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1918年西班牙杀人大流感致4000万人病逝

Posted 2023-01-04 流感

篇首语：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揭秘1918年西班牙杀人大流感致4000万人病逝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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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揭秘1918年西班牙杀人大流感致4000万人病逝

揭秘1918年西班牙杀人大流感致4000万人病逝

　　追踪历史上的杀人流感　　1918年，当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死亡继续威胁着欧美的青年男子时，一群穷凶极恶的隐形杀手，以流行性感冒的形式，横扫欧亚大陆和北美，最终波及全球，使世界1/5的人屈服于它的淫威之下，2 000万——4 000万人被它杀害，远远超过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于枪炮的人数，成为迄今为止在一年中杀人最多的一次传染病。以后，每隔大约10——20年，人类就要受到一次全球性流感杀手的袭击。　　隐形杀手疯狂夺命　　1918年秋天，欧洲战场上的大战即将结束。由于美国人参加了欧洲大战，协约国对同盟国的战争正接近胜利。在环境恶劣的战壕里作战的协约国士兵们虽然满怀希望，但他们并不知道，一场灾难正悄悄来临。流感杀手钻进了战壕，士兵们畏寒高烧，全身乏力，像得了一般感冒。普通感冒并不可怕，无论患者吃药还是不吃药，几天就能痊愈。然而，这一次，病人的症状迅速加重，高烧不退，病人因缺氧而拼命喘息，直至带有血腥味的泡沫从他们的鼻子和口腔中冲出来，许多人窒息而死。士兵们这才明白，大祸临头了。杀人流感蔓延开来，死亡人数迅速上升，仅军人就死了43 000人。　　人们发现，这次流感完全不同于一般的流感，一般感冒大多能自愈，死亡者多为老人和儿童，死亡率为0.1%.而这次流感对20——40岁的青壮年最具杀伤力。一般流感死因多为肺炎等并发症，而这次流感却直接杀人，患者在得病后数小时内即迅速死亡。　　这真是名副其实的杀人流感，其死亡率高达2.5%,是一般流感的20——25倍。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几个朋友上班的路上还在聊天，其中1个人突然得了流感，还没等到下班就死去了。还有一个更恐怖的例子，4个女人兴致勃勃地玩桥牌到深夜，相继得了流感，一夜之间竟然死了3个。　　杀人流感　　1918年杀人流感史称“西班牙流感”。1918年5月，西班牙因流感死亡800万人，杀人流感因此得名。其实，早在1918年初春，杀人流感就在美国堪萨斯州的福特·雷里军营爆发。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军营里就有1 100多人被感染，46人死亡。不过，由于这种流感最初的死亡率似乎并不高，所以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此后，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士兵渡过大西洋，这种流感开始在欧洲传播。遍布于欧洲西部各地的美国兵营，到处弥漫着杀人流感的阴霾，被杀死的美国士兵的人数，占美军死亡人数的一半。　　1918年9月，随着战时物资的航运，杀人流感在美国波士顿登陆，随即传遍全美。这一次，美国人终于看到了杀人流感的狰狞面目。仅仅在10月，美国就被“西班牙流感”杀死了2万人，死亡率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5%;在纽约仅10月23日一天，就有851人死亡。1918年11月11日，战争结束，杀人流感再度逞威。在庆祝停战日游行时，人群聚集在一起通宵达旦地狂欢，不经意间为杀人恶魔提供了再次逞凶的机会，致使数百万人染病，又有数万人因此丧生。　　在几乎整个1918年里，杀人流感沿着贸易路线和海运航线，通过带病毒者向全球传播，横扫北美洲、欧洲、亚洲、巴西和南太平洋，造成极为严重的伤亡。印度的死亡率特别高，每1 000人中就有50人死于杀人流感。　　至今，对1918年杀人流感从何而来仍众说纷纭。虽然杀人流感最初来源于美国的说法十分流行，但也缺乏直接的证据。此外，还有人推测，杀人流感起源于亚洲，是流感病毒的一次遗传突变带来的。流感病毒表面蛋白质的变异使人类的免疫系统无法识别入侵之敌，令免疫力丧失。而当时一些协约国科学家则认为杀人流感是战争中使用芥子气等化学武器造成的。尽管对杀人流感的起源争论不休，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战争中军队和战舰上大量的军人流动，无疑帮助了杀人流感的迅速蔓延。

