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改革的两面性,发展北方经济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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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1、孝文帝改革的两面性,发展北方经济是其中之一

2、三国魏晋 六镇暴动和葛荣起义

孝文帝改革的两面性,发展北方经济是其中之一

孝文帝改革是历史上一场非常重要的改革,北魏也由此巩固了其在北方的统治,但是也难免有其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

孝文帝改革的正面

1、北方社会经济有了明显发展:农业生产工具得到改进,兴修水利、开垦荒地,粮食产量增多,畜牧业得到发展。手工业生产日益活跃,商业活动也日趋活跃。

2、政权封建化加速:迁都洛阳以后,鲜卑统治者接受了汉族先进文化制度,大大加速了北魏政权的封建化进程,对北魏社会政治生活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促进了民族的交流和融合:北魏孝文帝改革不仅缓和了民族矛盾,巩固了封建统治,更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为结束长期分裂局面,重新走向国家统一奠定了基础。促进了民族大融合。

孝文帝的改革是北魏政治、经济发展以及鲜卑族进一步封建化的必然结果。但从另一方面,孝文帝的改革也促进了北魏政治、经济的发展,体现了民族融合的巨大作用。鲜卑族用武力征服了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但却不得不被汉族较高的文化所征服,并从中吸收了汉族文化精华,更加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巩固了封建统治。同时汉民族也从中吸收了鲜卑族文化中优秀的部分,使自己的发展更为完善。

孝文帝的改革体现了民族融合的巨大推动作用。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就是各个民族不断交流、融合所产生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应该具有高度的民族凝聚力与民族情感,懂得民族间的尊重与友爱。然而孝文帝的改革也遇到了鲜卑旧贵族的强烈反对,在孝文帝的坚决镇压下才保证了汉化政策的推行,巩固了改革的成果,由此也可见孝文帝改革的勇气与决心以及高瞻远瞩的改革眼光。

孝文帝改革的负面

一度因改革而强盛的北魏王朝,在孝文帝死后仅30余年便迅速地分崩离析,走向灭亡了,这事实本身就很自然会引起历史学者对孝文帝改革(尤其是他的汉化措施)的作用与意义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并形成不同的看法。因此,对孝文帝改革持否定态度者也不乏其人(尽管仅占少数)。早在古代,批评孝文帝汉化政策的言论就多见于有关典籍,马端临、叶适、王夫之、赵翼等人均在自己的著作中斥责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汉化,是好名慕古而不实见国家大计,强调国势之衰,实始于此。一传而宣武,再传而孝明,而鼎祚移矣。指出孝文帝是典型的虚伪之徒,拓跋宏之伪也,儒者之耻也。夫宏之伪欺人而遂以自欺久矣。

当代,对孝文帝汉化改革持否定意见的论著明显增多。陈汉玉《也谈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4期)、郝松枝《全盘汉化与北魏王朝的速亡──北魏孝文帝改革的经验与教训》(《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赵向群等《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与拓跋民族精神的丧失》(《许昌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等论著,就是其中的代表者。

其主要观点是:一是孝文帝改革的思想和内容是恢复礼乐,是迂腐的儒化,消极的汉化,学来的主要是汉文化的糟粕,汉人的繁缛腐朽。二是孝文帝的改革不但没有振兴北魏,反而加速了北魏国家和拓跋民族的衰亡。认为孝文帝汉化改革,丢掉的是拓跋的长处──勇武质朴,削弱了北魏的军事力量,这是孝文帝终不能强大魏国的重要原因。三是孝文帝推行的不加扬弃的全盘汉化,尤其是大定族姓,移植门阀士族制度,这使得尚无文化积淀的鲜卑拓跋贵族迅速腐化,这严重消蚀了北魏统治者的锐气与活力,激化了社会矛盾与冲突,致使北魏统治迅速由盛转衰,归于灭亡。总之,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不适合北魏国家的国情和族情,是北魏政治危机的开端,北方的革命性完全被南方的虚腐性所取代,其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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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魏晋 六镇暴动和葛荣起义

六镇暴动和葛荣起义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促进了北方社会的进步,加快了鲜卑各族封建化的进程。随着民族界限的消失和封建经济的发展,北魏统治阶级贪婪残暴的本性也迅速暴露出来。

鲜卑贵族利用皇室赋予的种种特权,霸占了大量田产、牧场,垄断了重要的工商业。为了麻痹人民思想,北魏政府大力提倡佛教,兴建寺庙,耗费了无数钱财和民力。据史书记载:在迁都洛阳后的20年内,寺庙侵夺的民居达到三分之一,修建的佛殿达500余座。开凿洛阳伊阙石窟,先后征调民夫80多万。

在统治阶级的重重盘剥下,均田制已经名存实亡。失地和少地的农民,有的流落他乡,有的再次沦为地主的佃客和豪族的奴隶,有的则逃到寺庙当差,或成为下层僧侣。

阶级矛盾迅速激化,迫使农民不断举行起义。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的反抗,也风起云涌。

