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皇帝宗庙禘、祫（殷）祭祖礼制考论

Posted 2023-01-04 祭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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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皇帝宗庙禘、祫（殷）祭祖礼制考论

南朝皇帝宗庙禘、祫（殷）祭祖礼制考论

　　古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宗法社会，祖先崇拜在思想意识和社会生活领域处于显赫地位。自先秦时起，作为祭祀祖先的礼制性场所的宗庙，逐渐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在宗庙中举行的类型繁多、仪式复杂的祭祀礼仪活动，成为统治者祈求祖先神灵庇佑的重要方式。据大致于先秦、秦汉时期陆续撰写成书的若干传世文献，例如《诗经》、《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尔雅》记载，商周时，在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孟月（夏历的正月、四月、七月、十月）举行的“四时祭”，以及每五年举行两次、祭祀规格比“四时祭”更加隆重的“禘”、“祫”（或谓之殷）祭，是王室举行的两种主要宗庙祭祖礼仪。这一记载特别是“禘”、“祫”祭的举行时间、方式的记载与目前有关考古资料记载的商、周相关祭祖礼仪存在较大差异，但由于受时代变迁、文献缺略及礼仪变革等因素的影响，秦汉时人对此或许已不尽通晓。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后，儒家学说在政治、思想、学术和社会生活诸领域中的主导地位逐渐确立。上述典籍记载的所谓“四时祭”、“禘”、“祫”祭，也就不可避免的被汉代人视为“周礼”，成为规范皇帝宗庙祭祀礼制的权威依据。与“四时祭”简易明了、后人基本没有争议不同的是，自汉代起，历代儒者围绕禘、祫祭礼的举行方式、时间间隔等问题，聚讼纷纭，这或许也是导致汉晋时期皇帝宗庙“禘”、“祫”祭礼制变更不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南朝时，社会动荡、人民流离史不绝书。儒学虽然呈现衰弊不振的“中衰”迹象，但三礼学却呈现出一枝独秀的繁盛面貌。由于南朝历代对礼学的作用始终保持比较清醒的认识，因而无不重视礼制建设，《周礼》记载的吉、凶、军、宾、嘉五礼国家制度化，自魏晋时萌芽，至梁武帝时宣告完成。尽管南朝对以往礼制尤其是晋代礼制多有沿袭，但也不乏因时适宜有所变革、创新。这在南朝皇帝宗庙“禘”、“祫”（殷）祭祖礼制问题上，表现较为明显。鉴于目前中外学人尚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比较系统、明确的研究，笔者拟在借鉴前人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南朝皇帝宗庙“禘”、“祫”祭祖礼制的具体形态、其与历代政治、学术等因素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一考察。

　　一、南朝宋皇帝宗庙“殷”祭礼制

　　南朝宋皇帝宗庙“殷”祭礼制系兼采东汉、晋制度及东汉儒者何休、郑玄等人的相关诠释而制定。因而，欲探讨宋皇帝宗庙“殷”祭礼制问题，首先需要对汉代以后历代皇帝宗庙“禘”、“祫”（殷）祭礼制以及历代儒者的相关诠释作一简略的叙述，以明其渊源。

　　尽管西汉时若干儒者例如韩婴、孔安国、刘向、韦玄成、刘歆等人曾对典籍记载的“禘”、“祫”祭的含义进行了诠释，但其成为国家典制，大概是汉元帝以后的事情。而且，当时实行的是每间隔一年举行一次合祭历代祖先的“祫”祭，没有“禘”祭。西汉末年及王莽新朝时，对皇帝宗庙祭礼进行了变革，“禘”祭的地位得到提升，成为与“祫”祭并列的宗庙大祭。而且，“祫”祭由以往的每间隔一年举行一次，调整为每三年举行一次。东汉初，依据张纯的建议，以“禘”、“祫”祭为合祭历代祖先、审谛昭穆次序的宗庙大祭，或许为了避免人们仅仅依据祭名而将其视为两种不同的祭礼，故合称为“殷”。在没有较大事件、社会变动影响的前提下，东汉举行“殷”祭礼的时间间隔基本是一个固定的常数，即在五年周期内，在第三年冬十月举行“祫”祭；两年以后，在第五年的夏四月举行“禘”祭，“祫”祭、“禘”祭之间的间隔均为五年。