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从改革而后革命

Posted 2023-01-04 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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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从改革而后革命

1789年的法国：无从改革而后革命

　　一场巨大革命的爆发，一定有其深刻的社会和历史原因。不过，这大都是事后的分析、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后来的认识。当时，甚至许多身处各种矛盾中心的人物，也往往没有意识到革命即将来临。以孙中山、列宁的洞察力之强，对辛亥革命和十月革命的爆发尚都有“突然”之感，遑论他人。法国大革命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不过，当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开幕时，恐怕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这将是一场伟大、残酷的革命的开端。第三等级没有意识到，国王路易十六更不会想到。

　　此时的法国，经过路易十四高度专制、王权无限扩大和路易十五的荒淫挥霍之后，像一个长期用力过度的发条，已经松弛下来，疲惫不堪。“旧制度”的法国社会分为三个等级，教士和贵族分属第一和第二等级，他们人数不足全国人口的1%，却占有30%以上的全国土地，而且享有种种免税特权。资产阶级、城市平民、工人和农民统称为第三等级，占人口的99%，人均财产极少却负担着全国的纳税义务，政治权利则最少。

　　当路易十六于1774年即位时，国家正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从这时起，他就为克服财政危机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包括放弃前任国王们某些过分专制、挥霍的做法，更重要的是想扩大税源，对特权阶层也开始征税。但皇室的挥霍并未得到有效控制，而对特权阶层征税严重触犯其利益，引起他们强烈反对，最后，路易十六不得不将力主改革的财政总监杜尔果解职了事。继任财政总监内克尔吸取杜尔果改革的教训，将解决财政危机的重点从“开源”转向“节流”，想缩减皇室和内臣的巨大开支，结果遭到皇室众多成员和实权在握的内臣强烈反对，他的结局与杜尔果一样，也被路易十六解职。几年后，路易十六又不得不接受新财政总监卡隆的建议，召开“显贵会议”，还是想命令特权等级也负担土地税和印花税。结果，仍是卡隆在特权等级的反对下倒台。在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巨大压力之下，路易十六长达十数年的几次财政改革完全失败。

　　严重的财政危机而无法解决必定是严重的社会危机的反映，需要进行较大的社会变革。对此，路易十六却毫无认识，一直将其看做是“财政危机”而不是“社会危机”，只想在财政体制上做些小修小补。实际上，仅有一些财经制度的修补改革根本无济于事。法国革命史专家米涅在其经典之作《法国革命史》中写道：对一台已经破败的机器来说，“改行仁政和继行暴政同样都是困难的，因为进行改革，就要有力量使特权阶层服从改革；施行暴政，就要使人民忍受时弊，路易十六既不是个革新家，也不是个专横暴戾的君王。”这就注定了路易十六的朝代，从他登基到革命爆发，一直是一个长期进行改革而并无结果的朝代。长期改革而鲜有成效，反过来又加重财政危机。恰恰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扩大税收，朝廷决定召开三级会议。或许，路易十六事后为这一决定而悔恨终身。

　　在专制达到顶点的路易十四时代，国王路易十四被称为“太阳王”，他公开声称“朕即国家”，可以任意强征新税，国王有处置臣民财产的绝对权力，因此所有的捐税、关税全部进入国库，是否征税、如何征税、怎样使用这些钱财，完全由他决定，不受任何监督、制约。但路易十六时代，国王已完全没有当年“太阳王”的权威，而且，“第三等级”已有极大的发展，力量空前强大，且其“纳税人”意识经过启蒙已空前觉醒。此时的“纳税人”明确意识到，政府的财政完全是来自纳税人的“奉献”，进一步说，“政府”其实是被纳税人供养的。税收的本质是纳税人将原本自己拥有的一部分私人财产上缴政府，以换取政府的服务。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国家的收入是每个公民所付出的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以确保他所余的财产的安全或快乐地享用这些财产。”纳税人把自己的一部分财产让渡给政府，就有权限制政府的征税权、有权了解政府是如何花自己的钱的、有权监督政府、有权参政议政、有权要求政府保证自己公民权的落实和不受侵犯。现在，第三等级早就不满足于纳税最多、权利最少的地位，只要有合适的机遇，它就要将自己的意愿表达出来，要重新“改写”社会结构，重新分配权力。

