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哥萨克民主”的困境

Posted 2023-01-04 传统

篇首语：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乌克兰“哥萨克民主”的困境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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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哥萨克民主”的困境

乌克兰“哥萨克民主”的困境

　　矛盾为何突然激化？

　　事实上，“东西之争”激化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外部条件。2008年俄罗斯对格鲁吉亚人用兵，严重加剧了多数乌克兰人对俄罗斯的疑惧。他们觉得没有西方的保护就随时可能被俄罗斯吞噬。不久后全球金融危机波及乌克兰，乌经济遭受重创。人们又从经济上更加感到乌克兰需要保护。但到底向东还是向西寻求这种保护，对立就更加凸显。应该说如果两边都能给予保护，所有乌克兰人都不会反对。但如果二者只能得一，那么亲俄乌克兰人的危机感就远不如亲欧乌克兰人。因为有了格鲁吉亚事件的教训后，前者尽管亲俄，却并不担心欧洲会侵略乌克兰；而后者不但亲欧，还非常担心俄罗斯的霸权威胁乌克兰的生存。至于入欧还是靠俄，哪边获得的经济利益更大，反倒是次要的。

　　今天我们这里常有些自作聪明者算计欧盟能够给乌克兰的好处是否足以弥补与俄罗斯交恶会带来的经济损失。这样的论证如果说在格鲁吉亚事件以前还能有点说服力，在此以后就会被嗤之以鼻了。

　　所以加快入欧对于亲俄乌克兰人的刺激，远不如中止入欧对亲欧乌克兰人的刺激大。亚努科维奇如果只是亲俄，东部人会支持他，而西部人的抵制也是有限的，这就是他在“橙色革命”后能够东山再起的重要原因。但是亚努科维奇如果绝欧，西部人就要拼死反抗，而东部人倒不见得会大力支持他——欧罗迈丹之后亚努科维奇在东部也无法立足，连地区党也抛弃了他，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而对于这一点，恐怕俄罗斯与亚努科维奇自己都没有充分的估计。亚氏贸然绝欧，点燃了火药桶，欧罗迈丹运动就这样爆发了，而且其力度是出乎他们预料的。于是运动一起，亲俄派就节节后退，但运动却“见好不收”，终于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局面。

　　乌克兰民主的“哥萨克传统”

　　当然，“见好不收”的也不仅是“亲欧”一边，亚努科维奇也是个报复心很强的主儿。2010年他刚当上总统，次年就把季莫申科判刑入狱，乌克兰国内和国际上都广泛地认为这是一场“政治审判”。这不是说早年贫寒、开录像带出租店起家、后来暴发成“天然气公主”的季莫申科致富史就没有嫌疑之处，问题是亚努科维奇这些通过大型国企私有化暴发的东部寡头在一般公众看来更黑，而季莫申科就是以声言追究寡头私有化黑幕而声名鹊起的。2010年总统选举中她仅以3%之差负于亚努科维奇，亚氏一上台就逮捕、审判季莫申科，当时指控她涉嫌贪污乃至谋杀等一系列大罪，但审了一年半，这些嫌疑仍未能证实，最后司法当局宣布对她的“十宗罪案”乃至“更多的罪案”仍然继续调查，却单独以她主持俄乌天然气进口谈判接受了俄国的高价这样的理由先判了她“滥用职权”，服刑7年。这个审判令举世哗然，被指责为“选择性执法”、“政治迫害”，不仅在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西方国家遭恶评，甚至俄罗斯舆论也有非议，欧洲人权法院、欧洲议会以及国际透明组织、自由之家、大赦国际和人权观察等国际NGO组织都强烈抨击这一审判。与此同时，亚努科维奇当局还对季莫申科阵营的人，包括她的政治盟友、同僚、军人和她聘请的律师也进行类似的追查和审判，同时却对自己阵营的腐败案百般包庇。无怪乎季莫申科获释后来到广场上也要号召其追随者“宜将剩勇追穷寇”，穷究亚努科维奇党羽了。

