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献公振羽――雨金栎阳艰难兴国

Posted 2023-01-04 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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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1、第一节 献公振羽――雨金栎阳艰难兴国

2、中共人物传 吕振羽人物传,吕振羽生平事迹,吕振羽评价

第一节 献公振羽――雨金栎阳艰难兴国

中共人物传 吕振羽人物传,吕振羽生平事迹,吕振羽评价

(一)

吕振羽一九○○年一月三十日 (己亥年腊月三十)出生在湖南省邵阳县金称市溪田村(当时属武冈县)的世代农家。祖父原是一个佃农的儿子，到振羽出生的时候，已挣得了自耕农的地位。吕振羽的父亲三十岁左右教私塾，后来请过长工，出租过土地，放过高利贷，管过公堂。

吕振羽“幼随祖父勤耕作，樵牧队里乐成群。”①砍柴、看牛、捡茶籽，见什么干什么。一到夜里，祖父就给他讲故事。祖父告诉他，自从来了洋鬼子，溪田这地方世道大变，“缴租三石算二五”，“兑钱回扣折二八”，“借债月息三四分”，“富豪之家爱洋货”，“家机土布皆停织”，“穷人年比一年穷。”还告诉他，“长毛” (太平天国起义军留发不剃，俗称“长毛”军) “杀富济贫”，从广西打到溪田，大营就扎在他们家对面的茶山院。他的曾祖父丢下锄头参加太平起义军，当了“大旗手” 。但是“长毛”走后，地主们疯狂报复穷人，吕振羽的两位曾叔祖，一位在武冈州城被害，一位只身远走云贵。……所有这些，都在吕振羽幼小的心灵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吕振羽幼年学习勤奋，十三岁开始就读于当地吕静斋经馆，成绩优异。曾作《咏榴花》五绝一首，寄托自己的情怀，诗日： “门内榴花树，花开血样红，何时成硕果?此日莫摇风。”吕静斋先生将诗改动了一下： “种得榴花树，初开艳色红。何时能照眼，此日巳摇风。”对这位弟子寄予了极大的希望。

一九一五年，吕振羽入武冈县立中学①，受到该校国文教员肖石人的器重。肖石人是一位新派人物，曾做过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幕僚，后辞职回乡教学。在肖的指导下，吕振羽崇信改革，深受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影响。他在《答策问： 盍各言尔志》的作文中写道： “如国家危亡，当以此身报黄帝祖宗于地下; 如国泰民安，则不求名利，茅屋三两间，卧读唐诗足矣。”被肖石人赞扬为“圣贤行止，豪杰义烈，兼而有之”。五四运动爆发后，吕振羽在武冈联络几所学校，组织学生联合会，并被推为会长，带领同学演说，游行示威，开展“反日仇货”运动。这时，肖石人对他们说： “你们这样爱国很好，但是光把日货烧掉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比如脸盆，如果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来，人们就不会去买日货了。”吕振羽觉得肖老师的话很有道理，只有工业发达，国家富强，才不会受人家欺侮。从此，他产生了工业救国的思想。

一九二一年，吕振羽考入湖南省高等工业学校电机工程系学习。在这里，他目睹了洋人横行、军阀混战、疮痍满目、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学校里一个号称博学多才的留美博士，面对一台出了毛病的电机束手无策。他开始怀疑： 如此办工业能否真正救国?追随这样的“洋博士”能学到什么?在“同行同居”欧君的影响下，他开始相信无政府主义，并团结武冈县东四区的同学，组成东四区学会，参照克鲁泡特金的办法，起草学会的《旨趣书》，提出要在乡村组织农友互助的“共耕社”，开办禾、石、瓦、竹匠合营的“平民工厂”，建设一个没有剥削，人人饱暖的“极乐国”。他们宣称要用这样的办法去改造东四区，改造武冈县，改造湖南省，乃至改造全中国、全世界。一九二二年冬季，吕振羽在金称市古峰学校召开大会，决议推举校长人选，接办古峰学校;选出清算委员会，向区团防局清算历年团防局经费和预征田赋。结果，当地豪绅喻炳莲密告武冈县衙门，诬蔑他通匪。团防局要逮捕他。为逃虎口，他于除夕离别家门。从此，理想中的“极乐国”破灭了。不久，吕振羽重返学校，参加驱除校长宾步程的活动，并被推为驱宾大会副主席。斗争中他结识湖南学生联合会秘书长夏明翰，听过李达讲新社会学，并带着极大的兴趣研读了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他决心以身许国，并写下了“遥望南天意正雄，七尺从此属工农”的誓言。

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军打到长沙。刚由湖大结业的吕振羽便投笔从戎，随军到了江西，先后担任过北伐军的中尉秘书、上尉干事、宣传科长等职务，转战宜春、赣州等地。次年四月，蒋介石叛变革命，他被迫离开部队，从江西、福建、广东辗转到了上海。时局的逆转，使他这只“失群燕子”一度苦闷，彷徨。他曾寄居于乡人或朋友家里，并在一个小饭馆里结过帐。一九二八年，他在友人帮助下东渡扶桑，顶替一个同乡的名额在日本明治大学专攻政治经济学。不久因经济窘困，又返回上海。

这时，国民党政府正与帝国主义搞所谓修约活动，实质上是承认那种换汤不换药的不平等条约。吕振羽对此不满。为了帮助民众认识当时局势并规劝国民党，他开始著述生涯，写成《中国外交问题》一书。在书中，他提出要“组织世界弱小民族国际”，“与西方无产阶级联盟”，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在国内，“完成政治民主”，建设“乡村自治”，“改良教育制度”，“发扬民族文化”等等。

一九二八年秋，吕振羽离沪抵达北平，参与编辑《村治月刊》。在北平，他认识了中共地下党员郑侃等人，并开始阅读进步书刊。一年后，他辞掉《村治月刊》的差事，受聘于民国大学和朝阳大学，教经济学和社会学。一九三○年一月，吕振羽和郑侃、杨缤(后名杨刚) 、刘穆 (即刘思慕) 等几个志趣相投的青年学者，创办起《新东方》月刊，十月成立东方问题研究会，以探索解放东方弱小民族，谋求独立自主为己任。他在《新东方》发表长文《障碍问题》，是他追求第三条道路的剖白。此后，他还发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东方民族与东方革命》等文章。在当时的条件下，《新东方》的进步倾向是明显的，它与东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进步刊物时有交换，影响不断扩大。一九三一年春，国民党中央训练部部长方觉慧由南京到北平，企图控制和利用《新东方》，胁迫研究会南迁。东方问题研究会理事郑侃、宋斐如、谭丕谟、邓梅羹等人，反对国民党的控制和利用，坚持解散学会，停止出版刊物，并发表由吕振羽起草的抗议《宣言》。严酷的现实使吕振羽认识到，所谓“独立”的学术救国是行不通的。于是，他把注意力转向学习马克思主义。从此，他昼夜不分，认真地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卢森堡的《新经济学》、河上肇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等书，以及其它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读物; 还和郑侃、杨刚、谭丕谟、宋斐如、穆雨君、邓梅羹 (翦伯赞后来也加入) 等创办了一个青年出版社，计划每年译著十部马克思主义书籍。吕振羽努力用新的世界观从事著述，于一九三二年的二月和五月，先后发表了《中日问题批判》和《最近世界之资本主义经济》，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开始成为他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一九三二年秋天，李达从上海转移到北平。吕振羽和自己尊敬的老师久别重逢，感情更为深挚，论学议政，过从甚密。吕振羽至少每周要去看望李达一次，李达也常到吕振羽处回访。这时，李达同时担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朝阳大学和中国大学的教授，并兼中国大学经济系主任。在李达的推荐下，吕振羽到中国大学任教，应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吴承仕的聘请，在该系开社会科学概论课，这实际是一门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课。吕振羽利用这个讲坛，向学生灌输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据当年中国大学学生史立德、荣孟源等回忆，吕振羽不仅在课堂上回答学生所提出的问题，极为认真详细，而且上一堂课所回答的问题，下一堂课还来补充、订正，或指出某一问题应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某一经典著作。学生有时提些比较复杂的问题，他在简单回答之后，总是说： “你有空到我家中去仔细谈。”学生到他家中求教，他总是热情接待，直到把问题说清楚为止。有时一说就是一两个钟头，说得兴奋了就站起来，结合中国现实，宣传马克思主义。不少青年在他的指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有的后来成了知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一九三二年，吕振羽在组织上跟北京的中共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担任中共领导下的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参与筹组热河抗日义勇军。他经常为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而奔波; 有的人受到特务的追捕，请求他帮助避难，他立即设法帮助，并介绍朋友来掩护。

