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时代的洛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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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魏孝文帝时代的洛阳城

2、北魏孝文帝为何迁都洛阳

北魏孝文帝时代的洛阳城

   从东周到西汉,洛阳一直是全国的商业都市之一。东汉、魏晋建都于此,其更成为全国乃至亚洲的经济、文化中心。但是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以后,洛阳在长期的战争中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大小宫殿、穷屋陋巷被焚烧得一干二净;达官显贵、寻常百姓扶老携幼,逃亡得十室九空。所谓“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十之六七”确是当时情况的具体反映。数朝帝都沦落成荒野废墟一般,真是闻者流泪,见者伤心。

  孝文帝元宏在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九月到达洛阳后,首先视察了魏晋故宫遗址,看见的只有薰黑的断桩、倒塌的残墙以及成群的乌鸦。他对随行的大臣们说:“晋朝不修德政,宗庙社稷不数年就荒毁成这样,只能让朕伤心啊!”说罢,吟诵起《诗经》里的《黍离》诗来。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心中动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心中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何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心中如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吟罢涕泪四流,无法仰视。这首《黍离》诗是东周诗人路过故都时见其在战乱后屋室尽毁、壁断墙城、杂草丛生、破败不堪而创作的。在黄昏野鸦的鸣叫声中吟唱此诗,不得不让人心中大恸。不流泪者,“此何人哉?”  即然平城已经相当繁华,那么为什么还要把都城迁到这座荒弃多年、近乎废址的遗址上呢?除了知道洛阳是中原的象征,迁都是孝文帝汉化政策的重大步骤外,别的原因我们在此就不多作讨论了。  这年十月份,孝文帝命令穆亮、李冲、董爵三人负责洛阳的重建工程。他们模仿平城及魏晋时样式构造了洛阳新城的框架。平民出生的散骑侍郎蒋少游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蒋少游在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以访问副使的身份出访南朝齐国。他偷偷地观摹建康城宫殿房屋的建筑样式。齐国大臣崔元祖对齐武帝说:“蒋少游是我外甥,有同鲁班一样的建筑才华,故而北朝任命他为大匠之官。他这回南来,明则是访问,暗则是想剽窃我国宫阙筑造范式。怎么能让蛮夷之国偷学我天朝文物呢?我请求陛下扣留蒋少游,让他们的正使回去就行了。”齐武帝认为这样不友好,没同意。于是蒋少游在回国后便把建康城的布局样式凭记忆绘出,大规模地用于洛阳新城的建设中。  可见,新建的这座洛阳城同时受到了魏晋文化、平城塞北文化及江南文化三方面的影响。再加上城里住着各族乃至各国的居民,更使得这座大都市突现出国际化的色彩。  孝文帝的功勋不仅在于迁都洛阳加快了鲜卑人的汉化进程,更重要的是他把洛阳建设成了中古时期世界上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经济最繁荣的城市。  整座城呈不规则的南北长方形,城墙周长约十四公里,高达六、七米。此时洛阳城的规模堪称中古世界之最。总面积约二百六十五点五平方英里,人口约六十余万。而同时期的欧洲罗马帝国极盛时的首都罗马城和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面积合起来也才不到七十平方英里,仅为洛阳的百分之二十六点四。其他的欧亚大城市更无法与洛阳相提并论。相对于洛阳,它们不过是些小村庄罢了。甚至六朝金粉的建康城都有些相形见拙。  重建的洛阳城总体规划主次分明、井然有序、讲求规范。