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遗嘱与第三帝国的终结

Posted 2023-01-04 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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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遗嘱与第三帝国的终结

希特勒的遗嘱与第三帝国的终结

　　希特勒的遗嘱是两个文件。正如希特勒所希望的，遗嘱已被保存下来……它们证实了这个曾经以他的铁腕统治德国１２年多、统治大部欧洲达４年之久的人物没有从他的经验中学习到任何教训。即使是从多次挫败和毁灭性的最后失败中，他也没有能够吸取任何教训。不错，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曾回想起他年轻时在维也纳街头流浪的时代，曾回想起他早期在慕尼黑的喧闹的啤酒馆时代。他咒骂世界上一切的坏事都是犹太人干的，不断吹嘘他那半瓶子醋的宇宙理论，叹息命运再度击败德国，使它不能得到胜利和征服的机会。他把他对德国民族和全世界的遗言看作是对历史的最后的呼吁。希特勒在这个遗言中，重弹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的空洞的老调，又加上了些最后的谎话。作为一个已无可救药地被绝对权力完全腐化了的醉心权势的暴君的墓志铭，这个遗言再也恰当不过了。

　　——《第三帝国的兴亡》威廉·夏伊勒

　　政治遗嘱

　　自从我竭尽绵薄，在德国被迫参加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充当一名志愿兵以来，已经有三十多年了。

　　在这三十多年中唯一指导我全部思想、行动和生活的是我对人民的热爱和忠诚。这种热爱和忠诚给了我力量，使我能够做出人世间最艰难的决定。

　　在这三十多年中我消耗了我的时间、我的工作力量和我的健康。

　　说我或者任何其他的德国人在１９３９年要战争，是不真实的。需要和煽动战争的，完全是那些犹太血统的或为犹太利益服务的国际政客。

　　我曾经为限制和控制军备提出过无数次建议，这是后代任何时候也抹煞不了的，谁也不能把战争爆发的责任推到我的头上。我也从来没有希望在可怕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还会再经历一次以美国或英国为敌的世界战争。时光会流逝，但是在我们的城市和建筑物的废墟上，对最终要负责任的人们的仇恨将永远不会消灭。他们就是对眼前这一切负有责任的人们：国际犹太人集团和他们的支持者。

　　还在德波战争爆发前三天，我已向英国驻柏林大使提出解决德波问题的建议，同时包括解决处于国际控制下的萨尔地区的问题。这一建议不容否认。仅仅由于英国统治集团需要战争，这才遭到拒绝。他们之所以要发动战争，一方面是商业上的原因，一方面是他们受到国际犹太人集团的宣传影响。

　　但是我也不怀疑，如果欧洲人民只是重新被视作国际财政金融界阴谋家的股票，那只有一种人会这么干，就是犹太人集团。他们是这场可怕战争的罪人，要追究他们的罪责。我要让所有的人都明白，这一次欧洲千百万雅利安孩子要饿死，千百万成年人濒临死亡，城市里几十万妇女和儿童也许被烧死或炸死，而负

　　罪者自己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哪怕是用极人道的方法。

　　六年的战争尽管遭受种种挫败，但终有一天会被认为这是一个民族为争取生存而进行的最光荣、最英勇的壮举，它将载入青史。在六年后的今天，我不能抛弃这个国家的首都，在这儿继续抵抗敌军的进攻，已势单力薄。我方的抵抗因那些丧失理智的家伙而渐渐失去作用。我要与千百万留守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们生

　　死与共。而且，我不会落入敌人手中。我知道他们正需要犹太人导演一场新戏，来取悦他们的歇斯底里的群众。

　　因此我决定留在柏林，在我认为元首与总理职位已经不能维持下去的时刻，以身殉国。看到我们的农民和工人的无比功勋和业绩，看到以我名字命名的年轻一代所作的史无前例的贡献，我将含笑与世长辞。

　　我衷心地感谢他们，不言而喻，我也希望他们在任何情况下不要中断斗争，应该永远与祖国的敌人战斗，忠于对伟大的克劳塞维茨的信仰。我们牺牲了的战士以及我和他们永久的团结是德国历史中的种子。种子已经撒下去，有朝一日会生长起来，在一个真正团结的民族中，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将获得光荣的再生。

