠文王以“车裂”的残酷刑法处死商鞅，并把他的尸体拿来示众，同时，商鞅的家人也遭到了他自己制定的刑律——连坐的惩罚，被全部杀掉。 > > 　　关于商鞅的死，司马迁认为是商鞅的刻薄少恩和滥用刑罚所导致的，历史上传统的评价亦大多类似，更有人把商鞅无凭证不能住宿和受五马分尸之刑编成“作法自毙”的成语，以示商鞅变法种种是自掘坟墓。当然，也有人认为商鞅的强力变法是为了秦国的国富兵强，为其后秦帝国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功莫大焉，却遭到身死族灭的下场，秦之对于商鞅实在是太不公平。其实，处死商鞅是秦惠文王处理秦国国内政治危机的一个最佳的选择，也可以说是一个唯一的选择。商鞅变法的一个核心内容是集权，削弱原来贵族阶层的权力，而强化王权。这种集权符合了秦王的利益，但却损害了一大批宗室贵族的利益。作为新任的国君，如何取得秦国宗室贵族的支持，稳定和巩固其君主地位是秦惠文王上任之后亟待解决的问题。秦惠文王要解决政治危机，就必须杀死商鞅以抚平贵族群体的强烈不满。

晋朝历史第六节政归武帝

　　名士们一向依附于曹氏，反对司马氏集团。自从司马氏集团掌握了曹魏的实权后，许多名士仍然采取一种不合作态度，他们由于怕遭杀身之祸，不敢直接反抗。于是，轻蔑礼法、纵酒放达、玩世不恭，企图逃避现实斗争。被称为“能林七贤”的阮籍、嵇康、山涛、王戎、刘伶、阮咸、向秀即为其代表。在司马昭的分化瓦解和威胁利诱之下，七贤中的阮籍、山涛、向秀等人投靠了司马昭，只有嵇康因与曹魏的宗室联姻，不肯屈从于他。> > 　　阮籍在司马懿父子执政期间，做过从事中郎、散骑常侍等官，表面上与司马氏集团的关系还不错。但实际上，他对司马氏的专权不满，又不敢公开反对，只好不声不响，有时借酒浇愁，发泄自己的愤懑。一次，司马昭派人到阮籍的家中说亲，让阮籍的女儿嫁给他儿子司马炎，阮籍不同意，却不敢说，于是，喝得酩酊大醉，一连六十多天不省人事，那个来说亲的人只好回去交差作罢。但这种办法却不能永远使用。景元二年（公元261年），曹奂再次封司马昭为晋公、相国，司马昭不接受，于是其亲信纷纷劝进，他们找阮籍写劝进表，阮籍不能再用老办法了，只好写了一道，这反映了他政治上的软弱。因他没有公开反对司马氏集团，所以未遭杀身之祸。> > 　　司马昭辅政以后，阮籍从容对司马昭说：“我生平曾经到过东平游历，喜欢那里的风土人情。”当时高贵乡公把阮籍任命为散骑常侍，那是皇帝的侍从亲信，阮籍不敢与皇帝走得太近，而司马昭也不愿意看到阮籍被皇帝收买，当然很爽快地就任命阮籍为东平相。阮籍骑着小毛驴，来到东平衙门，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衙门周围的墙都给拆了，让里面和外面相互都能够看见，并且，治理当地的法令很简明扼要。在东平待了十来天，他又乘驴归来，被司马昭引为大将军从事中郎，经常跟随司马昭左右。执法机关汇报一个杀害母亲的案件，阮籍说：“哎！如果是杀害父亲还说得过去，竟然把自己的母亲也杀了啊！”同座的人都以为阮籍说错话了，司马昭也问道：“杀害父亲，是天下最大的恶行，你却认为可以吗？”阮籍回答：“禽兽只知道母亲而不认识父亲，杀害父亲，那是像禽兽一类的行为。而杀害母亲，那就连禽兽都不如。”阮籍这样一说，大家才心悦诚服。> > 　　阮籍与人说话都是“发言玄远”，从来不评价一个人的好坏、是非，但是，他的内心是苦闷的，他不拘礼教的行为，却一再宣泄着内心的孤独和痛苦。自己步兵校尉军营里，有一个士兵的女儿长得既聪明又美丽，还没嫁人就死了，阮籍也不认识这个女孩的父亲、兄弟，直接就到人家家里，哭着为人送葬，哭完就离去了；邻居家一个美丽的少妇卖酒，阮籍曾经喝醉了，就睡在少妇的旁边，阮籍自己不避嫌，少妇的丈夫见到了也不以为不正常；他经常随着性子独自驾车，不管有没有道路，随便前行，等到走得没有路了，在人迹罕至的地方，总是大哭一场，才驾车回来。阮籍曾经来到荥阳，登临汉高祖刘邦和项羽交战的地方，叹息道：“当时没有英雄，才使这些小子们成名！”他还曾经登上虎牢山，望着洛阳叹息，于是，就写下了一首《豪杰诗》，有人认为该诗已不存，有人认为他的咏怀诗第39首就是，存疑。> > 　　打败了诸葛诞以后，曹髦要加司马昭以九锡，经过反复的推让，直到曹奂上台以后的景元四年10月，司马昭才接受了九锡。而为了配合司马昭的推让，公卿大臣们要劝说司马昭接受，即所谓的“劝进”，而司马昭的爪牙却让阮籍来写这篇《劝进表》，如果写了《劝进表》，就等于阮籍支持了司马昭篡位。