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周公孔子秦始皇是对中国史最重要的三个人”

Posted 2023-01-04 理性

篇首语：总有一些人路过你的人生，微不足道又无比重要。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李泽厚:“周公孔子秦始皇是对中国史最重要的三个人”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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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周公孔子秦始皇是对中国史最重要的三个人”

　　李泽厚似乎总能把握住思想文化的历史脉搏，引领学术界的目光投向一个又一个新领域。 >　　八十年代后的美学热、文化热，都与李泽厚有关。可以说，他在这十年间中国思想文化的进程中，留下了自己明显的烙印。 >　　据说有一年李泽厚南下，去某大学附近的书店做客。老板在门口贴了一张不起眼的告示，引得诸多学子停步注目。他们兴高采烈，奔走相告：李泽楷要来了! >　　一位学者在听到这个段子后感叹：“一瞬间，我感到了世事的苍凉。想当年，李泽厚是何等了得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研究生，有几个不知道李泽厚的?就连他那本其实没多少人读得懂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也是许多青年学子的架上之书，枕边之物。” >　　李泽厚曾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在新世纪已经九年的今天，大概是“学人淡出，商人凸显”了。将李泽厚错认做李嘉诚之子、小超人李泽楷，这是时代的悲哀还是进步呢? >　　想当年，李泽厚初出茅庐就一鸣惊人，在1956年的美学争论中，二十六岁的他发表《论美感、美和艺术》一文，提出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批评了当时鼎鼎大名的美学家朱光潜和蔡仪的观点。 >　　在此后的“反右”和“文革”中，政治的惊涛骇浪波及中国绝大部分思考者的头脑，而李泽厚却几乎没受影响。在太行山下放，在“五七”干校劳动，当有的同事忙着做家具的时候，李泽厚却用红宝书蒙着康德的著作，搞自己的哲学研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百废待兴，李泽厚的作品有如横空出世。从哲学、美学到思想史，他横跨多个领域。从思想到语言，都是一种崭新的面貌。 >　　《批判哲学的批判》这一纯哲学著作，当时初版竟然卖了三万册。而三部(古代、近代、现代)思想史论更是影响深远。他的思想洞见和文字魅力在《美的历程》一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该书1981年出版后，十年之内印了八次，成为最畅销的学术著作，甚至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被冯友兰先生高度评价，是对中国美学、中国文学，以至于中国哲学最精练浓缩的概括。这本1979年的作品，丝毫没有革命八股的文风，即便今日看来，文字依然珠圆玉润。光是标题，便气度不凡：龙飞凤舞、青铜饕餮、魏晋风度、盛唐之音…… >　　有人宣称，以七七、七八级本科生和七八、七九级研究生为代表的一拨人是“读朦胧诗和李泽厚长大的一代”。 >　　高尔基曾这样评价叶赛宁：“与其说是一个人，倒不如说是自然界特意为了诗歌，为了表达无尽的‘田野的悲哀’、对一切生物的爱和恻隐之心而创造出来的一个器官。”《原道》主编陈明套用这个说法，认为李泽厚“也是上帝赐给中国进行思想的器官，为了感受时代的气息、脉搏，把它彰显放大”。 >　　李泽厚似乎总是能把握住思想文化的历史脉搏，引领学术界的目光投向一个又一个新领域。八十年代后的美学热、文化热，都与李泽厚有关。可以说，他在这十年间中国思想文化的进程中留下了自己明显的烙印。 >　　李泽厚说，他的所有书都有盗版，即便如此，近年著作收入也超过一百万了。也许李的思想仍然有人质疑，但其在思想启蒙方面的覆盖力，恐怕不亚于正统的教科书。 >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李泽厚是时髦。但世移时易，有人认为李泽厚过时了：1989年写《华夏美学》的他已是“日薄西山”，而1998年的《世纪新梦》更是“老态毕现”。 >　　李泽厚的思想究竟会在历史上占据什么位置，恐怕今人无权置喙。口无遮拦的他对记者说：“有人说我已在美学上远超朱光潜，哲学上远超冯友兰。