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艺术

Posted 2023-01-04 维纳斯

篇首语：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古希腊艺术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目录

1、古希腊艺术

2、历史秘闻 (急用）古希腊艺术高度繁荣的原因

古希腊艺术

古希腊艺术

　　里切亚青铜雕像

　　这是被西方学者称为“近五百年来最伟大的考古发现”的青铜雕像。因为是在意大利南部里切亚市附近海域发现，因此而得名。

　　经研究确认这是公元前５世纪上半期古希腊的雕刻作品。根据古希腊的运动员不留胡须也不戴头盔的习俗判断，确认它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人物，因此有人称之为“青铜武士”，共有两尊形象相似，只是一尊束发，一尊戴头盔。这一尊是束发武士。铜像的牙齿和眼圈是用银镶的，嘴唇、头发等是用铜镶贴，眼球是用象牙制成，铸造工艺十分高明，人体雕塑精美，技巧娴熟，不仅表现在雕像的整体形象，而且表现在每一个局部。

　　关于雕像出自哪一位大师之手，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菲狄亚斯，有人说是毕达哥拉斯。

　　《维纳斯诞生》

　　这是块过渡时期最著名的浮雕，共三块，分别嵌在原罗马皇帝路得维希御座背面和两侧，因此而称《路得维希宝座浮雕》，靠背面上雕刻着维纳斯诞生的故事。

　　画面表现维纳斯从海水中诞生，两位山林水泽女神从海面上轻轻把维纳斯扶起。维纳斯正身侧面，两臂抬举成对称式。衣着贴身，海水沿着丰满的身体细密地向下流淌，当跨过乳峰顺着起伏的腹部流淌时突然被遮挡下身的布单隔断，布单以横向大褶纹交互成大小不等的弧形曲线，与女神胸前横向小弧形线形成呼应。两边的两个女神一手托着女神后身，一手扯着遮羞布，这又形成以维纳斯为中心的两边女神对称配置的整体造型构图。弯腰曲臂的女神繁复的衣裙褶纹按照身体的变化而变化，整个形象犹如一幅立体绘画。虽然侍奉女神头部已损，但人物仍然充满着生命气息。全图以各种不同的曲线造型组成一首曲线的交响乐曲

　　《哀伤的雅典娜》

　　这是１８８８年在雅典卫城巴特农神庙发掘的一块浮雕板，上面雕刻着头戴战盔，手持长矛而立的雅典守护神雅典娜形象。

　　因为雅典娜姿式是倚矛而立，故称《倚矛的雅典娜》，她表情哀伤，也有人《哀伤的雅典娜》。

　　这块不大的浮雕，雕刻技巧相当高明，不仅人体比例表现准确，而且还成功地刻画了人物的心理状态。雅典娜的姿态自由舒展而优美，实在就是生活中一位高贵少女的情态。它预示着古典盛期雕刻艺术的到来。

　　米隆的《掷铁饼者》

　　米隆生于公元前４９２年，艺术活动于公元前４７２年到４４０年间。他是伊留特拉依人，鲍萨尼亚斯在自己的旅行记中把他当作雅典人，这大概是他长期在雅典工作的缘故。米隆大概在２０岁时到阿基列达斯门下学习，（欧洲历史 www.cha138.com）而艺术成熟于４０岁左右。他擅长以青铜为材料的雕塑，能巧妙而准确地表现人物在运动中的正确姿态，塑成形神俱真的动物。传说他为雅典城堡塑造的青铜牡牛雕像，由于乱真而招惹成群的野狼；他雕刻的马，竟引起真马的嘶叫。可惜的是米隆所有的雕刻原作都没有保存下来，现在所看到的仅仅是后来罗马匠师模制的大理石复制品。

　　米隆是位大胆进行艺术革新的雕刻家，他勇于探索和表现新而又难的雕刻技法，力图使和谐壮丽与逼真生动合二为一，他善于运用超群的雕刻技巧表现运动中的人体，尤其是对激烈动势中的竞技者的人体均衡与静止的处理有独到之处，这充分表现在他的《掷铁饼者》中。

