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改革的两面性,发展北方经济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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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帝改革的两面性,发展北方经济是其中之一
孝文帝改革是历史上一场非常重要的改革,北魏也由此巩固了其在北方的统治,但是也难免有其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
孝文帝改革的正面
1、北方社会经济有了明显发展:农业生产工具得到改进,兴修水利、开垦荒地,粮食产量增多,畜牧业得到发展。手工业生产日益活跃,商业活动也日趋活跃。
2、政权封建化加速:迁都洛阳以后,鲜卑统治者接受了汉族先进文化制度,大大加速了北魏政权的封建化进程,对北魏社会政治生活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促进了民族的交流和融合:北魏孝文帝改革不仅缓和了民族矛盾,巩固了封建统治,更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为结束长期分裂局面,重新走向国家统一奠定了基础。促进了民族大融合。
孝文帝的改革是北魏政治、经济发展以及鲜卑族进一步封建化的必然结果。但从另一方面,孝文帝的改革也促进了北魏政治、经济的发展,体现了民族融合的巨大作用。鲜卑族用武力征服了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但却不得不被汉族较高的文化所征服,并从中吸收了汉族文化精华,更加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巩固了封建统治。同时汉民族也从中吸收了鲜卑族文化中优秀的部分,使自己的发展更为完善。
孝文帝的改革体现了民族融合的巨大推动作用。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就是各个民族不断交流、融合所产生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应该具有高度的民族凝聚力与民族情感,懂得民族间的尊重与友爱。然而孝文帝的改革也遇到了鲜卑旧贵族的强烈反对,在孝文帝的坚决镇压下才保证了汉化政策的推行,巩固了改革的成果,由此也可见孝文帝改革的勇气与决心以及高瞻远瞩的改革眼光。
孝文帝改革的负面
一度因改革而强盛的北魏王朝,在孝文帝死后仅30余年便迅速地分崩离析,走向灭亡了,这事实本身就很自然会引起历史学者对孝文帝改革(尤其是他的汉化措施)的作用与意义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并形成不同的看法。因此,对孝文帝改革持否定态度者也不乏其人(尽管仅占少数)。早在古代,批评孝文帝汉化政策的言论就多见于有关典籍,马端临、叶适、王夫之、赵翼等人均在自己的著作中斥责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汉化,是好名慕古而不实见国家大计,强调国势之衰,实始于此。一传而宣武,再传而孝明,而鼎祚移矣。指出孝文帝是典型的虚伪之徒,拓跋宏之伪也,儒者之耻也。夫宏之伪欺人而遂以自欺久矣。
当代,对孝文帝汉化改革持否定意见的论著明显增多。陈汉玉《也谈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4期)、郝松枝《全盘汉化与北魏王朝的速亡──北魏孝文帝改革的经验与教训》(《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赵向群等《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与拓跋民族精神的丧失》(《许昌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等论著,就是其中的代表者。
其主要观点是:一是孝文帝改革的思想和内容是恢复礼乐,是迂腐的儒化,消极的汉化,学来的主要是汉文化的糟粕,汉人的繁缛腐朽。二是孝文帝的改革不但没有振兴北魏,反而加速了北魏国家和拓跋民族的衰亡。认为孝文帝汉化改革,丢掉的是拓跋的长处──勇武质朴,削弱了北魏的军事力量,这是孝文帝终不能强大魏国的重要原因。三是孝文帝推行的不加扬弃的全盘汉化,尤其是大定族姓,移植门阀士族制度,这使得尚无文化积淀的鲜卑拓跋贵族迅速腐化,这严重消蚀了北魏统治者的锐气与活力,激化了社会矛盾与冲突,致使北魏统治迅速由盛转衰,归于灭亡。总之,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不适合北魏国家的国情和族情,是北魏政治危机的开端,北方的革命性完全被南方的虚腐性所取代,其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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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魏晋 六镇暴动和葛荣起义
六镇暴动和葛荣起义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促进了北方社会的进步,加快了鲜卑各族封建化的进程。随着民族界限的消失和封建经济的发展,北魏统治阶级贪婪残暴的本性也迅速暴露出来。
鲜卑贵族利用皇室赋予的种种特权,霸占了大量田产、牧场,垄断了重要的工商业。为了麻痹人民思想,北魏政府大力提倡佛教,兴建寺庙,耗费了无数钱财和民力。据史书记载:在迁都洛阳后的20年内,寺庙侵夺的民居达到三分之一,修建的佛殿达500余座。开凿洛阳伊阙石窟,先后征调民夫80多万。
在统治阶级的重重盘剥下,均田制已经名存实亡。失地和少地的农民,有的流落他乡,有的再次沦为地主的佃客和豪族的奴隶,有的则逃到寺庙当差,或成为下层僧侣。
