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的兵器 创造出兵器史上一个又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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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的兵器 创造出兵器史上一个又一个奇迹
秦朝,距今2000多年,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大一统的帝国,雄厚的国力让秦国可以制造出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武器,秦人制造的武器,是按照标准化制造的,误差之小,让人难以想象,在那些英武的兵马俑身上,我们仿佛能真切感受到2000多年前秦国军队的磅礴气势。在冷兵器时代,战争的两大要素一是军队,二是兵器。从此次展出的部分兵器来看,不难发现,秦统一六国中,武器的胜出是攻城掠地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秦朝兵器
秦兵马俑坑出土的武器绝大多数是青铜兵器,约达4万余件。铁兵器数量极少,总共只有铁矛1件,铁镞1件,铁铤铜镞2件,出土的铁质兵器仅占俑坑出土兵器总数的万分之一。这说明战国中晚期后,虽然铁器已在农业生产中广泛使用,但由于武器对铁质的要求过高,依照当时的冶铁水平,还处在块炼铁和生铸铁的阶段,这两种铁的硬度和强度均不够,不宜大规模制作兵器。而青铜在当时使用已经非常广泛,故秦人大量使用改良合金配比的青铜兵器,把中国青铜冶炼工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秦军的兵器无论品质或是生产力都比前代有长足的提升,几乎囊括了当时盛行兵器的所有种类,既有以往常见的戈、矛、戟、剑、弩、殳、钺和铜镞等,也有首次发现的长铍和金(吴)钩。有些兵器上还有完整的铭文。按其功能可分三类:第一类是短兵器,有剑、金钩;第二类是长柄兵器,有矛、戈、戟、钺、殳、铍等;第三类是远射程兵器,有弩、弓等。这些兵器都是铸造成型。它们的主要成分是铜、锡、铅,另外还有微量的镍、镁、铝、锌、铁、硅、锰、钛等元素。秦朝兵器
古人在长期的青铜冶炼实践中,直观地认识了合金成分、性能和用途之间的关系,总结出了“六齐”规律。所谓“六齐”,是对于六类不同的青铜器物采用六种不同的铜、锡配比。对此,战国末期齐国人所著的《考工记》中关于“六齐”的记述,是世界上最早的合金配比规律的科学总结。人类第一次通过自觉地控制铜、锡成分配比,获得了性能各异并且适合于不同用途的合金材料。从出土的兵马俑各种青铜兵器的合金比分析,与《考工记》中的“六齐”配比基本相符。说明秦国在当时已非常懂得吸收与利用他人的长处为己所用,并把这种配比规范化,如俑坑中出土的青铜剑,含锡量均在18G-21G之间,很接近中碳钢调质处理后的硬度。 秦国军队当时号称步兵百万,战车千乘,骑万匹,所需兵器数量极为庞大,因而武器制造的保障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秦人的做法,就是让武器生产制度化,模具标准化和工艺流程规范化,并用法律加以约束。《秦律十八种・上律》明确记载:“为器同物者,其大小、短长、广亦必等。”在秦俑坑中出土的所有同类器物都是如此。如兵器中的铜弩,各个弩机上的同一部件都可以互换。又如青铜镞的头部是三棱形的,三个面和三个棱被加工成抛物线,基本相等。专家对镞的三个面放大20倍,发现同一个镞的三个面误差小于0.15毫米,不同镞的误差,小于0.2毫米,这样的精度标准是很高的。与法律相配套的是推行“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奖罚办法,要求兵器上都要刻上制作年代、机构、督造者以及具体制作者的名字,这样工匠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的施展和肯定。秦朝兵器