　　这尊被誉为“体育运动之神”的雕像，一望而知是表现投掷铁饼的一个典型瞬间动作：人体动势弯腰屈臂成Ｓ型。这使单个的人体富于运动变化，但这种变化常常造成不稳定感，所以作者将人物的重心移至右足，让左足尖点地以支撑辅助，以头为中心两臂伸展成上下对称，从而使不稳定的躯体获得稳定感。身体的正侧转动，下肢的前后分列，既符合掷铁饼的运动规律，又造成单纯中见多样变化的形式美感。米隆的这尊雕像解决了雕塑的一个支点的重心问题，为后来的雕塑家创造各种运动姿态动作树立了榜样。

　　米隆的雕塑艺术的最大长处是反映迅速变化的运动感，往往能突破时空的局限，抓住雕像动作的关键瞬间，扩大了形象的时空表现力

　　《命运三女神》

　　《命运三女神》是巴特农神庙的东面人字形山墙上全部雕像中的一组雕像残片。三位女神是克罗索、克拉西斯和阿特罗波斯。她们的任务是纺制人间的命运之线，同时按次序剪断生命之线。她们是宙斯的御前顾问西米斯的女儿。人们从三女神的姿态神情中看到的不是神，而是人间姐妹之间亲密动人之情，从坐躺姿态中隐现出各人的个性气质。

　　古希腊雕刻十分重视形象的整体不可分割性，人体各部分都充分发挥出造型特性，力求表现形象的内在生命。所以尽管形体残缺，但每一个部分都蕴含着生命不息的精神，就是说，雕像的残片也是有生命的活物，观赏者可以通过可视部分的动作姿态联想残缺的部分，从而获得完美的审美感受。

　　雕刻家运用高超的雕刻语言，真实而细腻地刻画了透过女神衣褶隐现出来的丰满、柔美的肉体。雕刻采用不同的曲线变化造型：坐立女神，松软的连衣裙由于肉体的起伏而形成横竖疏密的变化，丰满的酥胸和乳峰处上平下褶，束腰向下揉褶繁复，从整体看疏密变化有致；躺卧的女神袒胸露出圆浑柔软的肌肤，身体的动势显出优美的体形和波浪式的衣纹曲线疏密节奏的流动，既平稳又柔和。用诗人海涅的话来说，希腊雕像上的衣纹是身体动势的多音反响。

　　作为雅典卫城重建和雕刻的艺术总监，菲狄亚斯是否亲自动手创作这组浮雕，已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这是在他指导下完成的，三女神的塑造体现了菲狄亚斯的艺术风格。

　　《受伤的尼俄柏的女儿》

　　作者姓名不详，这是神庙山墙上的高浮雕的一部分，类似圆雕。

　　尼俄柏是希腊神话中底比斯王后，她生为７个儿子和７个女儿而自豪，因此嘲笑神后勒托只生一男阿波罗、一女狄安娜（日神和月神），结果遭到报复，太阳神和月神射杀死她全部儿女，这是她最后一个女儿中箭时的残景，成了痛苦和悲伤的化身。

　　雕像表现中箭时的痛苦神态，几乎全裸身体的动势足以表明痛苦，但面部却很平静，这正是古希腊美学特征：不表明因痛苦而扭曲的面容，只表现美，体现出静穆的伟大。裸体造型表现了匀称、和谐、丰满的人体美，与繁密的布单褶纹形成单纯与复杂变化的对比美。

　　《赫格索墓碑》

　　赫格索墓碑是公元前５世纪末到４世纪初许多墓碑中最杰出的一块。

　　希腊贵族和平民死后都有建墓碑的习俗，碑上雕刻的大多是向死者告别的场面。在这块碑上雕的是死者的形象。死者赫格索是普勒库赛斯的女儿，科罗依博斯的妻子。她坐在椅子上，仆人打开首饰箱让她挑选手饰。这件浮雕并没有使人想到死亡，已故女子尚在人间，和人们一起生活，只不过显得柔弱一些，好像不住，只好坐着。在主仆之间表现了一种若即若离、委婉动人的表情，令人感动。它体现了希腊人对待死亡的态度是很理智和冷静

