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秦亭之谜――甘肃之“秦”与山东之“秦”

Posted 2023-01-04 部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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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秦亭之谜――甘肃之“秦”与山东之“秦”

　　上文说到，周孝王因为非子给周王室养马，“马大蕃息”，所以就封非子为附庸国国主，让他“邑之秦，使其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秦人之所以被称为 “秦”，以后用“秦”作为族名和国名，以“秦”为朝代名者，都是因为这个缘故；并且，秦人历史的所谓实证阶段，也都缘之于此。 > 　　那么，周天子为什么要用“秦”作为赏赐之名，这个“秦”字里面又有着什么样的人文内涵呢？ > > 　　坦率的说，这是一个似解未解，长期困扰秦史研究工作者的问题。 > > 　　关于这个问题，秦史界有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极力认定嬴姓秦人用“秦”这个名称自称其部族，“秦”是山东地望之名的一派认为，在商代的甲骨卜辞中已经多次出现过“秦”的记录，《春秋》里面所记的鲁地中也早就有了“秦亭”之名，所以卫聚贤等人认为鲁地的“秦亭”，实际上就是嬴秦最早的发祥地。而认为非子 “邑之秦”的“秦”地望为今甘肃省天水市辖的张川县城南三公里处的瓦泉村一带的学者们则认为，“邑之秦”者，不是因为有了非子才有“秦”，而是非子得到了 “秦”地才号之为秦。他们的立论依据以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关于“秦”字的解释为基准，辅之以地理实证考查。《秦早期文化的新认识》一文作者徐日辉先生援引《说文》“秦”条称： > > 　　“秦，伯益之后所封国。地宜禾，从禾，舂（chōn）省。一曰秦，禾名。”《说文》的解释是对的，所谓秦为禾名者，指的是在“秦”地盛产的“禾”，也就是黍，即今天西北地区所称的糜（mí）子。从释义可以看出由黍到“秦”有一个历史过程，体现了从生长、成熟到收割加工的过程，正因为加工是最后一道工序，所以“秦”又被称作“禾名”。它表明：非子封邑的“秦”是在非子以前就存在的产黍（shǔ）区。而这个产黍区即1978年发现的甘肃天水秦安大地湾遗址。在大地湾一期距今7800年前的遗址中，发现黍和油菜籽的残留以及大量的农业工具。这些田野考察表明，大地湾是中国旱作农业黍稷的起源地。由此可以认定“秦”源于黍（糜子），史书记载的“邑之秦”及“秦亭”、“秦谷”的具体内涵是非子“邑之秦”之“秦亭”，在今甘肃省天水市辖的张川县城南三公里处的瓦泉村一带。 > > 　　此二说均言之有据，但均有所偏执。我认为，非子为周附庸时的“邑之秦”的地望“秦亭”，与鲁地的嬴秦的地望古“秦亭”都是嬴姓秦人的发祥之地，所不同的是，甘肃的“秦亭”，实际上是山东古“秦亭”的侨邑。我这样讲的理由有三个： > > 　　其一，“秦”之称号远出于非子之前是不争的史实，《春秋》中所载鲁地“秦亭”两字为地名无疑，商代甲骨文卜辞中的“秦”字，更远早于周孝王赐封非子“邑之秦”之前，所以，山东鲁地古秦亭不会因有非子之封才铭之于史，也不会因非子之秦族而得以附名，因此，山东鲁地古“秦亭”应是嬴姓秦人得姓得族名之地望。 > > 　　其二，秦字的甲骨文字形为从双手、从午，象两手持杵舂禾之形，本义是舂谷。《说文》中解释“秦”字为：“秦，伯益之后所封国。地宜禾，从禾，舂省。一曰秦，禾名。”段玉裁注：“按此字不以舂禾会意为本义，以地名为本义者，通人所传如是也。”从甲骨文的字形而断，可释地名为假借义。此注解中有两点要注意，一是许慎明确指出，最早的“秦”是伯益的封国的国号，而不是非子之所封国。伯益得国“秦”（氏国）远在非子得国“秦”（附庸国）之先。此外，许慎只释秦为禾名，并未确定其为何种植物，即便强解其为“糜子”，也只能说明殷商之际，东方一带开始种植糜子一类的谷物，嬴姓部族在东方时已经掌握或者擅长种植此种谷物，用以养马。