世界历史西班牙流感不源自西班牙

1918年，一种称为“西班牙流感”( Spanish Flu )的传染病，在全球大爆发。世界17亿人口，有5亿人受感染，超过5000万人死亡。这是全球疾病史中，最悲痛的一页，也是疾病命名史中，最丑陋的一章。

“西班牙流感”，其实不是源于西班牙。在西班牙发现疫症前两个月，流感早已在美国蔓延，法国也比西班牙早数星期爆发疫情。

当时，正值世界一次大战，各国审查媒体，不容有打击国民士气的新闻。当作为中立国的西班牙也爆发疫症时，各国便把疾病命名为“西班牙流感”，尝试把责任推给西班牙，西班牙也只能被动地否认，以当地著名歌剧“那不勒斯士兵”( Naples Soldier )称呼大流感。可是，后世大多只知道“西班牙流感”，而不知“那不勒斯士兵”。

从“西班牙流感”的例子看到，疾病命名，可以是一个非常政治的过程。人们会为眼前的危机，找代罪羔羊，又或者借此造成标签效应。

撇开政治因素，疾病命名也未必经过专业判断。在一些地区，首先为疾病命名的人，可以是政府官员或者传媒人，而非疾病学专家。疾病命名有误，可以威胁公共卫生安全，并带来重大的经济损失。

2009年，全球爆发A型H1N1流感，最初这种流感被称作“猪流感”。埃及以防止猪流感为由，屠宰超过30万头猪只。但是，其实A型H1N1流感是人与人之间传染的疾病，并没有充分证据由猪传人。这次事件，令埃及国内的少数民族科普特人( Coptic Minority )损失惨重。

另一个例子，是爱滋病。在1986年前，它被称为男同性恋免疫缺乏症( Gay-related Immune Deficiency )，这不单对同性恋者构成极大的标签效应，也令人低估了不安全性行为的危险。

联合国旗下的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希望减低疾病命名过程中的主观因素。他们一直主持国际疾病分类(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ICD )，批核疾病的最终名称。在2015年5月，世卫更新了传染性疾病的命名指引。在新指引下，新疾病命名时，不会列出特定的地方、物种和以性别、宗教、文化特征划分的群体，也不会用上“未知”、“致命”等警告性用语。

反之，世卫在命名疾病时，会选用更多描述性用语。例如，描述病征(如水性腹泻、呼吸道感染)、爆发季节、身体受感染部位、病原体(如冠状病毒)，也可用较中性的词语形容受影响的群体 (主要是年龄层)。世卫的新命名指引，看来客观、专业，而且很合理。

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科学家都认同新指引。有科学家认为，世卫的做法，只会制造很多人们不太可能记得的名字。例如“伊波拉病毒”，可能成为“2号丝状病毒性出血热”( Filovirus-associated Haemorrhagic Fever 2 )。也有科学家指，这样的命名方法，可能会忽略了一些重要资讯，例如动物物种可以是重要的病毒传播媒介。

明尼苏达大学生态学者华莱士( Rob Wallace )，于2016年出版《大农场大流感》( Big Farms Make Big Flu )一书。他的研究分析人畜共通病( Zoonosis )散播，与人类经济作业的关系。在新自由主义模式下，畜牧作业单一化、集中化，令到动物对病毒的免疫力减弱，病毒有足够空间在动物身体变异，演为化传染人类的病毒。另外，人类的食用习惯，和对森林的过度开垦，也会有影响。

华莱士认为，考虑政经因素，在命名时加入地域标签，对预防疾病仍然有很大帮助。他以伊波拉病毒为例子：伊波拉病毒，得名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河区。伊波拉现在已演化为区域性疾病，伊波拉这个地方名，看似对我们理解病毒没有帮助。

但是，伊波拉病毒当初之所以大规模爆发，与当地的政经情况很有关——因为大规模伐林和开采林矿，以及当地的食用习惯，人们长期与蝙蝠接触；加上，当地政府经历长期的结构调整，医疗体系落后，疫症初出现时，政府无以应对，最终演化成大规模的人传人爆发。

或者，我们短时间内，也不会得出一套完美的疾病命名系统。但是，我们可以理解疾病命名也有它的政治性，以令到我们更全面理解疾病的源由、影响，也避免对某些社群施加不必要的标签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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