俑坑中出土的兵器均未生锈,是因为当时已具备有效的防锈技术。专家用电子探针和激光技术分析,青铜兵器表面有一层铬盐氧化层,这种现象在兵器中普遍存在,说明这不是偶然因素造成,而是有意进行工艺处理后形成的,从而起到良好的防锈作用,使兵器光亮如新,锋利无比。正是因为在严格的制度管理下,秦王朝把当时最为纯熟的青铜制造技术运用到兵器生产上, 才使统一六国战争有了足够的武器保障,并创造出兵器史上一个又一个奇迹。 秦始皇兵马俑一、二号坑所出土的青铜兵器,最让人着迷的――首先要数锋利坚韧的秦青铜长剑。柳叶状剑身的秦剑,又细又长又尖,长度均在81~94.8厘米,远远超出战国时期其他诸侯国的宝剑(长度一般在50~65厘米)。 回顾中原铜剑的发展历程,剑身一直在不断地加长。当其初起之时,剑长只有二三十厘米;至春秋战国之际,长度普遍达到50~60厘米左右;战国晚期,一些剑超出了70厘米,最长达75、76厘米,秦代,关中秦剑的长度更上新台阶,超过了80厘米,最长者将近95厘米。秦剑――青铜剑
秦剑的造型是一个宽、窄、宽、窄、束腰的造型,前面是剑尖儿,呈阶段性的, 由厚、薄、加厚、薄到剑尖,阶段性递减,这种设计使秦剑受力部分得到加强,而又保持一定的弹性,同时剑身又不过于沉重。 青铜剑在技击格斗中,首要功能是刺杀敌人、穿透对方的铠甲,劈砍、划拉只是辅助功能而居于其次。比对手的剑长出近30厘米的秦剑,在格斗中显然更容易刺到对方,这很可能是秦剑加长的主要原因。但是,这毕竟是青铜剑,秦人用什么方法让长剑不易折断呢? 在青铜时代,铸剑的关键是在冶炼时,向铜里加入多少锡。锡少了,剑太软;锡多了,剑硬,但容易折断。对秦剑做的化学定量分析显示:它的铜锡配比让青铜剑的硬度和韧性结合得恰到好处。作为是青铜剑铸造工艺的最后巅峰,秦剑的长度、硬度和韧性达到了几乎完美的结合,攻击性能也因此大大增加。 秦式铜剑不仅长,而且很锋利。一些剑出土时毫无锈蚀,光洁如新,锋刃锐利。经试验,一次尚能划透18层纸。这些剑表面都呈灰黄色,组织细密,没有沙眼。而且剑身表面都进行了精细的锉磨、抛光,故极为平整光亮。 秦剑剑身特长,剑茎(柄)也相对很长。秦俑一、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剑,其剑茎长度多在17~20厘米左右。根据秦剑的长度、重量和技击实用功能推测,秦剑多数为双手使用(双手剑在某些时候单手使用亦可);少数剑茎较短者可能是单手剑。 秦时期,军队统一,军权高度集中,军队的指挥和管理体制严密,兵役制度也较为完善,这些表明秦王朝时期的中国封建社会军事制度的已经基本成型。历史军事 中国冷兵器战争的奇迹
陈毅元帅曾有一首诗:“钓鱼城何处?遥望一高原。壮烈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诗中所说钓鱼城指的就是坐落在今重庆市合川区(宋代时称合州)东钓鱼山上的古城。十三世纪中叶,剽悍的蒙古铁骑在漠北草原崛起,“一代天骄”的兵威震撼了整个欧亚大陆,然而1259年蒙哥大汗亲率号称“上帝之鞭”的十万骁勇善战之师,却“折鞭”于这座古城之下。合州军民浴血奋战,坚持抵抗36年之久,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书写了中国古代城防战中最浓重的一笔。
钓鱼城之战遗址
在西起川陕、东至淮河下游的数千里战线上同时发起对南宋的进攻,宋蒙战争全面爆发。1236 年阳平关之战后,整个四川地区几近沦陷。为扭转颓势,巩固上游,1242 年南宋皇帝理宗派战绩卓著的余玠入蜀主政。余玠入蜀后,杨家将后人,播州安抚使杨文献上了保蜀三策,他认为,蒙古人过去如入无人之境,全是因为不能把他们抵御在门户之外,把守住阳平、七盘、剑门三关是防御上策;在险要处建城壕是中策;下策则是沿江自守,任敌人来去自由。余玠对杨文的策略十分赞赏,但由于当时阳平、七盘已失,对于全蜀关键、守蜀重点在哪,余玠仍举棋不定。
