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国宝的北魏大臣古弼为何敢当面顶撞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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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国宝的北魏大臣古弼为何敢当面顶撞皇帝
北魏皇帝拓跋焘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在任期间,基本上统一了北方,还攻取了南方不少地盘,算是一代雄主。他手下有位名叫古弼的大臣,是一位刚直之辈,做事很有原则,甚至敢顶撞拓跋焘。
据《北史》记载,某年,拓跋焘在西河狩猎,下令主管官吏提供狩猎的马匹,古弼居然上了一匹比较瘦弱的战马,这分明是跟皇上抠门。拓跋焘极其恼怒,威胁说:“尖头奴,你居然敢跟我计较,回到宫里再砍你的头。”古弼脑袋比较尖,像一支笔,因此拓跋焘骂他为“尖头”,而古弼的外号就是“笔头”。古弼倒是不怕,他回答说:“如果让皇上打猎打得不开心,那罪过还小;如果让国家陷入没有充足战备的窘境,那我的罪就大了。现在我们南北两边都有强大的敌人,敌人窥视我们的边境和国土,这才是我最大的忧虑;我选择比较肥壮的马作为战马,将较次的马用来狩猎,如果利于国家,我死又何惜。您是明主,可以跟我说道理,如果有罪,就算在我古弼身上,与其他人无关。”
古弼讲清楚了道理,认为战备资源不能用来狩猎,我这样做是为国家利益,不是为满足你一时之快,然后又有所担当。
拓跋焘毕竟是明理的皇帝,听完后,笑着说:“有臣如此,国之宝也。”他不仅没有治古弼的罪,还奖赏给他一袭衣服、两匹马、十头鹿。
还有一位对皇帝抠门的大臣,是后唐时期的张承业,他是主管国库的官员。某年,后唐庄宗李存勖举行宴会,李存勖要儿子专门为张承业跳了一段舞。舞毕,张承业拿出宝带和马作为打赏,李存勖面子上挂不住了,直接说:“老张,我儿子缺的是钱,你还是赏钱吧。”没想到张承业不答应,说:“我掌管的是国家的钱,不能私自动用。”李存勖很恼火,数落了张承业几句,张承业也不相让,说:“我守着国库,是为了国家能成大业。如果你觉得我碍事,把我撤职算了。到时候,财散了,兵也散伙了,承担后果的恐怕不止我一个。”一番话让李存勖清醒了。
古弼和张承业坚持自己的财政权,哪怕是皇帝的命令,只要不符合国家原则,也不会松手乱开国库,看似抠门,其实是为国家省钱,为朝廷节流,要让钱用到刀口上。他们是合格的管家。
北魏大臣古弼如何让太武帝拓跋焘虚心认错?
公元444年春,北魏大臣古弼接到了一封上谷地区(今河北张家口一带)的群众来信,信中反映:“(上谷皇家)苑囿过度,民无,乞减太半,以赐贫人。”由这短短十六字里,不难想象上谷皇家园林多么硕大多么繁华多么绮丽,不难听到失地贫民的呼声多么悲怆多么急切多么强烈!皇家园林的“过度”膨胀,使得许多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因此,他们希望朝廷“还田于民”,减掉上谷苑的大半面积“赐给”贫民耕种。俗话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面对上谷百姓正当合理的诉求,古弼心急如焚,眼看临近春耕时节,他不敢怠慢,揣着奏折,急匆匆跑进宫。
不料事不凑巧,古弼见到太武帝拓跋焘时,拓跋焘正在与给事中刘树下围棋,一门心思扑在棋局上,哪会在意这位古先生?可叹古先生十万火急地跑进宫来,原本是要上陈民意,以解民忧,然而拓跋焘却偏偏“志不在弼”,不闻不问地把他晾在一边。古弼不便打扰,无奈之下只得耐心坐等,心里却火烧火燎一般。然而,“弼坐良久,不获陈闻”,坐了老半天冷板凳,皇帝依然没搭理他,还是没有获得奏事的机会,于是这一下,古弼火了,满腔义愤像火山一样爆发……
不过,古弼情急之中头脑清醒,知道这“火”不能直接“发”到皇帝身上。他急中生智,遂拿刘树“问责”。说时迟,那时快,古弼“忽起,捽树头,掣下床,搏其耳,殴其背,曰:‘朝廷不治,实尔之罪!’”这个情节很有意思,正襟危坐的古先生,突然跳将起来,举动如闪电似的,一把揪住刘树的头发,把他拉下胡床(矮凳子),紧接着一手拽住刘树的耳朵,一手攥成拳头打他的后背,并且边打边骂:“国家的事情没有治理好,都是你这小子的罪过!”刘树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搞懵了,可拓跋焘心里明白,你古先生指桑骂槐是冲着我来的,旋即变了脸色,丢下手中的棋子(“失容舍棋”),尴尬地对古弼说:“没有听你奏事,实在是我的过错,小刘有什么罪过?快把他放了!”
皇帝表态认了错,愿意“担责”,这正是古弼在内心煎熬中所期待的,于是他立即放过刘树,转而仗义执言,向拓跋焘一一奏明实情。拓跋焘听了,“皆可其奏”,答应了古弼的请求,顺应民意,把上谷苑的一半土地分给了贫民。事后,古弼觉得自己的举动太失礼,于是光着头赤着脚到官署里去“自劾请罪”。拓跋焘知道了,便把他召去,对他说:“先生何罪之有?快把帽子戴上,把鞋穿上吧!今后,只要是利国利民的事,即使造次越礼,你也要去做,不要有什么顾虑!”
看来,拓跋焘这个“天之骄子”还能够顾大局,识大体,懂得关注民生疾苦,是个豁达大度、善纳民意的君主。古弼无奈之下点了一把火,冒犯了“君威”,他不但不怪罪,而且反思己过,抚慰古弼,鼓励他大胆干。平心而论,古弼刚正执著、务实惠民的精神值得赞赏,但搅了皇帝的雅兴,敢于犯颜儆戒,皇帝尊严何存,面子何在?要知道那是一千多年前的君主专制时代,弄不好就会丢官去职,甚至性命攸关,人头落地。
所幸拓跋焘深知古弼禀性“质直”,又是个报国爱民而不惜生死的贤人,故而才使得一场危机得到了化解。可见,“主明臣直”,没有上级领导者的开明通达,闻过则改,也就没有下级部属的直言敢谏,官场中如果没有形成一个上下良性互动的政治环境,即使有古弼一样的社稷之臣,也难成就大事。
每读史,常感叹谀臣庸官好做,直吏诤臣难当。也就是这位古弼先生,在太武帝拓跋焘死后不久的452年,就因为“议不合旨”,即与文成帝拓跋濬(拓跋焘之孙)的意见不同,竟遭枉杀,真是惜哉悲哉!皇权专制下,古弼的幸运不可能永远都有,所谓“好皇帝”史不多见,盖由专制制度使然也。然而尽管如此,历史终究不会遗忘古弼这样的仁人,他心系百姓、为民请命的铮铮风采,至今依然在我们眼前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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