这当然与阮籍的思想格格不入，但是不写又不行，阮籍大概又想到了以酒醉推脱，《世说新语》记载，司空郑冲派信使到阮籍那里，而阮籍在袁孝尼家，晚上喝醉酒还没醒。人们把他扶起来后，他提笔就写，丝毫不作修改就给了信使。当时人们认为他是神笔。他写的语言优美，被当时人们所称道。> > 　　可是，又有谁知道写完《劝进表》的阮籍，内心是何等的痛苦！> > 　　阮籍的这篇《劝进表》，引起了后世不少人的非议。叶适说：“今《文选》载蒋济‘劝进表’一篇，乃籍所作。籍忍至此，亦何所不可为。籍著论鄙世俗之士，以为犹虱处乎中。籍委身于司马氏，独非中乎？观康尚不屈乎钟会，肯卖魏而附晋乎？世俗但以迹之近似者取之，概以为‘嵇阮’，我每为之太息也。”（《石林诗话》）> > 　　仅仅过去两个月的景元四年冬。天，作为一代风流名士的阮籍，终于在彷徨和苦闷中离开了这个丑恶的世界，终年54岁。> > 　　山涛在两种势力之间移动，把官位看得比较重。司马昭投其所好，景元二年（公元261年）任命他为吏部郎。晋时继续做官，保全禄位以终。> > 　　只有嵇康公开反对司马氏的专权。嵇康因与魏国宗室谯王曹林的女儿结婚，成为曹家的女婿，对司马氏集团的专权极为不满。对司马氏集团的官员表现出极端的轻蔑。一次，司马昭集团的官员钟会，听说嵇康文才出众，前去拜访。当他骑着肥马赶到嵇康家中时，看见嵇康正在打铁。他装出一副高贵的样子，等着稽康前去迎接。不想，嵇康只是低头打铁，连瞧都不瞧他。钟会非常恼火，正打算走，稽康忽然开口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愤愤地回答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从此，对嵇康怀恨在心。他还向司马昭进谗言：嵇康好比一条卧龙，千万不能放过他。> > 　　他们寻找一切机会对付嵇康。景元二年（公元261年）山涛被任命为吏部郎，他举荐嵇康代替自己的职务，结果被嵇康拒绝，而且写了一篇有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文中说：“人伦有礼，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必不堪者一“是表示蔑视虚伪礼教，”甚不可者二“更是公然对抗朝廷法制。所谓”每非汤武而薄周孔正是揭穿司马氏争夺政权的阴谋。司马昭知道此事后，起了除掉嵇康的念头，于是，由钟会出面，诬告：嵇康曾经打算帮助毋丘俭谋反，而且言论放荡、败坏名教。司马昭遂将嵇康押到洛阳东市刑场斩首。反对司马氏集团的名士也不存在了。> > 　　司马昭在平蜀和争取了名士的支持后，篡位的条件已经成熟，便于景元五年（公元264年）三月，以皇帝名义给自己进爵为晋王。当了晋王以后，自然就要立世子，也就是法定的王位继承人。按照常规，应当立长子司马炎，但司马昭却特别喜欢次子司马攸。司马攸为人孝顺，多才多艺，平易近人，名望超过司马炎。因而，司马昭想立他为太子，并且经常公开地对大臣说：“我死之后，大业应当归于攸。”司马炎当然不愿意。这位长子有一副奇特的相貌，头发长得拖到地上，两手垂下来可以过膝。有些人相信他这副相貌，认为必是大福大贵，便有意投靠他，帮他出谋划策，留心政事得失，商议好对策，以便司马昭问到时，能够对答如流。他们当然竭力反对立司马攸。于是山涛说：“废长立少，违背礼制，是不吉利的。贾充说：中抚军（司马炎）有为人君的品德，不可改立他人。”何曾、裴秀说：中抚军众望所归，又有天生异相，不是当人臣的样子。太尉王祥说：前代立少子，造成国家混乱。听了这些劝谏后，司马昭决定还是立司马炎为世子。

第六节 走投无路――严刑峻法作法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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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朝历史 第六节 政归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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