(二)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主义的妥协退让政策，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为了从本质上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必然性及其危险性，吕振羽利用教学之余，奋笔疾书，于一九三二年二月，写成《中日问题批判》一书。书中指出： “此次中日问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中国各阶级各政党的议论家，却很少肯从历史和经济的观点去解释。”他认为“市场的再分割，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继续不断的事实。中日问题因之在市场再分割的形势之下而开展出来。同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本质地对立的、互相排斥的。……满洲又是资本主义视为反俄的东方防御线。因此，中日问题的意义，又含了一个反俄的重要内容”。

针对蒋介石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投降政策，吕振羽作了痛快淋漓的解剖和批判。他在《中日问题批判》一书中指出： “中国的政权，乃是由帝国主义通过封建军阀买办资产阶级的一种双重式的政权。封建军阀买办阶级自始只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而不是和帝国主义对立的。他们并没有反帝国主义的可能，这完全是半殖民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特性。他们不断去向国联申诉，其意义并不是在对日本的反攻，而是极其无耻可怜地是在一个主人跟前受了委屈，转去向多个主人鸣冤。”导群书店在出版这本书时向读者介绍说，本书是“站在唯物的观点，用辩证法”去分析把握中国问题，“不但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发展与其侵略中国的动因作一精确的观察，就是对于中国现在一般的意见，也加以严厉的批判。”正因为如此，一九三三年二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将该书列入“共产党书刊”，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命令全国查禁。

一九三三年五月，吕振羽又写成《最近世界之资本主义经济》 (上) 一书。他通过大量的材料，对当时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作了深入的分析，告诉人们，正是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造成帝国主义又变本加厉的对外侵略，世界面临第二次大战的危险; 帝国主义的内在矛盾必然导致它自身的灭亡。该书出版后不久，亦以其革命的内容而遭查禁。但真理的声音毕竟是封闭不住的。这本书不少报刊和出版部门私自翻印，读者竞相传阅，深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称许。一九六二年，经济学家吴大琨在一封信中指出，吕振羽是搞世界经济的前辈，“振羽同志在三十年前研究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时，就不但从生产、贸易、金融、劳动失业等方面出发观察世界经济恐慌，而且从美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以及印度、加拿大等国的具体经济情况出发观察世界经济恐慌，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启发”。

吕振羽的研究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揭露敌人，教育人民。这方面的成效是十分显著的。但对于吕振羽本人来说，却还有另一方面的收获，就是这种研究使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得更深刻，掌握得更熟练，为他尔后正确阐明历史现象，深刻揭示历史规律，“复现”历史本来面目，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十年代初期，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爆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问题的大论战。他们或认为当时的中国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社会，妄图从根本上取消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武装斗争; 或者诡辩说中国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封建社会”，妄图排斥“民族解放运动中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地位和力量。”为了歪曲中国的现实，他们又歪曲中国的历史，否认中国历史上的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阶段，并任意曲解中国的封建社会。因此，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是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坚持贯彻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主张的大事，是“关系根本问题的问题”。于是，吕振羽奋起参战。一九三二年，他在北方《丰台旬刊》等刊物上发表的《中国革命问题研究》一文，是他在这场论战中的代表性著作。他在该文中以大量材料，正确地分析了中国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及买办资本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情况，指出“中国民族资本不能不为宗主国的附庸而受其支配”，“中国资本主义前途无望”; 封建经济在整个中国经济中占着优势地位，但它又是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这样就阐明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经济特点。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使得一些革命的史学家深刻认识到要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去研究和清理中国古代史。首先从事这一工作的，是当时避居日本的郭沫若。他于一九三○年在国内出版发行的历史论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阐述了殷周以来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第一次作出中国经历了原始社会制、奴隶制、封建制等阶段的论断，说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论述完全适用于中国。这部著作的问世，“确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开了一个新纪元。”①但它也遭到传统势力的群起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御用学者和托派如陶希圣、胡秋原、李季、严灵峰、王宜昌、叶青者流，攻击得更加起劲。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五年，他们以《读书杂志》为阵地，发起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

论战时所提出的主要问题，一是“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 一是奴隶制是否为人类社会一般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的问题; 一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问题，亦即现阶段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

论战的高潮时期，吕振羽正从事经济学的著述和教学。然而，“论战”中提出的问题的尖锐性和现实感，迫使他投入这场斗争。这方面，他得到了李达的鼓励和指导。李达恳切地对他说： “你搞历史很好，历史很重要。”李达还说： “研究中国历史要注意两个问题： 一是方法论，要生动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切不可误入实用主义或机械论的歧途; 二是史料，要尽可能充分搜集史料，鉴别真伪，切不可歪曲历史真相。”他还着重指出： “你要看看现在史学论坛上有些什么流派，每个流派有些什么基本论点，论纲如何，要搞清楚，从马克思主义出发，看哪个流派哪些人是最凶恶的敌人，你就对准目标斗争，以保卫马克思主义、保卫革命。”②这些宝贵意见深刻地启示了吕振羽。他当时说过： “我之来参加中国社会史研究和争论的动机，完全由于感觉到这一问题很重要，已迫切地需要解决。其次，深深地感觉一般中国史研究者——尤其是那些冒充辩证法论的历史家——大多不是如实地在履行着实验主义的方法论，便又陷入了机械论的歧途，结果虽然给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但不曾给我们解决了问题，对历史事实的混淆颠倒，徒然又替中国史蒙上了一面新面具，因此我不能冒险来尝试。”①于是，他认真地钻研马克思主义著作，广泛地搜集资料，包括历史文献、出土文物和神话传说; 对各家各派的观点，客观地进行分析和对比。经过一段时期的独立研究和探索，终于形成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系统见解。他计划撰写一部《中国社会史纲》，按社会发展阶段分四册。一九三六年六月，他的论述殷周以前中国远古社会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经李达推荐，由北平人文书店出版。