　　《克尼多斯维纳斯》

　　《克尼多斯维纳斯》是希腊雕刻艺术史上第一件以全裸体形态来表现女神的惊世骇俗之作。作品问世时曾引起极大的非议，然而却清楚地表明时代的个性：诸神灵已开始从偶像的地位坠落，成为人类情感的象征。这种希腊人文主义经过后来“希腊化”的发展而成为欧洲优秀的艺术传统。

　　古罗马学者普林尼记载说，普拉克西特列斯曾为科斯城雕刻两尊维纳斯像，一尊着衣，另外一尊为裸体，标价相同。可是科斯城为那尊裸体像惊恐万状，坚决拒收裸体的而选择了着衣的维纳斯。可是大胆的克尼多斯城毅然选择了全裸体维纳斯，并且郑重地安放在中心广场上。这引起了邻近国家地区的人的极大好奇，从此来克尼多斯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过去一向无人问津的克尼多斯由于这尊裸体维纳斯而名震希腊，一下子竟成了人们“朝圣”的地方。

　　这件被称为《克尼多斯维纳斯》的圆雕裸体立像，再现女神入浴的瞬间，她那多情而温柔的性格，健康、丰润而优美的体态，微启的朱唇泛起迷人的微笑，双眸凝视，温情脉脉地闪烁着晶莹而欢乐的秋波，令人神不守舍。据说一位古罗马作家一见到这尊雕像，竟然被爱的激情和欲望所压倒，显得如痴似狂。这正是雕刻家赋予这冰冷的大理石以世俗人性之灵，怀着对人生情爱的追求进行创作所获得的艺术效果。据说这尊裸体维纳斯是普拉克西特列斯依照希腊美人、他自己钟爱的情人伊留娜的形象雕刻而成的，尽管雕像蕴含着不可征服的魅力，但并不损害女神的尊严。这尊维纳斯的造型风格体现了普拉克西特列斯独创的“优美的Ｓ形样式”。女神亭亭玉立，左手轻拎衣饰，右手向前随意地垂下，本能地挡着羞处。左腿弯曲，重心落在右腿上，自然转动的腰肢成Ｓ形姿态，形象轮廓线起伏流畅而富有韵律感，肉体于圆浑平滑中见出微妙凹凸的变化美。就整体艺术效果而言，丰满圣洁的肉体与脱下的衣饰褶纹形成单纯与复杂的对比美。在这尊雕像中，人性美与人体美得到完美和谐的统一。

　　普拉克西特列斯所创造的是人化了的神，有着人的生活和乐趣。在他的作品中，前代的厚重形态感已渐消失，掺入了柔和感，整体洋溢着甜美的官能性，强调世俗的静穆，饱含着青春生命的活力。他的传世复制品《捉蜥蜴的阿波罗》、《萨提洛斯》、《阿尔忒弥斯》，都有这一特点。普拉克西特列斯在希腊雕刻史上可与菲狄亚斯相提并论，他同菲狄亚斯创立的“崇高的样式”相对抗，以创立“优美的Ｓ形样式”而饮誉希腊，并且影响了后世的艺术创造。

　　《赫尔墨斯与奥尼索斯》

　　《休息的赫剌克勒斯》

　　雕刻家塑造了一位强健的大力士形象，巨人作休息沉思状，全身肌肉坚实有力，人体轮廓鲜明，是一尊占有三度空间的圆雕像

　　雅典娜》

　　这是一座等身大的青铜立像原作，具有浓厚的古典色彩，取材于希腊神话。

　　宙斯吞食了自己刚怀孕不久的妻子就患了严重的头疼病，连懂得医道的阿波罗也治不好，于是就叫冶炼神瓦尔刚用斧子劈开他的脑袋看看，突然从中跳出一位全副戎装、手持长矛的女神，这就是雅典娜。她是普罗密修斯用泥塑造了人之后，给人以生命和智慧的女神，她是古希腊人民最敬爱的女神，在她身上集中了智慧、勇敢、贞洁的美德；还是主宰纺织、手工艺的勤劳女神。她是昌盛繁荣古希腊的象征，也是最大城邦雅典的守护神。