为集思广益,求得良策,1243年余玠在重庆设招贤馆,杨文主政下的冉璡(jīn)、冉璞兄弟献策,提出以钓鱼山为中心建立山城防御体系,这样胜过十万雄兵,四川也能固守。这一方案立即得到了余玠的认可,报宋廷同意,冉氏兄弟全权负责筑城迁州之事。建成后的钓鱼城分内、外城,外城筑在悬崖峭壁之上,城墙由条石垒成,有8 道城门,门上建楼,分别名为护国、始关、小东、新东、菁华、出奇、奇胜、镇西。城内面积1.9 平方公里,有数千亩良田和四季不绝的丰富水源。整个合州迁入钓鱼城后,军民结合、耕战结合、可攻可守,俨然成了一座军事重镇。后来余玠以此为样板,采取“守点不守线,联点而成线”的策略,在四川各险要处修筑二十余座山城,形成了一个完备的山城防御体系,钓鱼城则是这一体系的核心和最坚固的堡垒。
1258 年2 月,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哥大汗下令分兵三路大举伐宋:中路由忽必烈进攻鄂州(湖北武昌),兀良合台从交(越南)、广(广西)带兵北上,与忽必烈会师;东路由塔察儿进攻荆山(安徽怀远县)牵扯南宋兵力;西路由蒙哥亲率主力,进攻四川。计划攻占四川后,三路会师,再攻取南宋都城临安。时任合州知州的王坚,调动治下石照、汉初、巴川、赤水、铜梁五县共17 万人,增筑城防设施,加修了一条藏兵、运兵的地下秘密坑道。坑道由条石扣砌而成,高1.25 米,宽1 米,呈直线形向内延伸,入洞后约15 米有一个隘口,只能容一个人侧身前进,再往前则豁然开阔,可以直达钓鱼城西、南、北三面。王坚还把西门内的天池扩大到周围一百多步,新开小池13 处,凿井92 眼,使钓鱼城有了充足的水源。
当时成都及川西北府州均被蒙军占领,所以蒙哥并未把钓鱼城放在眼里。这年年底,他命降臣晋国宝入城劝降。王坚拒绝后先放了他,后又用快船追回,宣布他投降叛国的罪名。晋国宝力驳“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王坚说:“来使已经放回,我杀的是追回来的叛臣。”随即在阅武场将其正法。正在帐中欢度新年的蒙哥得到晋国宝被杀的消息,大为震怒,命令元帅纽璘占领长江一带,在涪州的蔺市造起浮桥,隔断长江下游的援兵。又在重庆下游铜锣峡夹江建造要塞,威胁和牵制重庆的宋军,派南宋叛将杨大渊进攻合州,掳走一万余人(一说八万余人)。
1259年二月初三,蒙哥率军从鸡爪滩渡过渠江,在石子山扎营,亲自督军战于钓鱼城下。蒙哥对钓鱼城的战斗部署是:令李忽兰吉与怯里马哥率战船200 艘,掠夺粮船,并在江山造浮桥以方便通行;令史天泽的军队在城南封锁嘉陵江面;令都总帅汪德臣率军负责钓鱼城西北面,夺取城外山寨;派大将郑温率军4000 人在钓鱼山周围负责巡逻。当日,蒙军开始攻打一字城墙。一字城墙又叫横城墙,钓鱼城南北各筑有一道直伸入嘉陵江中的一字城墙。城墙一般宽2.5 米- 5.2 米、高6.9 米以上,但在接近嘉陵江边的缓坡地带,城墙加宽至7.2米- 14.3 米,最高处达10 米。其作用在于阻碍城外敌军运动,同时城内守军又可通过外城墙运动至一字城墙拒敌,与外城墙形成夹角交叉攻击点。
攻破城南外城后,从二月初七到三月底,蒙军先后猛攻镇西门、东新门、菁华门等处,都被击退。四月初三到二十二日,接连20 天大雷雨,蒙军暂时停止进攻,雷雨一停,蒙哥亲自督军攻打失去南外城屏障的护国门。护国门是钓鱼城最大的城门,两面都是悬崖峭壁,城中军民在此以栈道出入。护国门东一百多米的城墙下还有一个隐秘的飞檐洞,天然的巨石夹峙,形成了“一线天”孔道,洞周围古木参天,藤萝牵绕,便于隐蔽,是城中军民偷袭骚扰蒙军的一处秘密出口,有“可出而不可入”之说。王坚组织敢死队员从暗道攀岩而下,内外夹击,大败蒙军。屡次失败,蒙古人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挖地道。
在奇胜门以北约150 公尺处,蒙军开始挖掘地道,这条地道纵横交错,由主通道、支道、竖井组成,道宽约1.5 公尺,高约1 公尺,剖面呈倒“凸”字形,这种形状既可节约工时和人力,也能隐藏伏兵,地下凹进去的一部分,用来排水,两边的土台可作为士兵休息之地。在地面佯攻的掩护下,24 日天黑后蒙古士兵进入地道蛰伏,夜深人静时,攻入奇胜门,杀死许多军民。王坚率敢死兵士同蒙军展开激烈搏杀,奋力将其击退,随后用擂石将地道回填,以绝后患。