我心里倾向接受，口头却连说不敢，我还没想清楚这到底是我的谦虚还是虚伪。”“对我的评价，可能要在我死后三十年或五十年。” >　　李泽厚1992年1月去了美国。每年回国一次。在异国他乡教学八年。现已退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如众星捧月般的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给金发碧眼的年轻人讲授中国的孔子和康、梁，不知是怎样的一番滋味。 >　　当学问家取代思想家，当各种新思潮闹得不可开交之时，一个远离中国、远离学术圈的老人，偶尔也会超然世外地说些真话。 >　　一个深秋，李泽厚身着睡衣，在家里接受了采访。当他谈起世界和历史，一种孤高而强大的自信折射出背后庞大的思想支撑。当他用湘音聊起老长沙的旧时风貌，一种温暖的气氛烘托出这位老人的恬淡心境。 >　　李泽厚曾说“走自己的路”。在他看来，自己的人生际遇与“反右”、“文革”一样，都是社会大潮的起伏而已，而只有自己的思索一直闲庭信步，节奏未曾改变，正如记者几次要求，他依然穿着睡衣拍照。 >　　下面的对话，大部分都是常识。恐怕只有清醒而“不懂人情世故”的老人，才能说出这些明白而不拐弯的实话。 >　　我认为，破坏一个东西不大难，但建设一个东西却不那么容易，而人类社会是靠建设而不是靠破坏来维持其存在的。中国目前阶段，还是建设比批判更加重要。 >　　记者：现在一些人提倡理性、建设性，据说您很早就有类似的提法，能不能讲一讲? >　　李泽厚：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有过类似说法。对五四运动，我曾评价为：理性不足，激情有余。这八个字是我在当时纪念五四运动时写的。 >　　但现在有股潮流，有批人物，否定五四，觉得五四斩断了中国的文化传统。这个观点我是非常反对的。尽管我认为五四有很多缺点。 >　　学术界流行尼采和后现代。现在把尼采捧为学术偶像，我是不赞成的。我认为，破坏一个东西不大难，但建设一个东西却不那么容易，而人类社会是靠建设而不是靠破坏来维持其存在的。不破不立，主要是强调破的方面。实际上立比破要难得多，破了不见得立得起来。 >　　比如写学术文章，以前我说过，你指出哪个人的文章有一二三四五错误，那不太难，但你要想就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一点真正的建设性意见，就不容易。小到写文章，大到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成长，建设是重要的，所以我很赞成理性、建设性这个提法。 >　　一个很有名的知识分子跟我讲，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批判。似乎一考虑建设，就是想做帝王师。这个看法是不对的。这个立场在欧美可以，因为这些社会的资本主义已经很稳固了，你怎么批判也没什么关系。欧美一些知识分子做的事情就是批判，他们不管建设不建设。 >　　譬如福柯，就是反对理性，认为理性是囚笼、启蒙是错误。但是对中国，特别是目前的中国来说，更需要理性的、建设性的东西。 >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在一篇文章中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批判的哲学，也应该是建设的哲学。过去一讲到马克思主义，修饰语就是批判的、革命的。但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也是建设性的。怎么样建设一个好的社会，精神方面、物质方面都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研究。 >　　记者：记得您说过，在不同社会阶段，需要的思想是不一样的。欧美的社会制度发展已经比较成熟，所以需要福柯这类批判思想。但在中国现在这个阶段，后现代这些东西是不是远远超前于现实了? >　　李泽厚：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个思想的作用要放到具体的社会环境里去考察。 >　　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了几百年，理性的东西相当周密。美国的法律多如牛毛，法律就是理性的具体表现。而理性，特别是工具理性，在中国是太少了。而在西方，却是工具理性太多，把人都捆起来了。所以，他们需要破坏和解构。中国恰恰相反。学者们要模仿、要接轨，把后现代硬搬过来，在基本学理上是有问题的。当然，后现代作为一种现象，为什么和如何可能产生，这倒值得研究。