《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对于论战中的主要问题都有所涉及。他批判从苏联学者波格达诺夫那里抄来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论”和马扎亚尔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指出他们不仅“在理论范畴里”是错误的，而且“在政治上包含着一种极大的危险性”，即取消了正在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反封建任务。他批判了那种认为中国不曾经过奴隶制的所谓特殊论，指出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世界其它部分比较，自始就没有什么本质的特殊，而且有完全同一的过程，它经历了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和现行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四个阶段。

但是，该书的主要成就在于对殷周以前的远古社会的研究。在吕振羽以前，学术界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大都只从殷代开始。托派和一些买办文人宣称中国封建社会早在秦汉以前就崩溃了，完全否定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也有人认为“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澄清这些迷雾是很艰难的。吕振羽以探险家的姿态，迈入了这块“荒莽的天地”。他研究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深刻了解史前人类社会的一般特征。在此基础上，依据仰韶各期的出土文物以及其他古籍、神话传说、民间习俗学等方面的材料，探求出中国史前社会的一般特征，确定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为“母系氏族社会”，传说中的夏代是“父系本位的氏族社会”，并对各个时代的物质生活、婚姻关系和社会制度，以及两个时代之间转化，都作了具体考察，“整理出一个整然的系统。”①从而“把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突破了阶级社会的界限，从殷代再提到先阶级的原始时代，因而把历史怀疑主义者在中国历史上所设定的封锁线，也彻底毁灭了”。“对于先阶级社会史的研究上，是尽了一个开辟的任务。”②吕振羽用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来研究中国原始社会的历史，这在中国历史科学中是第一次，也是他在历史科学工作中造诣最高的成绩之一。这本书一出版，即为国内学术界所注意，为许多人所称赞，当年九月就再版发行。当然也有人批评这部书“对古籍真伪不分”。关于这一点，吕振羽认为： “伪史中有真的成分”。他说： “关于中国史前史的研究，从后代文学上取材，无论出自真书或伪书，都只有神话传说的价值; 既一律当作神话传说看，当然就没有真伪之别了”。他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分别“真史中的伪的成分”，“伪史中真的成分”，给后学留下了榜样。

随后吕振羽又着手研究殷周社会，先后发表了《殷代奴隶制度研究》、《关于殷代史料问题》、《西周时代的中国社会》、《殷代经济前论》和《周人国家创造的过程》等文章。一九三四年底，他的《中国社会史纲》第二册，即《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完稿，因出版上辗转周折，至一九三六年，才由南京文化印刷社和上海不二书店分别印行。

关于殷代的社会性质，当时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李季认为殷商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时代; 叶青说“在周以前的商朝还是氏族公社社会”时代; 陶希圣任意穿凿武断，时而说“炎黄时代成立了初期封建国家”，时而说： “商以前是民族及原始封建时代”; 陈伯达也说是“原始封建社会”。吕振羽认为，象陶希圣、叶青、李季这些乔装的“历史家”之所以得出错误的结论，是因为他们运用的武器为实验主义和机械论，他们“把各种现象从其当时社会存在的一般的现象和特征中孤立起来去考察，甚而把各种运动的变化的因素均一一作为静止的僵化的东西在排列，或者故意把某一方面特别加以夸张”①。他们根本不可能有一个严肃的态度，因为“他们不是在对科学对群众负任何责任，而只需要对主子负担反对科学欺骗群众的责任。所以他们便只须在御制的结论下面，用一些零星的、断章取义的材料去粉糊，便算完成了任务。”②他认为要正确认识一个时代的社会本质，去阐明其发展规律，“必须从其运动的发展变化的全过程，各种现象的相互联系，适应和制约的总和等方面，作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考察。易而言之，只有从现象的全体的内在联系上，从其发展变化的运动的根基等方面，去阐明其独特的形态和规律。”①吕振羽正是遵循这个宗旨去进行研究的。

吕振羽根据考古学界对殷墟出土器物和遗迹的考察，从当时冶炼技术和冶炼场遗址的普遍存在、出土物数量的比例、手工业的水平、以及铜器的生产量等方面，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分析研究，指出： “即或那些堆积在窖穴中的石器不是已被废弃的东西，也不可能是主要的劳动工具; 在殷代占支配地位的，是人们所拥有的青铜器; ”②并明确提出殷代是“青铜器时代”。这个结论发展了郭沫若关于殷商“金石并用”的提法，后来逐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普遍接受。

但是，以青铜器为标志的生产力，是否促成生产关系、乃至整个社会的变更呢?中国社会是不是一定要到“铁器时代”才能由原始公社制进入奴隶制呢? 吕振羽认为： “用铁最早的巴比伦的嘉陀人是处在那样容易获得铁矿的有利的地理条件下，所以他们从金石器的使用便一直转入使用铁器的时代。这构成它的一个特点，但不能说那是古代国家和氏族所共存的特点。”③恩格斯曾指出，最初的铁还不及铜的硬度高。从这里，他领悟到： 青铜器的普遍使用，可能创造出相当高的生产力。殷代大批存在的“僧侣贵族”、“世俗贵族”、以及脱离生产劳动的公职人员——“诸臣百工” ，还有出土文物显示的殷代各种文化成果，说明那个时代劳动生产率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 直接生产者已经能够向社会提供愈益增多的剩余劳动，使生产资料的私有剥削的出现成为可能。所以，他的结论是：“殷代的青铜器所代表的生产力，曾创造出存在于社会内部不劳而食的阶级，易而言之，它曾完成了社会内部的阶级的最初的大分裂的任务，而充任了国家出现的主要因素，把中国社会推进到文明的时代。”①

吕振羽的这一研究成果，在当时的中国历史学界是首创性的。尽管它引起了不少人的反对，也没有得到“自己的朋友”的赞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殷代是奴隶社会的观点，已为越来越多的学者们所公认。

吕振羽还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为指导，对西周社会的发生、发展和灭亡作了全面研究，特别对于西周封建制的确立、发展和演变，作了较全面系统的阐述。对西周封建制的确立，他既看到周人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所发生的渐进演化; 同时，又特别注意阶级斗争以致于革命战争引起社会冲突过程中的杠杆作用。周人就是通过一系列战争，特别是公元前一一二二年的“武王革命” ，推翻了殷代奴隶主国家，在其废墟上开始创建封建主义的国家。因此，吕振羽指出： “武王革命”乃是“封建制的历史行程的发韧”。他是首创“西周封建说”的一位有代表性的学者。

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延伸和发展，涉及到思想史的领域。中国思想史领域，是长期为唯心史观所盘踞的一块阵地，直至二十年代末，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思想史进行研究仍处于劣势。胡适的半部《中国哲学史大纲》 ，梁启超的 《先秦政治思想史》，《清代学术概论》等思想史专著，仍然有着权威的影响。陶希圣三大册《政治思想史》 ，以所谓“神权时代”、“王权时代”、“民权时代”作论纲，来掩盖历史上各派思想的阶级性，混淆唯物论和唯心论的阵营，好象在中国思想史上没有关于世界观问题的论战。这是对历史的歪曲。吕振羽认为，无情地揭穿各反动流派的反动性和欺骗性，特别是“打击其时在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群众中有些影响的陶希圣派”，在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的前提下，给中国社会思想的发展以初步估计，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种不可逃避的义务”。于是，他在《中国史纲》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又鼓起勇气，从事哲学思想史的探索。在这一斗争中，他又一次得到他的老师李达的指导和支持。