这种时间安排方式虽然便于现实中礼仪的实施，但其与当时在思想文化、社会生活领域居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之间的抵牾、冲突却日益彰显。假定以十年为考察周期，可以看出，从第三年举行“祫”祭至第五年举行“禘”祭，其间间隔十八个月；而从第五年举行的“禘”祭至第二个五年周期首次举行的“祫”祭，其间间隔竟长达四十二个月之久。这种黩、疏不均的时间安排显然并不合理。而且，祭礼的举行时间与儒家倡导的三年丧礼也不相关涉，自然遭到儒者的抨击。为消弭上述缺陷，东汉中、后期，何休、郑玄等儒者对“禘”、“祫”祭礼的含义、举行的时间等问题进行了新的诠释。何休、郑玄认为，“禘”、“祫”祭是受祭对象不同的两种祭礼。就“禘”、“祫”祭礼举行时间而言，何休认为：“礼：禘祫从先君数……三年丧毕，遭禘则禘，遭榆则祫。”即虽然一旦确定宗庙“禘”、“禘”祭祖礼的举行时日后，就应按照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的时间间隔顺次举行。但皇帝在三年丧期间，即便到以往预定举行“禘”、“祫”祭礼的时日，祭礼也应停废不行。三年丧礼结束后，再按照以往确定的既定时日，举行“禘”、“祫”祭礼。郑玄则提出，除新君即位元年至三年外（二年三年丧毕，举行初次“祫”祭，三年春举行第一次“禘”祭），以一、六为尾数的年份举行“祫”祭，以三、八为尾数的年份举行“禘”祭；除三年丧毕后举行的“禘”、“祫”外，其余“禘”、“祫”祭礼计年通数，每二年举行一次“祫”祭，而后通计此三年在内，再加两年，合计五年举行一次“禘”祭。“禘”、“祫”祭各自相距五年。三国魏时，遵循郑玄学说者与王肃围绕“禘”、“祫”祭异同、举行时间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由此导致魏、西晋时皇帝宗庙“禘”、“榆”祭礼制变更不定。东晋成帝咸康六年（340年）至穆帝永和二年（346年）间，为改变郑玄、王肃学说导致宗庙“禘”、“祫”祭礼时间安排繁杂的弊端，开始实行每三十个月举行一次的“殷”祭制度，且祭礼的举行时间往往不因为其他事故特别是三年丧礼的原因而停止或推迟。

　　虽然由于史书记载的疏略，南朝宋除文帝、孝武帝时期外，其他几代皇帝宗庙“殷”祭礼制并不是很明晰。但据孝武帝时范义、周景远等人之语可知，宋初，皇帝宗庙“殷”祭礼制兼采东汉、两晋制度，以“禘”、“祫”为合祭历代祖先的同一种祭礼：“凡禘祫大祭，则神主悉出庙堂，为昭穆以安坐，不复停室也。”举行祭祀的时间，既大体沿袭汉晋以来于夏四月、冬十月举行祭礼的惯例，以及东晋中后期实行的每三十个月举行一次“殷”祭的制度，又依据何休、郑玄等儒者学说，相应进行了变革，即于三年丧礼结束后举行“殷”祭礼。宋皇帝宗庙“殷”祭礼制与何休学说相异之处在于，“殷”祭礼举行的年月并不是依据先君确立的时日顺次排列，而是遵循郑玄三年丧礼结束后，更改以往既定时日，重新确定宗庙“禘”、“祫”祭礼举行年月的学说定制。这或许是当时师古与变古、兼采古制以消弭情、礼冲突的具体反映。永初三年（422年）五月，宋武帝刘裕卒。当时在应遵循三年丧礼还是遵循西汉文帝以来确立的短丧权制决定宗庙“殷”祭礼举行时间的问题上存在争议。傅亮以为：“权制即吉，御世宜尔。宗庙大礼，宜依古典。”这清楚地表明了决策者在此问题上的基本态度：在涉及现实重大问题时，应当依据现实的需要，采取合乎时宜甚至是非常规的措施；但在关乎纲常名教的基本问题上，则应遵循古礼行事。宋武帝永初元年，“改晋所用王肃祥禅二十六月仪，依郑玄二十七月而后除”。文帝元嘉元年（424年）八月，三年丧毕后，遵循东汉、晋以来相沿多用四月、十月举行“殷”祭，以及东晋中、后期每三十个月举行一次“殷”祭的惯例，于该年十月举行宗庙“殷”祭礼。如此依次顺延，夏四月举行宗庙“殷”祭礼的年份应有427、432、437、442、447、452诸年，冬十月举行“殷”祭礼的年份应有424、429、434、439、444、449、454诸年。因而文献中才有“元嘉六年九月，太学博士徐道娱上议曰：‘祠部下十月三日殷祠，十二日烝祀’”、“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殷祀”的记载。孝武帝孝建元年（454）十二月礼官奏议中才有“依旧今元年十月是殷祠之月”之语。453年二月，宋文帝欲废黜太子刘劭却被刘劭杀害，当时尚在三年丧期间，依照三十个月一“殷”祭间隔，原应在454年十月举行的“殷”祭礼被取消。如果将此次“殷”祭礼推迟至明年四月举行，则尚未举行禫祭，与礼不合。范义对此提出异议后，孝武帝命礼官对此问题进行讨论：“国子助教苏玮生议：‘……求之古礼，丧服未终，固无裸享之义。自汉文以来，一从权制，宗庙朝聘，莫不皆吉。……殷祠礼既弗殊，岂独以心忧为碍？’太学博士徐宏议：‘三年之丧，虽从权制，再周祥变，犹服缟素，未为纯吉，无容以祭。谓来四月，未宜便殷，十月则允。’太常丞臣朱膺之议：‘……未稃不得祭也。