我想可能有这个原因：主流学者不是讲“历史的终结”吗，历史终结，便不需要革命了，激情也没有了，过一种平平淡淡的生活。有些人感觉极不满意，有各种虚无和自我暴弃。 >　　但是，就中国社会而言，许多人仍然没有过上好的生活，大量农民工还在为生活拼搏。所以，这些思想就和时代脱节了。其实，就算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贫富悬殊问题。不然法国哪有那么大的骚乱，也是因为那些移民的第二代受到歧视吧。 >　　讲后现代的人，很大部分是学院里的教授。一些人大肆赞美非洲的原始部族。有学者说，那你干嘛不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非洲去?为什么自己不去那里生活? >　　后现代思潮实际上是在学院里，并不是发达社会的思想主流，社会的主流还是非常理性的。 >　　在西方学院最时髦的就是后现代，要赶时髦，才能接轨嘛。学术和科技不一样，科技当然最时髦的就是最好的。学术却不一定。现在的理论不一定比柏拉图好到哪里去。后现代的这些代表人物反对理性、反对启蒙，但他们其实并不比康德、氯洛克、休谟强到哪里去。福柯、德里达这些人，我觉得比马克思差远了。 >　　记者：您仔细看过福柯、德里达吗? >　　李泽厚：当然，只看过一些，但他们的基本思想我知道。比如福柯，我认为比较精彩的是，他说知识是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一种知识都是被权力支配着。这是有道理的，甚至某些自然科学，都是被某种权力支配的。没有什么真正超脱的知识，没有与政治无关的真理。但是，马克思的思想里早就包含着这一点。其实，福柯他们受马克思的影响很深，但他们不愿意讲。海德格尔也是这样。福柯的其他主张，比如理性是监狱等等，我以为，学术价值并不高。 >　　我是在中国传统的基础上融化康德和马克思，我也吸收了不少后现代的思想。中国人不信上帝，怎么还能维持那么久呢?原因之一，是因为中国有个“礼教”，儒家的教。 >　　记者：您的思想的两个基点，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和儒家经典? >　　李泽厚：一个是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另一个是中国传统。我是在中国传统的基础上融化康德和马克思。我也吸收了不少后现代的思想。例如，后现代思潮反对绝对的、先验的理性，反对像康德、黑格尔那样的理性。我提出的实用理性，恰恰也是反对绝对先验的理性。我认为理性是从经验中提升出来的。这些方面便和后现代有吻合之处，或者说吸纳了他们的一些东西。又如，我反对他们的相对主义和反二分法，却又强调“度”的灵活性和不确定性，等等。 >　　记者：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中国的物质生活是朝向欧美那个方向。在精神文化层面上，中国是不是缺乏什么，怎么解决?比如中国人是不是需要宗教? >　　李泽厚：这个问题太大了，不好谈。在美国上课时，有个学生问我，你们中国人不信上帝，怎么还能维持那么久呢?他很惊讶。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汉族发展到今天这么庞大的规模和人口，是一个奇迹。 >　　原因之一，我在最近的一个文章中讲，是因为中国有个“礼教”，儒家的教。他不信上帝，也不拜孔子。但是，他拜五个字：天地国亲师。我记得小时候，家里的堂屋供奉着祖宗牌位，后面的红纸上写了五个大字：天地国亲师。这就是中国的宗教，拜的就是这个东西。原来是“天地君亲师”，辛亥革命以后就改成“天地国亲师”了。国是国家，亲就是长辈和亲戚。中国的礼教，是一套行为规则，一种伦理规范，一种情感信仰。所以，我讲中国礼教的特点是宗教、伦理、政治三合一。三纲五伦，这就是中国的宗教，是和伦理、政治相结合的一个东西。但是，这个传统也丢掉了。 >　　过去的这个传统是有经济基础的，祠堂、宗祠有田，由族长来支配钱怎么用，或者办学，或者在饥荒时义赈，救济灾民。现在这些都没有了，在新的形势下，我们怎么来应对?假设我们从外面借一个宗教比如基督教或伊斯兰教过来，可能性不大吧!能否和怎样创造一种新的形式，回到中国人过去那种天地国亲师的信仰状态?这是中国文化要解决的大问题。 >　　到现在为止，中国还是人情味比较浓的一个社会。注重家庭生活，尊敬师长、长辈，注意各种亲属关系，和别的民族还是不同。比如打工妹赚了钱，还要寄回家，很顾家的。这在西方是不可能的。这说明什么?说明还是存在某种传统。不能说基础牢固，但场域尚在，还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怎么发展出信仰?学者要思索，也要做一些社会调查，还要政治家的努力。这是很艰巨的事情。 >　　记者：这和您说的“西体中用”有关系吗? >　　李泽厚：大有关系。关于西体中用，我已经写了很长的文章，不再重复。简单说两点。首先，所谓西体就是现代化，这个现代化是从西方引进的，不是讲改革开放嘛；“体”是指社会存在。西体是指社会存在和日常生活的现代化。这才是真正的人类本体。这和我说的吃饭哲学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个“体”，不是虚无缥缈的中国精神，文化传统、精气神啊什么的。 >　　第二，我的这个西体中用是针对中体西用而言的。中体西用来自张之洞，其主要目的就是维护封建专制。没有中体西用，我也不会说西体中用。而中用，是西方的一套搬到中国来后的应用。中国“用”西方的体，会创造出新形式。所以我说转换性创造。从而这个“体”也就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那个“体”了。这个问题讲起来很复杂，详细的可参看我的《再说西体中用》一文(见《世纪新梦》)。 >　　记者：上海等地开设了中小学生诵经班，辅导他们学习《三字经》、 >　　《千字文》、《百家文》等儒家启蒙经典。请问您对儿童读经运动有什么看法? >　　李泽厚：我并不反对读些经典，不然我写《论语今读》干什么?但要看你用什么思想来指导读经运动，是国粹主义、复古主义、保守主义?这些是我反对的。 >　　中国的主流，儒家、道家都讲天人合一。这是哪里来的?就是我说的巫史传统。我认为周公、孔子、秦始皇，是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也最重要的三个人。 >　　记者：您刚才说到中国礼教的特点，是政治、宗教、伦理三合一，这出自您对巫的理解吧?现在年轻人的思维结构，完全是西方现代科学那一套。而西方概念体系和中国传统是搭不上界的。比如哲学、宗教，中国过去都没有这些完整的概念。但您是从根子上思考，建立了一套概念体系。 >　　李泽厚：我就是从根子上找。例如，为什么中国人说天人合一?这在西方是不可能的，因为上帝和人是绝对不同质的。你只能皈依上帝，上帝赎你的罪。你不能和上帝变成一体(除了某些异端派别)。中国的主流，儒家、道家都讲天人合一。这是哪里来的?就是我说的巫史传统。似乎别人还没这么说过。 >　　记者：周公和孔子发挥了巨大作用。 >　　李泽厚：我认为周公、孔子、秦始皇，是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也最重要的三个人。 >　　记者：秦始皇为什么了不起呢? 　　李泽厚：我以前没有讲过，我不是研究历史的，发言权不够。秦始皇统一中国是了不起的事情。而且，他搞了书同文等等。汉字在维持中华民族的延续、发展和统一方面起了极大的作用。我认为汉字并不是口头语言的复写，和西方语言完全不同。但我不是语言学家，这只是我的一个看法。但我觉得这个看法很重要。 >　　汉字怎么来的?来自结绳记事。所以汉字具有神圣性、可崇拜性。 >　　我小时候，经常看到墙上贴着一张纸，上写“敬惜字纸”。一张白纸，写了字，就应该爱惜它，尊敬它。没有汉字，中国很早就分成很多个民族国家了，就和欧洲分成那么多民族一样。而且，汉字控制着语言的发展，而不是语言控制文字的发展。在西方恰恰相反，是语言控制文字的发展。要英国教授看懂十一世纪的英文，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我们可以看懂孔子、孟子的东西。文字有这么强的持续性，语言受它的控制。除了书同文，秦始皇还有汉武帝把六国开始的郡县制统一化、制度化了，建立了文官制度等等。这也很了不起。中国的基础都是秦汉时打下的。 >　　记者：记得您讲过，在地方和中央的关系上，您还是倾向于中央集权? >　　李泽厚：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和很多朋友争论时说过，中央集权很重要，不能搞地方分权。中国最可怕的是内战。如果地方分权，每个地方都有军区支持它，那湖南和广东就可以打仗了。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统一市场，多好。欧盟就是想搞个统一市场啊。什么事都有利必弊。中央集权当然有弊端，但比分权可能带来的四分五裂好得多。 >　　这个方面我和很多人看法不一样。有人提倡地方自治，我是不赞成的。可以搞试验，但如果发展趋向与中央对立，那就麻烦? >　　记者：哪些方面可以分，哪些可以统一?您能不能讲得细致一点? >　　李泽厚：我是搞哲学的，只能说个大概。经济上、政治上，哪些该分，哪些该统，那是我无法发言的。但我当年就赞成宏观调控，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吧。辛亥革命最大的问题，就是把中央集权的象征打掉了。后果一定是军阀混战。 >　　人首先是种物质性的生存动物，我不欣赏那些大讲精神至上的人。