　　像这样不依不饶的做法，政治就很难稳定。但为什么乌克兰政治中的各方都喜欢这么干？本文前述格鲁吉亚事件后的危机感，国家认同和民族矛盾相对于“左右”矛盾而言的非理性都是原因。但是，在乌克兰悠久的历史上这种现象屡见不鲜，使人觉得“哥萨克传统”的因素也不能被忽视。

　　人们谈到俄罗斯实行民主制度的困难，通常都要提到俄国历史上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的悠久传统。乌克兰政治长期以来受到俄罗斯影响，甚至如前所述，2004年以前的党派斗争模式演进都类似于俄罗斯，但是从形式上看，乌克兰人的文明史似乎与俄罗斯截然相反，自从“乌俄共祖”的基辅罗斯时期结束、乌克兰人作为有别于东北罗斯（莫斯科罗斯，即后来的俄罗斯）的族群形成自己的特性以来，就从来没有经历过自己的君主专制制度。除了受到外族（俄罗斯、波兰、奥斯曼土耳其等）奴役外，乌克兰人的“自治”历史一直是追求“自由”与“民主”的历史。可以说，除了宪政（契约、妥协）的要素比较缺乏外，要讲自由、民主精神，在喀尔巴阡以东的欧亚地区，恐怕没有谁比乌克兰人更突出的了。

　　乌克兰的历史与“哥萨克”这个族群-集团密不可分。可以说，历史上的哥萨克并非就是乌克兰人，但是历史上的乌克兰人就是哥萨克。“哥萨克”一词源自突厥哈扎尔语，意为“自由自在的人”。14世纪以后在莫斯科公国向沙皇俄国专制制度演变、16世纪后俄罗斯农民逐渐农奴化的过程中，那些不愿臣服于专制君主、不肯作为农奴侍奉主人的人们，纷纷以类似我国历史上所谓“盲流”的形式逃往“边疆”，在黑海北岸的南俄大草原地区寻求“自由自在的”生活。这片广袤的土地当时处于俄罗斯、波兰-立陶宛、土耳其、瑞典等几大强国势力的交界处，历史上多次成为欧亚大陆民族大迁徙时突厥语游牧民族来往的通道。这些向往自由的斯拉夫流浪者与之相结合，就以突厥语自称“哥萨克”了。而他们生存的“边疆”就是“乌克兰”（斯拉夫语“乌克拉伊那（украйна）”就是边疆之意。

　　大家可能记得十年前，南斯拉夫地区战乱时，克罗地亚一些塞族人在克国与波黑交界地区成立过“克拉伊那塞族共和国”，“克拉伊那（крайна）”与“乌克兰”其实都是“乌克拉伊那”的方音，指的都是“边区”），于是，指地的“乌克兰”与指人的“哥萨克”相表里，就成了这些“自由自在”生活在“边疆”的人们的认同符号。

　　当时，这些“自由自在”的“边疆”人处在周边几大国管不着的几近无政府状态中，亦兵亦农，彪悍尚武，流动性强，形成类似绿林好汉式的群体，自己推举“头领”（音译“盖特曼”）实行自治，其代表性的聚落就是15-16世纪第涅伯河中游的“扎波罗热营地”和17世纪在相距不远处的“齐吉林营地”。与突厥人的世袭酋长不同，这些绿林好汉们不接受世袭制，他们的“盖特曼”是以“齐吉林哥萨克人大会”的方式推举产生，可以说是一种“军事民主制度”。自由自在的哥萨克“民主选举”盖特曼，既没有君主制也没有农奴制，这种军民合一部落形式的自治体，对外“自由”，对内“民主”，部落的各级盖特曼对下负责而不受上面任命。在军事化部落内部讲究严格的集体一致，与尊重个性的近代自由制度和公民社会有很大区别，但作为前近代传统，它与俄罗斯本土的农奴制和帝国官僚制也十分抵触。这种“自由民主”传统一直延续到18世纪后期哥萨克地区被沙俄帝国完全吞并，盖特曼自治传统被废除。但是此后他们反抗专制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他们反抗过土耳其人、波兰人、尤其是统治他们最久的沙俄帝国，二战中又反抗过德国纳粹，这一切都是为了捍卫他们珍爱的“自由民主”。