有一次，李达和吕振羽谈起哲学界的情况，李达说： “现在各派别的人都在反对马克思主义，你看哪些人是最凶恶的?”吕振羽说： “我想抓住陶希圣。”李达说： “对，陶希圣是国民党的御用文人，以他为首的新生命派是国民党的御用学派。陶希圣是危险人物，我们要与他斗争。老弟，你有条件。不过，你对他一面在理论上、原则上进行斗争，不能让步; 一面又不要侮辱他的人格、作人身攻击。”在李达的鼓励下，为了与陶希圣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吕振羽把在中国大学讲授的中国哲学史，取名为“中国政治思想史” ，果然引起强烈的反响。北大、清华等校的不少学生都前来听课、买他的讲义。陶希圣慌了手脚，又是请客，又是托人，要求吕振羽把中国大学的政治思想史让他上，理由是清华、北大、师大等校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都是他教的，好统一起来。李达知道后很生气。他对吕振羽说： “你要黄松龄去答复陶希圣： 如果他要你把中国大学的政治思想史让给他教，那就要他把北大、清华等校的中国社会史这门课让给你教，叫你统一起来，问他同意不同意?”吕振羽照李达的意见做了，使陶希圣碰了一鼻子灰。一九三三年三月，吕振羽在南京参加谈判。他抽空把中国大学的讲稿加以整理，仍用 《政治思想史》这一书名，交黎明书局印行。在该书的初版序中，吕振羽说： “我企图对这长期中社会思想的流派，从其形成、发展、死亡的过程中以及其相互对立斗争——作为各个阶级的本质的对立和同一阶级内部各阶层的统一对立——关系上，作系统的探究。”这个目标无疑是达到了。当时上海的不二书店在介绍该书时写道： “此方面的书籍固已极少，而以正确物观方法所写成书者，更为绝无仅有。……本书四十余万言，尤为著者精心杰构，乃中国政治思想史方面划时代之著作。”这个评价是公允的。吕振羽后来到延安，毛泽东还特别向他问起这部书的写作过程。一九四三年延安解放社重版了这部著作。

《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力量在于它对客观事物的本质的揭示，在于它的科学性。该书出版时吕振羽本人写了一些诗篇，记录他当时的心情，其中一首是： “破除道统批妖言，思想史程心物分。析论阶级穷根本，锋向托陶战斗文”。

(三)

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继九一八以后，加紧推行吞并中国的步骤。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政治情况和阶级关系的改变，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同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影响了以宋子文为代表的中国买办资产阶级中的英美派。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及其小朝廷的统治，也不得不要求抗战。这些英美派心里很清楚： 要抗战就必须联共。

一九三五年冬，吕振羽收到一封南京来信，写信人是国民党铁道部劳工科长谌小岑。他曾在主办《丰台旬刊》时经翦伯赞介绍与吕振羽相识。这次来信的大意是： 东邻侵凌，龚姜两府应联姻御侮。兄如愿作伐，请即命驾南来，云云。吕振羽即将信件交给中共北平市委派来经常与他联系的周小舟，请示如何处置。几天以后，周小舟通知他，市委决定他辞去教职，立即去南京。吕振羽“艰危未计”，于这年的十一月底“潜踪南渡”。一九三六年一月，周小舟也到了南京，两人一起担当与国民党代表曾养甫、谌小岑进行合作抗日谈判的艰巨任务。在六七月以前，周小舟没有正式出面，他往返于南京与北平之间。吕振羽则以红色教授的身份，以铁道部专员的名义常驻南京，实际上代表中共进行谈判。他坚持原则，同时又讲究斗争艺术，忠实地贯彻执行中共的方针。谈判中曾养甫骄横跋扈，多方刁难，无理拒绝中共的六项正当原则①。吕振羽则以他渊博的知识和坚定的立场，给以严厉的批判。有一次，曾养甫怒气冲冲地说： “共产党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不过四万条破枪! 一面和我们谈判，一面骂我们的委员长是卖国贼头子。历史上实力就是力量。说我卖国，我就卖国; 我有力量，共产党其奈我何?! ”吕振羽立即反驳说： “贵党和京沪一带报纸不是天天在骂 ‘朱毛匪’ 吗?至于曾先生所说，历史上也确有人那样说过，而且那样作过，但历史都给他们一一作了公正的结论，这是可为殷鉴的。不过我相信国民党有些先生是赞成抗战的。”

对于吕振羽的这段斗争，周小舟高度赞许，认为他“谈得很好”，“完全同意”。一九三六年的六七月以后，由周小舟直接出面谈判，吕振羽继续留在南京，协助工作。

南京谈判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开始，到一九三六年八月中断，历时九个月。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为抗日救亡而同国民党进行的第一场谈判。这场谈判对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方针的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了积极的贡献。吕振羽在这场斗争中经受严峻的考验，坚持和捍卫了党的利益。

一九三六年一月，即周小舟第一次由北平来南京时，吕振羽正式申请入党。这年三月，经周小舟介绍，吕振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南京谈判中断后，吕振羽又回到北平。芦沟桥事变后，他化装成包头面粉公司经理的听差离开北平，经天津乘船前往烟台。在船上，他与邓颖超、陈酉生 (王世英)等几位同志邂逅相遇。抵达烟台时，一些警察在码头上对旅客进行检查。邓颖超见吕振羽两手空空，不象旅客的样子，恐引起敌人怀疑，便将一个箱子递给他。嗣后，邓颖超等去西安，吕振羽辗转到南京。根据陈酉生的吩咐，他几次去找叶剑英，均未遇到。于是，他给那时在毛泽东身边作秘书的周小舟写了一封信。不久，他收到周小舟的回信，信中说： “家父嘱，盼兄速回乡开荒。”传达党让吕振羽回湖南开辟工作的指示。

一九三七年九月，吕振羽回到长沙。同年十月，中共驻湘代表徐特立也来到长沙。吕振羽在徐特立的领导下，经常参加中苏文化协会长沙分会和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简称文抗会)组织的各项活动。他担任文抗会理事兼研究部部长。这个组织对于湖南抗战的动员和组织，乃至党的组织的恢复，都作了不少的工作。在长沙，吕振羽还经常给青年学生作报告，分析国内外形势，宣传党在抗战时期的方针路线，受到热烈欢迎。这个时期，他暂时搁下对历史科学的研究和著述，在《中苏半月刊》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大量动员民众抗战的政论文章，如《抗战的前途》、《动员工作在农村》 、《发扬五四精神》、《中苏关系的过去和未来》 、《欧局的变化与中国的抗战》、《坚决“否认伪组织”和“厉行肃清汉奸”》、《保卫武汉与巩固湖南》 、《敌国内阁的改组和今后战局的估量》等。