　　多少英勇的男子，妇女们决定将他们的生命和我的生命系在一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请他们并最后命令他们不要这样做，他们应该继续战斗。我请海陆空三军将领以各种手段加强士兵们对于民族社会主义的信仰，以便提高他们的抵抗精神，并特别强调这一事实：我，作为民族社会主义的创建者，宁愿牺牲而不愿怯懦的辞职或投降。

　　希望我们的陆军军官将来像我们的海军那样，把决不放弃一城一池看作是荣誉攸关的大事；尤其重要的是，指挥官们至死也要忠诚地恪尽职守，作出光辉的榜样。

　　政治遗嘱补充部分

　　在我去世以前，我将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开除出党，并且剥夺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９日命令中以及１９３９年９月１日我的帝国国会声明中授予他的一切权力。我任命邓尼茨海军元帅为德国总统兼国防军最高统帅。

　　在我去世以前，我将党卫队全国领袖兼内政部长海因里希·希姆莱开除出党，并革除他一切职务。我任命大区党部书记卡尔·汉克为党卫队全国领袖兼德国警察首脑，任命大区党部书记保罗·吉斯勒为内政部长。

　　戈林和希姆莱不仅对我不忠。还瞒着我，违背我的意志私自与敌人谈判，并企图非法夺取国家控制权，而给整个国家带来了无法弥补的耻辱。

　　为德国人民创建一个由诚实的人组成的政府，这个政府会采取一切手段完成继续作战的任务，我作为国家元首任命下列同僚为新内阁成员：

　　帝国总统：邓尼茨

　　帝国总理：戈培尔博士

　　党务部长：鲍曼

　　外交部长：塞斯——英夸特

　　内政部长：吉斯勒

　　作战部长：邓尼茨

　　陆军总司令：舍尔纳

　　海军总司令：邓尼茨

　　空军总司令：格莱姆

　　党卫队全国领袖兼德国警察首脑：大区党部书记汉克

　　经济部长：冯克

　　农业部长：巴克

　　司法部长：蒂拉克

　　文化部长：谢尔博士

　　宣传部长：瑙曼博士

　　财政部长：施维特·克罗西克

　　劳工部长：胡普福尔博士

　　军备部长：索尔

　　德国劳工阵线主席兼内阁成员：莱伊博士

　　尽管在这些人中，个别人如马丁·鲍曼和戈培尔博士等包括他们的妻子都自愿留在我身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意离开首都，而且准备在这儿与我一起以身殉国。但我务请他们听从我的要求，把国家的利益置于个人的感情之上。他们通过工作和对我的忠诚，即便在我去世以后，作为同伴也与我心连着心。我希望我的精神留在他们中间并永远陪伴着他们。愿他们坚强，但要公正；尤其愿他们不要把恐惧当成行动的指南；愿他们把国家的荣誉放在第一位；愿他们明白今后世世代代的任务——建设民族社会主义国家，使每个人都有责任永远为大家服务，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二位。我要求所有的德国人、所有民族社会主义者、男人们、妇女们和国防军的所有士兵们，誓死忠于新政府，誓死忠于并顺从它们的总统。

　　最重要的是，我命令政府和人民要竭尽全力用户种族法律，无情地打击一切民族的毒害者——国际犹太人。

　　阿道夫·希特勒

　　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９日凌晨４时于柏林

　　见证人：

　　约瑟夫·戈培尔博士

　　威廉·布格道夫

　　马丁·鲍曼

　　汉斯·克莱勃斯

　　私人遗嘱片段

　　“在斗争的年代中，我曾认为我不能承担结婚所给我带来的责任，但是现在，当我生命行将结束之际，我决定同与我有过多年真诚友谊并自愿在柏林已遭围困之时来到这里与我同生共死的女人结婚。”

　　“她自愿作为我的妻子同我一道死去。这就弥补了由于我服务于人民而进行工作给我们两人所带来的损失。”

　　“我的所有财物，不论其价值多少，都属于党，如果党不存在了，就归国家。假如国家也灭亡了，那我就用不着再交待了。我这些年来所收集的绘画从来没有打算作为私藏，而完全是为了在我的故乡多瑙河畔的林嗣建立画廊之用。”

　　“把所有值得作为私人纪念品的东西交给我的亲属，并给他们一笔足够维持一个小资产阶级生活水平的费用……”