　　正是这种传统，使乌克兰人难以接受俄罗斯普京时代的“民主倒退”。可以说，从剧变后头十年乌俄政治几乎同步演变，到2000年后乌俄政治趋势渐行渐远，“东西矛盾”逐渐突出，乌俄关系时好时坏，而总的趋势是趋于恶化。除了民族矛盾和国际地缘政治的因素外，乌克兰人的“民主传统”与俄罗斯的“民主倒退”也是一个不能无视的因素。而西方之所以同情乌克兰，当然有排挤俄罗斯的地缘政治考虑，但是基于普世价值观对乌克兰民主制度的支持，肯定也是原因之一。

　　“哥萨克传统”的三大弊病

　　然而“哥萨克民主”的传统毕竟不是近代的宪政民主。从某种意义上说，俄罗斯人摆脱君主专制传统走上稳定成功的宪政民主制度固然不容易，乌克兰要摆脱“哥萨克民主”的传统弊病而实现宪政民主的稳定成功，困难也不小。

　　在今天的历史书中，17世纪乌克兰的盖特曼政治被归类为“共和制”，而与“哥萨克民主”相表里，但实际上这种来自绿林好汉的民主共和与现代的民主共和国有很大的不同。具体地讲，就是“哥萨克自由”不重视“群己权界”，“哥萨克民主”有多数决定但缺少尊重少数的传统，也不大容得下反对派。而“盖特曼政治”还有与周边强大势力结盟进行内部斗争的传统，这在历史上更使乌克兰人大吃苦头。

　　“哥萨克自由”不重视群己权界，使得乌克兰的政治传统中易于接受多党制但很难形成西方那种“左”“右”派。西方成熟民主政治中的左派，即社会民主主义类型政党，主张群域较大的福利国家。右派即自由民主主义或自由保守主义类型政党，主张己域较大的自由竞争体制。但是无论群己孰大，权界都是清楚的。而乌克兰的众多政党中能成气候的大都是民族主义类型的政党，自由党类型和社会民主党类型的政党很难发展。社会民主主义类型的乌克兰社会党在独立之初一度很有声势，其领导人莫罗兹在库奇马时代曾经是左派第一明星，但后来就逐渐衰落，如今已经连乌共都不如。乌克兰共产党的保守理论家曾从教条出发，认为乌克兰“阶级斗争”高度尖锐，所以不可能有社会民主党式的“温和左派”的发展空间。其实乌克兰独立后，从来没有什么像样的劳工运动，何有尖锐的阶级斗争可言？

　　而自由民主党类型的“右派”在乌克兰更难找，通常只是民族主义政党中有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已。历史上的哥萨克曾经有相当长时期东西分裂，东部的“自由哥萨克”不是农奴却要为沙皇服役，西部哥萨克则沦为波兰贵族庄园中的农奴，但波兰贵族只搞政治（当时波兰是“贵族共和国”）不理农事，庄园管理依靠犹太人管家，造成波属乌克兰人与犹太人关系恶劣并形成哥萨克的“反犹”传统。今天西部乌克兰的一些“右派”政党抗俄固然积极，但“反犹”倾向却让欧洲生疑。这样的多党制下，对市场经济、私有化这类转轨经济中的关键问题并未形成有意义的分野，斗争却非常激烈。同样一个党，往往在野时激烈反对执政党的私有化，执政后就大搞私有化，而轮到下野的前执政党扮演反对私有化的“左派”角色了。由于不停地角色倒错，乌克兰经常出现“再国有化”和“再私有化”过程，产权不稳定，斗争双方都轮流突破“权界”，这是乌克兰发展市场经济的很大障碍。