　　在这件女神雕像中，她头戴战盔，身着希腊式连衣长裙，护胸和甲胄上装饰有蛇形饰边和人头像；她裸露双臂，透过薄衣裙可隐见丰艳健美而有力量的身体；衣裙褶纹和饰物造成横线条的疏密变化美；她的手势动作可能是执长矛和托物，整个形象富有女性的温柔和充满生命，更多的是人性，绝少神性，这表明希腊化时期艺术已走向世俗化

　　《阿芙洛狄德》（维纳斯）

　　《自杀的高卢人》

　　希腊化时期重要的艺术中心之一在小亚细亚柏加马王国。在公元前２４１—１９７年间击退了高卢人的猛烈进攻，为此，柏加马王国建立了卫城，并在广场上建立了胜利纪念碑性雕塑群像。《自杀的高卢人》是其中的作品。

　　作品表现被打败的高卢人首领，为了不作敌方阶下囚而受辱，勇敢而坚定地杀死爱妻之后自杀。这是一座震撼人心的悲剧性雕像。雕刻家着意刻画自杀时的紧张瞬间，群雕采用各种对比的手法塑造形象，立与垂下、生与死、动与静、形体的仰与俯、正与侧转，构成了一座三度空间四面观赏的组合雕塑形式，成为后来广场雕塑像的范本。

历史秘闻 (急用）古希腊艺术高度繁荣的原因

古希腊文明繁荣的原因

【内容提要】公元前5世纪，国土资源相对狭小贫瘠的古希腊之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历史腾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应归结于古希腊民族在其历史文明创建过程中培植与聚构的超越创新的主体自觉意识。

本文试图通过希罗多德理性批判史学吸纳继承、创新发展这一特定历史文化视角，透示古希腊文明所包含的创新精神传统及其内在社会文化机理。

【关键词】希罗多德/理性批判/创新精神/社会机理

【正文】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英国政治哲学家柏克曾指出：“一个没有更新之术的国家就是一个没有保国之方的国家。”[1]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当古希腊世界仍处于榛莽之时，其邻近的西亚、北非地区早已建立起了高度发达的奴隶制农业文明国家。

然而，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文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远远超出了前者。

国土资源相对狭小贫瘠的希腊世界之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历史腾飞，固然与古希腊民族善于汲取邻近地区和民族先进文明成果的优良传统有着密切联系，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应归结于他们在本民族文明创建过程中培植与聚构的超越创新的主体自觉意识。

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条件下，任何意欲求发展、图自强的国家和民族，都能在古希腊民族文明创新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找寻到可资借鉴的价值比较坐标并以此自勉。

本文试图通过希罗多德理性批判史学吸纳继承、创新发展这一特定历史文化视角，透示古希腊文明所包含的创新精神传统及其内在社会文化机理。

一

众所周知，西方史学导源于古代希腊，但从世界史学发展的进程来看，古希腊人却并不是历史记录的首创者。

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埃及和巴比伦等一些东方文明古国就产生过一些记载君主家谱世系和王国宗教事务的简单历史记录，如古埃及的巴勒摩石碑、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王表等。

约公元前2000年，埃及新王国、古巴比伦、赫梯和亚述等诸东方古国还产生了最早的纪年史，这些刻在宫殿和庙宇墙壁上、圆柱型陶器或纪念碑上的年代纪，记叙的内容大都是君主与神明的关系、君主在战争或狩猎中的赫赫战功以及王宫辉煌的建筑成就等。

产生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古犹太人《旧约圣经》虽可称为一部比较系统完整地反映古犹太民族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风貌的文化汇编集，但其内容主要是古犹太人的宗教神话传说、王家编年史、律法书、文学作品和先知们的言论等，这些记载往往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与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年代纪一样，其间充斥着大量荒诞不经的神学臆想成分。

显然，无论是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赫梯的年代纪，还是犹太人的《旧约全书》，都缺乏一种历史批判主义精神，它们大体上仍属于神权历史的范畴，因而只能说是希腊史学发轫前的历史序曲。