　　“我的妻子同我决定死去，以免遭受被推翻或者投降的耻辱。我们希望我们的遗体将在我服务于人民１２年来进行大部分日常工作的地方立即火化。”

　　落幕

　　１９４５年４月３０日，星期一，下午３点３０分。这是阿道夫·希特勒５６岁生日后的第１０天，是他担任德国总理、建立第三帝国以来的整整１２年零３个月。希特勒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起结束生命的还有他的妻子爱娃·勃劳恩和爱犬布隆迪）。不过一切还没有结束，第三帝国寿命还要多活一个星期。

　　随后，继承人邓尼茨接到了第一个由鲍曼发出的电报：

　　“海军元帅邓尼茨：元首任命你为继承人，以代替前帝国元帅戈林。任命状现在途中。你必须采取适应形势需要的一切措施。”

　　关于希特勒的死，他只字未提。

　　５月１日下午３点１５分，邓尼茨接到了由戈培尔发出的第二封电报：

　　海军元帅邓尼茨。绝密。

　　“昨天下午３点３０分，元首去世了。４月２９日的遗嘱任命你为德国总统……［以下是内阁主要人员的任命名单。］已遵照元首的命令，派人将遗嘱给你送去……鲍曼打算今天到你那里去，并将情况报告你。关于向报界和军队宣布此事的时间和方式由你决定。请复电。”继承程序正式启动，邓尼茨成为第三帝国最后的总统。

　　５月１日傍晚戈培尔命令毒死了自己６个孩子。大约８点半钟戈培尔博士夫妇走上花园，在他们的请求下，一个党卫队勤务兵对准他们的后脑勺放了两枪。

　　５月１日晚上９点钟后，马丁·鲍曼乘一辆德国坦克企图逃跑，一颗俄国炮弹正击中这辆坦克。

　　５月１日晚上１０点钟刚过，汉堡广播电台突然终止播送勃鲁克纳的庄严的第七交响乐。一阵军鼓声之后，一个广播员说道：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同布尔什维克主义战斗到最后一息，今天下午在德国总理府的作战大本营里为祖国牺牲了。４月３０日，元首任命海军元帅邓尼茨为他的继承人，现在由元首的继承人海军元帅对德国人民讲话。

　　１０点２０分邓尼茨讲话：“我的任务是拯救德国，使它不致遭受向我们进攻的布尔什维克敌人的破坏。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要继续把军事斗争进行下去。只要英国人和美国人阻挠这个目的的实现，我们也就不得不继续进行抵抗他们的防御战。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英美两国的作战不是为了他们人民的利益，而只是为了在欧洲散布布尔什维克主义。”

　　“在我们做了这样重大的牺牲之后，上帝是不会抛弃我们的。”

　　５月４日，德军最高统帅部命令所有在德国西北部、丹麦和荷兰的德军向蒙哥马利元帅投降。第二天凯塞林的Ｇ集团军，包括驻在阿尔卑斯山北部的德国第一军团和第九军团在内，投降。

　　５月５日新任德国海军总司令汉斯·冯·弗雷德堡海军上将来到设在莱姆斯的艾森豪威尔的总部接洽投降。

　　５月６日约德尔将军来到莱姆斯，希望拖延几天，以便争取时间尽量把德国军队和难民从俄国进军的道路上撤出，使他们能够向西方盟军投降。艾森豪威尔拒绝了。

　　５月７日凌晨１点半钟，邓尼茨从丹麦边境的弗伦斯堡新成立的总部打电报给约德尔，授以全权在无条件投降文件上签字。

　　５月７日凌晨２点４１分，在艾森豪威尔总部——莱姆斯的一所学校里，举行了德国无条件投降的签字仪式。代表盟军在文件上签字的是瓦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代表俄国作为见证人签字的是伊凡·苏斯洛巴罗夫将军，代表法国作为见证人签字的是弗朗索瓦·赛维兹将军。代表德国签字的是海军上将弗雷德堡和约德尔将军。