它基本上继承了以往的建筑法式,但又有新的突破。宫城集中建在大城的中心部位。宫城北部为苑区;南部为宫殿区;东北的太仓为库区,是宫庭及政府官员们的粮食供应地;西北是晋朝有名的金镛城,作为宫城的附城;城南为府、署的集中分布区,是皇室的附庸。这种以宫城为中心的建筑格局体现了北魏皇权的至高无上,反映出帝王们坐镇中原统驭全国、运天下于掌中的心态和抱负。这样的建筑风格,成为隋、唐、宋、元、明、清各朝首都的规划蓝本。一个鲜卑人,千里迢迢迁都中原,自我汉化,并为汉人留下经典性建筑,实属不易。这简直就是个奇迹!  在宫城南边闾阖门外的内城中有一条全城最宽的南北向大街,叫铜驼街。它宽约四十多米,长达两、三公里,是全城的中轴线。它将洛阳分为东西两半:西侧集中着中央官署、太庙、社稷等,洛阳最大的佛寺永宁寺也在这边;东侧有司徒府、国子学、宗正寺、护军府等。城内还有南北纵街和东西横街各四条,互相交叉,组成整齐划一的棋盘式网络;由铜驼街和宫城前横街构成的“丁”字形道路为全城最宽阔最重要的街道。汉晋时,这样的路每街分作三股,中间是御道,只有天子和上朝的高官才有资格行走,两侧隔有高大的土墙。现在重修,城门上仍筑有三个门洞,说明当时仍然继续惯彻着这项制度。这是为了不让一般百姓“一睹龙颜”,如果谁都能见到天子,那么还有什么“龙威”呢?由此亦可窥见出鲜卑人的日益脱离群众及其汉化程度了。  内城以外是外郭城。它北依邙山、南通伊洛,因受到南北地理条件之限,故而向东西方延伸,呈现出东西宽南北狭的长方形来。外郭城内有坊、寺、市、礼制建筑等等。里坊大规模整齐划一的排满了整个城郭。它的设置适应了南迁来的各级官僚,被划分为不同的生活区。各区都有市、寺,以满足人们的信仰需要。城西主要为宗亲贵族、鲜卑八姓大官僚(穆、陆、贺、刘、楼、于、嵇、尉)等南迁者的居住区;这里设有中央市场性质的大市,以及许多装修豪华的佛寺。这里的寿丘里,又称王子坊,是皇族聚居区。皇族们“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竞夸”。此外还有各地门阀世家(士族)在京为官者的区居区,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赵郡李氏等等汉族门阀世家都有不少领军人物入住于此。各种文化区及其他民族聚居区更是热闹非凡,但这些地方市集较小,佛寺也小多了,并且有很多其他民族或国家居民修建的宗教建筑。各居住区之间等级森严,没有达到一定资格或者没有受到对方邀请的人是不能擅自进出的。  各处城门在汉晋旧址的基础上重修,又新开辟一些,成十三门。城外护城河名叫谷水,绕城一周至建春门外东入阳渠。  洛阳城里的工商业发展比较快,抚军司马杨衔之在《洛阳伽蓝记》一书中作了如下记载:  “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有刘宝者,最为富室。州郡都会之处皆立一宅,各养马十匹。至于盐粟贵贼,市价高下,所在一例。舟车所通,足迹所履,莫不商贩焉。是以海内之货,咸萃其庭。产匹铜山,家藏金穴,宅宇逾制,楼观出云,车马服饰拟于王者。  “市南有调音、乐律二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天下妙伎出焉。  “市西有延酤、治觞二里,里内之人多以酝酒为业。河东人刘白堕善能酿酒。季夏六月,时暑赫唏,以罂贮酒,暴于日中,经一旬,其酒味不动,饮之香美,醉而经日不醒。京师朝贵多出郡登藩,远相饷馈,逾于千里,以其远至,号曰‘鹤觞’,亦名‘骑驴酒’。永熙年中,南青州刺史毛鸿宾贲酒之藩,路逢劫贼,盗饮之即醉,皆被擒获,因此复名‘擒奸酒’。游侠语曰:‘不畏张弓拔刀,唯畏白堕春醪。’  “市北有慈孝、奉终二里,里内之人以卖棺椁为业,赁灵车为事。  “别有阜财、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千舍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相临望。金银锦绣,奴婢缇衣;五味八珍,仆隶毕口。神龟年中,以工商上僭,议不听衣金银锦绣。虽立比制,竟不施行。  “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闾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柳重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  此时佛教盛行,北魏帝国境内有寺院三万余所,僧尼二百余万。仅洛阳一城就有寺院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僧尼三十余万。