……今权宜存古礼，俟毕三年。旧说三年丧毕，遇禘则禘，遇祫则祫。……何必全许素冠可吉禘。纵《公羊》异说，官以礼为正，亦求量宜。“郎中周景远参议：‘……谓博士徐宏、太常丞朱膺之议用来年十月殷祠为允。’诏可。”苏玮生认为，不举行禫祭就举行“殷”祭的做法虽然不合古礼，但如果遵循西汉文帝以来既葬除丧的制度，那么明年四月举行“殷”祭礼，也合乎情、礼。徐宏、朱膺之提出不同见解。他们认为，应等明年三年丧礼结束、举行禫祭后，在十月举行“殷”祭礼。周景远引用宋初成例，赞同徐朱等人的见解，因而确定于孝建二年十月举行宗庙“殷”祭礼。自孝武帝孝建元年起，宗庙“殷”祭礼举行年份重新起端：夏四月举行“殷”祭礼的年份应有458年、463年，冬十月举行“殷”祭礼的年份则应有455年、460年。孝武帝大明七年（463年）二月，礼官因故欲将原定于四月举行的“殷”祭礼推延至七月举行。这一建议不符合以往于四月、十月举行“殷”祭礼的传统，周景远认为：“案《礼记》云：‘天子祫禘祫尝祫烝。’依如礼文，则夏秋冬三时皆殷，不唯用冬夏也。……博士徐干据《礼》难安国。干又引晋咸康六年七月殷祠，是不专用冬夏。……今若以来四月未得殷祠，迁用孟秋，于礼无违。参议据礼有证，谓用孟秋为允。”周景远据《礼记·王制》夏、秋、冬三季都可以举行“殷”祭的记载，援引东晋成帝于咸康六年七月举行“殷”祭的先例，认为七月举行“殷”祭礼与古礼并不冲突，其说被采纳。综合上述可知，宋在沿袭东晋每三十个月举行一次“殷”祭制度的基础上，主要依据郑玄学说，进行了较大调整，于新帝即位二十七个月三年丧礼结束后，重新确定“殷”祭礼的举行时月。因而，陈戍国先生认为南朝宋皇帝宗庙“殷”祭礼制与晋代制度大致相同的观点，并不确切。

　　二、南齐皇帝宗庙“殷”祭礼制

　　南齐建国初，曾经围绕宗庙“殷”祭礼举行时间问题展开过辩论。博洽礼学的王俭依据《礼记》、《春秋》有关记载，借鉴汉、晋尤其是宋宗庙“殷”祭制度，制定齐宗庙“殷”祭礼制。南齐在以“稀”、“祫”祭为一祭，于夏四月、冬十月举行祭礼方面，与晋宋制度如出一辙。其与宋制不同之处，在于改变因丧期或其他变故而取消宗庙“殷”祭礼的制度。依据两汉以来短丧之制，仿照东晋有关制度，不因丧而改变“殷”祭礼举行的时月，但在若干场合下，可以因重要丧事而暂时推迟“殷”祭礼举行的时月。王俭建议，建元元年（479）十月举行宗庙“殷”祭礼，以此作为皇帝宗庙“殷”祭礼举行时月的起端。自此以后，按照每三十个月举行一次“殷”祭礼的时间间隔，五年内举行两次“殷”祭礼。如此，则下一次举行宗庙“殷”祭的时间应是建元四年四月。该年三月，齐高帝卒，四月应举行的“殷”祭礼本应被取消，但王俭依据西汉、东晋以来既葬除服的成规，援引《春秋》经传的有关记载，主张由武帝亲自主持宗庙祭礼，这样可以兼顾情、礼：“朝聘烝尝之典，卒哭而备行，婚禘搜乐之事，三载而后举……晋宋因循，同规前典，卒哭公除，亲奉烝尝，率礼无违，因心允协。”按照每三十个月举行一次“殷”祭礼的时间间隔，于十月举行“殷”祭礼的年份应为永明二年（484）、七年，于四月举行“殷”祭礼的年份应为永明五年、十年。文献有关记载与此大致相符：永明五年“夏四月庚午，车驾殷祠太庙。”十年四月，由于武帝的弟弟萧嶷去世，因此原应于该月举行的宗庙“殷”祭礼暂停不行。按照丧服礼，齐武帝本应为其弟服齐衰不杖期。由于丧期被缩短，故宗庙“殷”祭礼被推迟至该年十月举行：“冬十月……甲午，车驾殷祠太庙”。据此可知，与宋兼采东汉、东晋制度以及何休、郑玄学说制定皇帝宗庙“殷”祭礼制不同的是，南齐皇帝宗庙“殷”祭礼制大体沿袭东晋中后期制度。

　　三、梁皇帝宗庙“禘”、“祫”祭祖礼制

　　梁初基本沿用晋、宋、齐制度：“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谓之殷祭。禘以夏，祫以冬，皆以功臣配。”以“禘”、“祫”为合祭历代祖先的同一祭礼，分别在夏季、冬季举行。虽然“三年一稀，五年一祫”之制与东汉以来历代相沿的“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制度不同，但与“五年而再殷祭”的古礼基本相符。与宋齐皇帝宗庙“殷”祭礼制不同的是，梁皇帝宗庙“禘”、“祫”祭礼制尽管与郑玄学说有相符之处，但“禘”、“祫”祭礼举行的时间间隔却与郑玄学说以及汉以来的传统皆不相同。天监三年（504），何佟之提出，“祫”祭大，“禘”祭小：“禘于首夏，物皆未成，故为小。祫于秋冬，万物皆成，其礼尤大。……近代稀祫，并及功臣，有乖典制，宜改。”“祫”大“禘”小，是郑玄在宗庙“祫”、“禘”祭礼规格高低问题上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西汉刘歆、东汉张纯、贾逵，魏晋之际的王肃等儒者皆以为，“禘”、“祫”是同一种祭礼，而不是两种不同的祭礼，因而无所谓大小之分；西汉刘向、东汉何休、马融等儒者虽然认为“禘”、“祫”祭是受祭对象不同的两种祭礼，但“禘”祭规格高于“祫”祭。