　　１９４５年５月８日午夜，欧洲的炮火和轰炸停止了。

　　５月２１日，希姆莱在汉堡与不来梅港之间英国的一个哨所上被捕，２３日咬破了牙龈上的一个小洞里的氰化钾胶囊自杀。

　　５月２３日，在丹麦边境弗伦斯堡成立的邓尼茨残余政府１９４５年５月２３日被盟军解散，全体成员均被逮捕。

　　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２０日到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１日在德国纽伦堡，由苏、美、英、法四国各指派一名法官和一名预备法官组成国际军事法庭，对无法确定其具体犯罪地点的纳粹德国首要战犯进行统一审判。１２人判处绞刑。３人无期徒刑。２人二十年徒刑。１人十五年徒刑。１人十年徒刑。３人无罪释放。

　　终结——名单中的人

　　到此时为止，遗嘱中提到的人物，已经有三人死亡：戈培尔、鲍曼（由于纽伦堡审判时没能确认其死亡，被缺席判决绞刑）、希姆莱。

　　其他人：

　　赫尔曼•威廉·戈林帝国元帅：在纽伦堡被审判。判处绞刑。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１５在执行死刑前数小时在狱中自杀。

　　帝国总统兼海军总司令、作战部长卡尔·邓尼茨海军元帅：在纽伦堡被审判。判处１０年徒刑。１９５６年１０月从施潘道监狱刑满获释，定居在奥尔。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２４日去世。

　　外交部长塞斯——英夸特：判处绞刑。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１６执行。

　　内政部长保罗•吉斯勒：此人在下不了解，只知道他在１９４２年接替阿道夫·瓦格纳担任巴伐利亚区领袖，１９４５年死亡。

　　陆军总司令费迪南德·舍尔纳陆军元帅：１９４５年于５月中旬前往德军第一集团军司令部驻地向美军投降。５月底，他被引渡给了苏联人。在克拉斯诺哥尔斯克集中营经过短时期的停留后，就于１９４５年８月被关进了苏联监狱。１９５２年被判处２５年徒刑。１９５５年元月１８日，舍尔纳被送到东柏林。元月２６日，他拒绝了东德方面的挽留，回到了慕尼黑。后在西德被判处四年徒刑，１９７３年去世。

　　空军总司令罗伯特·里特·冯·格莱姆空军元帅：１９４５年５月２４日自杀。

　　党卫队全国领袖兼德国警察首脑汉克：不详。

　　经济部长瓦尔特•冯克：判处无期徒刑。１９５７年因病被从柏林施潘道监狱中释放。

　　农业部长巴克：不详。

　　司法部长奥托·蒂拉克：１９４６年自杀。

　　文化部长谢尔博士：不详

　　宣传部长瑙曼博士：不详

　　财政部长施维特·克罗西克：不详

　　劳工部长胡普福尔博士：不详

　　军备部长索尔：不详

　　德国劳工阵线主席兼内阁成员莱伊博士：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２５日自杀。

秦朝统一的内驱力与第一帝国

秦朝统一的内驱力与第一帝国

　　以今天的眼光看，秦始皇固然有残酷无情的一面，也有超前的眼光与惊人的想象力。他建立的中央集权帝国出现在距离纸张发明尚有300多年的时代，正如美国汉学家顾立雅赞叹，在基督诞生之前，中华帝国就显示了与20世纪超级国家的相似之处。

　　季风与黄河造就的契机

　　为何中国的首次统一大业需要由一个身处文明核心区域之外的政权来完成？我们就需要把目光投向孕育这古老文明的土地本身的特征：中国地区属东亚季风区，大致全年雨量的80%出现于夏季3个月，从菲律宾太平洋吹来的热带季风必须与西北之高压冷空气会合，才能冷凝为雨。如果两种气流不幸错过，则为旱灾，而在某地会合频繁，则会产生涝灾。古人缺乏这种气候常识，只好以粗浅的经验总结灾难规律，《史记·货殖列传》上就有“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的说法。不仅如此，降雨量如果按地形分布，则有一条13英寸等雨线横亘中国大陆，这大致就是日后秦长城的构筑路线，宣布此乃农业与畜牧生产方式的天然界限。灾年一到，北方游牧民族就会定期南下掠食，早在战国时代，赵、燕、魏等国已经分别修筑长城加以抵御，客观上暴露出这种国防事务亟须统一指挥管理的必要性。

