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因战争的成本太高

Posted 2023-01-04 游牧民族

篇首语：你若无书相伴，便没了长相伴。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只因战争的成本太高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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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因战争的成本太高

公元前215年，在今天内蒙古的河套地区，秦朝大将蒙恬率领以步兵为主的秦军，与凶狠的匈奴骑兵展开了一场殊死之战，刚刚统一天下的秦军士气正旺，一举拿下了河套地区。匈奴残部望风而逃，远遁大漠。然而，凯旋的秦军得到的命令却不是再接再厉，攻占漠北，而是转攻为守，30万大军以战国时期燕、赵、秦三国的北方长城为基础，就地修筑长城，从西北的临洮一带一直延伸到辽东，横贯东西的万里长城第一次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秦始皇停止北伐，反而耗尽全国的财力、人力去修筑长城呢？因为秦始皇不仅是我国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还是一位卓越的经济学家，他肯定算过一笔经济账。让我们站在秦始皇的角度来思考对付匈奴的难题。首先，秦始皇统治的民众基本上都是农民，而如果要深入大漠与匈奴作战，就需要相当数量的骑兵。把平时基本不骑马的农夫转变为强大的骑兵，不仅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训练，同时由于这些农民当了兵，不能再从事农耕了，还要蒙受生产上的劳动力损失。

况且即使有了强大的骑兵，要送他们到北方草原深处作战，粮草的运输和损耗也是一笔很可怕的开销。古代没有高速公路和铁路，也没有大货车，粮食运输只能靠人力和畜力，十分艰难。史记中曾经记载，从中原地区运送1石粮食抵达北方的前线，路上运输队消耗的粮食竟达到了192石！而匈奴骑兵的作战成本却很低，游牧民族从小在马背上长大，既是放牧者，也是战士，角色转换很容易，甚至可以一边放牧，一边作战，后勤保障比农耕民族好多了。

农耕民族作战的成本比游牧民族要高，而作战的收益却很可怜。即使占领了广袤的草原，却无法耕种，中原王朝的税收是从农民的头上获取的，没有了农民，要那么大片的草原有什么用处？即使打赢了对游牧民族的战争，也要被高昂的战争成本压垮。

汉武帝雄才大略，曾经在对匈奴的战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可是劳民伤财，大大削弱了国家的经济实力，直接导致了汉朝的衰落;明成祖朱棣的大军五出漠北，苦战多年，把蒙古各部赶得四处奔逃，但仗打到最后，先吃不消的却是明朝。反观骑马的游牧民族，他们来去如风，掠夺农耕民族积累的财富轻而易举，收益惊人。成本低，收益高，游牧民族怎么会不热爱劫掠战呢？得想个招儿，改变成本和收益上的巨大反差。秦始皇借鉴战国时期的策略，想到了修筑长城。有了长城这种防御工事，流动的战场将会变为固定的战线。游牧民族无法重演来了就抢、抢了就跑的闹剧，必须先在长城一线与守军打一仗。

如此一来，成本和收益就改变了。防守的农耕民族可以从附近的农田中获得粮食，进攻的游牧民族却远离了放牧的草场。而且长城一线多群山，重要的道路上又修建了坚固的关隘，农耕民族的步兵只要固守防线，游牧民族的骑兵就毫无用武之地，往往还没有抢到东西，就先挨了一顿打。依托长城打防御战，农耕民族不用训练骑兵部队，训练成本得以降低，又因为士兵原本就是农民，有了固定的根据地，熟悉农活的士兵们在闲时完全可以就地屯垦，后勤的负担也小多了。

说句实话，农耕民族的杰出代表秦始皇虽然没有读过现代的《经济学原理》之类的著作，但他大规模修筑长城的举动，的确与经济学最基本的成本、收益规律是相符合的。修筑长城固然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在短期内经济压力很大，但从长远来看，秦始皇的这笔账算得很精明。

此后的各朝各代，只要有条件、有需要，也都尽量采取修筑长城的方式防御北方的游牧民族。比如明朝成化年间，蒙古鞑靼部常常进犯陕北、甘肃一带，皇帝于是召集大臣讨论防御事宜。大臣们算了一笔账，如果征集5万劳工，用两个月的时间修葺长城，耗银不过100万两;而派出8万大军征讨鞑靼入侵者，每年粮草、运费折合银两，总计耗银近1000万两。成本高低一目了然。而且，军人可以在长城之内屯田耕种，获得一定的粮食，这就节省了从内地调粮食到前线的巨额成本。于是，明朝的皇帝们选择了修建长城，我们今天看到的雄伟长城就是那个时期完工的，在元朝初年就来到中国的马可波罗自然是看不到明朝长城的。

