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东犯了通敌叛国罪吗

Posted 2023-01-04 雅各

篇首语：幽沉谢世事，俯默窥唐虞。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丹东犯了通敌叛国罪吗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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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东犯了通敌叛国罪吗

法国大革命时期，政治气象风云变幻，激烈动荡，诸多不安的因素威胁着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一批波旁王朝的流亡贵族更是勾结国外封建反动势力，伺机颠覆新政权。然而法国共和政府始终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为了防止国家机密被间谍盗卖给敌人，打击保王党残余分子与奸细的破坏活动，曾组建了著名的公安委员会和革命法庭，镇压了敌人内外勾结的破坏活动，保卫了共和国的安全。但是，在日益尖锐复杂的党派政治斗争中，“通敌”的罪名往往成为打击政敌的有力工具，凡持有不同政见者动辄就被扣上“通敌”的帽子。到1793—1794年雅各宾派专政时期，更是走到了极端，甚至连雅各宾派自己的领袖人物也难以幸免，乔治*雅克*丹东便是其中之一。

丹东早年是一位律师，1798年革命爆发后被选入议会，曾任著名的科尔得利俱乐部主席、共和政府的司法部长等职，与马拉、罗伯斯庇尔一起并称为雅各宾派的“三巨头”，为拯救共和国做出了巨大贡献。雅各宾派专政建立后，丹东认为民主政治已经确立，主张对内实行法治，对外休战议和，提倡宽大和人道。他的这些主张引起了激进派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等人的不满和反对，致使雅各宾派走向分裂。1794年3月30日，丹东被捕入狱，圣茹斯特指控他勾结米拉波，从王室领取贿金、图谋劫持国王路易十六外逃，与吉伦特派结盟、主张对敌人和解与宽容、与可疑的外国人勾搭、个人财产急剧膨胀……。面对这些指控，丹东曾作了自我辩解：“……我卖身？我？我这样的人是无价之宝，是买不起的。这样的人额上有用火烙上的自由和共和的印记”，“虚荣与贪婪从未主宰过我，从未支配过我的言行，这种情欲从未使我背叛人民的事业，我对我的祖国赤胆忠心，我把我的整个生命都奉献给了她”。然而，这些辩解没起到任何作用，就在这一年的4月5日，丹东还是以通敌叛国、危害共和国的罪名被判处死刑。

丹东一案可说是疑团重重，扑朔迷离。他是否真的犯了通敌叛国的罪名，这与他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急剧膨胀的个人财富有着密切的联系。

大革命时期，法国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一句名言——“庇特的黄金”，“庇特”指的是当时的英国首相威廉*（小）庇特，这句话的意思是由英国政府出钱包庇法国的流亡贵族及特务在法国从事间谍活动，旨在颠覆法兰西共和政府。早在1798—1790年有人诬陷马拉一案时，丹东就遭到流言蜚语的攻击，称他是“密探”、“英国间谍”、“王室走狗”，甘愿“把自己卖给任何一个想收买他的人”等。后经科尔得利俱乐部向各区及制宪会议、市政厅发出为丹东辩解的陈情书，流言蜚语才稍微平息。然而，丹东大批的私人财产却始终为人所怀疑。在革命期间丹东成为了一个新型的资产阶级暴发户，在1790年底他还债台高筑，到1791年不仅偿还了所有债务，还购置了大片田产及新的住宅，物质财富出现令人瞠目结舌的膨胀。据说，丹东被捕后，在他的文件中发现了英国外交部给当时在巴黎从事阴谋活动的银行家别尔列格的指令信，要他向信中指定的一些人支付欠款，以作为效忠英国的报酬。人们怀疑丹东即是领取钱款者之一，否则信件怎么会在他手上。据此，史学家们推测，在最后审判丹东时，革命法庭曾出具丹东与英国勾结的证据。

1794年“热月政变”后，国民公会为那些在雅各宾派专政时期死去的议员平反时，恰恰没有提及丹东，这又引起了人们的揣测。1803年，一位保皇党人潜回巴黎时被拿破仑当局抓获，他在供词中称丹东曾经参与劫持路易十六外逃的密谋，并以此向英国人索取高额酬金。后来另一名保皇党人的回忆录中也有类似于此的记录。1851年公布的米拉波与王室代理人马克公爵的通信中曾提到“丹东收到3万里弗尔”，这更加使丹东的名声蒙上了一层阴影。