　　除了季风性的降雨天气，横亘中国、定期泛滥的黄河也是促进中国统一的另一内驱力。《孟子》中提到“理水”就有11次之多。而各小国在黄河附近筑堤也已经妨碍了彼此的安全与生产。公元前651年，齐桓公的“葵丘之盟”，即提出“无曲防，无遏籴”的号召，意为各国不许兴修妨碍彼此灌溉运输的水利设施，在荒年不能阻止粮食流通。汉书中魏国人李悝即指出灾害频繁之下小农生产的脆弱性：一家五口，授田100亩，每亩出粟一石半，全年产量即是150石，假使税率为10%，再减去全年口粮90石，一家每年余粮不过45石，折钱1350文，但是每年春秋乡间祭祀要花费300文，再加上每人衣裳开销300文，已经出现450文之巨大赤字，尚且不算丧葬婚娶等其他用钱之处。何况天灾频繁，米价极不稳定，所谓“夫籴，二十病农，九十病末”，“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意即米贵时石值铜币九十钱，贱时低至石二十钱，相差四倍半。在这种严酷情况下，必须以强大的中枢统一规划调度，才能使小农达到丰年有余粮，荒年不致辗转于沟壑的最低生存标准。所以诸侯掌握领土与人口越多，应付灾年才能长袖善舞，也让吞并战争有了内在的原动力。《吕氏春秋·爱士》记载说，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秦穆公听从百里奚之言，借粮于晋。然而次年秦国大旱，晋惠公不救，于是秦晋两国战于韩原，惠公被俘。所以综观春秋以降，客观上也需要一个坐镇上游的强大中央集权国家取代羸弱的周天子，才能充分动员资源，兴修水利，稳定粮食价格，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在旱灾年份的定期入侵，从而保证稳定。虽然直到战国初期，秦仍然被六国看做化外之民。然而崔瑞德在《剑桥中国秦汉史》中指出，包括秦在内，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以西陲为基地的政权最终实现统一的现象，就是因为相对于中原，这片土地具备战略上的绝对优势，以咸阳为中心的关中平原，四方被散关、函谷关、武关与临晋关保卫，西北有黄河之险，南有秦岭与巴山之固。易守难攻，三面都是较之中原各国落后黯弱的少数民族部落，且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被称为“九州膏腴”。这一切都可以使秦人无后顾之忧，专心东进。

　　法家与军国主义——从“战胜”到“制胜”

　　历史决定了秦人的命运，而他们也几乎从一开始就选择了扩张。顾颉刚在《秦与西戎》中说，由于长期与戎狄为邻，导致“秦人剽悍，《诗·秦风》多田猎战伐之事”。《汉书·地理下》也有“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的说法。在制度层面上，秦国的专制君权早就具备了优于山东六国的政治控制和社会动员力，宗法、封建制淡薄，国君子弟和贵族，都无寸土之封，野蛮的人殉长期留存。例如公元前621年秦穆公死，就以177人殉葬，其中包括三位著名勇士虎、奄息、仲行，由此留下了《诗·秦风·黄鸟》中“彼苍者天，歼我良人”的诗句。秦与三晋比邻，民风习俗相近，当战国初期各国兴起变法之风时，秦人也立刻从中获益。商鞅曾受李悝《法经》六篇，秦的田制、阡陌制度，也源自赵、魏、韩。在秦国借以富强的众多客卿中，出自三晋或与三晋之学有渊源者众多，韩非是韩国贵族，尉缭来自魏国，商鞅之师尸佼，也是晋人。商鞅建立的军功爵制，最终被定型为20等，有爵者可以享受多种特权，免除徭役、减刑抵罪、豢养门客、穿着华服。虽然三晋、齐、燕、楚等国也存在各种爵制，但在严密程度与军功紧密结合程度上，都不如秦制，正如商鞅所说：“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则民用矣。”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以“富国强兵，奖励耕战”的法家政治思想与具备浓烈军国主义色彩的秦国的结合，就显得顺理成章。《荀子·强国篇》，也说秦地百姓朴实剽悍又驯顺畏官，士大夫官吏终日忙于公事，无暇谋私，实在是寻求富强，致力“法治”者的天赐。在荀子看来，“法”作为一种纯粹，量化，直接服务于富国强兵目的政治规范，就应当从“礼”这个杂糅了民俗、道德、仪典、政制、宗教的混合物中脱胎而出。而法家的“非道德主义”则主张国家的“霸道”与秩序，强权，管理机器精密的运转，本身就是其存在的目的。集儒法两家宗师身份于一身，高足囊括韩非、李斯的荀子，应当被看做是秦国坚定走上法家政治道路的始作俑者。他的著述丰富且细致：《富国》、《君道》等篇旨在治道政略，论吏治选官有《臣道》、《致士》，关于兵制军略，则有《议兵》。所以刘歆在《七略》里同时将荀子列为儒家与兵家，荀子主张以“礼”为治之始，而“法”为治之端，统治阶级由掌握礼乐、仁义的士大夫和从事技术职能的官吏组成。算是汉代以降，中国历代王朝“儒表法里”统治意识形态的先驱人物，所以两千年后，谭嗣同才会发出“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的感叹。