在魏晋时期普遍以“禘”、“祫”祭为同一种祭礼的时代背景下，袁准虽然认为“禘”、“祫”祭是两种不同的祭礼，但他又认为“禘”祭大、“祫”祭小。何佟之、崔灵恩等主张“禘”祭小、“祫”祭大，显系依据郑玄学说立论。何佟之的建议被梁武帝采纳，改变了晋宋以来以“禘”、“祫”祭为同一祭礼的传统，对“禘”、“祫”祭的受祭对象做出比较明晰的区别：“自是祫祭乃及功臣”。举行“祫”祭时，功臣一并配祭；举行“储”祭时，功臣不与祭。这表明两晋时，在某种程度上因王肃学说的兴起而暂时沉寂的郑玄学说，又逐渐对当时思想学术、国家礼仪制度施加深刻影响，这无疑也是东晋南北朝时期思想学术领域“《礼》则同遵于郑氏”学风的具体体现。

　　尽管如此，梁代也并非丝毫不爽的遵循郑玄学说，在“禘”、“祫”祭礼举行时间间隔问题上，对郑玄学说进行了变更。梁天监三年后，皇帝宗庙“禘”、“祫”祭礼时间间隔为“二年一禘、五年一祫”，三、五不相通数之制。梁为何将汉代以来历代相沿的“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制改为“三年一柿、五年一祫”之制？这可能与当时对郑玄“禘”小“祫”大、三、五通数说的理解有误有关。一般说来，判断一种祭礼规模大小的主要标准，就是看这种祭礼前后举行间隔时间的长短。一般说来，规模越大、越隆重的祭礼，前后间隔时间应越长，反之则短。据郑玄学说可知，除了新君即位后举行的第一次“禘”、“祫”祭礼外，尽管其余“禘”、“祫”祭礼都是相距各自五年，即前一次“祫”祭与第二次“祫”祭相隔五年，前一次“禘”祭与第二次“禘”祭相隔也是五年，但是从“祫”—“禘”—“祫”祭之间的间隔不难看出，“祫”—“禘”祭之间相隔二年（通计举行“禘”祭之年），而“稀”—“祫”祭之间相隔则为三年（通计举行“祫”祭之年）。梁代儒者可能以为，三、五不应通数，而应各自计数确定举行祭礼的时间，故而改变以往“禘”、“祫”祭礼制度，实行“三年一禘、五年一祫”祭祀礼制。这种祭祀时间间隔方式，可能会出现的一个结果是，在某一年会同时举行“禘”、“祫”两种祭礼。只是由于史料的匮乏，我们已经难以确知当时是否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过辩论。

　　虽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南朝皇帝宗庙“禘”、“祫”（殷）祭祖礼制大体上沿袭晋制，但也不乏依据适时原则而有所变通之处。宋皇帝宗庙“殷”祭礼制是对古礼及以往制度，尤其是兼采东汉、东晋制度，以及东汉儒者何休、郑玄学说综合而成，应无疑义。尽管以往学人多认为南学简约：“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南人学问，清通简要”。但就宋皇帝宗庙“殷”祭礼制而言，其繁缛琐碎较之以往毫不逊色。南齐大致沿袭东晋制度。或许由于受当时学术领域礼学宗郑趋向的影响，梁一改晋以来以宗庙“禘”、“祫”祭为同一祭礼的传统，依据郑玄学说，以“禘”、“祫”祭为两种祭礼，且“禘”祭小、“祫”祭大，形成与两汉以来历代相沿的“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传统不同的“三年一禘、五年一祫”，且三、五不相通数之制。由此导致南朝皇帝宗庙礼制时常处于调整、变化的动态过程，这无疑也是南朝历代对“礼仪之用尚矣。然而历代损益，每有不同，非务相改，随时之宜故也。……任己而不师古，秦氏以之致亡，师古而不适用，王莽所以身灭”历史经验教训有深刻体会的具体反映。不难看出，师古、适时，兼顾情、礼，应是南朝历代制定皇帝宗庙“禘”、“祫”（殷）祭祖礼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始祖就是太祖，太祖就是始祖，大唐太庙里的那点事

友情提醒：本文大约有七千七百多字，纯枯燥的制度文，如果对大唐宗庙礼制没兴趣，请慎点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古代中国，祭祀从来都是大事情，宗庙制度在社会生活和政治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宗庙制度也有各种演变。唐代宗庙制度最初延续北朝的五庙制，后来随着政治需要，演变成七庙、九庙，从四室，到六室、七室，乃至九室、十一室、十二室。一、从五庙到七庙大唐建国初期，在宗庙制度这块继续沿袭北周和隋朝的「 ”五庙”制，武德元年（618）五月，李渊把父世祖元皇帝李昞、祖太祖景皇帝李虎、曾祖李天锡、高祖李熙四亲奉入宗庙，只立了四世亲庙。「”武德元年五月，备法驾迎宣简公，懿王、景皇帝、元皇帝神主，祔于太庙，始享四室。”（《旧唐书》志五）（见表1）李渊立四庙可不是他家先辈寒微不知名姓，而是沿袭北朝的「 ”一太祖四亲庙”的五庙模式。