一九三八年夏，中共湖南省委根据当时武汉可能失守、敌军必然进攻湖南的形势，确定在吕振羽的家乡武冈塘田寺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培养区乡级地方工作干部与游击战争所需要的连排级军事干部，以动员和组织民众坚持抗战。是年六月，省委派吕振羽负责筹办此事。吕等利用当时湖南国民党CC派、复兴派、何健派之间的矛盾，开展广泛的统战工作，争取国民党中央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湖南参议会议长赵恒惕、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及其他一些地方上层人物的暂时的谅解、同情或支持，终于冲破了教育厅长、CC派分子朱经农的阻挠和刁难，完成了筹备事宜。学院邀请覃振任院长，赵恒惕任董事长，并邀集当地各界名流担任理事，吕振羽担任副院长兼党代表，实际负责全院院务; 张天翼担任教务主任，其它主要教职员有雷一宇、李仲融、林居先、陈润泉、王西彦、王时真等。他们或者是中共党员，或者为进步民主人士。

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五日，塘田战时讲学院正式开学。学生根据文化程度分为研究班和预备班两级。研究班攻读文学、哲学、政治经济学、文学创作等专修课; 预备班攻读国文、数学、自然等三门课程。两级学生均以“中国革命运动史”、“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讲座”、“战时防护常识”和“体操”为共修课。吕振羽亲自讲授中国社会发展史，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育。

塘田讲学院收费远低于国民党办的一般中学。学生除自带伙食外，每学期交学费四元。教职工和行政干部除与学生吃相同的伙食外，最初都不拿一文钱。后来由于各人自带的钱用完，才每月津贴一点零用。吕振羽两袖清风，始终与全体师生同甘共苦，赢得了大家的尊敬和爱戴。由于吕振羽和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仅七个多月，学院共招收学生三百余人 (陆续派往各地开展救亡工作的除外) ，发展党员五十余人，民先队员一百八十余人。这些学生大多数接受了一定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抗日救亡教育，他们或走上抗战的最前线，或奔向延安，或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工作，其中相当多的人后来成为革命的骨干力量，有的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塘田战时讲学院的革命影响越来越大，国民党反动派视之为眼中钉。他们一面指令特务学生进行捣乱破坏，一面在院内外散布流言蜚语，并利用长沙的小报对吕振羽进行诽谤： “教授吕某于北平危岌时，贪生怕死，逃回湖南，纠集同类，以文化抗敌为名，进行阴谋活动。武汉危岌，战火将烧及湖南时，又铩羽走武冈，假党国元老(指覃、赵) 之名，开办塘田学院，愚弄青年，欺骗群众，肆行敲榨、剥削，昔日之穷教授，今则麦克麦克矣 (意思是说他发了横财) ……”①恫吓、诽谤都没有使吕振羽屈服，国民党反动派便采用武力压迫。一九三八年长沙大火后，陈立夫致电湖南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薛岳：“据报湖南搪田战时讲学院，实即奸党之西南抗大，宣传错综复杂之思想，愚弄青年，欺骗群众，希图捣乱社会秩序，危害三民主义，应请严加查办，制乱未萌。”薛岳当即训令“专派要员查明具复”。一九三九年三月下旬，国民党反动派派遣军队三路包围塘田战时讲学院。吕振羽领导全院人员进行反包围斗争和有计划的撤退。敌人无理要求他缴出全院人员名册，他愤怒驳斥： “你们要报功，拿我的脑袋去! 这些青年热爱祖国，这个学校是进行抗战教育的，你们封闭了学校，难道还想按名册去陷害他们?”为了革命利益，他对教职员、学生、中共党员和民先队员，都作了妥善的安排。对校产也妥加处理，余款数千元及一部分剩余伙食费则转为组织石火出版社的基金。一九三九年五月，学校被“勒令解散”。吕振羽与部分同志撤至塘田附近的油塘。遵照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在这里举办为期十天的建党训练班，随即建立新宁、洞口、绥宁、城步等县及金称市直属支部，壮大了党的组织。

(四)

一九三九年秋，周恩来致电中共湖南省委转吕振羽，要他速经桂林到重庆。吕振羽接到通知，即同夫人江明一道离开武冈，先往桂林找到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李克农。翌日，李克农让他们换上军装，和李锐、石西民等一起，乘坐宋庆龄从国外募捐来的医用手术车，从桂林出发。他们越过国民党军队控制的重重关卡，抵达重庆。

吕振羽到重庆后，周恩来对他说：“你来得正好，现在重庆的理论战线战斗很紧张，调你来重庆就是参加战斗。”周恩来要求他利用自己在学术界的影响，一面搞统战，一面写文章。这时，日本垄断资产阶级御用文人秋泽修二，连续抛出《东洋哲学史》和《中国社会结构》二书，捏造中国“社会在结构上是停滞的”; 胡说： “中国社会的停滞性是社会矛盾的循环，社会过程 (社会运动) 之反复的形式”，“中国经济的近代化的过程的转机”，主要是鸦片战争。从而引申出中国社会非以外力推动不能前进，这次侵略中国的“日本皇军的武力”，正是推动中国社会前进，打破“中国社会的 ‘亚细亚’的停滞性”的主要动力。秋泽的谬论实质上是为日本侵略中国大造舆论，为国民党顽固派卖国投降张目。这两本书传入中国后，一批汉奸和托派文人便随声附和。一些不明真相的研究者也误认为“新颖”而常加援引。因此，沉寂过一段的社会史问题的“论战” ，到三十年代末又活跃起来，并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诸如，中国社会史诸阶段的划分，奴隶社会存在的时间和具体特点，“亚细亚生产方式” 与所谓中国社会停滞性，以及关于创造民族新文化与“中国化”、“现实化”等问题。因此，批判秋泽的史论，就成了无产阶级史学工作者的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吕振羽连续写出《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中国社会上的奴隶制度问题》 、《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民族遗产的继承问题》、《本国史研究提纲》等文章(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入《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一书，一九四二年由上海耕耘出版社刊行)，对秋泽的谬论进行系统的批判。

吕振羽在文章中揭露秋泽的所谓“停滞性”是建立在一个虚构的基础上： 首先，他认为中国“农村共同体的存续、残存”，是第一个具有决定作用的东西。它规定着“父家长制的专制主义”，是中国的“中央集权制”的“基础”。而这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复转而支配着“农业及土地所有”，“手工业、手工业工场”，“基夫特及基尔特”，“商业及商业资本”以及文化，即国家把它们直接掌握在自己手中而限制其发展。吕振羽逐一分析秋泽借以说明这一论点的“材料”的片面性和虚伪性后，指出： “从文献去考察，无论在同姓或异姓的村落中，本质却都是豪绅地主与农民的阶级关系的构成，而不是什么 ‘共产体’ 的关系。正如伟大导师列宁所说的： ‘纯粹是地域性的联合’ ，和 ‘村社’ 是实质相同的东西。” “但我们不是说，在中国社会没有形成农村公社的残余形迹，不过这种残余的东西，对社会发展形势并不能生出何种巨大影响，更不是起决定作用的东西，从而所谓 ‘父家长制的专制主义的支配’等论点，不过是建筑在秋泽修二的预定观念上的空中楼阁”①。