　　这样一个野心勃勃的国家崛起在西方，残酷的兼并战争就在所难免。《战国策·楚策一》载苏秦说楚威王曰：“夫秦，虎狼之国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雠也。”在军事技术相对平衡的冷兵器时代，动员力与数量在长期争霸中占据决定性作用。闻名中外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出土的上千件兵器除少数铁箭镞外，大部分全系青铜铸造，而南方的楚国与北方的燕国已经在大量使用铁兵器，然而秦国的敌人们并没有获取相应的战争优势，《荀子·议兵》中说：“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遇秦之锐士。”根据马非百《秦集史》中“首功表”所列，从秦献公二十一年至秦王政十三年（前341——前234）这107年里，秦除了同若干残存的小诸侯国和西戎、巴、蜀、少数民族作战以外，同六国共作战65次，未获全胜或互有胜负的仅5次，败北的仅4次。秦军共斩首敌军约167.8万人。对于文献记载的战国晚期秦军斩首敌军之数，许多西方学者，比如《剑桥中国秦汉史》的编著者崔瑞德，都以为有夸大之词。但秦人在战争中的残酷无情和崇尚首功，则是毫无疑问的，《商君书》言秦“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秦律·封诊式》中甚至记载过士兵之间为争夺敌人首级而私斗，或以阵亡战友之首级上呈企图冒功领赏的案件。

　　尽管在作战中残酷无比，秦军却是一支组织等级高度严密的武装力量。为这支庞大军队的武功提供支援的，就是秦在商鞅变法后100多年中逐渐发展出的缜密细致的官僚行政机构。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一座墓葬中发现的大量秦简可以使我们对当时的情况管中窥豹。

　　睡虎地云梦秦简中所见秦律，已经有30多种，然而这些显然还不是秦律的全部。从内容上看，其缜密苛刻，覆盖面之全，很难想象这是2200年前制订的。坟墓的主人是一位名叫“喜”的官员，出生在秦昭王四十五年，也就是公元前262年，秦始皇出生前两个年头。他历任安陆御史、安陆令史、鄢令史及鄢狱吏等与司法有关的职务，是庞大的秦帝国官僚机器上的一个无名且勤勉的零件，正如日本学者米刃山明所说，“战国时期政权的官僚法制化和社会军事化密切相关，军事技术官僚取代世袭贵族成为社会等级的主干”。“喜”，大约活了45年左右，曾经参加过三次秦国讨伐六国的战争，和千千万万忠于职守的同僚一样，他毕生都在完成这个企图把生产、社会运转与管理的各个细部都纳入法律量化管理范围的任务。

　　从这些用兔毛笔蘸松油墨撰写的记录中，我们得知秦法详尽规定了每个士兵、农民、官吏的职责：仓库漏水导致粮食霉烂，损失在百石以下，主管官员“仓啬夫”就要受到申斥，百石到千石之内，就要缴纳一副甲胄作为罚款。每年年底，所养耕牛能够肥壮的农业管理官员“田啬夫”将得到酒一壶，干肉十条，并免除下属养牛人30天徭役。每个制造兵器的工匠和监督者，都必须把名字和职务镌刻在自己的作品上，如果出现质量问题，则要受到逐级追究。

　　甚至连大秦军团中每个士兵的伙食标准也被仔细量化：簪袅可以有精米一斗、酱半升、菜羹一盘，而二级爵位的上造就只有粗米一斗、菜羹一盘、盐二十二分之二升，至于普通士兵，则只能勉强果腹。很显然，秦国的“战之胜”是依靠它相对于六国的“制之胜”来实现的。公元前221年，秦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齐国首都临淄，完成了“六王毕，四海一”的统一大业。