但是，差不多与此同时，也有人在为丹东辩解。1848年革命前夕，史学家韦尔奥梅精心收集资料，试图证明丹东的财产是取之有道的。著名史学家米什莱在自己的著作——《法国革命史》中称丹东是“大革命的天才”、“法国人民的象征”。后来的第二帝国和第三共和国的一些历史学家也纷纷著书撰文来证明丹东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毕生从事法国革命史研究的大史学家奥拉尔1902年出版了巨著《法国革命政治史》，他一生为丹东辩护，将丹东比喻成爱国主义的化身，惟一的革命巨人，认为“他表现出他是管理国家的巨人，即使他犯有一连串的错误，但在杀人和金钱方面，他是清白无辜的……”丹东的形象大大改变了，他又重新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但是，法国仍有不少史学家认为马迪厄的说法过于偏激，证据不足。对于丹东的评价形成了迥然对立的两派。丹东究竟是不是英国的间谍？他究竟是否领取过“庇特的黄金”？除非找到新的确凿的证据，否则这将是一段永远无法了结的公案。

通敌叛国罪判凌迟处死山海关与袁崇焕之死

袁崇焕死后曾留下 “身中清白人谁信，世上功名鬼不知”的悲壮诗句，表明自己的冤屈。到底，他有何冤屈之情呢？

明思宗崇祯二年(1629)，即后金天聪汗(皇太极)三年的十二月初一这日，崇祯皇帝在北京紫禁城平台，召见袁崇焕。

崇祯传谕袁崇焕是要“议军饷”。待袁崇焕到了平台之后，崇祯皇帝并没有同他议军饷，而是当即下令将他逮捕下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袁崇焕的“仇种”当年，后金的努尔哈赤在宁远城下，被袁崇焕坚决打败。从此，努尔哈赤百战百胜的神话破灭，不久后郁郁而终。

后来，皇太极决心替父雪耻。在宁锦之战的战场上，皇太极为了证明自己，又亲自败给了袁崇焕。

父亲丧命的深仇似海，自己兵败的耻辱奇大。皇太极决不能就此善罢甘休。

复仇进行。袁崇焕，皇太极永生不休的仇根。

崇祯二年(1629)十月，皇太极亲率八旗大军和蒙古骑兵，绕过袁崇焕的防区，即关(山海关)宁(宁远)锦(锦州)防线，通过蒙古，突破长城，攻陷遵化，直逼北京。

袁崇焕奉命驻军在宁远(今辽宁兴城)。当时，袁崇焕身担的职务就是：明朝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蓟辽督师(全称是督师蓟、辽、天津、登、莱军务)，以为抵御后金军队南进，守卫山海关，保卫北京城。

袁崇焕巡视到山海关时，收到皇太极即将进攻北京的军报。他心焚胆裂，愤不顾死，急点九千兵马，“士不传餐，马不再秣”，日夜兼驰，赶在皇太极之前，到达北京广渠门外。

当时北京，正值寒冬，大营露宿，缺乏粮料，兵饥马饿。而袁崇焕率领援军，在这样极度不利的情况下，背依城墙，先后在广渠门外、左安门外，打退皇太极军队的猛烈进攻。

袁崇焕身先士卒，策马迎敌，甲胄上布满箭镞，如刺猬皮一般。当时场面，马颈相交，挥刀厮杀，险象环生。一个后金军勇士一刀砍向袁崇焕，幸亏袁崇焕手下的副官用刀一格，才使他幸免于难。

在北京广渠门和左安门两场恶战中，双方均有损失，而皇太极更重。战争之后，皇太极也并没有率八旗大军撤退，他仍在等待时机。皇太极一面伺机向北京城发动更强大的进攻，一面使用“反间计”，离间明朝君臣。

此前，后金大军在广渠门战败大清的屯驻地南海子时，俘虏了明朝提督大坝的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二人。第二天，皇太极指派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和巴克什达海等，将杨春、王成德带到德胜门外，对这两人加以监守。

高鸿中、鲍承先等按照皇太极旨意，在夜里回营，坐在两个太监卧室的隔壁，故作耳语，秘密谈话。他们在谈话中明示袁崇焕已经与皇太极有密约，攻取北京，城下之盟，很快可以成功。