古希腊史学的最初发端源于神话传说与史诗，它们体现了古希腊人原始历史意识的萌动，公元前9世纪的荷马史诗无疑是其中最富文化原创力的部分，它是在人类贫弱的理性尚未能够自觉驾驭社会的时代条件下，以高度的诗性智慧向我们展示了上古时代希腊人对当时自然和社会历史状况的一种感觉、想象和记忆，即如维科所说：“在人类还那样贫弱的时代情况下，各族人民几乎只有肉体而没有反思能力，在看到个别具体事物时必须浑身都是生动的感觉，用强烈的想象去领会和放大那些事物，用尖锐的巧智把它们归到想象性的人类概念中去，用坚强的记忆把它们保存住。”[2]然而这种粗疏稚嫩的历史想象和记忆并不可能构成真正的历史著述。

无论是行吟诗人还是痴迷的听众，他们关心的主要是诸神与英雄们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至于这些故事发生在何时，是否按照历史的时序来叙述，则是无关紧要的。

公元前8—7世纪，赫西阿德的长篇叙事诗《工作与时日》则尝试运用现实主义的笔法抨击和揭露当时社会只讲强权、不讲公理的黑暗现实，勾画了人类社会由黄金、白银、黄铜、英雄和黑铁等五个时代循环倒退的历史变迁图示，展示了上古时代希腊人朦胧的“规律”和“时序”观念，即历史已不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获得了某种连续性和方向性，它体现了人类历史观念上的某种进步。

但赫西阿德对当时社会的抨击和揭露，与其说是在宣扬一种历史循环倒退理论，不如说是对公道、正义的道德原则的申述，在他看来，历史的变迁本质上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而最高的正义者是万能的宙斯。

赫西阿德在神性历史观方面并没有超出荷马史诗，所不同的是他为当时以及后来人提供了理解历史发展变迁的“一本道德手册”。

[3]

公元前5世纪以希罗多德《历史》为代表的理性批判史学的缘起，则标志着人类的思想放弃了神话性的历史及其较为粗糙的形式，即神异的或奇迹的历史变成了世俗的或人类的历史。

绵亘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希波战争(公元前492—前449年)，使希腊人的历史视野得到了极大的开拓，激发了他们对古老东方文明的兴趣；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代表的希腊诸城邦众志成城、同仇敌忾，最终打败了波斯帝国的倾国之师，使希腊人真切认识到拯救希腊的是人而不是神；希波战争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奴隶制政治、经济为希腊古典史学的繁荣创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以爱奥尼亚地区的米利都学派及后来的阿那克萨果拉、德谟克利特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理性思潮的崛起对希腊人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正是在这样一个理性相对觉醒的新时代，希罗多德以其鲜明的个性创新意识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的构建，历史著述从此不再是大量充斥着祭司巫祝预言、咒语的神性文本，亦不再是反映诗人与文学家浪漫主义意趣情怀的文墨诗篇，而成了有关人的事迹，人的目的、人的成功与失败的历史。

二

由自发的历史意识上升到完全自觉的历史意识(史学形成)，自有其客观的规定性，即：它的对象必须是过去，它的形式应有连续性的时间框架、明白的空间位置，它的内涵必须是真实的人物及其活动，它的目的必须是对真实过去和已消失过程的各个环节之间关系的揭示。

希罗多德理性批判史学的缘起，标志着西方史学无论在任务功能、研究对象，还是在研究方法、编撰体例等方面，都初步发展完善了自身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所应具有的内在客观规定性，从而实现了西方史学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历史性创新飞跃。

盖缘于此，柏里才不无犀利地指出：“希腊人虽不是记录人类史实的第一人，却是批判史实的第一人。

换言之，他们首创了史学。”[4]概言之，希罗多德理性批判史学的创新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历史性地确立了史学“保存功业”与“垂训后世”的任务与功能。

希罗多德在其《历史》绪言中即开宗明义地申明，写史“是为了保存人类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他们的光采”。

[5]在希罗多德看来，历史最大的功业莫过于希腊历史转折时期沧海横流、风云变幻的历史事件本身，而考察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不仅是为了再现英雄主义的荣光和唤起对悠久传统的意识，更重要的还在于垂训后世。

希罗多德与其同时代的希腊人一样，认为社会的兴衰治乱是同人们的道德活动密切相关的，因此特别重视历史的道德评判作用。

这一认知倾向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表现得极为明显，他认为像贪婪无度的克洛伊索斯、骄横不可一世的大流世和薛西斯，不过如过眼烟云，终将兵败身亡，而贤明智慧的梭伦、勇敢杀敌战死沙场的斯巴达王等，将永为后世所景仰。