　　不够尊重少数，对反对派缺少宽容，是历史上盖特曼政治的特点之一。

　　哥萨克们的盖特曼虽然都是民选的，但选上了就要排除异己，历史上的盖特曼“共和”就很不稳定，经常发生流血内斗，选举规则不严格，结果也时常不被承认。“哥萨克民主”往往变成频繁更替的“短期独裁”。尤其是这种内斗还常常引进外力参与，使乌克兰人的内部冲突变成周边几大国的国际冲突，结果往往极大地扩大了冲突烈度，给乌克兰人和乌克兰民族带来灾难。

　　1648年开始的、后来被苏联史学家称为“乌克兰人民解放战争”的盖特曼赫麦尔尼茨基起兵反抗波兰，开始了乌克兰历史上一个多世纪的内外争交替时期。1654年赫麦尔尼茨基与俄国签订别列亚斯拉夫协定，宣布接受俄罗斯保护。在后来的俄罗斯历史书中，这个协定被视为“俄乌合并”条约。实际上，赫麦尔尼茨基起兵之初，是求助于土耳其人及其盟友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只是在土耳其人抛弃了他之后才转而又投靠到俄国人的门下。即便这时他也并不像俄国史学家说的那么亲俄，别列亚斯拉夫协定的文本始终没有公布，据说一直到1990年乌克兰独立时，叶利钦才从俄国历史档案中找出原本，复制给了乌克兰政府一份，原来那不过是一种同盟关系而已，但俄国人以此长驱直入，与波兰人爆发大规模争夺战，使乌克兰血流成河，最终形成俄波瓜分东西乌克兰之局。

　　赫麦尔尼茨基之后的历任盖特曼也是在内争之中对外多次反复结盟、合纵连横。像先依靠土耳其、后依靠俄罗斯以反抗波兰宗主的赫麦尔尼茨基一样，赫氏之后的盖特曼维戈夫斯基就发动了一场与其前任方向相反（即联波反俄）但同样是追求乌克兰自立的起义，并且一度成功地击败俄国人，与波兰和立陶宛缔结平等的三方联盟，成立波兰-立陶宛-乌克兰三元国家。这个条约被认为是在1918年乌克兰第一共和国以前历史上，乌克兰人争取民族权力的最高成就。但是很快盖特曼政权又陷入内讧，维戈夫斯基的政敌勾引俄国重掀战祸，使他的努力终于失败。此后的盖特曼马泽帕又曾与波兰和瑞典密约，并乘俄瑞战争之际联瑞反俄自立，失败后逃往土耳其。马泽帕以此在苏联时期的历史书中被描绘成十恶不赦。但实际上他曾较长时期地有效控制了乌克兰并颇有作为，如今马泽帕时代被认为是“乌克兰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时代。可惜好景不长，波尔塔瓦战役后败走他乡。他之后的盖特曼老斯柯罗帕茨基也企图独立，直到1722年沙俄废除了盖特曼自治，派军进驻东乌克兰并成立“小俄罗斯成功地与委员会”直接统治该地，所谓的“俄乌合并”才真正实现。

　　“哥萨克民主”的这种内争不休、频引外力的特征给乌克兰历史上增添了无数的混乱和流血，也使得乌克兰的民族独立之路变得异常坎坷。1918年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即第一共和国）又一次重演了这段历史，金雁的《坎坷千年路，沧桑十三秋》一文介绍了当时原委，此不赘述。但显然，今天的乌克兰无论是要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还是要建立有效的民主政治，就必须克服这种历史传统的积弊。

　　事实上，独立20多年来，乌克兰人民在这方面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是糟糕的外部环境又一次使他们步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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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儒学的困境