太监杨春、王成德假装卧睡，倾耳窃听。到十月二十九日，高鸿中、鲍承先又受命故意放走了杨、王两太监。二人回到紫禁城，将狱中窃听到的密谈内容，奏报崇祯皇帝。

在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三年》中，对此事说得极为确切：

“明朝有两个太监被后金军俘虏去以后，被关在金营里。有天晚上，一个姓杨的太监半夜醒来，听见两个看守他们的金兵在外面轻声地谈话。

一个金兵说：“今天咱们临阵退兵，完全是皇上(指皇太极)的意思，你可知道？”

另一个说：“你是怎么知道的？”

一个又说：“刚才我就看到皇上一个人骑着马朝着明营走，明营里也有两个人骑马过来，跟皇上谈了好半天话才回去。听说那两人就是袁将军派来的，他已经跟皇上有密约，眼看大事就要成功啦……”

崇祯帝既惑于阉党的蜚语，又误中后金的反间计，决定在平台召见袁崇焕“议饷”。在《明史·袁崇焕传》说：“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

袁崇焕的被弃

崇祯二年十月，发生在北京广渠门和左安门的战事之后，袁崇焕也在休整兵马，准备再战。

隆冬时节，大地冰封，袁崇焕率领的军队，露宿城外，无粮无草。当时，军队缺饷是最严重的问题。

恰逢，此时的崇祯皇帝要在平台，召见袁崇焕“议饷”。听到皇帝要议军饷，袁崇焕非常高兴，便急不可待地要入城。很快，袁崇焕来到北京城下。

这时的北京，九门戒严，城门禁闭。袁崇焕来到城下，城上人用绳子吊一个筐子下来，所谓“缒城而入”。这样，袁崇焕就坐在筐子里被提到城上。

十二月初一，袁崇焕到了平台之后，崇祯皇帝严肃地坐在那里，没有议军饷，而是直接下令将袁崇焕逮捕，即“逮督师袁崇焕于狱。”

这件事，在计六奇的《明季北略》中，记述比较详实：

“著锦衣卫拏(捉拿)掷殿下。校尉十人，褫(剥夺)其朝服，杻(捆绑)押西长安门外锦衣卫大堂，发南镇抚司监候。”袁崇焕被剥掉官服，身受刑具，押送到锦衣卫大狱。

袁崇焕被逮捕入狱，囚禁审讯半年。至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明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以“通敌叛国”的大罪，被判磔刑而凌迟处死。

身后的“沉冤昭雪”

公元1630年9月22日，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崇祯帝以“袁崇焕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疑则斩帅”等罪名，将袁崇焕处死于西市。

不明真相的京城百姓，对袁崇焕恨之入骨，“刽子手割一块肉，百姓付钱，取之生食。所割之肉，顷刻间沽清。再开膛出五脏，截寸而沽。百姓买得，和烧酒生吞，血流齿颊。拾得其骨者，刀斧砍碎，骨肉全无。剩一头颅，传视九边”。

袁崇焕被杀后被弃尸于市。他的部下佘义士，“夜窃督师尸”，将其葬在北京崇文门的一个菜园子中，并让自己的子孙世代在此守墓。袁崇焕得冤案直道乾隆四十七年(1782)才真相大白，得以昭雪。

袁崇焕死时，被当作卖国贼而含冤处死，但“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直到袁崇焕死去152年后，清朝乾隆皇帝正式公开为他平反。

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乾隆帝下令为袁崇焕平反昭雪。在《清高宗实录》第1170卷中记载，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初四日：

“昨披阅《明史》，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昏政暗，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袁崇焕系广东东莞人，现在有无子孙？曾否出仕？著传谕尚安，详悉查明，遇便覆奏。”

从此时起，才有人公开祭奠袁崇焕。袁崇焕也终于卸下了卖国贼的枷锁，重新登上民族英雄的祭坛。

袁崇焕的冤屈终于得到平反，卖国贼的耻辱之名得以洗刷。从此清白之名在世间流传。

后人为纪念袁崇焕，先后修建了祠和墓。现在的袁崇焕墓前，立有清道光十一年(1831)湖南巡抚吴荣光题写的“有明袁大将军之墓”石碑及石供桌，坟侧小丘为佘义士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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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敌叛国罪判凌迟处死 山海关与袁崇焕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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