这些寺庙大都装璜宏伟,选材考究。最大的是永宁寺,寺中佛殿模仿皇宫中的太极殿样式修建,并有僧房一千余间,尽是珠玉绵绣炫饰而成;寺里还建有九层木塔(浮屠),塔高四十余丈,雕刻精湛,巧夺天工;塔上四面悬铃,为风一激,清音泠泠,声闻十里。(南北朝历史  www.cha138.com)另外的永明、景明诸寺也都有一千间以上的僧房。这些寺庙平日里香火旺盛,待到佛教节曰或高僧讲经之时,那更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高级僧侣出行还会锣鼓喧天,出警入跸仿佛帝王们一般。就是如璎珞、慈善等小寺院的僧尼们也都耀武扬威如同官僚。其他宗教的信仰者较佛教少,庙观也不能同佛寺相媲美。  自迁都以后,北魏帝国的各方面都得到比较块的发展,真可谓盛极一时。在这样一个承平盛世之下,谁还会去吟诵什么《黍离》诗呢?谁还记得孝文帝流下的眼泪呢?  北魏太和十九年(公无495年),孝文帝正式迁都洛阳。此时洛阳的重建尚未完工,“于时宫殿初构,终始务广,兵民运材,日有万计”,“自迁都之后,经略四方,又营洛邑(洛阳),费用甚广”。孝文帝死后,他的继承人们并没有为他节省开支,对巳十分紧张的财力并不感冒。他们为自已修建了各式各样的皇家园林及游乐场所。最有名的是华林园。这座园林地处洛阳东北建春门的御道北侧,是在魏晋的园址基础上扩建的。有一大眼弯弯曲曲长达三里的翟泉傍在园林东边。华林园中有“大海”,也就是翟泉水形成的湖泊,又叫汉天渊池。池中有曹丕时代建造的九华台。后来又扩建了清凉殿、蓬莱山、仙馆、钓台殿、虹霓阁等等。皇帝们就在湖上乘船游玩于蓬莱虹霓之间,过着做神仙的瘾。湖西面有藏冰室,六月时,将冬天储藏的冰块分赐百官,以作恩典。  湖西南山水相连;景山殿、温风室、露寒馆飞阁相通,凌山跨谷,雕栏玉砌,宛若长虹。  景山殿南的百果园中有一种仙人枣,枣长五寸,内核细小如针,肉味鲜美,时人称之为“西王母枣”,说是出自昆仑山。此外,各种奇花异草、仙桃灵果应有尽有。  “王者为天下表”。皇帝们都如此奢华,就更不指望臣子们安份守纪了。各宗室贵族们的私家园林多集中在王子坊。他们“争修园宅,互相竟夸”,“崇门丰室,洞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苏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这些园林中有名的当数河间王元琛、临淮王元彧、清河王元怿及高阳王元雍的私家苑囿了。元雍有僮仆六千,青楼女子五百;元琛挥金如土、日费亿钱。这两位亲王曾经比富,元琛把马槽都做成银的,在窗户上雕刻金龙吐旆、玉凤衔玲,宴席上的水精杯、玛瑙碗、赤玉卮等更不计其数。元琛还夸口说:“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祟不见我。”要知道,石崇可是西晋首富,家财巨亿,富可敌国。估计石崇见了元琛也会自愧不如吧。看来,北魏不仅继承了西晋的都城,还继承了它的奢靡。  先前反对孝文帝迁都的人很多,但自从在洛阳过上幸福而奢侈的生活之后,却对孝文帝的所有汉化政策都赞不绝口;他们着汉服、从正音、学汉礼通通奉行。什么旧都平城、什么北边六镇、什么柔然骚扰统统一股脑地抛开了。在灯红酒绿的温柔乡里作春梦比干什么都好。  在洛阳城中醉生梦死的帝王将相、门阀强宗们那里知道城外的变化呢?  全国上下贪污成风,“政以贿立”。各大权臣把持朝政后卖官鬻爵、敲诈勒索;各地方大员自认山高皇帝远,在地方上肆意聚敛,敲骨吸髓。  四方起义、叛乱不断,南朝时常入侵。由于战乱频仍,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土地兼并死灰复燃,均田制出现动摇;税收官员乱改度量衡,重税使得农民流离失所,纷纷逃亡,或出家为僧尼或被贵族官僚收作部曲、奴隶或铤而走险聚众造反。  柔然威胁与日俱增,边塞地区屡遭劫掠;兵役、徭役无日不有,平民百姓苦不堪言。边境上“死者相枕于道路,至于枯朽腐烂而无人收拾;每逢阴雨则鬼鸣四起,惊怖骇人”。  佛教寺院里实行教职制,分昭玄统、沙门都、州三藏、州僧主、州律主、寺主、都维那等等。庞大的寺院产业基本上掌握在高级僧侣手中。他们平时道貌岸然、正襟危坐,开坛讲经时威若神佛,私下里却怀抱娈童、狎戏青楼女子,山珍海味吃得决不比皇室贵族们差。那些数以百万计的低级僧侣不过是他们的奴隶罢了。由于忍受不了上级僧侣的压榨,他们只好即反佛法又反王法了。  整个北魏帝国在迁都洛阳后不到三十年就面临着全面的崩溃。这时还是没有人想起孝文帝的《黍离》之悲。谁又会料到洛阳的一切将再次成为废墟呢?  不过很快,洛阳会再一次陷入《黍离》之悲中。