　　此次国王要召开的三级会议，恰为已经觉醒的第三等级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会。所以，此次三级会议注定不会是一个仅与财政有关的会议，而必然是一个重新划分社会权利与权力的会议。第三等级的代表将不仅仅是作为纳税人，也是作为立法者来参加这次会议的。对此，国王和居于统治阶级地位的第一、第二等级（僧侣、贵族）竟没有丝毫察觉，在三级会议召开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没有任何防止纠纷的准备，更没有任何社会改革的方案和事先对第三等级可能提出的社会要求的因应谋划。

　　在会议中，第三等级代表不但不同意增税，并且宣布增税非法，更重要的是还提出了政治权利问题。路易十六要求按传统方法，三个等级分别开会，以等级为单位表决。这样，两个特权等级的票数将压倒第三等级。但经过启蒙的第三等级则一反传统，要求取消等级区分，三个等级一起开会，按代表人数表决。由于第三等级代表人数多，这种方法自然有利于第三等级。然而，第三等级的要求却被国王和特权等级拒绝，于是自行召开国民议会。在革命的导火索已冒烟的关键时刻，路易十六仍未意识到局势的危险，悍然封闭国民议会会场。革命，最终爆发。

　　事后看来，这次会议对国王非常重要，为他提供了社会改革的一丝机会。米涅分析道：“他本可以因此而恢复他的权威，并因亲自行使职权而避免酿成一场革命。”如果他对时势有清醒的认识，确定公民权利、三级会议的权限和王权的限度，放弃给贵族的许多特权，将此次会议变成一个真正的社会改革的会议。但路易十六和第一、二等级对这些迫在眉睫的社会要求就是不了解、不知道、不变革，终于错过这稍纵即逝的一丝机会。要放弃眼前的权益，的确是难而又难，实际取决于统治者的眼光和审时度势的能力。路易十六的悲剧在于，他看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危害，多次想对既得利益集团作出某种限制，但在其强烈反对之下不仅戛然而止，反而“牺牲”几位力主改革的财政总监以重获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无论他是不愿还是无力，总归未对既得利益集团作任何限制。当既得利益集团拼命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愿稍稍让步，国家又不愿或无力进行根本性制度变革的时候，推翻既得利益集团甚至国家的革命就“不可避免”了。最终，特权等级被根本推翻，路易十六本人也被推上断头台。对革命的后果，是赞成还是反对，是歌颂还是批判，当可见仁见智。但就革命爆发的原因来说，法国革命再次说明，与其说是“革命党”的“激进”造就了革命，不如说是统治者的顽愚引发了革命。因此，革命往往也不是“革命党”主观可以“告别”的。所以，与其责备革命党“过激”，不如指谪统治者“顽愚”。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这就是历史，后人的一切“如果”全都枉然。

　　革命一旦爆发，便有它自己的逻辑，必将充满血腥地一浪高过一浪，在法国大革命中，此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你死我活的生死搏斗中，破坏性最强的最激进者往往最易为人接受、最易取得胜利，而理性平和者更富建设性的纲领意见总是被早已激愤万分、狂热暴躁的“革命群众”拒绝、抛弃。但正如米涅所言，“在革命中一切都取决于第一个拒绝和第一场斗争！”革命的爆发与其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确是由统治者对改革的“第一个拒绝”及其引发的“第一场斗争”所决定的。

高中历史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运动的区别

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运动的区别

　　鉴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农民问题始终是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而土地问题则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为了解决好农民的土地问题，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的土地革命和改革，消灭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确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但是，对于历史上的“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运动”这两个概念却存在着不同的解释，容易产生误解。

　　例如，《辞海》（１９９９年版）中对这两个概念的定义分别是：“土地革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从政治上、经济上打倒地主阶级，解放农村生产力的革命。