这个五庙（实有四庙）模式一直到高祖李渊驾崩才打破。贞观九年（635）五月，太上皇李渊驾崩，谏议大夫朱子奢建议立七庙，堂堂大唐天子，仅仅立四世亲庙，和诸侯有什么区别？太掉分了，难以体现皇帝至尊无上的尊贵气势；中书侍郎岑文本也建议参考晋宋旧例，立六亲庙。唐太宗李世民采纳的臣子们的建议，增修太庙，把他六世祖弘农府君李重耳也奉进太庙，同时把他爹李渊也奉进太庙，至此，唐宗庙由五庙（实有四庙）变成七庙（实有六庙）。太庙里的位序依次为弘农府君李重耳、宣简公李熙、懿王李天锡、景帝李虎、元帝李昞、高祖李渊。（见表2）从五庙转变为七庙，是为了突出皇帝至高无上的身份地位，强化尊卑贵贱礼仪，对于希冀加强皇权的太宗皇帝来说，何乐而不为呢？二、令人苦恼的始祖问题太宗陛下比较苦恼的是以谁为始祖的问题，大唐建国后，攀附十六国西凉的建立者李暠，就是为了抬高皇室的门第，免得大家议论他们老李家出身低，没有悠久历史、高贵血统可炫耀。因此，太宗就想以李暠为大唐的始祖，这个想法得到了房玄龄等人的支持，但是，於志宁反对。老于认为西凉从建国到灭亡也太短了点，并没有啥值得炫耀的，根本不必要让大唐盛业以弹丸西凉为始祖，再说，从汉代以来大家都是以开国皇帝或者近世祖先（肇基之祖）为始祖，我们大唐为毛要立一个那么远的八竿子也打不着的始祖？太宗陛下一脸尴尬，只好赞成老于头，唐初的始祖争议就不了了之暂时搁置。「”时议者欲立七庙，以凉武昭王为始祖，房玄龄等皆以为然。志宁独建议以为武昭远祖，非王业所因，不可为始祖。”（《旧唐书》·於志宁传）三、七庙进行时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太宗李世民驾崩，六月初一，太子李治继位，是为高宗，该让老爹进太庙了，进一个就得迁出来一个，该迁谁呢？礼部尚书许敬宗说，按照礼法，弘农府君对于陛下您来讲已经是七世祖，六世亲尽，应该迭毁，迁进西夹室。「”弘农府君庙远亲杀，详据旧章，礼合迭毁。臣等参议，迁奉神主，藏于夹室，本情笃教，在理为弘。”（《旧唐书》志五）当年八月庚子，奉太宗神主祔于太庙，迁弘农府君李重耳进西夹室，皇帝宗庙数依旧是六庙：宣简公李熙、懿王李天锡、景帝李虎、元帝李昞、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见表3）高宗也觉得自己家没有拎出手的祖宗，还是基于自卑感，为了抬高自己家的门第，就在乾封元年（666）二月，追尊老君李耳为太上玄元皇帝，为之造祠堂，设令、丞各一人。看！我老祖宗是太上老君李耳，是神仙，多高大上！咸亨五年（674）八月，高宗又追尊曾祖父李天锡为光皇帝，高祖父李熙为宣皇帝。弘道元年（683）十二月，高宗李治在改元当天驾崩，年五十六岁，太子李显继位，是为中宗。中宗根本没来及把老爹送进太庙，屁股还没有坐稳当，就在次年，嗣圣元年（684）二月，被老娘武则天废为庐陵王幽禁起来，豫王李旦被立为皇帝，改元文明。文明元年（684）八月，睿宗奉老爹高宗进太庙，把他的七世祖宣帝李熙迁进西夹室宗庙位序依次为：光帝李天锡、景帝李虎、元帝李昞、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见表4）垂拱四年（688）正月，武则天在东都为高祖、太宗、高宗立三庙，四时享祀，如京城太庙之仪，又别立武氏的崇先庙。四、始祖就是太祖天授元年（690）九月九日，武则天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睿宗李旦被降为皇嗣，武则天在神都（东都）立武氏七庙。天授二年（691）三月，遭遇亡国的大唐宗庙被改为享德庙，只有高祖、太宗、高宗爷仨被四时享祀，以上诸位庙门紧闭喝西北风吧！高宗追尊的神仙老君祖先，武大帝也不认账的！直到神龙元年（705）二月，中宗李显复位，李唐的宗庙才恢复以往的威风，重新抖起来，老君李耳的玄元皇帝称号也被恢复。这个时候呢，太常博士张齐贤就说了，我们大唐的所谓天子七庙，并不符合古礼，因为不够七室，应该把迁出去的宣皇帝重新奉回宗庙，这样才够七庙之数。他又提出之前以李暠为唐始祖的问题，张齐贤认为太祖就是始祖，周朝以后稷为始祖、文王为太祖是不合礼经的，应该以始封之君为太祖，百代不迁。像汉代高祖刘邦受命，就以高祖为大汉太祖；魏武曹操创业，就是魏太祖，晋宣帝司马懿创业，实为晋太祖，周以文帝宇文泰为太祖，隋以武元帝杨忠为太祖，都是始封之君的缘故，我们大唐景皇帝始封唐公，实为太祖，何必以凉武昭王为始祖呢？何况凉武昭王勋业不广，后主就失国了，「 ”今乃舍封唐之盛烈，崇西凉之远构，考之前古，实乖典礼。”曹魏都不以曹参为太祖，刘宋也没有以楚元王为太祖，齐、梁不以萧何为太祖，陈不以陈胡公为太祖，隋不以杨震为太祖，那我们为毛以凉武昭王为太祖呢？「 ”伏寻礼经，始祖即是太祖，太祖之外，更无始祖。” 总结一句话，张齐贤的意思就是说，太祖和始祖是一回事，我们应该以景皇帝李虎为大唐太祖，再把宣皇帝请回太庙，满足礼经所记的七室之数就行。