秋泽认为第二个重要的东西是所谓“人工灌溉”及与此相适应的大规模的水利事业由国家担任，这是中国农业的 “集约性的” “小农经营”的物质基础。这“集约性的小农业”，又是“中国农业社会发展的桎梏”; 它又是“中国集权的专制支配的基础”，即其“第二个根本原因”。吕振羽指出： 水利事业由国家担任，在殷代确有其较大意义; 在其后，历史上有名的郑国渠、广通渠、永济渠等所灌溉的耕地均不过数万顷，占全国耕地面积的比例是极其微小的; 自 “古代”到“中世”，中国的广大耕地，主要都是人民自己利用泉、井、堰、坝、蓄水池塘、小溪流、河川及天然雨量等灌溉的。中国的黄河、长江、珠江等大河流，与其说同于尼罗河那种情形(尼罗河也只能给予埃及社会的发展以较大影响，也不是决定性的影响) ，毋宁说和泰晤士河、莱茵河、多瑙河、密士西比河等的原来情形相似。在中国全部封建史上，都是大土地所有占支配地位，并反映为大地主阶层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就这样，秋泽的“中国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这个“物质基础”，便从根本上被推翻了。

在揭露批判秋泽的反动史论的同时，吕振羽反复阐明，是生产方式规定中国社会的“形势”，中国社会发展的 “基本动力”，“是基于生产力的发展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的内在矛盾”; 而担当完成社会“形势” 转变的，只能是被压迫阶级参加的“社会革命”。他认为“成汤革命”是实现中国社会由原始公社制到奴隶制过渡的革命，“武王革命”则是实现奴隶制到封建制的革命。吕振羽指出，“把中国社会形式的发展作一个总的过程来考察，生产力、生产……以致意识形态，都是螺旋地向前发展的，并没有什么 ‘停滞性’ 和‘复归’ 或 ‘循环’ 的性格。”①古代中国创造了当时人类历史上最为先进的经济和文化。“只有在某种外界的特殊矛盾关系的影响下，在阶级斗争或阶级压迫、剥削政策特别残酷的影响下，才可能促成或阻滞社会的前进发展速度以致引起暂时的倒退。”②到了近代，“中国社会则由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严重地阻滞社会的前进发展速度以致引起暂时的倒退。”③“中国社会则由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严重地阻滞和歪曲了发展的进程。”④因此，民族民主革命就成为近代中国之必要和必然。这一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担负革命任务的，是 ‘共同奋斗’ 的全民族各革命阶层。并只能以最先进的工人阶级为领导。”⑤

《中国社会史诸问题》还研究了中国社会史上奴隶制时期的若干问题，民族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吸收世界文化进步成果问题。这部著作，是中国革命进入全面抗战的新时期，作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事文化斗争的成果的汇集，属于“为 ‘抗战建国’ 的神圣事业服务的新史学”⑥的一部分。它的发表，受到周思来、董必武的称赞和鼓励。在吕振羽的带动下，当时重庆的其他一些史学工作者也投入了对秋泽史论的批判。

在著述《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的同时，吕振羽和江明开始了另一项更加艰巨的工程—— 《简明中国通史》的编著。这一任务也是党组织交给他的。有一次，周恩来对吕振羽说： “现在蒋介石搞尊孔读经，毒害青年，你可以写一本中国历史，从正面教育青年，和蒋介石作斗争。” 吕振羽立即接受了这一任务。他在复旦大学任教之余，在江明的协助下，于一九四一年二月，写出供大学一、二年级学生和一般读者阅读的《简明中国通史》前八章，作为第一分册交生活书店于是年五月在香港出版。这是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最早的一部中国通史。

吕振羽的上述学术著述，是在极其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下进行的。那时他在复旦大学教课，按钟点给报酬，收入相当菲薄，有时连起码的生活都很难维持。他们经常吃红薯，为了减轻全家的生活困难，江明经常在晚上到隔壁的一家工厂去拾煤渣。吕振羽有抽烟的习惯，因买不起烟卷，经常含着个烟斗。有一次写作非常疲倦，烟叶抽光了，他就用商量的口吻问江明： “怎么样?买包烟抽抽吧! ”江明毫不犹豫把家里仅有准备买柴火的三毛钱给他买了一包“老刀”牌烟。冬天，他们的衣服和被子非常单薄，一次被董必武的一个亲戚发现了，反映给董老，董老“批评”了吕振羽。但是他一如既往，有困难自己熬着，仍然不向组织伸手。

“皖南事变”发生后，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决定让吕振羽和江明转移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去。一九四一年三月中旬的一天夜里，吕振羽到曾家岩五十号辞别周恩来。周恩来巳对吕振羽此行沿途的安全问题作了周密的安排和指示。时已深夜，他留吕振羽过夜，催其睡下，自己才离开。不一会，周恩来想起还有事要叮嘱，又回到吕振羽的住处，吕要起床，他将吕按下，自己站在床前和吕谈话。吕振羽思潮翻滚，感慨万千，后来写了一首诗，记录这次难忘的告别：

真美人间马列心，

周祥恳切意高深。

床前形象窗前月，

寸草涓埃报好音!

(五)

一九四一年四月，吕振羽和江明自重庆经桂林、香港辗转到了盐城新四军军部。他们本来打算去延安，刘少奇和陈毅认为去延安的路上十分危险，便留吕振羽在刘少奇兼任校长的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任教。此后，吕振羽化名吕刚，在华中局党校主讲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哲学史等课程。在教授过程中，他编写了《中国革命史讲授提纲》、《中国社会史问题十讲》、《中国哲学史问题十讲》。

吕振羽对马克思主义有精湛的研究，学识渊博，并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讲课能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在备课时，他还经常和党校的有关同志，如彭康、冯定、陈一诚、宋亮 (即孙冶方) 等商讨。有时遇到较大的疑难问题，还到华中局请教刘少奇、陈毅，并经常深入学员当中去进行集体的和个别的辅导。他多次接受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的邀请，到第三师师部向该师和盐阜地区党政军干部作学术报告，讲授《中国历史》、《中国哲学史》。党校的许多学员不仅在上课时专心致志地听讲，还乐于向吕振羽请教实际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例如，第一期学员，新四军第七师师长傅秋涛在毕业时，曾专门向吕振羽请教回到第七师活动的 “含和地区”应如何开展工作。吕振羽便将第七师活动地区的历史、地理、群众等条件，将当时的敌、顽、我三方斗争的特点以及开展工作应注意的事项，写成谈话要点，先送刘少奇审阅，刘少奇阅后批示说： “很好”。傅秋涛听了他的谈话后很满意，认为对他以后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和指导作用。

一九四二年三月，吕振羽担任刘少奇的政治秘书，跟随刘少奇赴延安。这是一次极其艰险的万里夜行军。他们一共穿越日伪和国民党顽固军的一百零三道严密险恶的封锁线，跋涉万水千山。在炎热的暑天，爬过高入云霄的太行山; 在酷寒的隆冬，走过晋西北的冰山雪地。一路之上，多次遇到日伪军的“扫荡”和顽固军的伏击。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仍然没有放松学习，把每一点能够利用的时间都利用起来。晚上如果不行军，就借助微弱的豆油灯光读书、写笔记，并对沿途的政治、经济、风俗民情、文化传统进行调查研究。行至中共山东分局驻地停留时，他在刘少奇的指导下，和其他同志通过山东分局，弄来大量的党政军民的材料及一份完整的山东分局的机关刊物《斗争》，从山东党的历史着手，对全部材料进行系统的研究。在山西的一户农家，他发现一件农具形制和甲骨文中的某个字酷似，从而得到启示，加深了对这个古老文字的理解。

