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武公三伐――杀三父行人殉首立郡县开新制

Posted 2023-01-04 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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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武公三伐――杀三父行人殉首立郡县开新制

　　秦武公是秦宪公的大儿子，秦穆公的伯父，公元前697年至公元前678年在位。相比较而言，秦武公是秦国历史上战功卓著、政绩斐然的一位国君。 > 　　秦武公继位后，继续执行他的父亲宪公制定的建国战略，挥兵东向，伐戎扩土，拓展疆域。秦武公在继位的当年（前697），就发动了对彭衙（今陕西省白水县）境内一支戎人（彭戎氏）的战争。彭戎是盘踞在关中地区的最后一支戎人势力，经过迂回作战，奋勇追击，秦武公终于把彭戎氏消灭在华山脚下。至此，秦人完成了在关中驱逐戎人的历史使命，使关中地区的军事格局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变。 > > 　　公元前688年，秦武公不满足于已经全部占领关中平原的战绩，经过短暂的休整，又回师西进，征服了盘踞在西方的（uī）戎（今天甘肃省水市南）和冀（jì）戎（今甘肃省武谷县南），在凯旋的路上，又一举摧毁了位于平阳城以北的小虢势力。从此，秦武公在平阳完成了立国大业，在秦国统治范围内，割据势力基本上被消灭净了。自秦襄公以来，历经四代四公的艰苦创业和军事斗争，使以雍地为中心的秦国的势力范围东至关中东部的华县附近，西达甘肃天水地区，给秦国争得了立国之地，拓展了秦国的发展空间。 > > 　　此外，秦武公在平阳还成功地平息了一场由三父等人导演的宫廷政变。前面讲过，代表守旧势力的三父等人在宪公逝后任意废立国君，先是废了武公拥出子继位，后来他们又阴谋杀了出子再拥武公继位。这是秦人立国后第一次严重的宫室争夺权力的斗争，三父等人不除，很可能断送先公开创的基业。于是武公在荡平了东西部的戎族之后，就作出了整肃秦国宗室纲纪的决定，他不但毅然决然地处决了三父等人，而且灭了他们的三族，为巩固政权，维护秦国的根本利益作出了重大贡献。 > > 　　如果从秦国的政权建设角度来看，秦武公的历史贡献不仅仅是开疆拓土，而是随着国家政权的巩固，疆域的扩大，在占领区不实行分封，而直接实行县制。《史记·秦本纪》载：（武公）“十年，伐、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即在（今甘肃省天水）、冀（今甘肃省天水西，一说是今甘谷冀县）、杜（西安市雁塔区杜城）、虢和郑（陕西省华县）地设立了县。“初县之”，意思就是最初开始实行县制。“县”即“悬”，《说文》曰“系也”。实际上，它还有 “边”、“远”之义。《淮南子·泰族训》“县烽未转”这句话的后面，就注有“县烽，边侯”四字，其中的县，就有边远的意思。《主术训》“其于御兵刃县矣”，注云“远也”，也是用作“边、远”之意。由此可以看出，“县”在最初是指直接隶属于中央政府的边远城邑，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直辖市，由中央政府直接领导。除这个特点而外，“县”在最初还大多指的是新开拓的领土。春秋之时，一些诸侯国每每在新占有的领土上设县，其目的就是为了有效地实施统治和保证领土安全。所以，秦国县的设置，实际上是为适应征战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军政合一、军事性质极为突出的政权区划单位。 > > 　　秦武公实行县制的意义是在于，这是一项力度至强、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政治体制改革举措，它一举改变了秦国以往以“裂土”而封的形式解决宗亲勋贵内部争斗的方式。在秦德公以后，虽然也有秦国贵族的内部争斗，但是都不以重新“裂土”为结果。个中原因，就是因为有了来自武公时代的县制，即政权形式中有了常设的中央与地方官员，征战得来的新国土，不再是宗亲或功臣们的采邑领地；由秦国国君派出的官吏只是管理者，不是所有者，只有管理权，而没有所有权，权力集中到了中央政府，即国君一人手中。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秦国的国家机器在秦武公时代已经基本建立起来，而设县制，可以看做这个过程完结的标志。秦武公的县制，开创了郡县制的先河，不仅对秦国的国家管理产生了积极作用，而且对秦王朝的政治制度建设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 > 　　与实行县制同样在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兴起于秦武公之时的“人殉”制度。秦武公卒于公元前678年，葬于平阳，从死殉葬者66人。人殉制度这时在东方各国早已成为历史，但此时才在秦国实行，说明秦国的奴隶制实行得比较晚，社会进步的脚步要比东方各国慢得多；其次，秦武公实行人殉，还说明了秦人主动向中原文化学习，吸纳其社会礼仪制度文化，标志着秦人已经在文化上走出了游牧文化圈，迈进了农业文化的门槛。