我故意用吃饭哲学这个词。有人说庸俗、粗鄙，我就是要它来刺激那些蔑视物质生活的人。 >　　记者：您似乎对民族主义比较反感。 >　　李泽厚：民族主义是很危险的事情。今天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有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最容易煽动民众感情的一种主义。如果有人鼓动，我们和日本打一仗，那一定是许多青年人争先恐后。现在之所以不能搞议会、多党制，原因之一是打民族主义大旗的政党一定优势胜出。这是非常危险的。 >　　现在学术界也有某种民族主义思想，包括我的一些学生、朋友，我是不赞成的。十年前不是有本书《中国可以说不》，我非常反感。现在也有一种情绪，认为二十一世纪就是中国的世纪，我也不赞成。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自大。不管哪个方面，科学、军事、技术、政治、文化以及经济，我们比西方都差一大截。所以我最讨厌豪言壮语。这方面我和很多人讲不来。我认为这种姿态容易误导民众。如果号召和日本或美国打仗，那一定热血沸腾，群情激奋，极不理性。 >　　记者：有很多学生游行抵制日货。这个算不算民族主义? >　　李泽厚：我觉得，政府和学者应该注意这个问题。我一再说欧盟是个榜样，那么复杂的情况可以走到现在这样密切的经济联系，这才是世界真正走向大同的路径。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语言、不同传统可以联合在一起。现在不能想像法德再打仗了。也许三十年后俄罗斯也会进去。为什么?因为经济的力量。 >　　对台湾也是，经济力量才能让它不和大陆分开。这就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这也是我的吃饭哲学。我说的吃饭，包括衣食住行、性健寿娱，指整个生活质量的不断上升。这个力量是最大的。 >　　人首先是一种物质性的生存动物，我不欣赏那些大讲精神至上的人。我故意用吃饭哲学这个词。有人说庸俗、粗鄙。我就是要它来刺激那些蔑视物质生活的人。你再不庸俗，也要吃饭，而且都想吃点好饭。除了印度的苦行僧。我以为不论做事或做学问。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判断。我一向说，判断能力比知识重要。 >　　记者：能不能对自己做个评价? >　　李泽厚：近两年已经有好几位这么问过我了，我对自己不好做评价。让时人特别是后人评价吧。我总不能像牟宗三说自己是“古今无两” >　　吧，有人说我已在美学上远超朱光潜，哲学上远超冯友兰，我心里倾向接受，口头却连说不敢，我还没想清这到底是我的谦虚还是虚伪。 >　　记者：您提了一些概念，如实用理性、乐感文化、一个世界，都很独特：您的这套概念能够在中国和西方的思想之间搭一座桥，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　　李泽厚：我抓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这样才能真正走进世界，和西方沟通。从王国维到冯友兰、牟宗三，都是走向世界，我希望将来能走进世界。 >　　我的这些概念，不仅中国可以用，将来西方也可以用。比如我的实用理性，当然要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对我的评价，可能要在我死后三十年或五十年。呵呵。 >　　记者：对目前国内学术界的主力军，您有什么评价? >　　李泽厚：在1985年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后记中，我说希望属于下一代。我希望能“为王先驱”。 >　　我希望这些年轻人能出一些非常好的作品。我当时说，红卫兵一代搞自然科学是没有希望了。但我希望在人文学界、政治方面出一些有作为的人。包括文艺界，我希望出一些大家。而多年过去了，我对此相当失望。最大的问题是原创性不够，都是转述模仿。根本性的创造太少。当然也不能胡乱创造。 >　　记者：到现在，您的著作总共印了多少册? >　　李泽厚：我没有数。我所有书都有盗版。这些书好像还是学生买得多。因为盗版书都集中在学校区域。书有人看就好，可惜错字太多。我的书在台湾卖得也不错，例如《美的历程》，这个没想到。这大概是我惟一安慰。 >　　记者：为什么一直有人看呢?说明一直没过时。 >　　李泽厚：不随风倒。现在讲华伦斯坦、白银资本等等，我就不信。不论做事或做学问，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判断。我一向说，判断能力比知识重要。现在很多是人云亦云，赶时髦，追风。