太常博士刘承庆、尹知章不赞同张齐贤请回宣帝的建议，他们认为宣帝于中宗来讲，已经是七世祖，六世亲尽了，不应该为了刻意追求与天子七庙古礼相符合，再来违背古礼。两边吵吵不下，中宗就让大臣们商量，最后综合双方意见，礼部尚书祝钦明上奏说，依张齐贤的意见以景皇帝为太祖，依刘承庆等人意见尊崇六室。没多久，神龙元年（705）六月，中宗就把皇兄李弘，追上庙号义宗。李弘就是武则天早死的那个大儿子，上元二年（675）四月薨，五月被老爹高宗追尊为孝敬皇帝，也是唯一一例爹追尊儿子为帝的事例。随即在七月，中宗亲自把光帝、太祖景帝、代祖元帝、高祖、太宗、高宗、义宗七位皇帝神主升祔东都太庙，凑满七室。（见表5）五、不要脸的唐玄宗景龙四年（710）六月，中宗稀里糊涂的被毒死，韦皇后总理庶政，立庶子温王李重茂为新君，改元唐隆，才把中宗送进太庙还没有考虑该迁谁的问题，韦皇后的新政府就被睿宗父子推翻，睿宗重新登基，改元景云。在景云元年七月到十一月之间，大唐的宗庙位序依次为：光帝、太祖景帝、代祖元帝、高祖、太宗、高宗、义宗、中宗八室。（见表6）这就不合规矩了，因此，在十一月，睿宗让大臣讨论该把谁从太庙里迁出来，按说该把光帝李天锡送西夹室了，但是光帝是中宗、睿宗兄弟的六世祖，亲缘并没有尽，迁他也不合适啊！这时候中书令姚崇、吏部尚书宋璟就上奏说义宗孝敬皇帝没有登过大位，是崩后追尊的，按《春秋》之义，国君继位未逾年的都不叙昭穆，何况义宗没有做过一天皇帝呢？应该在东都为义宗别立一庙，把义宗夫妻迁袝过去给中宗让位置就行。睿宗欣然采纳，把大哥义宗李弘另立庙，三哥中宗奉进太庙。「 ”冬十月甲申，诏孝敬皇帝神主先祔太庙，有违古义，于东都别立义宗庙。”（《旧唐书》睿宗本纪）这时候的宗庙位序依次为：光帝、太祖景帝、代祖元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七室。（见表7）开元四年（716）六月，太上皇睿宗驾崩，该进太庙了，这回该迁玄宗七世祖光帝李天锡了，这个没问题，但是在中宗、睿宗兄弟的位序上又产生争议。博士陈贞节、苏献上奏说，应该按照晋代贺循的做法，兄弟同昭穆，睿宗上承高宗，虽然中宗有中兴之功，但是他没有后嗣，就应该像汉成帝那样出为别庙。除了把中宗拉出太庙，陈贞节还建议应该以玄宗生母昭成皇后配享睿宗，把睿宗的嫡妻肃明皇后也安置在别庙。唐玄宗很高兴的采纳陈贞节的建议，为伯父中宗在太庙之西另立中宗庙，把自己的小老婆亲妈奉进太庙配享亲爹，嫡母则留在仪坤庙。「”十一月丁亥，徙中宗神主于西庙。”（《旧唐书》玄宗本纪）看看陈贞节，这就是所谓的文人嘴脸，谄媚皇帝已经枉顾礼法了。太常卿姜皎又建议把天后圣帝武氏改为则天皇后武氏，将作大匠韦凑建议义宗孝敬皇帝位止东宫，未尝南面，不宜称宗，应该去庙号，仅称孝敬皇帝，唐玄宗都一一采纳。因为中宗别立庙，光帝得以继续留在太庙，当时太庙位序依次为：光帝、太祖景帝、代祖元帝、高祖、太宗、高宗、睿宗七室。（见表8）六、不合时宜的孙平子唐玄宗采纳陈贞节的意见把中宗迁出皇帝宗庙，除了冠冕堂皇的无后理由外，还有就是中宗在位任由韦武作乱，也引起时人的非议，当然最不能说出口的就是把中宗排斥出皇帝宗庙系统，无形中就是提高睿宗一系的地位，把祖母武则天的帝号去掉自然是否定武周的合法性。但不管怎么说，都是中宗中兴了大唐，在太庙西侧为中宗修建宗庙，实在有点违背情理，因此，还是有不少人同情中宗的。随即在当年十二月，中宗的定陵寝殿发生灾异，次年（717）正月，太庙屋坏，不得不把神主移到太极殿，玄宗为此还素服避正殿，辍朝五日，「 ”日躬亲祭享”，下令修太庙。以这个灾异为借口，河南府人孙平子诣阙上书皇帝，提出「”中宗孝和皇帝既承大统，不合迁于别庙。”为中宗叫屈，唐玄宗就令宰相召集礼官和孙平子辩论。太常博士陈贞杰、苏献等人坚持之前的意见，孙平子面对朝廷礼官单打独斗，毫不怯场，引经据典，让陈、苏诸人不能对，当时苏颋知政事，他和苏献是从祖兄弟，当然给自己兄弟帮忙，就权势压人，把孙平子贬为康州都尉，孙平子到任后不久就去世。虽然孙平子被贬斥，但时人对中宗被迁的事也议论纷纷，玄宗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提礼治和孝道，经过几年的反复权衡，以尊崇孝道为由，遵循「”从宜”、「”适会”、缘情制礼的原则，变更古礼，扩建太庙，从七庙扩建到九庙。七、七庙变九庙开元十年【722】玄宗下诏把中宗移就正庙，令有司择日移迁。开元十一年（723）四月，把中宗神主迁袝到太庙，中宗别庙拆毁。同年八月，追尊八代祖宣皇帝李熙庙号献祖，七世祖光皇帝李天锡庙号懿祖，把献祖李熙又请回太庙。此时太庙位序依次为：献祖、懿祖、太祖、代祖、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九室。（见表9）通过开元十一年扩建九庙来看，唐朝还是把兄弟当异昭穆了，中宗、睿宗兄弟算两代，这一点上，唐朝远不如晋朝变通。