所以，单从大地湾是中国旱作农业黍稷的起源地，而有“秦亭”、“秦谷”地望之名，似乎不能令人信服。 > > 　　其三，非子之先祖由东方迁徙而来。从伯益与夏启争帝失败，其“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的记载来看，远在夏初，嬴姓秦人部族就迁徙到夷狄所居的西部地区，其后商周两代，都有嬴姓秦人部族“在西戎，保西垂”。那么，嬴姓秦人部族到来之前，甘肃天水、礼县一带叫什么呢？史书无记，只有“西垂”二字。依前所解，“西垂”有两义，一为“西犬丘”，二为西部边地。那么，这三批嬴姓秦人部族到来之后，他们很可能用部族在东方的氏国之名，来命名他们新的生息之地。因而，非子“邑之秦”的 “秦亭”，很可能就是山东鲁地之“秦亭”的侨迁。 > > 　　我这样推测是有历史依据的。在我国行政区域变革史上，侨县、侨乡之例甚多，如汉代即有侨邑之举，汉高祖刘邦为了满足其父与乡邻聚乐之欲，就把沛县丰邑迁于长安近郊，其城郭形制，包括刘家左邻右舍的房屋，鸡笼猪舍的大小方位等都与沛县故乡丰邑的毫无二致，以致其邻居迁来的小鸡小猪到了新丰地以后，都会准确无误地各归其所。西晋、东晋时侨县、侨郡之风更盛，比如关中地区渭河北岸的陕西省富平县，原为秦频阳县、汉怀德县治地，真正的富平县在彭原界内（即今甘肃省庆阳地区西南），于西晋时徙县名于怀德县境，更怀德县为富平县。又如清同治年间进入哈萨斯坦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境内的陕西渭南一带的回族，即“东干人”，为了纪念故乡，他们把在异域新建的村庄仍按原来的渭南县的村庄命名，而且村落方位都与渭南的村庄方位一致。所以，被迁徙至西垂之地的秦人，很有可能将故乡之“秦亭”带入新迁之地，用以标记族源之所在。 > > 　　当然，秦部族人以“秦亭”命名商周西部边境的地名，应当远远早于非子之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周孝王对非子之族“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的奖赏，只不过是对既成事实的正式认可，只具有政治意义而已。

第二节孝公图强――轻儒崇法商君入秦

　　秦献公在位之时所实行的改革，虽然使秦国走上了富强之路，但他还没有完全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公元前361年，年仅21岁的公子渠梁继承君位，是为秦孝公。 > 　　秦孝公即位之时，虽然秦在与魏的争战中有所斩获，但魏强秦弱的态势并未完全改变，魏国仍然占据着关中东部及北部一带，楚国占据着关中南部的汉水一带，秦人偏居关中西部，地少人稀，生产落后，文明程度较低，所以很为当时关东六国所轻视。年轻气盛的秦孝公深以“诸侯卑秦”为耻，认为“丑莫大焉”，决心继承先父遗志，“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同时，他从父亲的改革实践中深深地体会到，改革是通往富强的唯一选择，而要进行改革，取得成功，就必须要有杰出的人才。于是，他在登上君位之后，就发出一系列惠民的政令，同时赈济贫穷困顿的穷人，招募愿意从军的壮士，赏罚分明，激励士气。为了招徕各国有为之士，他发出这样一道招贤令。其令曰： > > 　　“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史记·秦本纪》） > > 　　这道招贤令，虽然文字简约，但意思却很明白，内涵极为丰富。在这道召贤令中，秦孝公追述了近百年中秦国的兴衰历史，表达了继承先王未竟事业的决心，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奋斗目标是继续发愤图强，恢复秦国的霸业。最后，也毫不隐讳地表达了自己求贤若渴的心情，并且许下了可能当时所有国君都无法开出的优厚条件：与贤能之士裂土而王天下。 > > 　　这道招贤令一下，在整个中原大地上引起的反响之巨大，可想而知。其时，六国人才如过江之鲫，纷纷向西涌入秦国。当时，正在魏国追求功名的卫国人公孙鞅（yān）也带着李悝（kuī）写的《法经》，踌躇满志地来到了秦国的国都栎阳，也就是现在的西安市阎良区武屯乡。 > > 　　商鞅的本名叫公孙鞅，他原来是卫国的庶公子，祖先本为姬姓，名鞅，以公孙为氏，所以人们又叫他公孙鞅，由于他是卫国人，所以也叫卫鞅。公元前340年，因有功于秦，秦孝公封卫鞅于商（今陕西省商县东南），因此号为商君，故称商鞅。商鞅从小就喜欢刑名之学，深受李悝、吴起等法家学派学者的影响。特别是李悝的《法经》对他影响最大。 > > 　　商鞅志向高远，但屡遭不遇。在魏之时，李悝已经在魏变法取得成功，所以年轻的商鞅就很难引起魏王的注意和重用。商鞅无奈，只得屈就在魏惠王的相国公孙痤手下，做得一个叫做“中庶子”的小官。公孙痤身为相国，一生阅人无数，尽管商鞅其时默默无闻，但他却坚信商鞅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多次向魏惠王推荐，但一直得不到魏惠王的重用。公孙痤临死的时候对魏惠王说：如果不用卫鞅，就把他杀掉，决不能让他离开魏国。魏惠王把公孙痤的话当成耳边风，既不重用商鞅，也没有杀他。商鞅在魏国一直郁郁不得志，听说秦孝公下令招贤，就悄悄地逃出魏国来到秦国。 > > 　　商鞅来到秦国之后，由于聚集在栎阳的人才特别多，因此一时难以见到秦孝公。于是，商鞅就千方百计结识秦孝公的宠臣秦寺人景监，通过景监的引见，他终于见到了秦孝公，并与孝公面谈了三次。但是，前两次商鞅并没有把他的主张全盘托出，而是先讲道家的学说，再讲儒家的学说，大讲所谓的“帝道”和“王道”。秦孝公认为儒家和道家的这些学说对解决秦国的问题根本没有用，对商鞅的话题不感兴趣，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两次之后，秦孝公认为商鞅不堪重用，就责备景监荐人不当，生气地对景监说：“你的客人太迂腐了，我哪里能用他呢！” > > 　　难能可贵的是，景监始终认为商鞅是难得的人才，劝秦孝公再听听商鞅的见解。第三次，商鞅摸准了秦孝公心之所想，所以就大讲特讲自己最擅长的“霸道”——也就是法家学说中的富国强兵之术。秦孝公认为商鞅讲得好，很有用，所以就特别喜欢听，听着听着，不知不觉把席子向前移了好多。就这样，秦孝公一直听了好几天，觉得好像还没有听够。经过多次长谈，秦孝公认为商鞅所讲的，恰恰就是秦国最需要的，而且是切实可行的，于是就准备任用他变法图强。 > > 　　上面所讲的商鞅刚到秦国时游说秦孝公的经过，是《史记·商君传》里的说法，但这种说法也有与情理相悖之处。因为商鞅原来喜好的就是刑名之学，而且《魏书·刑法志》里也有“商君以李悝《法经》六篇入说于秦”的说法，所以说商鞅初次见秦孝公，用帝道、王道之说来游说他，似乎不大可能。此外，商鞅是看到了秦孝公的召贤令而下决心来到秦国的，他当然知道秦孝公想做的就是使秦国强大，以恢复秦穆公时的霸业，光大秦之声威，那么，他为什么又会不明事理，迂腐到用数十、百年之后才能使秦国强大的道理来说服秦孝公？还有，那就是商鞅明明知道“三代不同礼而王，便国不法古。汤武不循古而王，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的道理，为什么一开始见秦孝公，便谈五帝三王，如此自相矛盾？因此，关于商鞅刚入秦时，以帝道、王道游说秦孝公的记载，似乎不可能是事实。 > > 　　不过，《史记·商君传》、《商君书》等史籍上所记的商鞅和秦国贵族们关于变法的论战，倒是真实可信的。根据史籍记载，秦国的贵族大臣们听说秦孝公要任用商鞅变法，就忍不住跳出来反对，一个个说得蛮有道理，弄得秦孝公没了主意。不过，那时有一个“国际”惯例，就是当有君主不能决断的大事时，大家都可以在朝堂之上公开争论，以便于国君作出最后的选择，即便是讲错了，也不治罪。秦国人把这种方法叫做“廷议”。于是，秦孝公就在栎阳宫的大殿里召集众臣，让有意见的大臣们与商鞅进行面对面的讨论。 > >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在栎阳宫里召集群臣商讨变法大事。 > > 　　廷议刚开始，秦孝公就开门见山地告诉大家，他想要“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大家有什么意见和建议都可以提出来，让大家讨论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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