　　“二世而亡”的帝国试验

　　虽然始皇本人在统一后下达的诏书中谦虚地说：“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然而当日他肯定已经意识到，秦制将为统一后国君自由意志的行使提供了更大的“制度性空间”。规模浩大的公共工程在秦政府的组织下接连展开，除了在首都咸阳修建的庞大宫殿和陵墓，北方宏伟的长城和深入南方的灵渠之外，不少于30万的罪犯与工匠开始修筑连接政治中心咸阳与关东政治中心洛阳的“驰道”。这条“中国最早意义上的高速公路”不仅是秦始皇数次出巡的必经之路，也是各地粮食贡赋与人力资源源源不断输入这个未来1000年内政治中心的主要渠道。除此之外，秦始皇还在公元前212年，修建了一条从咸阳至九原，途经甘泉、榆林的直道，与长城一样，它成为秦帝国抵抗北方游牧民族侵略的利器，一旦战事发生，来自内地的大军和给养就可以顺着这条最大坡度不超过10度的国防干线火速增援。不过就在直道仅仅修建完工一年后，它就充当了一场决定秦帝国命运的政变舞台——在秦始皇病逝于沙丘平台后，赵高与李斯命令载着始皇尸体的巡游车队沿直道由河北井陉北上，前往九原，先矫诏赐死毫不知情、驻守上郡的公子扶苏与大将蒙恬，然后再通过直道迅速返回咸阳拥立胡亥。100年后，直道终于在保卫大汉王朝的战争中第一次显示了它的作用——汉武帝时期，几乎每次对匈奴用兵，都是通过直道进行，从而成就了李广、卫青、霍去病的赫赫声名。始皇又改黄河名为“德水”，更称秦为“水德之始”，按照五德终始说，水德的特点是“阴……主刑杀，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按照这种抽象的超自然规律，各种器物必须以六为基数，“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表面上这种依赖神秘力量的作风与秦国法家政治的务实缜密性截然相反，实际上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这抽象道德礼仪制度的背后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考虑——秦始皇在统一后常常巡游各处，立碣石颂秦德，自称“决通川防”，也就是将旧有六国互相竞争截流的水利工程拆除。尽管如此，这种超时代的政治统一，必定有管理技术不及之处，所以不得不用一种自上而下的抽象理念作为弥补，从而使中枢权威合理化，进而加强上层对于下层之控制力。

　　然而，颠覆秦始皇伟大帝国的因素正潜伏在它本身存在的合理性中。法家苦心孤诣制定的制度中，唯独缺少了官僚机构对于君权的制衡，因此对统治中枢的决策毫无折冲缓和。秦统一后，人口大约2000万，被征发造宫室坟墓150万人，驻守五岭50万人，蒙恬所率防匈奴之兵30万人，修筑长城大约50万人，总数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如此大规模急促地动用人力资源，造成了社会矛盾的骤然激化，然而秦帝国百年来统治的惯性，只能一味地用严刑峻法加以压制，造成了“赭衣半道，群盗满山”的局面。不仅如此，秦国官吏政治缺乏自我调节能力，对传统“礼治”的压抑，使得它遭遇来自关东六国遗民强烈的抵制。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几乎与秦孝公任用商鞅、使得秦走上法家政治之路的同时，齐威王却宣布臣子中能当面揭露自己过错的，给以上赏，上书劝谏者受中赏。而在公共场所发表政见，能最终被国君听闻者受下赏，齐国的城市居民“国人”可以与国君签订盟约，干预国政。足见秦与六国文化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史记·儒林列传》中记载，陈胜吴广起义后，鲁国的儒生纷纷携带礼器前往投奔，孔子的九世孙孔甲更担任了陈胜政权的博士。秦国这种经过长期精密建构的法家文吏政治，尽管有很高的行政效率，然而它的单一狭窄性无法应付统一后关东六国复杂的社会文化形态并做出自我调解，这正是为何它既能“鲸吞六合”，而又“二世而亡”的关键。如果脱除抽象的道德评价，那么始皇草创的王朝可以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激进的中央集权国家形态试验。在秦帝国的废墟上，刘邦建立的汉王朝还需经过209年的试验与调整，才承袭了秦朝所遗下宽阔而又均匀的基层，而且以灵活的手腕避免前代的过于极端。终于构成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进而成为中国整个帝制时期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