阶级矛盾迅速激化,迫使农民不断举行起义。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的反抗,也风起云涌。
北魏初年,为了防御柔然族进攻,保障国都平城的安全,北方边境不设州郡,由军镇直接统治。镇将和定居边地的各族头领、豪强,圈占了边镇少有的全部沃野,只给贫苦百姓留下瘦瘠的沙石土地。边民中有许多是战争中的俘虏,还有从内地流放来的大量囚徒,生活比一般百姓艰难,经常缺衣少食,挨打受骂,地位和奴婢没有两样。边镇的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日子也十分艰难。
边镇的军民对北魏的统治极端仇恨,终于酿成了一场空前规模的边镇军民大暴动。
孝明帝正光四年(公元523年),柔然统治者阿那瓌(guī)入侵怀荒镇,掳走了两千多军民和几十万头牲畜。原本贫困不堪的当地军民,遭此浩劫,无法活命,请求镇将开仓发粮,却又遭到了蛮横的拒绝。愤怒的军民杀死镇将于景,举起了反抗北魏统治的大旗。
怀荒镇的暴动,像一声春雷,响彻了周边各镇。沃野镇匈奴族人破六韩拔陵也啸聚饥民,杀死了镇将,响应起义,攻下了武川(今内蒙古武川)、怀朔(今内蒙古固原西北)两镇。受排挤的下级将领、士兵以及汉、匈、羌等各族劳苦大众,也卷入了起义的浪潮。半年时间,边境六镇天翻地覆,官军闻风丧胆。
腐朽的北魏朝廷,见起义军声势浩大,赶紧调兵遣将,前往镇压。破六韩拔陵的义军作战英勇,锐不可当。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一战,官军几遭全歼,起义军控制了边境六镇。
六镇各族的豪强地主,纠集反动武装,勾结北魏官军,镇压义军;还引入10万柔然军,从武川镇向沃野镇进攻。义军被迫渡过黄河,又遭到了北魏大军的截击。破六韩拔陵率部与敌军短兵相接,英勇搏斗,最后壮烈牺牲。20万降卒被北魏政府强迁到河北地区安置。他们在路上遭到北魏押送官兵的侮辱和虐待,冻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
河北各地豪强大族集中,土地兼并十分剧烈。六镇群众前来就食,人地生疏,借贷无门,于是又爆发了河北各族人民的联合大起义。
孝昌元年(公元525年),迁到上谷(今河北怀来)的鲜卑人杜洛周起义,攻下了附近的郡县,围攻燕州(今北京昌平一带),北魏安州(今河北丰宁境)戍卒2万余人响应。第二年底,又大举进攻范阳(今河北涿县)。范阳人民捕杀北魏官吏,大开城门,欢迎杜洛周的起义军。
早在这年正月,迁入定州怀朔镇的边兵鲜于修礼,在左人城(今河北唐县)起义。后来,鲜于修礼被叛徒元洪业杀死。不久,元洪业又被部将葛荣杀死,收编所部。杜洛周与葛荣领导的义军,并肩战斗,配合默契,屡败官军,攻下了河北的许多郡县。
葛荣也是边兵出身,作战英勇,善于指挥。这年九月,他进攻瀛州(今河北河涧)。孝明帝惊慌失措,忙派曾经镇压过边镇暴动的元渊和元融分兵两路,前往截击。葛荣甩开元渊的部队,以轻骑兵直奔今河北蠡县白牛逻,袭击元融,斩杀官兵无数。元融也未逃脱。
葛荣攻占瀛州后,自立为天子,建国号为齐,年号广安。
元渊退守定州后,整天烧香拜佛,祈求神灵保佑。定州守将意欲将他押送京师。元渊得到消息,立即逃往博陵(今河北安平),途中被葛荣的部队杀死。
不久,葛荣率部略地博陵,俘斩了魏军统帅元琛,随后加兵冀州(今河北冀县)、殷州,控制了河北的大部地区。
此时杜洛周正向南部扩展势力,攻下了许多州郡。在这大好形势下,两支部队产生矛盾,相互火并。葛荣势力强大,杀了杜洛周,吞并了他的队伍。内部分裂,将士二心,严重削弱了起义军内部的团结和战斗力。
葛荣踌躇满志,一面派兵围攻邺城,一面布置进攻洛阳的准备工作。
那时,北魏腐朽不堪,大权落到了与皇室关系密切的羯族酋长尔朱荣手中。他探知葛荣的前锋已经越过汲郡(今河南汲县东南),便带领7万精锐骑兵,从晋阳突出太行,向葛荣侧翼猛烈进攻。
葛荣自恃兵力雄厚,又听说尔朱荣只有7万兵马,便命令部队在邺城以北摆开阵势,长达数十里,把兵力全部暴露在敌人面前。尔朱荣经验丰富,一眼看出了起义军的弱点,遂将主力埋伏在附近山谷中,然后以少量骑兵佯装进攻,败下阵来,向后撤退。葛荣以为官军不堪一击,命令部队穷追,中了尔朱荣的埋伏。
葛荣在激战中负伤,当了俘虏,被送到洛阳后牺牲。余部由韩楼率领撤回幽州(今北京市),后来,又转战到山西境内,坚持斗争了很长一段时间,战死者不下十余万人。
北魏各族人民的大起义,是各族人民反压迫、反奴役斗争的又一次高潮。它虽然被镇压下去,却沉重地打击了北魏政权。其后出现的两个割据政权——东魏、西魏,只是它覆灭前的回光返照。
相关参考
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原因孝文帝之所以要改革政策是因为经济、政治和民族等多方面的原因,所以才不得不开始改革。首先是经济,经济上相比其他时期相对落后,再是政治,因为是少数民族的原因,所以跟中原汉族的政治体制比
黄河流域的社会经济,只是在西晋的太康时期一度有恢复发展,此后经八王之乱和五胡十六国时期的破坏,社会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北魏统一以后,社会比较稳定,情况稍有好转。孝文帝改革以后,才开始有所发展。1、农
汉代的统治阶级和思想家们深刻反思和总结秦代灭亡的历史教训,认识到传统的肉刑不利于封建政权的稳固,也由于汉文帝继位以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比较稳定,从而决定了汉文帝汉景帝时期实行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改革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孝文帝拓跋宏进行的一系列有利于鲜卑族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改革,不仅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也对中国古代以来直至今天的民族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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