自汉代以来，儒家一直处于一种独尊的地位，虽然儒家自身的包容性和劝诱性的品性，并不导致对别的观念体系如佛教、道教的绝对排斥，但是因为儒家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存在，使得其权威性、经典性地位得到权力的保护。而以儒家经典为内容的科举考试制度的存在，使得儒家传播与权力和利益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但是，近代以来儒家面临着复杂的局面，科举制度在八股文和大量的“捐纳”（以钱买功名）冲击之下，日趋衰落，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军阀势力的崛起，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兴起，绅士阶层不断分化，儒学的传播和社会控制力，已经逐步失去了制度化的保障，进而失去独尊的地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治外法权”保护之下，基督教传教活动获得了合法性，传教士享有特权，他们采用“科学传教”的方法，即通过兴办教育和传播西方近代科学为手段来树立传教士的形象及最终达到传教目的的做法，使一向被儒生所独占的话语权力和儒生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权，均被传教士所分享。

当然，对于儒家和儒学而言，最为严重的冲击来自战争的失败和国内社会矛盾的激化。民生的艰辛和在外力面前的无力，导致人们对于作为整个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基础的儒学产生普遍的怀疑，儒家不再是真理的理所当然的代言者了。

与此同时，西方的知识体系，则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19世纪60年代，以学习外国文字、培养对外交往人才为目标的同文馆设立后，虽然实际的运作并不顺利，如当时有人提议开设天文、算学馆，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反对者还用“用夷变夏”这样的大帽子来打压。后来勉强可以招生了，但几乎没什么人报考，原因是这些知识当时被视为“奇技淫巧”，不像学习儒学，参加科举这样被视为“正途”。

到了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随着洋务学堂的开设，一些官办或官督民办企业的创立，学习西方的必要性已经被一部分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当时争论的要点已经不在于是否要学习西方而在于到底应向西方学什么。“中体西用”是当时流行的口号，对于西方知识的称呼，也由原初的“夷学”转变为“西学”。

到甲午战争特别是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乐于用“新学”之名代替“西学”，主张“居今日欲尚西学，莫如先变其名曰新学”（范思祖《华人宜习西学仍不能废中学论》，《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十二）。理由是圣人就有“其命维新”的说法。这种名称的改变其实还蕴涵着复杂的心理原因，即可以让人不致太注意中西之间的差别，避免保守势力用闭关自守的思维模式来阻止人们引进新思想。

从儒家思想本身而言，近代的思想家在保国、保教、保种的多种压力之下，对儒学本身也在不断进行调整应对，努力对其进行新的转化，使之适应时代的需要。不管这种调整是主动还是被动的。比如他们努力扩大儒学的包容性，曾国藩说儒学有“有义理之学，有辞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在传统的“义理、辞章、考据”基础上，特别加上经济，凸显了经世思想在儒学中的意义，这也是整个晚清儒学的基调。

这种经世精神和西方科学精神的结合甚至带来了长期被冷落的诸子学在近代的复兴。一方面，大量被尘封已久的诸子学著作被挖掘出来，加以考订、注释；另一方面，墨家、道家、名家的思想被认为是可与儒家思想互相补充。这种观点被时人所接受和发扬，有的人开始将诸子学和西方思想结合起来，比如将墨学和逻辑学结合起来，将管子和管理学结合起来等，试图从本土文化资源中找到更多的解决现实困境的方法。

在“中体西用”的理论框架下，儒学在尽其可能地吸收西学的成分，最典型的如康有为，甚至将春秋中的“三世说”和君主立宪相结合，试图用基督教教会的方式而使儒家成为国教，如此等等。

但是，儒家的独尊地位最终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儒学内部的批评力量越来越尖锐，特别是谭嗣同的《仁学》，公开对儒家的支柱性体制“名教”和“礼教”提出激烈的批评，而康有为等人对于儒家经典的解释客观上正如他的反对者所说，导致了人们对于经典的普遍的不信任。

特别是晚清以西方为榜样的社会改革，日益侵蚀着儒家思想的价值空间。以西方知识为基本内容的教育制度的确立取代了科举制度，大众传播的出现使知识的传授和接受更加受极端性的观念所左右，特别是新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建立，儒家的“亲亲尊尊”观念被平等和自由所取代。这种变化使儒家思想不再成为确立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同时它也失去了制度化的保障，而成为无根的“游魂”。

（干春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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