汉朝历史第七节废除苛刻的刑法

　　西汉文、景两帝，全面推行与民休息的让步政策，致力于经济发展，注重人的道德思想教育。在轻徭薄赋的同时，又实行轻刑薄罚，废除苛法，使人知耻自重，自觉遵纪守法。在宽松刑法下，百姓既在精神上获得一定解放，又在肉体上免遭摧残和羞辱，使人的才智尽可能地得到充分发挥，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国家也从而得到安定。> > 　　自战国以来，随着地主阶级级的兴起，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思想独领风骚，受到普遍重视，各国纷纷任用法家，变法图强，推动中国封建社会的进程，终于使秦国并吞六国，海内为一。但是，以秦始皇为首的统治核心，把法家思想极端化，使国家走进了死胡同，“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法家政治主张与社会实践，皆达到历史的高峰，随之而来的便是从高峰上跌落下来，走向自己的反面，“天下愁怨，溃而叛之”，遂陷于绝境。> > 　　秦末大起义，既是广大民众反抗秦朝暴政的斗争，也是对法家思想的大扫荡，任何刻峭寡恩、专制独裁，在愤怒的民众面前都变得苍白无力，令后继的西汉政权时刻引以为戒，改弦更张，对人民让步。> > 　　先是刘邦入关后，首先宣布废除秦朝苛法，约法三章，以顺应民心，聚集反秦力量，壮大了队伍。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简单的几条法规，可能包治一切， “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网漏吞舟之鱼”，使坏人逍遥法外。于是，“相匡萧何擦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部分地恢复了秦法，甚至秦法中最残酷的“夷三族”之令，继续付诸实施，使“彭越、韩信之属皆受此诛”，同样是黥、劓、刖、宫、大辟五刑俱全，其严酷栏爱并不逊于秦时。《晋书·刑法志》称：“萧何定律，除三夷连坐之罪。”但是，条令中没有的，并不等于客观上不存在，皇帝旨意就是法令，不受法律条文限锎。考于史实，吕后称制元年，为笼络人心，缓和矛盾，曾宣布废除三族罪及妖言令，证明在吕后称制之前的两代，尚有夷三族之罪。妖言令即诽谤罪，凡不利于统治者的言论，都有被定为诽谤罪之危险，轻者景官囚禁，重则杀头丧命，是一项阴毒莫测的法令。秦始皇曾以妖言诽谤的罪名，一次坑杀儒生460余人。西汉统治者虽多次宣布废除此令，仅是一时一事的权宜之计，不可能彻底废除，直到汉哀帝即位后，还鲺布废除“诽谤诋欺法”。因此，法律的宽松或严厉，是受社会矛盾的缓和或尖锐所制约，苛法的实行或废除，取决于社会矛盾，是统治者维护自身利益、表达意志的具体手段。> > 　　汉文帝即位时，西汉经：过二十多年休养生息，出现“民务稼穑，衣食滋烦”的发展趋势，社会矛盾相对缓和，是以“刑罚罕用”。其一，在统治阶级内部，危害国家安定的诸吕势力被彻底铲除，皇权复归刘姓，政权得到巩固。其二，各同姓诸侯王虽拥兵自重，独霸一方，但因各自忙于封国内部事务，积极储存力量，既不能直独与朝廷为敌，又形成不了联合对抗朝廷的力量，同中央的矛盾处于潜伏时期。其三，朝中将相皆为旧时功臣，个人利益阜已得到满足，同朝廷已结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休戚与共的利害关系，忠贞不贰地维护刘姓天下。统治集团内都相安无事，天下自然和乐太平，成为汉文帝废除苛法、几致刑措的先决条件。特别是朝中握有实权的几位大臣，斗争经验丰富，遇事沉着果断，尤其是对刘邦开创的西汉政权忠心耿耿，功劳显赫，在广大民众中很有威望和号召力，诸如厚重少文的右丞相周勃，善为奇谋的左丞相陈平，能征惯战的老将灌婴，擅长律历计算的御史大夫张苍等人，皆经过秦末战争考验，遇事能以大局为重，不计个人得失，不尚空论，讲求实效。其“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不唯独善其身，而且兼济天下，对巧舌如簧的辩士摒弃不用，故而其“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汉文帝置身这些三公九卿之中，不扶自正，欲走歧路而不能。良好的用人环境，极有助于主观愿望的实施，使其能够做到政尚简易、躬修玄默、轻刑薄罚、务劝农桑。