其次，实现了由神性史观向人本史观的历史性飞跃。

把人类历史从神人合一的状态下分离出来，以批判精神记载人类的伟大功业而不是用虔诚的笔调记载神明的恩赐，这是希罗多德之于史学发展的突出贡献。

柯林武德曾指出：“历史学对于希罗多德来说是人文主义的，而与神话的或神权的都不相同。”[6]以希波战争为例，对于希腊人最后获胜的原因，希罗多德摒弃了神秘主义的认知倾向，把它归之为希腊装备精良、纪律严明、行动敏捷、领导有方以及处于防御优势的结果。

在希罗多德看来，命运与神是有区别的，神只是命运的传递者和力量的执行者。

尽管《历史》中还或多或少存有神示、灵光、朕兆等神性先验遗痕，而且在解释某些历史事件发生的因果关系时，还存在不同程度的天命观念，但天命的体现者神灵和命运最多只是希罗多德在说明人们一定活动的终极解释，通常他更重视纯粹世俗的原因，如英雄人物的意志和行为、国家制度的优越性、道德和民风的优劣、历史的根源等一系列具体的因素，在他的史著中天命事实上服从于历史，而不是历史依附于天命。

再次，创造性地运用了理性批判的史学研究方法。

希罗多德从“保存功业”和“垂训后世”的历史功用出发，认为史家在记录和撰写历史时，应当力求真实、客观，秉笔直书，既不轻信传说，更不党同伐异，只有这样，历史才能起到惩恶扬善、教育后人的作用。

希罗多德著述《历史》，史料的搜集可谓是宏富的，但他并非不辨真伪的兼收并蓄，而是认真考证，予以取舍，以求保存信史；在史学著述的方法上，希罗多德实现了对联想和神喻等传统史诗创作手法的扬弃，转而注重对史料的批判分析与逻辑概括。

汤普森曾对希罗多德的理性批判方法这样评述：“下列都是希罗多德构思出来的：历史不只是一些突出的、并不相互连贯的事实的排列；在它们表面上的混乱下边，必然有一种统一性和连贯性的存在；历史家的职责就是区别比较重大的事实和比较细小的事实并以适当的顺序把它们联系起来。”[7]希罗多德以理性批判的精神和态度，致力于历史真知的探求，其行为实践应该说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它无疑需要极大的实践勇气和强烈的个性创新意识作支持。

对此汤普森赞叹道：“虽然我们可能认为希罗多德有些轻信，但在批判精神方面，他还是超越了他自己的时代。”[8]

第四，开创了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历史先河。

希罗多德的《历史》虽然以希波战争为主题，但却不仅仅只涉及古希腊人方寸之地的历史，而是他那个时代希腊人所知道的世界范围的历史，除希腊本土之外，它还涉及到西亚、北非、黑海沿岸、地中海沿岸等许多地区，为我们展示了古代世界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风貌，它俨然如一部小型的百科全书，记述了当时各地的宗教信仰、神话传说、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以及名胜古迹等等。

史家狄奥尼修斯曾感慨地指出：“希罗多德把历史提到更高的和更值得尊重的阶段；他决定写关于不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民族的事情，但是他在自己的叙述中把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故事，欧罗巴和亚细亚的都结合在一起。”[9]正是基于希罗多德独特的世界眼光和对东方文化表现出一视同仁的睿智和态度的认识，巴恩斯才不无肯定地说：“希罗多德首先发现了文化史之意义。”[10]如果我们不过分拘泥于社会文化史概念的近代内涵，而从广义上理解，希罗多德的《历史》确应是西方最早的文化史著述，只是希罗多德这种文化史的传统后来由于修昔底德政治军事史学被确立为西方史学的正统地位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埋没了，直到18世纪伏尔泰等人倡导“文化史观”，才又重新提出了“回到希罗多德去”的口号。