北魏孝文帝为何迁都洛阳

太和九年颁布「均田令」,太和十年订定三长制和新租调制,只花了四、五年时间,均田制基本上就确立了。此时,孝文帝有了余裕可以进行下一步作为,而这项重大决策就是迁都。

北魏原来的国都在平城,也就是代京,是远从战国时代就存在的名城,位于草原与农耕的分界点上。太和十八年(西元四九四年),孝文帝拓跋宏将国都迁离平城,换到洛阳。迁都当然是大事,不可能基于单纯一个原因,肯定有多方考虑。不过值得特别强调的是,迁都和「均田令」这两项举措,对于北魏的国家结构产生的影响是联系在一起的,说明北魏对中原农业的依赖程度愈来愈高。

除此之外,迁都的另一个考量是军事上的因素。拓跋氏南迁之后,柔然在北方草原崛起,几次征伐后,拓跋氏转而诉诸修筑长城的被动防御,但愈是被动,柔然就愈是坐大强悍,也就必然威胁到平城的安全。以相对于柔然的地理位置来看,平城显然过于偏北。

还有一个同样不容忽视的经济因素。定都平城之后,很多人以各种不同理由来到平城,居住在平城和周围的地区。然而平城附近的地理环境却无法负担一座城市如此的膨胀成长,到了孝文帝即位前,平城就出现过好几次粮荒的记录。

为什么频频出现粮荒?因为都城人口增加了,过去足以提供平城使用的粮食产量,现在变得不够了。尤其在心理上,相较于南方地区,北方无论在农业生产条件或居住条件上,都让人愈来愈觉得荒凉。《魏书.祖莹传》中记录了一首当时人们传唱的歌,叫做〈悲平城〉:「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这哪像是在描述一座都城、一个政权的中心所在地呢?

刚从草原进来时,平城对拓跋氏来说是个好地方。然而随着拓跋氏的势力往南扩张,相较于南方的景色和南方所能提供的条件,平城及其周围的北方环境,就愈看愈显得荒凉。一方面是因为人口增加;而另一方面,都城百姓对生活的期待和要求也提高了,这就使得平城的经营愈来愈困难。

到了孝文帝时,朝廷每年都必须耗费人力物力,用牛车将粮食及其他物资从南方运送上来,这样的安排让政府的负担愈来愈重,当然也给孝文帝带来很大的刺激,不得不认真思考往南迁都的事。

不过,迁都洛阳除了军事和经济的考量之外,当然还有文化的因素。文化因素的影响清楚体现在孝文帝最早选择的迁都之处,不是洛阳,而是以前曹魏一度定都的邺城(今河北临漳)。邺的位置比洛阳更北,而且周围的农业生产状况也比洛阳好。从东汉灵帝朝以降,洛阳经历了反覆的战乱破坏,经济很难恢复。换句话说,单纯从军事和经济角度看,邺具备了比洛阳更好的都城条件。

然而邺城建设到一半,孝文帝还是放弃了邺,改选洛阳。促成如此改变的主要力量,是观念上和文化上的。拓跋宏此时的自我想像,不再是鲜卑拓跋氏的族长,而是中国皇帝。他有了皇帝的自我认知,也有了要统治整个北方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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