　　土地改革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运动。”

　　这两个概念的内涵表述大同小异，从中看不出根本性的区别。

　　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教材对这两个概念的表述可概括为：土地革命，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革命；土地改革运动，指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党领导的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农民阶级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运动。

　　笔者认为，高中教材把这两个概念放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来表述，符合实际情况，观点明确，便于学习和使用。确实，这两个政策都是解决广大农民和封建主义的矛盾，在斗争方式、方针政策、历史作用等方面有着相似之处。那么，为什么应该把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使用呢？因为它们的内涵和外延存在着诸多区别：

　　第一，它们实行的阶段不同。土地革命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进行。１９２７年“八七”会议提出了进行土地革命的方针，开始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实践；１９２８年１２月毛泽东制定了根据地第一个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１９３１年春制定出了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土地改革运动分为两个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于１９４６年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１９４７年９月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土改运动深入开展；建国初期，１９５０年６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到１９５２年底，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

　　第二，实施的范围和规模不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当时在各根据地中面积最大，但也只有２１个县）、赣南闽西根据地等７个革命根据地都程度不同地进行了土地革命。但从全国来看，范围不大，规模较小。（高中历史www.lishixinzhi.com）解放战争时期，据１９４９年６月统计，全国已在有１。４５亿多农业人口的解放区实行了土地改革；建国后土改规模更大，到１９５２年底，新中国的土地改革除新疆、西藏和某些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外已基本完成，３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４６００多万公顷土地和大批生产资料。这种广泛性和普遍性是土地革命所不具备的。

　　第三，方针政策不同，尤其是对富农的政策。１９３１年春，毛泽东制定的土地革命路线是：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实行过程中，以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为中心，从经济上、政治上，甚至从肉体上打倒地主阶级，改变土地所有制。对富农采取限制政策，没收其封建剥削性的土地。有些根据地还采取过“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激政策，打击面过宽。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总结了以前土地政策的经验和失误，贯彻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总路线。实施过程中，没收地主土地和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但也给他们分配土地，给他们出路。建国初期，将过去土改中没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有富农经济的政策，更好地孤立了地主，减少了土改运动的阻力，保护了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

　　第四，实施土地政策的条件不同。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过程中，毛泽东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把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看作红色政权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三个必要条件。为了巩固根据地政权，加快根据地建设，土地革命和根据地的开辟几乎同步进行，各方面准备工作不足，实行得比较仓促。因此，土地革命不可避免地存在过激行为，损害了富农等阶层的利益，革命转入低潮时，白色恐怖一来，中间阶层马上“反水”，分得土地的农民又被剥夺了土地。土地革命的成果很难巩固下来。土地改革运动则要好的多。毛泽东在《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一文中指出：“划定土地改革工作范围。这种范围，必须是在下列三项条件下划定之：第一，当地一切敌人武装力置已经全部消灭，环境已经安定，而非动荡不定的游击区域。第二，当地基本群众（雇农、贫农、中农）的绝对大多数已经有了分配土地的要求，而不只是少数人有此要求。第三，党的工作干部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确能掌握当地的土地改革工作，而非听任群众的自发活动。如果某一地区在上述三个条件中，有任何一个条件不具备，即不应当将该地区列入一九四八年进行土地改革的范围。”可见，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运动一般都经过充分的酝酿，作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和因素，实施起来比较稳健。建国初期的土改运动更是在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才开始实施的。人民军队和各级政府有力地保护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这样，土改运动胜利完成，而且其成果的稳定要远远超过土地革命。

　　另外，在党的有关历史文献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中，提及土地政策时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政策叫土地革命，把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的政策叫土地改革运动。变革土地所有制的手段从革命到改革，表明随着革命不断进行，人民的力量愈来愈大，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势力逐渐走向没落。

　　因此，笔者认为，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教材中的观点是正确的，在学习和使用时应该把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运动区分开。

无从改革而后革命

无从改革而后革命

高中历史 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运动的区别

高中历史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运动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