最后，发展完善了史学新的编纂体例——历史叙述体。

希罗多德的《历史》首次使史学著述实现了从诗歌的韵文体到散文叙述体的历史飞跃，纵观9卷本的《历史》，它既始终以希波战争为主题而保持着一种比较紧凑清晰的逻辑脉胳，同时又恰当运用史诗和戏剧变换时空的手法，以晓畅生动的语言、引人入胜的史事情节，把多种多样的体裁镶嵌到一幅具有使人惊异的艺术感情和艺术节拍的和谐图画中，从而构成了一部历史真实性与思想艺术性高度结合的鸿篇巨著。

卢里叶认为，《历史》“把严肃的科学内容跟有高度艺术性的表达方法结合到一起；他的《历史》也正是由散文写成的史诗。”[11]历史叙述体由《历史》首创，以后修昔底德在写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又进一步把编年体与叙述体结合起来，使之成为西方传统史学的正宗体例。

三

希罗多德理性批判史学的勃兴不过是古典时代希腊文化繁荣创新之斑斓图景中的微缩特写，但它从一个侧面生动折射了古希腊文明不甘因循墨守、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生命律动。

然而任何创新都不可能在真空中产生，都必须以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机制为前提，即如恩格斯所说：“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

[12]古希腊文明之所以展现出繁荣创新的勃勃生机，自有其深厚广博的内在社会文化机理。

希腊城邦民主政治及其孕育之公民精神为文明的超越创新开拓了广阔的自由空间。

古希腊城邦区别于古代东方早期国家形态的突出特性就在于城邦的统治权不是归于一个特定阶级，而是归于由占有数量不等私有财产的公民组成的公民集体，虽然富有的公民在公民集体中会占有一定的政治、经济优势，但他们却不能脱离公民集体而实行单独的统治，他们必须或多或少地和由平民组成的大多数分享政权，公民的集体统治是城邦的精髓，其集中体现就是定期召开的公民大会，这种民主政治，一方面通过各种措施限制任何形式的独裁倾向，如十将军委员会、贝壳放逐法、公民陪审团等，城邦的一切重大事务都提交到公民大会上由公民通过集体辩论和投票来解决，另一方面又尊重公民的独立人格和个性自由，保证城邦所有公民能够敞开思想畅所欲言。

对古希腊文化繁荣的主要创造者——自由公民中的平民阶层来说，他们不再象东方专制国家的平民那样处于无权的地位，而是作为对城邦利益负有义务和责任的主人角色参与国家的各项建设。

随着公民参与城邦事务的热情的提高，知识、价值观和思想技巧也逐渐由以前的秘传转而成为公共文化的组成部分。

这种广泛自觉的城邦公民精神的培植和有效激发，可以说是古希腊文明不断超越创新的坚实群众基础和不竭动力源泉。

希罗多德著述《历史》即是这种公民精神的真实体现，他著述《历史》并没有任何的官方授意或支持，而是纯粹出于公民对本国光荣历史、杰出英雄人物的宣传表彰和教育、凝聚公民社会的责任义务。

古希腊城邦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奠定了文明创新的深厚社会文化底蕴。

古希腊文明繁荣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其文化的多元发展，无论在哲学、文学、史学领域，还是建筑、艺术、科学领域，它都堪称后世的楷模。

恩格斯曾指出：“我们在哲学中及在其他许多领域中常常不得不回到这个小民族的成就方面来……他们无所不包的才能与活动，给他们保证了人类发展史上为其他任何民族所不能企求的地位。”[13]这种多元性文化高度发展的重要原因在于希腊人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

同时它又反过来促进各个文化艺术门类不断推陈出新，以适应现实生活的客观需要。

希腊古典史学的繁荣发展则深刻体现了这一原则。

伴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当希腊人对各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地理沿革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而渴求真实的多样化的解释时，这种社会文化需求就会自觉推动若干史家对他们力所能及的领域展开研究。

不同的历史认识主体基于多样化的社会精神文化需求而展开的多层面、深广度研究，无疑孕育了史学等各文化艺术门类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的繁荣景象。

诚如丹纳所说：“时代的需要始终占着统治地位。

企图向别方面发展的才干会发觉此路不通；群众思想和社会风气的压力，给艺术家定下了一条发展的路，不是压制艺术家，就是逼他改弦易辙。”[14]