一九四二年底，他们胜利地到达延安。在延安整风前，吕振羽继续任刘少奇的政治秘书，延安整风后，改为学习秘书。在延安的几年，他曾在《解放日报》上连续发表《中国历史常识讲话》多篇。在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中，他愤然写了《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驳蒋著(中国之命运)》一文，全面系统地清算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历史，深刻地揭露它的地主买办阶级的实质。文章指出： 中国共产党“从它成立的那天起，就肩负起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历史任务”，它“总是和人民在一起，总是领导人民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作坚决的斗争，不论在任何时候，都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中流砥柱’ ”。“中国之命运的光明面，是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的，凡是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人，就与它共同负起了争取中国光明前途的任务; 而在一切反共分子身上，如果也寄托什么 ‘中国命运’的话，就只寄托了黑暗腐败的灭亡的命运。”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 以后，我大军进入东北。吕振羽自延安到达冀热辽，参加冀热辽救济分会领导小组。一九四六年，中共冀热辽分局派吕振羽去北平，协助军调处三人小组的“救总” (解放区救济总会) 代表伍云甫与“联总” (联合国救济总署) 、“行总” (国民政府行政院救济总署) 进行谈判。一九四七年，党派吕振羽去湖南，因交通梗阻，加之有病，遂和江明不得不在东北停留。他们就利用这个机会了却了多年的一桩心愿。原来在他们离开重庆时，由于著述《简明中国通史》的工作中辍，他感到非常内疚，当时有一首诗反映这种心情：

稿才半卷离渝城，

未完党命心难平。

我负国区菁菁子，

投笔善事戎马行。

在大连滞留养病期间，吕振羽和江明协力编著，至一九四八年二月，完成《简明中国通史》后半部的初稿，由大连光华书店出版。第二年，该书分两册，由三联书店出版。

《简明中国通史》著于戎马倥偬的年代，断而复续，时历八载，条件是相当困难的。“连二十五史及年表之类的书也找不到手，仅能凭日文材料和极少数的中文书籍作参考。”初稿写成后，尚来不及复写和修改，又奉调他处工作。因此，他自己曾谦虚地说“粗枝大叶，以至错误，在所难免。”然而，作为中国第一部完整的马克思主义通史，这部著作不论是理论观点，还是编纂体例、方法，都是一个新的标志。吕振羽在初版序中说： “我的写法与从来的通史著作颇多不同，最重要的：第一，我是把中国史作为一个发展过程在把握;第二，我注重历史的具体性，力避原理原则式的叙述和抽象的论断;第三，我尽可能照顾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和其相互作用，极力避免大民族中心主义的观点渗入，不论我是否达到了这个愿望，但我认为应该以此作为写通史的基本观点。”一九四八年，吕振羽在稿序文中又说： “我的基本精神，在把人民历史的面貌复现出来。”全书出版不久，柴德赓教授曾就该书在年代、地理、人名、事实等方面的具体错误提出了中肯的批评与纠正。同时，柴也正确指出： “用新的观点方法写一部中国通史，是目前一件极迫切需要的工作，当然也是很困难的工作，直到今天，象这样的通史，还只有本书和范著的《中国通史简编》，这两部书在现阶段确实给治史者以新的启示，指示了新史学的方向，是很有助于历史教学的。”①

与著述《简明中国通史》的同时，吕振羽还撰写了一部《中国民族简史》。一九四七年二月，在哈尔滨完稿。第二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一九五一年增订再版。

吕振羽认为，中国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都是各族人民共同参加的，中国古老的文明是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在整个学术生涯中，他用很大精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的主张，既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

原来，吕振羽的祖母是一个瑶族妇女。吕振羽小的时候，还常被人骂作“苗子” (当地苗瑶不分) 。因此，他从小就对民族歧视很反感。通过对历史的学习和研究，他逐渐懂得，现实生活中的民族歧视和不平等，自古有之，源远流长。参加革命以后，他更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革命，实际上是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土地问题，一个是民族问题。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应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重新研究我国各民族的历史，批判封建主义正统观和大民族主义，恢复各民族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是一种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到延安以后，他便留心在工作中作实地调查，采访来自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同志，特别是一九四六年在冀热辽负责救济分会和在中共冀热辽分局巡视团的工作期间，他直接接触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从经济、政治、民俗、语言、生活和历史传统等方面，了解了不少情况，积累了不少材料。在这样的基础上，当他从哈尔滨去大连，途经朝鲜新义州时，便坐在“榻榻米”上开始撰写《中国民族简史》，在不长的时间内，终于完成了这部著作。吕振羽在初版序中说，中国国内民族问题，客观上已经迫切需要解决，但人们对各少数民族历史和现状的了解还相当隔膜。“外国资产阶级学者对中国各民族的研究，大都从侵略主义的观点出发，国内资产阶级学者的研究，大都从大民族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御用著作，尤其是 ‘陶希圣校对’的《中国之命运》，便不过是封建买办法西斯大民族主义的撒谎宣传，是其对中国各民族和人民的挑战。……因此，我写这本小册子——《中国民族简史》稿，由于主观和客观的条件限制，虽有不少缺点; 但把它印出来，提供给工作者和研究者作参考，我以为不是全无意义的。”这本简史对于汉、满、蒙、回、藏、维等族的历史和现状作了铺叙，突出了各族人民的斗争传统。现在看来，由于史料不足，尽管内容有些片面，存有错误，但它的战斗风格和现实意义仍是很明显的，较好地起到了宣传民族史的知识作用。在当时，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民族史作研究，吕振羽确实作了一次开创性的尝试。

(六)

一九四八年以后，吕振羽先后在中共辽东省委、东北人民政府、大连大学、东北人民大学、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任职，同时还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学部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大连大学是一九四八年九月开始筹备，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月正式成立的。第一任兼职校长是李一氓，不久吕振羽被任为该校专职校长、党委书记。他到任后，立即在全校大会上作了关于大学办学方针的报告，并动手撰写了文章，详细阐明大连大学既要继承发扬解放区多年的办学经验和方法，但也要继续提高和正规化。对于旧中国大学的办学方法，他主张要加以扬弃。对于苏联办大学的经验，他赞成学习，但不赞成抄袭和生搬硬套。他还为大连大学起草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使各项工作有章可循。他深感建设一支强大的教师队伍对于办好一所大学的重要性。在请示中共中央宣传部以后，即派遣专人到上海、香港等地聘请几十位专家学者到大连大学任教，陆续应聘来校的有王大珩、张大煜、毕德显、魏曦、张毅、孙云铸、钱今希、胡国栋、杨济时、李壕、吴汝康夫妇等。吕振羽对他们的工作、思想和生活十分关心，经常登门拜访。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实际困难。有一位无线电微波专家，曾在美国留学八年，回国后在国民党某部工作过一段时间。他应聘到大连后，立即主动向学校负责同志讲清了这段历史。吕振羽当即诚恳相待，向他详细说明中国共产党对待知识分子的一贯政策，勉励他把自己的全部学识才智贡献给新中国和人民，使这位教授深受教育和感动。他在工作中埋头苦干，十分努力，作出了显著成绩。国际学术界素负盛名的细菌学专家魏曦，医学专家张毅和物理学专家王大珩等来到大连大学后，在以吕振羽为首的校党委关怀和帮助下，工作都十分出色，作出很大成绩。由于吕振羽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使大连大学在一个不长的时间内即建设起一支拥有教授、讲师等二百七十余人的教师队伍。