天宝二年（743）正月，玄宗追尊玄元皇帝李耳为大圣祖玄元皇帝，三月，追尊李耳的父母李敬和益寿氏为先天太上皇、先天太后。李小三还不过瘾，又追尊始祖皋陶为德明皇帝，凉武昭王李暠为兴圣皇帝，看俺们李家多牛！天宝八载（749）闰六月，册圣祖李耳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还把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都加上「 ”大圣皇帝”字样，他们的皇后都加上「 ”顺圣皇后”字样。天宝十载（751）为皋陶和李暠立庙，为兴圣庙。天宝十三载（754）二月，玄宗又追尊祖宗一波，李耳为大圣祖高上大广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从高祖到睿宗五帝依次追加谥号，列位看官记得，谥号就是这么被李小三玩坏的。安史之乱，宗庙毁于战火，等至德二载（757）克复之后，新作九庙神主，弘农府君李重耳的神主就不造了。肃宗元年（762）四月，太上皇玄宗驾崩，肃宗也病重，玄宗崩后第十三天，由皇太子李豫监国，改元年为宝应元年，次日，肃宗崩，太子继位是为代宗。玄宗、肃宗父子也挺会赶趟的，让代宗麻烦一回，把父祖奉进太庙，把献祖李熙、懿祖李天锡父子俩祧出来进西夹室。此时的太庙位序依次为：太祖、代祖、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肃宗九室。（见表10）太祖李虎终于正位，但随之而来一个新问题，太祖在太庙正位了，作为他的父亲和祖父的献祖、懿祖却在西夹室，有点不好看，有他二位在，太祖就不能理直气壮啊！让献祖、懿祖屈居夹室，也不符合尊崇祖先孝道的伦理观念，因此引起众多非议，但朝廷一时半会找不到解决矛盾的途径，也就此搁置。这个时候可以看出，因为祖宗泛滥，是否有庙号已经不是宗庙迁毁与否的准则了，就算是有庙号也照迁不误。八、唐太祖艰辛的正位路大历十四年（779）五月，代宗李豫驾崩，太子德宗李适继位，十二月，代宗升祔太庙，为了祧谁的问题再次发生争执。代宗升祔，按照顺序是该祧太祖李虎了，但是李虎是大唐的始封之君，受命于天，怎么能祧他呢？因此，颜真卿建议，迁太祖的儿子代祖李昞，「 ”代祖元皇帝，地非开统，亲在七庙之外。代宗皇帝升祔有日，元皇帝神主，礼合祧迁。” 颜真卿还特意提出，太祖、高祖、太宗三位应该万世不迁，「 ”伏以太宗文皇帝，七代之祖；高祖神尧皇帝，国朝首祚，万叶所承；太祖景皇帝，受命于天，始封于唐，元本皆在不毁之典。”其余列位祖宗按三昭三穆，亲尽就迁毁。德宗采纳颜真卿的建议，升祔代宗，祧出代祖。此时的太庙位序依次为：太祖、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九室。随后，在建中二年（781），陈京提出解决代宗时期搁置的一个问题，就是献祖、懿祖在夹室屈尊在儿孙太祖之下的问题，陈京提议，把二位老祖奉置到兴圣皇帝庙，和皋陶、李暠两位远祖一起受祭。德宗让大臣商议，一直吵吵到贞元十一年（795）才下令，正式确定太祖在宗庙的始祖地位，把献祖、懿祖二位神主升祔兴圣庙，贞元十九年（803）三月十五，正式升祔。（见表11）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二十三，德宗驾崩，太子顺宗李诵继位，随即在永贞元年（805）八月初四禅位给太子宪宗李纯，为太上皇。宪宗继位的当年十一月，因为升祔德宗神主，大臣们讨论该迁谁，杜黄裳和王泾建议迁高宗神主到西夹室，理由和颜真卿的一样，都认为太宗应该还太祖、高祖一样万世不迁，「”伏以太祖景皇帝受命于天，始封元本，德同周之后稷也。高祖神尧皇帝国朝首祚，万叶所承，德同周之文王也。太宗文皇帝应天靖乱，垂统立极，德同周武王也。” 其实按照礼法，升祔德宗，不应该迁高宗的，因为高宗是顺宗的六世祖，还没有亲尽呢，但是唐朝礼官把中宗、睿宗兄弟视为异昭穆，那就是两代了，所以就迁高宗进西夹室。此时的太庙位序依次为：太祖、高祖、太宗、中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九室。顺宗很快驾崩，在元和元年（806）七月，也该升祔太庙，王泾建议说中宗在三昭三穆之外已经亲尽，应该进西夹室。九、倒霉的唐中宗中宗本来是宪宗的六世祖，按照礼法是不该迁祧的，但还是因为唐代把兄弟当异昭穆的失误，和高宗一样要稀里糊涂被迁祧。这时候，有司说了，中宗好歹是中兴大唐，做为中兴之君，符合祖有功而宗有德宗庙世世不毁的原则啊！应该在万世不迁之列吧！宪宗就让大家讨论到底该不该迁中宗，那不迁中宗，就该迁睿宗了，那可是宪宗的直系六世祖啊！如果迁睿宗不迁中宗，大唐后期都是睿宗子孙，脸往哪搁？王泾、蒋武等礼官、史官就说了，啥叫中兴啊？