在上者能顺民心，居下者愿为效力，其政令举措无往而不胜。故 “吏安其官，民乐其业，蓄积岁增，户口寝息。风流笃厚，禁网疏阔”，“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措之风”，呈现出一度安乐祥和的历史瞬间。> > 　　先是文帝前元元年（前179），有感于法令严苛暴民，失于过当，召集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讨论废除收律、相坐法。文帝指出：“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卫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论，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收，朕甚不取。”但是，周勃、陈平却认为“父母妻子同产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收之之道，所由来久矣。臣之愚计，以为如其故便”，明确表示不同意废除收律和相坐法。接着文帝又对他们说：“朕闻之，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导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于民，为暴者也。朕未见其便，宜熟计之。”不仅坚持要改，并把法令不当的责任推到“吏”的身上。于是，周勃、陈平不敢再坚持己见，一面表示同意废除，一面称颂文帝盛德：陛下幸加大惠于天下，使有罪不收，无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谨奉召，尽除收律、相坐法。此为文帝有轻刑之名的一项重要标志，然而很难废除，相坐法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只要封建社会存在，此法就不能废除。> > 　　汉文帝前元三年（前177），中郎将张释之以贤能见用，迁升廷尉，掌管刑罚大权，处理诉讼。由于张释之持法严正，秉公无私，就连文帝不合法规的干涉也敢驳回，凡无真凭实据的疑案，一律从轻了断，故而使文帝外有轻刑之名。张释之出任廷尉不久，发生一起惊驾案，由其处理。案情经过：“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之，属廷尉。”张释之接过此案后，亲自审理传问，行人回答：“县人来，闻跸，匿桥下。久，以为行过，既出，见车骑，即走耳。” 听完行人诉说，张释之认为此人先听到避惊传呼，躲于桥下，而后触犯惊跸法令，按津当罚金四两，于是回奏文帝：“此人犯跸，当罚金。”文帝听后，很不满意，要求严惩，怒冲冲对张释之说：“此人亲惊吾马，马赖和柔，令它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甚不以为然，完全是打算重刑厚罚的面孔。张释之据理相争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张释之极力维护法律尊严，使之取信于民。文帝被张释之说得无言以对，很久才说出一句：“廷尉当是也。”法律是统治者制定的，统治者首先应遵法醇谨，执法公正。世风良莠，治安好坏，直接与统治者的执法有关，即使有好的法令，而不依法办事，也等于没有。

第七节 武公三伐――杀三父行人殉首立郡县开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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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历史 第七节 废除苛刻的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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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历史第七节废除苛刻的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