北魏初年,为了防御柔然族进攻,保障国都平城的安全,北方边境不设州郡,由军镇直接统治。镇将和定居边地的各族头领、豪强,圈占了边镇少有的全部沃野,只给贫苦百姓留下瘦瘠的沙石土地。边民中有许多是战争中的俘虏,还有从内地流放来的大量囚徒,生活比一般百姓艰难,经常缺衣少食,挨打受骂,地位和奴婢没有两样。边镇的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日子也十分艰难。

边镇的军民对北魏的统治极端仇恨,终于酿成了一场空前规模的边镇军民大暴动。

孝明帝正光四年(公元523年),柔然统治者阿那瓌(guī)入侵怀荒镇,掳走了两千多军民和几十万头牲畜。原本贫困不堪的当地军民,遭此浩劫,无法活命,请求镇将开仓发粮,却又遭到了蛮横的拒绝。愤怒的军民杀死镇将于景,举起了反抗北魏统治的大旗。

怀荒镇的暴动,像一声春雷,响彻了周边各镇。沃野镇匈奴族人破六韩拔陵也啸聚饥民,杀死了镇将,响应起义,攻下了武川(今内蒙古武川)、怀朔(今内蒙古固原西北)两镇。受排挤的下级将领、士兵以及汉、匈、羌等各族劳苦大众,也卷入了起义的浪潮。半年时间,边境六镇天翻地覆,官军闻风丧胆。

腐朽的北魏朝廷,见起义军声势浩大,赶紧调兵遣将,前往镇压。破六韩拔陵的义军作战英勇,锐不可当。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一战,官军几遭全歼,起义军控制了边境六镇。

六镇各族的豪强地主,纠集反动武装,勾结北魏官军,镇压义军;还引入10万柔然军,从武川镇向沃野镇进攻。义军被迫渡过黄河,又遭到了北魏大军的截击。破六韩拔陵率部与敌军短兵相接,英勇搏斗,最后壮烈牺牲。20万降卒被北魏政府强迁到河北地区安置。他们在路上遭到北魏押送官兵的侮辱和虐待,冻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

河北各地豪强大族集中,土地兼并十分剧烈。六镇群众前来就食,人地生疏,借贷无门,于是又爆发了河北各族人民的联合大起义。

孝昌元年(公元525年),迁到上谷(今河北怀来)的鲜卑人杜洛周起义,攻下了附近的郡县,围攻燕州(今北京昌平一带),北魏安州(今河北丰宁境)戍卒2万余人响应。第二年底,又大举进攻范阳(今河北涿县)。范阳人民捕杀北魏官吏,大开城门,欢迎杜洛周的起义军。

早在这年正月,迁入定州怀朔镇的边兵鲜于修礼,在左人城(今河北唐县)起义。后来,鲜于修礼被叛徒元洪业杀死。不久,元洪业又被部将葛荣杀死,收编所部。杜洛周与葛荣领导的义军,并肩战斗,配合默契,屡败官军,攻下了河北的许多郡县。

葛荣也是边兵出身,作战英勇,善于指挥。这年九月,他进攻瀛州(今河北河涧)。孝明帝惊慌失措,忙派曾经镇压过边镇暴动的元渊和元融分兵两路,前往截击。葛荣甩开元渊的部队,以轻骑兵直奔今河北蠡县白牛逻,袭击元融,斩杀官兵无数。元融也未逃脱。

葛荣攻占瀛州后,自立为天子,建国号为齐,年号广安。

元渊退守定州后,整天烧香拜佛,祈求神灵保佑。定州守将意欲将他押送京师。元渊得到消息,立即逃往博陵(今河北安平),途中被葛荣的部队杀死。

不久,葛荣率部略地博陵,俘斩了魏军统帅元琛,随后加兵冀州(今河北冀县)、殷州,控制了河北的大部地区。

此时杜洛周正向南部扩展势力,攻下了许多州郡。在这大好形势下,两支部队产生矛盾,相互火并。葛荣势力强大,杀了杜洛周,吞并了他的队伍。内部分裂,将士二心,严重削弱了起义军内部的团结和战斗力。

葛荣踌躇满志,一面派兵围攻邺城,一面布置进攻洛阳的准备工作。

那时,北魏腐朽不堪,大权落到了与皇室关系密切的羯族酋长尔朱荣手中。他探知葛荣的前锋已经越过汲郡(今河南汲县东南),便带领7万精锐骑兵,从晋阳突出太行,向葛荣侧翼猛烈进攻。

葛荣自恃兵力雄厚,又听说尔朱荣只有7万兵马,便命令部队在邺城以北摆开阵势,长达数十里,把兵力全部暴露在敌人面前。尔朱荣经验丰富,一眼看出了起义军的弱点,遂将主力埋伏在附近山谷中,然后以少量骑兵佯装进攻,败下阵来,向后撤退。葛荣以为官军不堪一击,命令部队穷追,中了尔朱荣的埋伏。

葛荣在激战中负伤,当了俘虏,被送到洛阳后牺牲。余部由韩楼率领撤回幽州(今北京市),后来,又转战到山西境内,坚持斗争了很长一段时间,战死者不下十余万人。

北魏各族人民的大起义,是各族人民反压迫、反奴役斗争的又一次高潮。它虽然被镇压下去,却沉重地打击了北魏政权。其后出现的两个割据政权——东魏、西魏,只是它覆灭前的回光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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