此时天气渐渐转暖,一场大雨后,随之而来的就是酷热,蒙古人开始不适应南方湿热的气候,军中痢疾流行,士气低落,战斗力大大下降。相反,钓鱼城军民斗志愈益昂扬,宋军将领能够在城上“张盖而坐”从容指挥。钓鱼城久攻不下,蒙哥命诸将“议进取之计”。大将术速忽里认为,屯兵坚城之下是不利的,不如留少量军队骚扰,主力沿长江水陆东下,与忽必烈等军会师,一举灭掉南宋。但骄横自负的众将领哪里遇到过这样的挫败?他们力主强攻。一向沉稳善思的蒙哥也没有采纳术速忽里的建议,决意继续攻城。
钓鱼城之战
6 月,汪德臣乘夜率兵攻上钓鱼城外的马军寨,杀死寨主和守军。王坚率兵防御,相持到天明,恰好天降大雨,蒙军攻城云梯折断,被迫撤退。汪德臣单骑至钓鱼城下,招降城中守军:“吕文德(四川制置副使)的援军已被我打退,钓鱼城早晚是保不住的,你们趁早投降,我保一城军民不死,不要同王坚顽抗!”话音未落,炮石如雨点般打来,汪德臣中石负伤,不久死于缙云山寺庙中。蒙哥闻知死讯,扼腕叹息,如失左右手。
打死汪德臣的大炮便是古代广泛使用的投石机,据宋朝兵书《武经总要》记载,投石机以大木为架,结合部用金属件连接。炮架上横置可以转动的炮轴。固定在轴上的长杆称为“梢”,起杠杆作用。炮梢的一端系皮窝,放置石弹,另一端系炮索,索长数丈。投掷石弹时,1 人瞄准定放,拽炮人同时猛拽炮索,将另一端甩起,皮窝中的石弹靠惯性抛出,射程可达数百步。当时多数炮是将炮架置于地上或插埋于地下,固定施放。有一些在炮架下安装四轮,便于机动,称为车炮。也有的炮,其炮柱可以左右旋转,向各个方向投掷石弹,称为旋风炮。《武经总要》记载最大的炮长达8.76 米,需要拽手250 人,发射的石弹重45 公斤,最远射程达500 米。
也正是这种投石机结束了蒙哥的性命。这一年正值大旱,半年无雨,王坚“坚壁清野”的策略使蒙军陷入极大的补给困难,蒙哥急于了解城内具体情况,便命士兵在钓鱼城东门对面200 米外的高地脑顶坪筑台,台上架起一座高楼,楼顶接上长杆,高过钓鱼城的城墙,上有飞车,人在里面可以窥视城内一举一动。钓鱼城军民在蒙军筑台建楼时,就对准那里安好了炮位。7 月21 日,蒙哥亲自率兵来到城下,刚把飞车升起,还没有来得及看清城内情况,城内多个投石机集中发射,飞箭巨石如同雨下,桅杆被打折,飞车内的士兵也被抛到百步以外摔死。蒙哥中了飞石 ,退回营中。
为了动摇蒙军攻城的决心,钓鱼城守将把三十多斤重的两尾鲜鱼加上面饼数百张,用投石机抛到蒙古军营中,并附信一封,让蒙哥把鱼煎了和面饼吃,称城里粮食和水都很充足,再守10 年,蒙军也攻不下钓鱼城。蒙哥身负重伤,又受此羞辱,在军队撤退到金剑山温汤峡时就死去了。据《元史》记载,不少随蒙哥出征的将领战死钓鱼城下,可见战斗之惨烈。蒙哥临终遗言,城破之后屠尽城中军民。为了报复,运丧北归途中,蒙军见人就杀,沿途遭杀害的百姓达两万人之多。
蒙哥之死引起了蒙古的内讧,中路突破长江天险的忽必烈已包围了鄂州,无奈撤军北上争夺汗位,南路广西北上的蒙军已打到长沙,最终被忽必烈接应过江北返。可腐朽的南宋王朝,只满足保住江南半壁统治,苟延残喘。1260 年,立下战功的王坚被调到临安做了一个闲官,后来受到贾士道等权贵的排挤,忧郁而终。继承王坚抗战大业的是副将张珏。《宋史》记载,张珏有勇有谋,善于用兵,常常能出奇制胜。在他守卫钓鱼城期间,加修城墙,鼓励农耕,精练士卒,赏罚分明,深得军民拥戴。
钓鱼城之战
1262 年,由于守将全汝揖的疏忽,大良坪被蒙军攻占。大良坪是钓鱼城到渠州的交通要道,又是通往开州、万州、夔州等地的门户,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大良坪的失守,给宋军交通运输带来了严重的困难。这颗钉子必须拔掉,但大良坪易守难攻,张珏多次出击,都未能成功。1266 年蒙军又攻占了开州,这样就可避开重庆,沿长江直捣临安,并且还会使重庆、合州及川东南成为孤岛。张珏认为:要夺回开州,必先收复大良坪,切断蒙军主力和开州之间的联系孔道。经过反复策划,1266 年冬天,张珏选择了被蒙军认为最安全的地方凿石上山,在一个漆黑的深夜,派兵乘蒙军守将醉酒酣睡之际偷袭,都统王立伪装成蒙军传令官孤身冲进敌城,骗开城门,隐藏在附近的50名宋军勇士手持刀斧冲进城内,杀声震天,蒙军仓皇溃逃,大良坪重新回到宋军手中。