相对淡薄的泛神论宗教观念为思想自由和文化创新开辟了有利的认知空间。

著名古典文化学者安·邦纳曾指出：“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

它从人的需要出发，它注重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15]浓郁的人本主义观念意识使希腊人在宗教的问题上相比较于东方国家就显得较为淡薄，神人同形同性的多神信仰一直是希腊人主要的信仰形式，这就避免了东方国家一神教那种大一统的精神束缚，而且泛神论的古代宗教在希腊并不是压抑人的因素，相反它构成了古希腊人半世俗半宗教生活的一部分，并常常促进人间的欢乐。

这种半世俗半神性的宗教观念反映在古希腊人的思想和文化活动中，即体现为一种强烈的思想自由意识和旺盛的超越创新追求，他们往往如同古希腊悲剧中的人物，明知命运和神灵的可怕，但是仍敢于向其挑战。

希罗多德的《历史》与古犹太人的《旧约全书》基本上可谓是同时代的，但由于两者所处的不同政治和社会文化环境，导致了对传说与神话研究整理的目的和结果上的不同，前者以理性批判的精神致力于对人类以往真实历史的探寻，进而创立了史学，后者则从功利主义的立场和目的出发，旨在证明一神崇拜的合理性，于是完善了宗教。

当然宗教在希腊人的生活中仍拥有道德的、信仰的、预卜的功能，影响着希腊人思考和认识世界的能力，但这种影响是极为有限的，它取决于每一个具体的人。

古希腊“面向世界”的开阔胸襟和谦虚学习态度促进了外来文化与希腊文化的融汇。

任何创新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有赖于对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谦虚学习和继承，在这一点上聪慧的古希腊人可谓是深得要旨。

如丹皮尔所观察到的，“早期希腊哲学家所搜集的事实大部分是从外来的来源得到的——他们的天文学是从巴比伦尼亚得来的，他们的医学和几何学是从埃及得来的，可能一部分是通过克里特岛。

在这些事实上，他们又加上一些事实，然后，在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对它们加以理性的哲学考察。”[16]从《历史》中我们看到，希罗多德在对待与其他民族的态度上，始终能一视同仁而不存在任何偏见，认为各民族之间应取长补短互相尊重，事实上他从来没有忘记从古老的东方汲取一切营养，他甚至认为东方是一切文化和智慧的摇篮，在哲学思想、宗教信仰及日常生活习惯等方面，他总是对东方的“舶来品”感到神往。

开放政策还吸引了大批富有才智的外邦人来到希腊，雅典一度成为各方文人才俊的荟萃之所，“哲学家、作家、文学家、艺术家等等都跑到雅典来，在雅典，他们便有广大的施展才能的余地。”[17]这些外邦的学者文人以自己卓越的才华，为雅典文化繁盛与创新作出了巨大贡献。

古希腊富于探索冒险、开拓进取的民族特性契合于文明创新的内在要求。

民族特性与民族文化发展两者的关系是互为因果的，但从历史发展的线性关系以及历史发展的趋同性来看，由于民族特性的形成主要受制于该民族所生活的环境以及在这一环境条件下所产生之经济发展道路的特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民族的特性决定了民族文化的发展，而民族文化的发展则又丰富了民族特性的内容。

古希腊邻近爱琴海、地中海，岛屿众多，海岸线曲折，独特的地理环境把古希腊人引向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道路。

公元前5世纪，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城邦几乎垄断了整个地中海的贸易，雅典的制陶、皮革、酿酒、榨油、造船等工业名扬地中海世界。

以发展海外贸易、抢占国外市场为主要内容的商品经济发展不仅为古希腊文明的繁荣创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还培植和熏陶了古希腊民族勇于探索冒险、勤于开拓进取的民族气质秉赋。

这种极富个性的民族品格，使古希腊人不再轻易满足于对外部世界静态化的既有认知，反而表现出对自然奥秘和人生真谛的不断系统化逻辑思考和认知创新。

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它(指民族精神或特性——作者注)具有严格规定的一种批判精神，它把自己建筑在一个现实的世界里，它生存和持续在一种特殊方式的信仰、风俗、宪法和政治法律里——它的全部制度的范围里——和作为它的历史的许多事变和行动里。

这就是它的工作——这就是这个民族。

各民族都是以它的事业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