不是从我手里丢掉的，由我收复了，那才叫中兴，比如汉光武帝、晋元帝，都是中兴之君；从我手中丢掉的，又因为别人帮忙收复了，那只能叫反正，不能叫中兴，比如晋惠帝、晋安帝，中宗和惠、安一样，叫反正，不叫中兴，凭啥万世不迁？「”凡非我失之，自我复之，谓之中兴，汉光武、晋元帝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复之，晋孝惠、孝安是也。” 得了，中宗进夹室吧！宪宗这招狠，连中宗的中兴之君头衔都给扒掉了。此时的太庙位序依次为：太祖、高祖、太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九室。（见表12）元和十五年（820）正月，宪宗驾崩，太子穆宗李恒继位。四月，宪宗要升祔太庙，河南节度使李夷简上书请求给宪宗庙号定为祖，穆宗下诏大臣商议，太常博士王彦威认为宪宗不宜称祖，太宗造有华夏，玄宗扫清内难，肃宗收复两京，都没有称祖，大行皇帝的功业能比他们三位还大？穆宗采纳了王彦威的意见。宪宗升祔太庙，该迁睿宗了，此时的太庙位序依次为：太祖、高祖、太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九室。之后，沿袭中宗、睿宗兄弟为异昭穆的原则，穆宗诸子敬宗、文宗相继继位后，都按照异昭穆升祔太庙，穆宗、敬宗、文宗父子三人升祔后，玄宗、肃宗、代宗三帝被相继迁毁。到武宗继位后，太庙位序依次为：太祖、高祖、太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见表13）十、兄弟异昭穆的弊端等到武宗驾崩，叔叔宣宗李忱在位时，兄弟异昭穆的弊端冒出来了，要是按照前面惯例，升祔武宗，就该迁毁德宗了，但是德宗是宣宗的曾祖父，是武宗的高祖父，别说六亲没尽，连四亲都没尽呢！因此，礼官们经过讨论，参考晋代贺循的兄弟同昭穆制度，九庙制度要依据世数，而不应该依据神主数。经过这次调整，会昌六年（846）五月，升祔武宗神主到太庙，把敬宗、文宗、武宗列为一室，重新把宣宗的高祖父代宗李豫请回太庙，这时太庙位序依次为：太祖、高祖、太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九庙十一室。（见表14）坊间传闻说宪宗之死是穆宗所为，再加上各种私怨，宣宗对嫡兄穆宗李恒一系很不感冒，御史大夫李景让揣测宣宗之意，就提出把穆宗和三个儿子迁出太庙，还真对上宣宗的心思，让大臣讨论，结果没有一个人赞成李景让的意见，宣宗只好悻悻然放弃。「”宣宗衔穆宗旧怨，景让建请迁敬、文、武三主，以犹子行为嫌，请还代宗以下主复入庙，正昭穆。事下百官议，不然，乃罢。”（《新唐书》李景让传）之后宣宗升祔太庙，位列敬、文、武三帝之上，上承宪宗，与穆宗同昭穆，不用迁祧，就变成九庙十二室。太庙位序依次为：太祖、高祖、太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宣宗、敬宗、文宗、武宗九庙十二室。（见表15）十一、不伦不类的大唐太庙懿宗李漼升祔太庙，他与敬、文、武三帝是堂兄弟，本该兄弟同昭穆的，但这个时候，大唐已经风雨飘摇，稀里糊涂就把懿宗又算一世，把代宗祧出去了，仍旧是九庙十二室。太庙位序依次为：太祖、高祖、太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宣宗、敬宗、文宗、武宗、懿宗九庙十二室。（见表16）僖宗李儇升祔太庙，又迁德宗，太庙位序依次为：太祖、高祖、太宗、顺宗、宪宗、穆宗、宣宗、敬宗、文宗、武宗、懿宗、僖宗九庙十二室。（见表17）昭宗李晔升祔太庙，本来该和僖宗同昭穆的，礼官继续错下去，又成了异昭穆，把顺宗祧出去了。太庙位序依次为：太祖、高祖、太宗、宪宗、穆宗、宣宗、敬宗、文宗、武宗、懿宗、僖宗、昭宗九庙十二室。（见表18）哀帝？哀帝亡国了，不用纠结太庙的事了。十二、猴格说礼法从来都是为皇权服务，通过唐代的宗庙演变可以清楚的看到，有些礼官谄媚皇帝过分的令人发指，陈贞节为了讨好玄宗就把中宗迁祧，让玄宗生母配享睿宗，反而让睿宗嫡妻居别庙；李景让谄媚宣宗，竟然提出把穆宗父子四人迁居别庙，得亏没人附议，宣宗也没那么胆大枉顾嫡兄穆宗。不过，宣宗崩后，位列敬、文、武三帝之上，就像晋代简文帝位列成、康、穆、哀之上一样荒唐，都是礼官不作为所致。然大环境自古亦然的，迎合媚上才是主流，像孙平子那样循规蹈矩死板礼法的不合时宜之辈，只能是被贬黜冷落的下场。就是这样。图表系猴格自制。图片来自网络侵删，图片不代表历史人物。参考资料：郭善兵帝王宗庙、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文献通考、庙制图考等透过表象寻找历史真相，以史为论，诉说个人见解。有喜欢辽夏金元的朋友可以关注猴格，不会让您失望！当然，还有后宫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