历史军事甲午战争之败只因日本赢在军官“懂政治”

“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等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不以去旧谋新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这是一封闻名于史的劝降信，堪称“史上最牛”。

1895年2月，中日海军在刘公岛决战、北洋舰队陷入绝境的最后时刻，日本海军统帅伊东佑亨提笔给中国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写了上述劝降信。此信牛就牛在“见识”二字。伊东佑亨这封信的中心思想是“缴枪不杀”，但此信的价值，不在招降，而在揭示了“国之强弱根本”。在海军司令对海军司令的劝降信中，胜方不谈海上战技与战绩，而大谈政治。字里行间，透露出日本军人对“国家强弱根本”认识非常到位———中国甲午战争之败，不是战舰之败，而是体制之败。中国海军败亡的命运是注定的。因为“国家存立之本”，不在“坚船利炮”之技，而在于“去旧更张”之政。

这封劝降信，也为中国海军的完败、日本海军的完胜，做了非军事非技术、而是政治上的总结。同时也等于告诉对手：为什么日本是中国的天敌。因为在“新政”的较量上，日本远胜中国一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军营，出现了一大批精英军官，外能谋敌、内能谋国。他们与中国清朝军官的本质区别，首先不在指挥作战能力，而是在于“政治水平”。诸如陆军统帅山县有朋，在中日甲午战争的陆地战中，每攻下东北重镇，总授意起草安民告示，宣扬日本“之所惩伐在满清朝廷，不在贵国人民也”，号召中国人“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逐满清氏于境外，然后革稗政”。在这些日本将领看来，世间“才器”，装着最重要的东西，不是技，而是政——小才曰技，大才曰政。

近代日本对中国的自信，就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旧政”之国必弱，“新政”之国必强。“旧政”中国必然不敌“新政”日本。不要说十九世纪“弱中国”，就是中世纪一度征服欧亚大陆的“大蒙古国”，后来不是又被复兴的汉族人赶出中原、渐次还原为草原游牧部落吗？透彻的道理就摆在那：蒙古人不缺战马、宝马良驹一应俱全，然而蒙古帝国不懂政治，乃至终有一溃、打下疆域还是吐了回去。19世纪中叶，同在落后国家行列挣扎的中国和日本，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中国甚至比日本还略早些起跑——洋务运动明治维新早八年。但是，由于对“才”的理解不同，一个抓技术，另一个抓政治，结果霄壤之别。在向西方学习时，日本提出“和魂洋才”口号，日本的所言“洋才”，从字面看，与中国“师夷长技”差不多。二者的区别不在字面表达上，而在内容与手段的把握。

后人在评价晚清“师夷”这段历史时，亦看到了内容的局限。譬如《海国图志》作者魏源的眼力就有限制级，他就“技”论“技”，在论述“技”的内容时，魏源说：“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悟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可见，兵器和兵法是魏源重点关注的“夷之长技”，此时他虽然比一般国人眼界宽，但却宽得有限。当你只停留在军事硬件，不知它背后的政治软件，你就不能真正克敌制胜；当你不知道“技”的来源，你就无法得到“技”的真传。“师夷长技以治夷”之“技”本身就决定了“师夷”局限。对于“夷技”的来源，大清君臣大都一知半解，他们在“师夷”的内容上坐井观天，把“夷之长”局限在“先进武器”与“先进技术”上。显然，他们眼里只有“小才”，没有“大才”的概念。

而邻国日本却一步跳出井外。把“洋才”外延无限扩大，日本不仅在“师夷”上，牢牢把握一个“师”字（不是“买”），而且在“夷之长”上也眼界远大，从科技扩大到政治。在“师夷”上，日本真正抓住了“夷之长”的精髓。他们知道，醋打哪酸，盐打哪咸，提升科技之本，在于改变国内政治制度环境。所以他们虽然不是在东亚第一个提出“师夷长技以治夷”，但却真正把这句口号变成现实。他们不仅师到夷之精髓，而且还再创造应用，从而后来居上，成为夷中之强。晚清中国的改革之所以没有达到强国目的，是因为“抓小放大”；日本的改革之所以立竿见影，是因为他们“抓大放小”。广义的“才”，少不了“政体”这个超大容器。正因为日本人把“政体”看成一个国家的最大之才，所以，明治维新其实质是一场政治革命，理所当然地达到了富国强民的目标。而晚清的那场洋务运动，充其量只是一场有限的技术模仿，所以尽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但还是继续弱下去，他们至死也不愿承认：弱国弱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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