一九五一年的秋季，吕振羽奉调到东北人民大学 (今吉林大学) 担任校长。在这里，他再次表现出无产阶级的创业精神和革命的胆识。由于这时东北人大还处于草创阶段，数、理、化三个系是从别校接收而来，文科只有经济、法律两系，中文、历史是新增设的，基础都很差。尤其是历史系，原先只有一个教研室，中国史只两名副教授、一名讲师，世界史仅两名讲师，其余都是一九五一年后毕业的研究生，总共十四个人。因此当报纸上公布东北人大办历史系的消息时，有的人还不敢相信。但吕振羽大胆使用这些年轻人。根据各人的具体情况，“压上”一定的教学任务，让他们在实践中提高; 同时采用多种方式培养他们。他自己则经常和青年教师讨论学术问题，还把自己的研究题目交给年轻人。提供许多资料给他们看。在吕振羽的关怀培育下，东北人大历史系的教师队伍迅速成长壮大。如今的吉林大学历史系，已拥有教授、副教授二十余名，有的已成为国内的知名学者。这些人的成长与吕振羽的辛勤工作和培育是分不开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吕振羽身染痼疾，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还进行许多学术活动。一九五五年，他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东德莱比锡举行的东亚学会议，并在开幕式上致词。就在这次会上，有的外国学者问他：“象你这样的历史学家中国是几个?”他回答得很干脆： “没有一万也有一千吧! ”一九五七年，他出席在青岛召开的民族工作会议。会上，周恩来说：“今天有吕振羽同志在场，他知道的比我清楚。我很希望我们的历史学家讲一讲中国民族的发展史，可以证明我们民族的交叉时代很多。”又说：“象吕振羽同志这样的作家。我倒希望他能多写一点。”从此以后，他更加注意民族史的研究，先后撰写了《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特点》、《关于历史上民族融合问题》、《从远古的文化遗存看我国各民族的历史关系》、《我国若于少数民族原始公社制或其残余》、《新疆和祖国的历史关系》、《论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再论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等一批论文，其中有的文章为有关国家的政治和学术界重视，曾加以转载。此外，他还发表了一些有关论史学方面的文章，如《孔子学术讨论中的几个问题》、《在纪念王船山逝世三百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怎样学习历史》、《关于论史方法方面的零片意见》等。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吕振羽兼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历史教授和历史教研室顾问，指导历史教研室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一九六二年冬，吕振羽回到湖南长沙，参加纪念王船山逝世三百七十周年学术讨论，并在闭幕式上讲了话。接着回到家乡邵阳，搜集革命斗争史料。他先后在武冈县、邵阳县、邵阳地委直属机关干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历史特点和革命传统的报告，访问烈士的家属，参观工厂和农村，广泛地搜集和整理历史和革命斗争史资料。他不止一次地向地县有关负责同志建议，要抓紧时机搜集、整理历史和革命斗争史资料。他提出要整理二邓文集(二邓即邓弥之、邓保之，是清末的经学大师)，并在武冈专门召开有关的座谈会。

一九六三年元旦过后，吕振羽满怀豪情，驱车北返，准备进一步为发展我国史学作出新贡献，不料横祸飞来，蒙受不白之冤。因他在国民党地区工作多年，遭疑而被错捕。在被幽禁的日子里，他仍不肯放下那支战斗的笔，几年之间凭借着仅能看到的一二份报纸，写出了几十万字的史学评论文章和三千多首论史和抒怀的诗词。这些诗文，大多写在报纸的空白处。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他在《甲辰元旦试笔》一诗中写道：

脑力衰颓羡岁华，

倔强犹欲看锥花。

近今史实须雕读，

往旧吟哦待选拔。

民族余篇心有数，

哲人补述尚多家。

卅年假我殷勤学，

夫妇同窗愿不赊。

如矢驹光痛逝逝，

川流不再奈谁何!

五洲革局途还远，

万类究穷体更多;

人事斑斑相永续，

文明段段会长河。

高于共产如何似?

完美更超共产歌。

一九六七年一月，林彪、江青、康生一伙为构陷刘少奇，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吕振羽作为“重犯

相关参考

吕振羽

　　吕振羽（汉语拼音：lǚzhènyǔ），（1900～1980），中国历史学家。1900年1月30日生于湖南武冈，1980年7月17日卒于北京。早年入湖南大学，攻电机工程。1926年夏毕业。第一次国共

第一节 康熙仁政，清官遍地

　　清朝是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统一的全国，但是治理天下需要的是知识分子，为了维护国运的长久，清朝政府大量起用各族人才，不仅巩固了清朝的统治，并且把它推向了繁荣的盛世阶段。>>　　康熙的仁政，措施之一是惩

太康之治 第一节 布局

本作品是对史图馆专栏的投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作品并非严谨的历史学术研究，仅供参考；未经授权，禁止二传，违者必究。本文作者：锦帆游侠第二章序言：咸熙二年，公元265年，晋王司马昭的世子司马炎从曹奂

第一节 乾隆登基，宽严相济

　　乾隆五十七年（1792），乾隆82岁，廓尔喀国王拉特纳巴都尔请求停战，愿向清朝臣服。这年，十月初三日，他亲撰《御制十全记》，用满、汉、蒙、藏四种民族文字书写，刻碑建亭，用以宣扬他的武功成就，以垂久

第一节 四臣辅政，计除鳌拜

　　自古以来的专制制度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当君权高度集中，统治集团内部协调一致的时候，国家就会稳定，经济就会发展。反之，君权旁落，内部党同伐异，政治就会黑暗，社会就会混乱。>>　　顺治十八年（1661年

第一节 收回权利，设军机处

　　雍正十年（1732年），军机房被改为军机处，取代了清朝初年的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成为清廷最高决策机构，皇权统治进一步加强。>>　　清朝初年设置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地位在内阁之上，是中央的最高决

第一节 西学东渐，天文地理

　　清代的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一到辉煌，它以超越前代的光芒照亮了18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遍地开花，经济繁荣发展。>>　　我国古代的历朝历代的政府都非常重视历法的修订和颁行，在天文历法方面也曾

第一节 逐廓尔喀，订立章程

　　在古代众多的帝王中，在其生前传位的皇帝为数甚少。其中除极个别的是有意模仿古人、沽名钓誉之外，绝大多数是被迫的。乾隆皇帝是一个特例，他统治清朝60年，使社会达到极盛；85岁高龄之时，又主动举行了传位

第一节 雍正即位，承前启后

　　不论从康乾盛世的历史进程，还是从有清一代全史的角度来考察，雍正朝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世宗没有其父长寿，更没有像其父享国如此之久，他在位只有13年。尽管时间短促，却不容忽视。实际上，我们所说的康

第一节 身自下士――尉缭初绘统一天下宏伟蓝图

　　与秦王政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吕不韦终于死了！>>　　随着吕不韦的死，压在秦王政心口上的那块政治巨石也终于被搬掉了，亲秉朝纲的秦王政如雄踞高山之巅的乳虎，仰天长啸，引起阵阵山呼谷应，一瞬间，各国有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