第二年4 月,蒙古平章(地方高级长官)赛典赤率领数万人攻打钓鱼城,张珏在款龙溪聚集大量木船,船中装满巨石,沉入江中形成一座水城,从而大败蒙古水军,被蒙军切断的嘉陵江、涪江、渠江得以重新互通,三江沿岸各军事据点又能互为声援,蒙宋四川战场上重新进入对峙。
1271 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与南宋的樊城之战打响。为防止四川宋军对樊城的支援,元军加紧了对四川的进攻,1272 年元都统使合刺率兵攻击合州及渠江口,劫夺战船五十艘,后又在渠江北岸的云门山和渠江西岸的虎顶山筑城,意在对钓鱼城形成战略包围。钓鱼城的将士对此深感不安,纷纷要求领兵出击驱逐元军。张珏认为与其正面与有所防备的元军争夺,不如出其不意攻击女青坪,那是元军川东帅汪良臣(汪德臣之弟)的屯兵重地,如果受到攻击,合刺必回军援助,渠江边的筑城元军就会撤退。
在张珏的安排下,宋军在云门山和虎头山一带布置疑兵,佯作进攻态势,暗地里主力部队渡过平阳滩,偷袭女青坪,一把火将元军的军粮、军械烧得干干净净。然后再越城过寨70 里,将元军的江岸船场焚毁,守卫船场的统制周虎也被杀死。这样汪良臣果然按照张珏的预料,不得不命令合刺撤兵支援,放弃了云门山和虎头山的筑城工事,钓鱼城的威胁暂时被解除。
张珏之后,王立兼知合州,负责守卫钓鱼城。南宋投降,重庆陷落,使钓鱼城成了战争汪洋中的孤岛。城内粮食短缺,甚至出现易子相食的惨像,城外蒙古人虎视眈眈,十几万军民时刻面临被屠的危险,内外交困使王立愁戚无计。历史走到这一步,一个女人对钓鱼城的存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她就是熊耳夫人。
钓鱼城之战
熊耳夫人原是元安西王相李德辉的异父妹,嫁给了蒙古千户熊耳。王立率军收复泸州击毙熊时,熊耳夫人诡称姓王,与丈夫失散,王立为其容貌所迷,但因儒家有训“同姓不得成婚”,乃以兄妹之名,带到合州。此时,熊耳夫人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并劝王立投降,称她可以劝说李德辉保全所有合州百姓的性命。为了全城军民的生命,王立无奈接受了熊耳夫人的建议,派亲信杨獬持书去李德辉处请降。李德辉收到降书,知道自己的妹妹也在钓鱼城,加倍从中斡旋,1279 年正月,率数百人至钓鱼城正式受降,钓鱼城36 年守城抗战的历史画上了悲壮凄凉的句号。
弹丸之地的钓鱼城,甚至改变了十三世纪的世界格局,1252 年,蒙哥派其弟旭烈兀发动第三次西征,先后攻占了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大片土地。正当旭烈兀准备向埃及进军时,蒙哥死讯传来,旭烈兀留下少量军队,自率大军东还争夺汗位。结果蒙军因寡不敌众被埃及打败,最终未能打进非洲,大规模征战行动从此走向低潮。蒙哥死后,忽必烈争到大汗宝座,一改蒙哥带有浓厚蒙古部族色彩的落后统治方式,推行汉化政策,改变蒙古的滥杀和酷烈统治。钓鱼城投降后,忽必烈赦免了全城军民。蒙古人在征服世界的过程中杀人无数,凡是抵抗的城市都被屠城,惟有钓鱼城抵抗了36 年全身而退,它被称为“东方的麦加”、“上帝折鞭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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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几年,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冷兵器对抗训练与研究得到很大的发展。可冷兵器对抗虽然听起来似乎很有趣,但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运动。因此门槛相对较高,一般人们更多的是通过影视剧等媒体中的打斗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