心理学知识财富背后的心理秘笈

7月16日，此前的亚洲首富李嘉诚分家了！这个世界第九大富豪、华人首富，终被爆出分家方案。大儿子李泽钜，正式接班李嘉诚，成为总市值达8521.02亿港元的家族信托（LKS Unity）掌门人，而李泽钜本人身家，也一跃增至2900亿港元，成为华人新首富。二儿子李泽楷，分家后名下资产不到哥哥的1/20，不过李嘉诚表示会全力帮助李泽楷收购心仪的公司，而提供的资助金额，将会是李泽楷现有资产的“以倍数计算”。面对两个儿子完全不一样的分配方案，李嘉诚认为，两兄弟在事业和财产上都没有冲突。

消息一出，在网路上迅速引起了高度关注。俗话说的好：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特别是在当今社会，生活成本越来越高，物价飞涨之时，缺少金钱或财富可以说是寸步难行。毋庸讳言，我们每个人对财富都是心向往之的，当然多少会令人满足因人而异。对于财富的追求，从古至今，不知有多少人为此赴汤蹈火、前赴后继；从著名的晋商到徽商，到当今的浙商、苏商、闽商、潮汕商团等等，都在不断地实现商业帝国的打造。

当一些人已经拥有大量财富以致富可敌国之时，为什么还在不断地孜孜以求、兢兢业业地追求财富的积累？富人成功的心理根源是什么？是怎样的驱动力不断地驱使他们对财富的追求？而为什么我们又常常看到富不过三代？以下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诠释财富背后的心理秘笈。

人为什么追求财富？

——追求财富，是生存本能与自我实现之需要

从马斯洛关于人的需要层次理论来说，满足生理需要是人生存的基本要求，人只有在满足基本的生理需要之后才能从事工作和参加社会活动。特别在社会竞争激烈、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人们对于财富的追求也就愈加激烈。而从弗洛伊德关于生本能与死本能的观点分析，自我保护是生本能的功能之一，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因此，对于财富的追求也可以说是人的本能之一。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比较疑惑的是，为什么那些富豪们在拥有了终生享用不尽的财富以后，还不能满足自身对于财富的欲望，仍在想尽一切办法努力使财富聚集，有人将这种心理归结于人性的贪婪，在我看来，其实不然。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人在满足基本的需要之后，需要的层次会有所提高，更多的是出于对诸如社会地位、受到尊重，以及自我实现需要的满足。

特别是当人生获得巨大成功的时刻，会有一种高峰体验的经历。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调查一批有相当成就的人士时，发现他们常常提到生命中曾有过的一种特殊经历，“感受到一种发至心灵深处的颤栗、欣快、满足、超然的情绪体验，”由此获得的人性解放，心灵自由，照亮了他们的一生。马斯洛把这种感受称之为高峰体验。这也是有些人用尽一生追求的终极目标和人生体验，如台湾的“经营之神”台塑集团创始人王永庆，92岁高龄仍奔波世界各地亲自参加商务活动，可惜的是，在美国出差期间终因心脏衰竭而客死异乡。

李泽厚:“周公孔子秦始皇是对中国史最重要的三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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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知识 财富背后的心理秘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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